首先，目前大背景下，中興在美國的全面被禁，波及到了中國的科技股。聯想作為手機和電腦的硬體製造商，在美國的銷售會遭遇很多麻煩。但聯想在港股有兩家上市公司，還有一隻聯想控股，表現非常優秀，類似於復星集團的復星國際，也是家創投公司，聯想控股非常成功投資案例有神州租車個拉卡拉，前陣子，聯想控股成為港股漲幅的佼佼者。打回來繼續說聯想集團，除了業績一般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遭到了港股做空機構的重點關照。在做空影響下，聯想集團的股價也是非常配合的一路下滑，做空機構也是非常成功的找到了這個做空標的股，這隻股票最低時只有3毛錢，如果被恆生指數剔除出股指成分股後，相信會繼續大幅度下跌。

所以請謹慎購買。

曾經的中國企業標杆

曾幾何時，併購IBM的PC業務，面臨困境，老帥柳傳志重出江湖最終完成整合，讓聯想一舉奠定全球PC巨頭的位置，並一度是最具有全球知名度的中國公司之一。憑藉後續佈局和零散的收購，聯想一度成為全球PC行業的領頭羊。雖然PC已經是一個成熟甚至有些衰退的市場，但是作為領軍企業還是有一定的的利潤空間的。再說了，表現穩定的主營業務，對於集團孵化其他業務也是很有幫助的。聯想收購IBM的PC業務，應該說還是一筆成功的收購，並不像很多人認為的是收購了即將被淘汰的技術。這種技術積累對於技術能力羸弱的早期中國企業，是很有幫助的。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聯想的全球化策略和多元化戰略都很失敗。尤其是其全球併購，非但沒有促進業務發展，反而嚴重拖累了原有的業務表現。

1. 兩次重大的收購

在嚐到合併IBM的甜頭之後，聯想在伺服器市場和移動市場意欲複製這種成功。於是先後收購了IBM 的 X86 伺服器業務和摩托羅拉手機業務，分別耗費23億美元和29億美元。除此之外的一些小型併購是不會對聯想造成太大的影響的，我們就不考慮了。單純從這兩筆收購來看。聯想為自己的國際化戰略和多元化戰略埋下了巨雷。

2. 併購整合難題無法破解

事實上，聯想能成功整合IBM的PC業務是有一定程度的運氣成分的。中國市場的良好勢頭，加上柳傳志重出江湖才讓聯想從虧損的泥潭中走了出來。不得不說，相比於柳傳志，楊元慶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楊元慶當年在IBM的PC業務整合中表現就很一般，差點就讓聯想沒緩過氣來。而IBM的伺服器和摩托羅拉手機這兩筆幾乎同時進行的收購，這種高難度的整合工作，不是楊元慶能把控的。摩托羅拉手機業務非但沒有促進聯想手機業務的繼續增長，反而成為聯想手機業務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戰略搖擺和內耗讓聯想手機從國內手機市場的第一陣營逐漸掉隊，並最終邊緣化。至於伺服器市場，也被浪潮和華為接連反超。真可謂全線敗退。如果當年的聯想沒有收購IBM的X86伺服器和摩托羅拉手機，恐怕這50多億美元投入自身業務分壯大，效果會比現在好很多。併購的確是快速擴張的捷徑，前提要有足夠的整合能力。聯想就像是一個消化能力不足的大胃王，吃得越多，身體越羸弱。吃進去的東西沒有辦法消化，反而成為嚴重的負擔。

不得不說，楊元慶相比於柳傳志是有明顯差距的。柳傳志對於市場的把握和管理結構的梳理能力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這是企業掌舵人必不可少的能力。

有一些朋友把聯想的失敗歸咎於柳傳志的重市場輕技術，這是不對的。企業的發展思路各有不同，如果堅決貫徹柳傳志的思路，透過擴大市場，再反過來投入技術也是沒有問題，甚至說直接收購成熟技術，也是可以的。至於晶片等核心技術，那個不是聯想這種PC廠商的主要方向，不僅僅聯想不可能做到，其他廠商，絕大多數也都不會去深度介入的。IBM的技術和摩托羅拉的技術，都是可以作為聯想的重要技術儲備。但是，前提是你要有拿到技術之後快速消化，並且繼續發展的能力。聯想在楊元慶手中，非但沒有吸收技術，連市場份額的合併都沒做到。你讓楊元慶自力更生，恐怕更是難上加難。

