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講，19世紀初有效的理方法已消滅了天花。但到了20世紀下半葉，發達國家在疾病預防上的花費超過了世界上最窮的那批國家用來消滅天花的費用，天花在此時又開始在全球流行起來。

天花病毒屬於正痘病毒屬，包括牛痘、水牛痘、駱駝痘、豬痘、鼠痘猴痘。流行病學家猜測，天花可能是從一種野牛或家養動物的痘病毒演化而來。根據天花病毒的特徵及基因組排序，微生物學家認為天花和其他痘病毒可能是從一種以齧齒動物為自然宿主的原始病毒演化而來。

典型的天花傳播途徑是透過飛沫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天花病毒讓能透過已遭膿液、痂皮汙染的衣物、毯子或裹屍布來傳播 人體暴露在外時，病毒會迅速增殖並傳播到身體各個部分。過了14天潛伏期，病人會突然出現類似流感的症狀。比如發熱、疼痛、咳嗽、噁心和乏力等。

在這一階段要做出準確的診斷，很難。

因為許多疾病都是從發熱、疼痛、打噴嚏、噁心等症狀開始。幾天後,患者的口腔和舌頭首先出現了紅色皰疹，然後手掌和腳底也有了皰疹。這些皰疹一點點會結成膿包，膿皰幹後結痂時患者的整個身體會佈滿紅色皮疹。

幾個世紀以來，天花一直隱匿在非洲或亞洲的一些地方性熱病中。直到人類的移民、戰爭和商貿活動把這種疾病帶到波斯、歐洲、中亞和中國。

17世紀前的歐洲,天花是”死亡之神中最可怕的一個”。曾經有考古學家發現木乃伊拉姆斯五世身上的疤痕，再加上存於印度、非洲一帶神像上的疤痕都是天花的遺蹟，這些跡象都表明天花非常古老。

約翰·赫哈姆《論熱病》一書中指出，即便在同一個村莊、同一部落和同一家庭，天花的形態各不相同,而後果卻非常嚴重。有的天花膿皰是良性的、分散的；有的卻是惡性並連成一片的。

公元9世紀，醫生累塞斯把天花與麻疹等其他突發性發熱疾病區分開來。此後，內科醫生們開始在其獨特的處方中添油加醋。有的醫生建議用一枚金制針頭挑破水皰,有的醫生建議把馬糞或綿羊糞蓋在天花皰疹上、把山羊糞蓋在麻疹皰疹上加以治療。面對這種情況，一些人會認為醫生的治療可能比疾病還危險。

在歐洲，付不起出診費的農民為了避免孩子因天花而死，會故意讓孩子去接觸一個染上輕度天花的病人，為的是在健康狀況下“買痘”。這種做法在沒有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風疹免疫接種的時代也有。

中國民間會給小孩吸入一種由天花硬痂製成的粉末，而誘發其得“花開病”。非洲、亞洲、印度和土耳其的民間醫生從經驗中得知，從長遠看來，在適當的時候刻意把病人置於某種風險之中是有益的。但這些做法在一些醫生眼裡是迷信活動。

1721年，天花襲擊了波士頓，這座城市有12000個居民。祈禱、齋戒、隔離檢疫、禁止旅行，這些方法都沒能阻止天花的流行。波士頓大約有一半的居民染上天花，每七個感染者中就有一個人死亡。

伊克里斯·馬瑟是當時哈佛學院的院長，在波士頓這場天花大流行中馬瑟施行了天花接種。

馬瑟在讀了蒂莫尼發表於《皇家學會哲學學報》上有關接種的論文後意識到，如果能取得醫生的幫助，就能在美洲殖民地消滅天花。1721年天花疫情爆發時，馬瑟給波士頓的醫生們發丁一封信，要求他們舉行一次有關接種的研討會。

在收到馬瑟建議的醫生中，只有扎布迪爾·波義耳斯頓願意去測試一下接種的療效。這位醫生只在地區醫學院接受過醫學訓練，1721年6月26日，他分別為自己6歲、2歲的兒子和一名36歲的奴隸做了試驗，結果非常成功。 在做了 200多例的接種實驗後，波義耳斯頓總結道，接種是迄今最有益和最有效的醫學創新。

但波士頓居民對這個前所未有的試驗感到震驚和恐慌。

內科醫生們譴責馬瑟和波義耳斯頓把一個危險而不成熟的方法強加給社群居民，波士頓當局隨即禁止了進一步的接種試驗。為了迴應因接種而引起的混亂狀況，馬瑟要求新英格蘭人冷靜地思考下，假如不是內科醫生“毒害和蠱惑”他們去反對接種，將會拯救更多的生命。

