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有了，還不是極少數人，他們大部分集中在農村的打工者和極少數城市的邊緣化無正式職業人員，例如徐立志樣的打工詩人，其中也有我認識的兩位詩友，一個是李永普，一個是魔頭貝貝，李永普已五十有餘，家庭十分的貧困，至今未婚，至今還住的是土胚小瓦房，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房子，上有八十多的老母，種了幾畝薄地，一年也就是三五千的淨收入，近幾年由於歲數大了，很難再找到打工的工作，無其他收入來源，常常連兩元五角的煙也慢慢抽不起了，老母年紀大了又多病，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常常需詩友的接濟度日，他的手機、電腦、衣服都是詩友送的，他投稿的稿費比之於生活基本所需簡直是杯水車薪，他幾十年間曾在國家等大小刊物上發表詩歌二百多篇，在中國第一詩歌大刊專版刊一下出過十六篇詩歌，在其他詩歌大刊上也有不俗表現，可是沒能有餘秀華般的幸運，是名而不鳴，生活過得相當悽慘，另一個是魔頭貝貝比他生活的稍強，在看大門，也在詩歌方面的造詣也相當了得，也是在各大小刊物發表過數百篇詩歌，結果呢窮在鬧市無人問，他們的境遇真有幾分像杜莆一樣撩到無著，生活在生活的最底層，被生活窮困的重壓簡直是無法想象的到的，就是這樣他們不悲觀，不洩氣，仍在為自己的喜好默默的耕耘著，付出著，雖然生活很多不如意阻隔妨礙了他們更多的寫作可能，但他們從沒有放棄過。

杜甫的一生確實比較悲慘，儘管他終生懷有憂國憂民之心，青年時期曾意氣風發地發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言壯語。可惜詩名遠揚的他參加科舉考試沒能逃脫落榜的悲慘命運。終其一生只作了一點很小的官，甚至等安史之亂逃到成都去時，既無官職又無收入，靠自己搭建一座草堂，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最後小兒子餓的哇哇大哭，不得已寫一首借錢度日的心酸小詩。幾乎是被餓死了的狀況。令人不盡唏噓，哀嘆命運不公，狠天妒英才。

當今社會，雖不會有像杜甫這樣餓死的文人這樣的大局勢，但一定有一些嫉賢妒能的小環境，融不進純知識層悲憫情懷。讓一些寒士飽受淒涼，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本人不多加深述。

有的。有的人孜孜不倦堅韌不拔地寫詩寫小說，水平也不俗，名聲卻不顯，稿酬與辛苦完全不成比例，生活困頓，鬱郁不得志。但是對詩，對文學摯愛如新婦，如愛嬰。對人生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有理想有抱負，悲天憫人不亞於杜甫，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志。但理想與現實間就如杜甫的“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致君堯舜上”與“歲拾橡慄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強烈對比一樣。就如餘秀華未出名時。東北也有一個女生，為了文學，與不愛的人合同結婚數年，目的就是為了紓解生活壓力，犧牲自己的愛情和青春，換來一點寫作的時間。

應該有的，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表過形式不同，展現的機會和平臺不同，，而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的知名度遠不及杜甫。

文人的寂寞孤獨，常常是在政治上的抱負很難實現，心靈上又沒有可以時時交流的人，從心底滋生出一種酸澀的感觸

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杜甫是一個超級愛國的文人，可以說從他44歲到59歲離開這個世界，15年間大部分作品都在抒發自己對國家的擔憂，對個人命運的悲嘆。杜甫的很多詩，都帶有憂傷的情緒。

杜甫的孤獨還有更深一層，除了自己仕途上不順利，更多的是國家分裂連年征戰，不能和親人相聚的孤獨。

無論現代人古代人，情感上都不可能圓滿，特別現在快節奏的高壓力的生活下，或多或少都會藏著一些酸澀吧！

當年學古代文學史的時候，對杜甫多少了解點。就是個窮文人，從他的詩作中就能反映出來，立意、選材大都取自於社會底層。

至於，現如今有沒有像杜甫一樣的窮文人，我個人覺著肯定有，雖然不能與杜甫同日而語，但文人從古到今富有的不多，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當下在窮文人中，有沒有像杜甫那樣才華橫溢的詩人，就不好說了。

因為，現如今能靜下心來，潛心做學問的文人，真的是太少了。

當今社會也存在這樣的人，為了理想，不被人重視，但是依然執著的為了理想而生活在顛沛流離的當下！

杜甫（712-770），字子美，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詩人之一，被人們稱為“詩聖”。“安史之亂”後於唐幹元二年（759年）流亡到成都，瀕澆花溪築茅屋而居，杜甫草堂是杜甫的故居，坐落在成都市西郊的浣花溪畔。杜甫在顛沛流離中到了成都，靠了友人的幫助在城西浣花溪畔營建了草堂。他在這裡居住了將近4年，寫下了240多首詩篇。《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

一、 年少狂傲

杜甫和李白於洛陽相遇，點染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濃墨重彩。他們漫遊山東，訪道士獵鷹炊，痛飲狂歌，堪稱狂放不羈——此乃杜甫的青年時期。處於盛唐時代的人們胸襟宏闊，生氣勃發，因此人們認為狂放是信念之美，於是李杜的灑脫頗為人們景仰。他們登高臺慨懷古、縱論天下，令人豔羨！李白的<<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記載了當年他與杜甫的浪漫生活：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個自遠，且盡手中杯。