楊元慶是一個很優秀的人，但是聯想這種大企業的一把手，優秀是不夠的，必須是一個卓越的人。

而柳傳志被人詬病的不夠重視研發的特點在楊元慶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而柳傳志的市場能力也是楊元慶所欠缺的。柳傳志選擇楊元慶作為接班人，也許是一次重大失誤，也許是一個無奈之舉。但是，這必然會是柳傳志最大的失誤之一。而楊元慶本人，的確沒有表現出一個大型企業一把手的水平和能力。

聯想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的日漸衰落，市值大幅縮水。在恆生指數中踢出聯想股份是很正常的一個選擇。因為聯想集團市值偏低，公司財務表現不佳，而這兩個指標對於入選恆生指數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因此，聯想被踢出恆生指數絲毫不令人意外。

聯想在2013年再次入選指數之後的發展可以說是令人大失所望，企業發展跟華為的表現有天壤之別。股市表現也是相當差勁，再次被踢出指數，也是遲早的事情罷了。

對於聯想來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訊號，一個傳遞危機的訊號。

如果聯想再不醒悟，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有破釜沉舟的勇氣，恐怕面臨的不僅僅是從恆生指數消失，而是從市場消失的危險境地。

這個時候，聯想如果還對自身的問題視而不見，把投資市場對該公司的失望情緒當作惡意處理，恐怕，消費者的拋棄也為時不遠了。真有那麼一天的話，真是令人惋惜。

鑑於聯想產品在市場上的表現令人相當難以滿意，投資者只不過是如實反映了聯想的窘境，逃避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一個從中科院走出來的人才，卻拋棄技術路線走市場路線，一直在別人的牆角下幹些修修補補的零碎活，你說他能走向成功嗎？收購IBM的PC業務那天，我便預測這個企業不出十年準完蛋。如今看來，的確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讓我看不起了，什麼神州數碼、手機等等，以及他女兒玩的滴滴，他徒子徒孫玩的所有的行業，都是一個路線，市場與資本，沒一個玩技術路線的。

當然，也不能否定資本與市場的功能和價值，要看怎麼玩，玩什麼，只是在這個國度玩這些只重眼前一時不重長遠科技發展的無聊的東西，註定只是玩家，不是企業家。離開了政府，這些人啥也玩不轉，過了時機和背景，同樣啥也玩不轉。這就是玩家的宿命。企業家便不同，能抗一切風險與風浪，從長遠利益出發，抓住主要矛盾發展自己的企業，得到的名利雙重豐收，舉世矚目，這就是企業家。

怎麼看？因為這就是楊元慶領導聯想的目標，終極目標楊元慶是把聯想搞成全球最頂級的，破產控股集團公司，一個靠倒買倒賣，只賺差價的公司，沒有一點點核心技術的公司，對社會和國家毫無貢獻的公司，除了錢錢什麼也看不到的公司，本來就是開啟作死的節奏，終極目標就是聯想走向全球最頂級的破產控股集團公司。

恆生指數是由港股上50家實力最強的企業所組成，它不僅是香港最重要的股市指數，同時也是全球五大股指之一。

因此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企業，如果能夠入選恆生指數，那麼意味著企業實力和影響力得到了官方和市場的認可。