天花在新英格蘭肆虐，而安全接種需要一定的隔離期和恢復期，這就使接種天花只能在一些富裕家庭展開。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人們指控英華人透過接種某些東西並在美洲大陸散播來進行“細菌戰”。最終，華盛頓命令美軍士兵秘密集體接種天花，組建了一支有戰鬥力的武裝力量，避免了天花的侵襲。

一般來說，接種天花的平均死亡率為1/200,由於在天花流行的牛份需要大量接種，因此，一些歸之於接種的死亡病例可能是由感染野生天花所致。

儘管接種對天花的總體發病產生的影響非常有限，但天花疫苗還是加快了人們接受牛痘疫苗和其他有希望控制的流行病。

參考文獻：《醫學史》第二版

《中外醫學史》

《生命科學史》

卡頓·馬瑟牧師 是一位哈佛大學的畢業生。當“海馬號”航行到波士頓時，他是北教堂的牧師。他一直對科學感興趣，並在做牧師前簡要學習了醫學。卡頓·馬瑟的父親英格里斯也是一位清教牧師，並擔任哈佛大學第六任校長。父子二人在波士頓都很有名，在1692年的塞勒姆巫師審判案中積極引導公眾言論。卡頓·馬瑟出版了一本關於巫術的書，題為《不可見的世界中的奇蹟》（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正好在審判三年以前。1721年5月26日，天花流行到了波士頓，卡頓·馬瑟在日記中寫道:“用疫苗接種來預防天花還從未在美洲應用過，也沒有引進我們的國家。但是如果應用了疫苗，該有多少人因此保住性命啊!我得設法請教我們的內科醫生，把這一情況擺給他們看。”（Bernstein 1951，231—32） 馬瑟對於疫苗接種已經考慮很久了。1714年，威廉·道格拉斯醫生借給他一冊《倫敦皇家學會的哲學學報》，其中包括第莫尼醫生對君士坦丁堡疫苗接種的記錄。據巴里特（J·J·Barrett）記錄，道格拉斯是馬薩諸塞州惟一的醫學博士，在結束了在愛丁堡、巴黎和萊登（Leyden）的培訓後，近期已抵達這裡，並隨身帶著“給波士頓較為重要的人物的介紹信，其中包括卡頓·馬瑟”。巴里特把這個年輕的蘇格蘭人描繪成“頑強、努力而不屈不撓的戰士，優秀的嫉惡者”，這在後來得到充分的體現。 馬瑟也研讀了皮拉里尼（Pylarini）醫生關於疫苗接種的論文，這篇文章發表於1716年的《學報》上。那一年，他給皇家學會的約翰·伍德沃德醫生寫信，把《學報》上的論文與他10年前作的一次詢問聯絡起來，那次他是詢問了他的教區居民帶來的一名奴隸： 我十分高興和您確認第莫尼醫生的資訊，我持贊同態度。我向您保證，在好幾個月以前，我在歐洲的任何地方都沒見過用疫苗接種的辦法來對付天花的告示；我從自己的一個僕人那裡得知了疫苗接種在非洲實行的一個記錄。我詢問我的黑奴歐尼斯姆斯，一個相當聰明的傢伙，是否得過天花。他回答我，既得過，又沒得過。然後他告訴我，他已經做了一次手術，體內有了天花的某部分，可以永遠防止他感染天花。他又補充道，這在古拉曼蒂人中經常應用，任何有勇力使用它的人，都永遠不用擔心感染天花。他給我描述了這個手術，並讓我看到他胳膊上的傷疤，是接種留下的痕跡。他對接種的描述，與後來我對你提起的第莫尼的情況是一致的。 這隻會是個奇蹟，也只能請求您，伍德沃德醫生。怎樣才能讓疫苗接種在英格蘭透過呢？現在還沒對這種手術進行實驗，也不能讓它成為時尚。現在有上萬人，希望貢獻上萬英鎊來讓這種恐怖的疾病帶來的危險與恐懼在他們當中結束。我懇求您，先生，改變這種狀態，比希登漢姆醫生更多地挽救人的生命。而對我自己來說，如果有生之年我還會看見天花再次進入我們的城市，我會立刻設法請教我們的內科醫生，來引進這種實踐，它將成為令人愉快的趨勢。但我們更希望你能在我們之前行動，那樣將給我們無限的勇氣! 馬瑟於6月6日請求波士頓的內科醫生，敦促他們採取疫苗接種，作為停止當時進行的可怕流行病的孤注一擲的手段。此時馬瑟雖然不知道在“海馬號”到達波士頓的當月，查爾斯·梅特蘭已在倫敦為蒙太古夫人的女兒接種了疫苗。波士頓的十名內科醫生很可能在嘗試這種戲劇性的未知行動前都會猶豫，不論是誰提的意見。不過馬瑟的建議真的引起了爭議。只有41歲的內科醫生扎伯蒂爾·伯依斯頓（Zabdiel Boylston）贊成嘗試這種新方法。他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瑪蒂河（Muddy River）（布魯克林），由波士頓的約翰·卡特勒（John Cutler）醫生培養成材。伯依斯頓在孩提時代已患過天花。他是波士頓周圍地區僅有的“享有名譽博士頭銜”的一兩位內科醫生之一。他以學徒身份學習技藝，沒有受過大學的訓練，沒有正式的醫學學位（Miller 1953，345）。