杜甫和李白一樣，也是滿懷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所不同的是，那時李白已從長安鎩羽而歸，可杜甫卻深懷一腔夢想，準備赴長安踏仕途。”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其高傲之心可窺見一斑！ 然而，杜甫實未想到，在長安求官連連碰壁。可初露鋒芒的他依然持有幾分狂傲，在給唐明皇的上書中，他毫不謙虛地說自己的才華不遜漢代文學大家楊雄、枚皋。今日曆史證明杜甫聲名遠遠高於楊雄、枚皋。可當時，杜甫的狂傲，令唐明皇十分厭惡。從這一點看杜甫和李白真是旗鼓相當！

人至中年的杜甫生活在四川，這一時期是杜甫一生為數不多的祥和歲月。劍南節度使嚴武崇拜杜甫的才學，所以全面接濟他的生活。可是，杜甫生性傲漫，對嚴武的關照常顯得無動於衷。於嚴武會面不戴冠不施禮。有一次，杜甫酒醉竟坐到嚴武的座位上，久視嚴武說：“嚴挺之還有這樣的兒子！”如此直呼對方父親的名諱，此謂大忌，可杜甫借酒撒瘋全然不顧。

儘管嚴武崇敬杜甫，但身為軍閥的他性情暴烈，常因小事殺人那更是眾所周知。杜甫競敢如此狂妄，使嚴武產生了殺掉杜甫的想法。某日，嚴武派人準備去殺了杜甫，幸虧嚴母阻攔，杜甫才逃過此劫！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避天下寒士俱歡顏” 杜詩洋溢著關心民眾疾苦、悲憫蒼生的情懷，因此後人很難把他和輕狂關連，這也恰恰是杜甫生性複雜的一面！

二、中年消極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任左拾遺[負責進諫的的事物] ，此時，宰相率兵與叛軍大戰失利，被朝廷罷官。為此，杜甫向登基不久的唐肅宗上書，認為房沒有大罪，應予重任。並以此事與唐肅宗糾纏不休。 杜甫態度堅決且說話不計君臣之禮，終於惹惱了唐肅宗，他降旨提審杜甫，好在宰相和御史多次求情，求萬歲看在杜甫工作盡職盡責份上，才免了杜甫的刑罰之災。 可杜甫居然不屈不撓，再次上書為房的事情討個說法。這種脾氣和唐初名臣魏徵一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可人家魏徵生逢明主唐太宗這樣罕見的明君，留下了一代諫臣的美名。既便這樣，唐太宗也不免生氣的說，要殺了魏徵這個不知進退的傢伙。而杜甫遇到的是唐肅宗可就沒那麼幸運了，不久便藉口把他降在了嚴武手下當差。可孰料，杜甫和嚴武的同僚不和，提出辭官，被嚴武拒絕！此後，杜甫又多次要求辭官，嚴武實屬無奈，準允杜甫回草堂脫下朝服為民。此事乃杜甫人生的轉折，他由一位積極進取的諫臣，到消極辭官的草民，他的思想經歷了痛苦而殘忍的折磨。

三、飢寒晚年

人常說：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懷才不遇，而杜甫曾得到了相遇的機會，可終因他的耿直而錯失良機。我們不能說這是杜甫的悲哀，因為這是無數文人政治上的一種不幸，杜甫一生的悲慘不是他政治上的不幸，而是他後半生難以忍受的飢餓。

杜甫初入長安，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使他的經濟失去了來源，生活立既就陷入困境。這一時期，他靠採草藥艱難餬口，經常出現幾天沒米下鍋的情形，無奈他乞於豪門和親友，得到暫時的接濟。最可憐的是他為了蹭一頓飯，常到長安的一個晚輩家奉承討好。而這個晚輩生活也一般，時間長了，表面上不便說什麼，可心裡十分討厭杜甫。入長安十年，杜甫才謀了個小官。上任不久，他便急迫的回鄉探親，可聽到的競是小兒子餓死的噩耗。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可想而知，杜甫寫下這千古詩句時，是何等的痛苦啊！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和廣大饑民一樣拾橡慄、挖野芋，在飢餓中掙扎，輾轉到四川以後，他已經是疾病纏身了。他的<<石壕吏>>足以體現出對戰爭的憤恨，對廣大人民的深切同情，詩中流露出的哀憐，又何嘗不是他自身的寫照啊！

杜甫離開四川后客居湖南，由於洪水突漲，他被困湘江9天，忍飢挨餓。耒陽縣令派人用小船把杜甫救了上來，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飢餓難當的杜甫饕餮醉飲，當晚飫食而死，在醉飽中度過了坎坷多舛的餘生！

時代不同，類似唐代著名詩人杜甫遭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卻不盡相同。封建社會里科舉選拔人才，但考中後未必就能做高官。有些因種種原因而困頓蹉跎一生，如李商隱，但卻成為了偉大詩人為後世所敬仰。也有做了高官，出將入相，可現在卻並不為人所知。可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生總有一得。可嘆的是大多數人既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更不可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也不能夠達到"語不驚人死不休"，更無法達成"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境界，只能徒喚奈何。所以，夢是要有的，但只信夢而不奮鬥是無所益的。以美好夢想為將來之指引，以腳踏實地迴歸現實努力奮鬥，認真生活為旨歸，珍惜現在的每時每刻才是人生的至理。上說有沒有道理？每個人自已領會吧。魯迅在巜傷逝》中說：人須活著，愛才能有所附麗。我深以為是。個人愚見，僅供參考。如不贊同，屏去了之。

杜甫一生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漫遊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19（時20歲）年始漫遊吳越，5年之後歸洛陽應舉，不第。再漫遊齊趙。以後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訊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採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疏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

四、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縱觀其一生，的確悽苦困頓時光居多。人生多苦短，若論生活經歷，如今，自然有人仍有此甚至更不如意的人生。若論生活經歷沉澱來的文學造詣，怕是極難再有如此第二人；畢竟，社會環境，早已不同。

僅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