老大哥淪落到不夠格

5月4日香港恆生指數有限公司宣佈，自6月4日起，聯想集團將被從恆生指數50只成份股中剔除，由石藥集團取而代之。

訊息出來之後，聯想集團的股票在今天盤中一度下跌4.3%，最終收跌3.23%；而石藥集團股票則一度上漲了9.1%，最終收漲4.28%。

作為中國科技界曾經的龍頭老大，聯想集團被恆生指數掃地出門，實在是一件十分難堪的事情，不過這樣的難堪對於聯想而言已經不是頭一回了。

早在2000年聯想集團就曾經首次入選恆生指數，但是在2006年因為不達標而被剔除，接下來一直到2013年，聯想集團才得以重新入選恆生指數。

據瞭解，聯想被剔除出恆生指數的主要原因是近幾年來公司業績連年下滑，股價持續下跌，導致總市值出現大幅萎縮，已經“不夠格”入選恆生指數。

財報顯示，聯想集團近幾年來的發展並不樂觀，業務可能遭遇了十分明顯的天花板，自從2015財年開始，聯想集團的營業收入逐年遞減，呈現出連年下降趨勢。

2015年時，聯想集團的營業收入還有463億美元，但是在2016年就只剩下449億美元，而到了2017年則只剩下了430億美元。

反觀國內另一家科技巨頭華為公司，2015年營業收入為608億美元，2016年增長到了751億美元，2017年更是飆升到了925億美元。

那麼像聯想集團這樣一家“名聲在外”的科技企業，為什麼會淪落這樣的境地？用孟老夫子的話來解釋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領導人的性格對企業文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柳傳志和任正非這兩位大佬天壤之別的性格，也影響著聯想和華為的終極命運。

以前大家很喜歡拿聯想和華為來做對比，拿柳傳志和任正非來做對比，但是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這樣進行對比了，因為聯想和柳傳志已經被華為和任正非甩開好幾條大街。

早在1992年的時候，聯想的營業收入是17.67億元，風光一時無兩，而華為當時僅有1億元的銷售額，能否存活下去還是一個問題。

但是到了2016年，華為銷售收入為5216億元，是聯想的將近2倍；而華為的271億元淨利潤，是聯想的37億元淨利潤的7倍之多。

25年的時間，聯想從相當於華為營收的17倍，到不及華為營收的一半，柳傳志和他的接班人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實說白了還是思路決定出路，格局決定結局！

要說出身，柳傳志和任正非其實都是“倒爺”出身，聯想和華為在創業初期，也不過是靠倒賣裝置賺快錢的貿易公司罷了。

柳傳志後來回憶公司剛成立時的茫然說到：“當時實在是不知道要幹什麼好了，所以能幹什麼就先幹著，哪怕掙點兒錢發工資也好。”

柳傳志的迷茫，直到後來將計算所倪光南教授主導開發的“漢字系統”做成產品“聯想漢卡”，柳傳志等人才找到一個穩定的盈利點，最後逐漸發展成聯想集團。

而任正非創立華為一開始也是靠倒賣交換機得以生存，但是在遭遇了供貨商斷貨的情況之後，華為認識到技術的重要性，於是孤注一擲，研發自己的交換機。

1991年12月份，華為一度瀕臨破產邊緣，在自主研發的交換機裝置測試成功後，華為才算慢慢的站穩腳跟，逐漸發展起來。

可以說，聯想和華為都嚐到了“自主技術”的甜頭，也因此而得以站穩腳跟。

但是在面對未來的時候，柳傳志和他的聯想選擇當一名新時代的高階“倒爺”，靠著收購國外巨頭放棄的雞肋業務，和購買國外廠商的零配件回來組裝電腦，繼續賺貿易的快錢。

而任正非和他的華為則選擇了當一名專注研發的苦行僧，每年投入巨資進行核心技術的研發，努力縮小與國外巨頭的差距，因此華為在經過多年的“厚積”之後，終於在一夕之間得以迸發！

新結構經濟學大敗局

聯想和華為之間的興衰之鑑，不禁令我想起了近來經濟學界對於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反思。

前不久，長江學者、人民大學教授賈根良批評前世界銀行行長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誤國誤民”。

賈根良指出：新結構經濟學反對從新興產業價值鏈高階入手實施國家追趕戰略，反對研發核心技術，反對中國發展晶片產業，主張“我們可以等發達國家研究成熟後再引進技術”。新結構經濟學的這些理論在中國流行了三十多年，但在“中興事件”和這次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技術戰中已經轟然倒塌。

實際上，我們來看聯想多年以來的戰略思路和發展模式，其實跟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存在不少異曲同工之處。

相反的，華為多年來堅持投入巨資搞自主研發的戰略思路和發展模式，反而是與“新結構經濟學”背道而馳。

但是從聯想和華為的結局來看，很明顯華為的模式更具參考價值和效仿意義，所以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新結構經濟學”的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