1721年6月26日，伯依斯頓用一根“尖牙籤和羽毛”給他惟一的兒子托馬斯（6歲）以及兩名接觸天花病人膿液的黑奴接種疫苗。這次手術在第一教區教堂舉行，或者是在附近的某個地方。那個教堂現在還在布魯克林矗立著。三個人都有了有益的輕微感染，使他們獲得了免疫力。 內科醫生、牧師及市民都對伯依斯頓故意讓人感染天花而憤怒和恐懼。正是他們引起了辱罵伯依斯頓和卡頓·馬瑟的風波。威廉·道格拉斯是反對派的前線人物，他在《新英格蘭報》（New Englang Courant）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指責疫苗接種。（這是一份波士頓報紙，由詹姆斯·富蘭克林出版。他的弟弟本傑明當時在報社當學徒。）馬瑟後來對這些事件回憶道： 我從未見過這個魔鬼會如此肆無忌憚地釋放出來。說謊的靈魂四面橫行，人們不相信聽到的任何事。如果受到接種的患者感到有一點噁心，或吐出了給他們的東西，那麼這會立刻彙報出來，說他們已在死的邊緣，或已經死了……然而沒有任何受接種者有太多的天花膿包，真實情況與現在成天流行的、在受騙人群中散佈的謊言完全不同。（Miller 1957，100—101） 據說在一段時期，伯依斯頓不得不在自己家中躲上兩個星期,“而形形色色的組織夜以繼日地來找他”。有人威懾要絞死他。有一位不幸的紳士，在訪問鄰居時被人誤認為伯依斯頓醫生。他出門時發現他的馬鞍上塗滿了瀝青。11月，一個自制的手榴彈丟進了卡頓·馬瑟的房子，幸好沒有爆炸。一張貼紙上寫道:“卡頓·馬瑟，你這隻狗，你該死!我要用這個給你接種，讓你長天花。” 除公共的爭議外，卡頓·馬瑟也面臨著個人的進退兩難境遇。他的兒子撒謬爾於1721年7月從哈佛大學回到家中，其室友死於天花，而他還未患過天花，所以十分害怕。到了8月1日，父子二人還為這個問題僵持著。當日卡頓·馬瑟在日記中寫道： 薩米真讓我痛苦不已。他懇求接種疫苗來接受天花感染，從而保住性命……否則他會因以平常方式感染天花而死去，叫我怎麼回答？在另一方面，我們的人民心中和口舌裡都充滿了撒旦。如果我為這個孩子接種疫苗，他們會繼續以無限的偏見來反對我和我的服務。（Cone 1974，756） 撒謬爾於8月得到了接種。他是卡頓·馬瑟16個孩子中惟一沒有在他之前死去的一個。 在波士頓，與前文描述過的類似歐洲爭議的爭論也產生了。只是激烈程度不同。主要的對手是卡頓·馬瑟和威廉·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之所以感到特別生氣，部分是因為牧師馬瑟借用了他在《學報》上的文章,“並在沒有請教這些書原作者的情況下，就從那裡引用了關於醫學主題的資訊，並把它們推薦給波士頓的內科醫生。”但馬瑟在這個問題上堪稱領導，包含在其中的不只是兩種不同人格之間的強烈衝突。這種爭議也是機制上的“聲望與權威”的更大問題之間的戰爭，那就是，清教牧師們要在何種程度上繼續實際地控制社群世俗和宗教生活的各個方面。正如約翰·布萊克所言,“道格拉斯對牧師的態度，使他與主要因政治原因而反對牧師的人們結成了同盟。”歷史學家佩雷·米勒（Perry Miller）相信，團體領導權這個主要問題是這次爭端的基礎。這與複雜的醫學問題和宗教問題同等重要。 馬瑟的同盟，布拉特（Brattle）街教堂的本傑明·科爾曼（Benjamin Colman）牧師，支援動物起源學說。他們都不僅僅在表面上精通最新的歐洲醫學思想。馬瑟對接種疫苗後所患的輕微天花，以及對隨之採用的保護措施的解釋，多少有些生動： 由於疫苗接種，他們能接近的多半隻是安全區的外圍，並離它還有相當遠的距離。這是事實，我們的敵人目前只作一些破壞，而這點破壞就使他滿足了，不再奪取病人的生命，而以前他總是致命的。不過天花攻擊的致命力已很清楚地被抑制住了，人們可以英勇地作戰，並且……迫使他（入侵者）如何進來就如何出去，並確保不再受天花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