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悟空邀請。古代的文人士子們，無法入仕的親力歸耕，仕途受挫從而歸耕當農民，歸耕當農民，成為農耕文化影響下文人士子們的歸宿，學而優則仕，讀書首先選擇作官，為之嚮往的奮鬥目標，為之傾心追求，然而有多少文人士子處於亂世體恤民間疾苦，都是放縱享樂，大多數文人士子們都是對自然萬物描寫，很少從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論述，在古代有多少文人士子能中進士，最高理想境界就是，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中了進士，再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相中後生可畏，再將閣中未字小女許配於他，那就錦上添花了，領美人嬌妻，衣銱還鄉，從而顯耀冂庭，光宗耀祖多氣派多風光。康熙年間，廣東順德考生黃章己達百歲，還夢想讀書作官，還讓他曾孫提著燈籠帶路進考場，燈籠上書寫，百歲觀場，道光年間，廣東三水縣陸從雲，辛苦了一輩子讀書夢想作官，當了一輩子童生，到百歲才考取秀才，可想而知考取個秀才都這麼堅難困苦，到北京參加會試，己經103歲了，朝廷憐他年老，恩賜其國子監司業一職，真是百折不撓，需要多大的決心和毅力呀，今天的學生高考，但是比起科舉考試，其磨鍊堅難，簡直微不足道，從童生考到進士，不算複試，要經歷五場考試才能考上進士，熬了一輩子七老八十的老童生熬白了頭，既讓人心酸，也有些悲哀，科舉制度成了文人士子的夢魘。

每個人皆能求得榮譽，但只有少數人可獲得聲譽，只有具備特殊才能和卓越成就的人才能獲得好的名聲。現代大眾傳播學認為，名聲是公眾對某人品行的公允認知和對其才能的客觀評價，這種認知和評價不是當面恭維和逢場式頌揚，而是人們在背後所發出的由衷議論，直接影響和左右著一個人的口碑和人格判定。在中國古代社會，儘管人際交往物件不如當下這麼眾多，社會交流範圍也遠不像今天這麼寬泛，但文人士子的名聲卻為社會所高度關注，特別是為文人士子們自己所十分在意，史書典籍多有論述、闡發與記載。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名實》中將那些“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比喻為“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清代李毓秀在《弟子規》中坦言直陳“行高者，名自高；才大者，望自大”。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則不乏“操節清白，有稱鄉閭”“閉門頌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之類的稱頌與記載。

“一舉成名天下聞”，名聲是社會給予一個人的精神待遇。

如果說一個人的姓名是其社會存在的標誌，那麼名聲則是其社會存在狀況的表徵，人們可以從名聲中得到某種隱秘的心理滿足。一個人名望顯赫、聲譽飛騰，表明此人在很大範圍內得到公眾的認可與垂愛，這是一種個人價值的體現和實現，名聲也因此給人帶來自信與自豪。而作為中國古代不耕而食、不富而貴的社會階層，文人士子的名聲自有其更值得特別強調之處。儒家經典著作《論語》在“里仁”篇中倡導“士志於道”“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知己，求為可知也”。此處的“道”，具體指向是什麼？“立”的文化根基何在？“為可知”該怎樣理解？質而言之，就是指向道德文章這兩個基本選項。長期以來，中國主流社會往往用道德文章來衡量文人士子的名聲，而文人士子也大都以道德文章來要求和提振自己的名聲。東漢張衡在《應間》中主張的“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患知之不博”，正是對文人士子上述價值觀的深切表白和極力推崇。

在封建社會公共空間相對逼仄和傳播渠道較為稀缺的境況下，名聲如同一種老舊傳播方式所推介的作品：它恰似空氣一樣，氤氳流動於公眾的口與耳之間，大眾經由口口相傳的簡單傳播模式不斷強化某人的名字、功德與業績。爾後，大眾又自覺不自覺地在許多境遇和時機傳頌這個人的名字、功德與業績。名聲就經由這一潛移默化過程，注入社會心裡和大眾記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人士子的名聲很難透過“炒作”“作秀”來完成，而只能藉助於自身的實際行動與真誠修為，才能被大眾所接受、所承認、所服膺，進而再經史書的記載傳承與推衍普及，贏得後世公眾更為廣泛的讚譽和禮敬。比如東漢時期的著名經學家、教育家任末，年幼時與景鸞等學者去都城洛陽求學，通曉《五經》，尤喜深研西漢齊人轅固生所傳《詩經》且別有心得，於京師遊學教書十餘年。但別有意味的是，任末名垂史冊，既源於他的高深學問，也源於他愛友尊師的義舉。《後漢書·儒林傳》記載：“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

當然，在古代，通常情況下文人士子的名聲取決於他們的淵博學識與滿腹經綸。據《後漢書·儒林傳上·戴憑》記述：東漢光武帝時，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結果經學家戴憑一人辯無不勝，“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戴憑藉助口若懸河的議論擊敗了朝廷上所有儒生，聲名遠播，名揚天下。這種透過以學識為基礎的當庭辯論而獲得的名聲，從學而優則仕的角度看，不僅“含金量”高，而且獲得的獎勵也非常現實與受用。縱觀中國曆朝歷代，不難發現“國有遺賢”雖為社會通則，而“讀書種子”散落民間更是不爭事實。這類文人士子由於不在“廟堂之高”而“處江湖之遠”，顯現出他們的“名望與聲譽”具有更為強勁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

名聲最初是與某人的肉體之軀相互對應、互相契合的，但是當日益熾張、漸趨隆盛之後，它是能夠遊離肉體之軀而獨立存在的。

文人士子在中國古代居“四民之首”，原本社會地位就高，一俟在道德文章方面有了名望與聲譽，更使他們在各類社會群體中享有獨特的尊崇與特殊的榮耀。北宋初年，為人敦厚、不慕榮利的飽學之士王昭素到市場上去購物，“縣人相靠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元代浙東知名理學家韓性，文辭博達儁偉，求學者甚眾，以至於“戶外之履，至無所容”。他離家訪友之時，“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稚廝役，鹹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雲”。更讓人驚異的是，文人士子的名聲甚至對於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強盜，也有一定的震懾功能與威懾作用。著有《三禮說》《九州志》和《勤齋文集》等著作的元代名儒蕭惟鬥，名震一時，聲重一方，其鄉黨某人暮歸遇寇，危急之時突生一智，謊稱“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

文人士子的名聲，不僅為其本人及家族帶來諸多榮耀和禮遇，在很多時候還能釋放出薰陶功能和教化效用。清代康熙年間廣東新會學人胡方，治學嚴謹，為人寬厚，敦崇實行，享譽一方，其時鄉曲頑皮弟子偶有劣行被官府緝拿者，大都願意接受皮鞭責罰，而“不願聞其事於方者”。在他們看來，“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猶可，胡君愧煞我”。由此可以斷言，文人士子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資源。當然，名聲的生成需要文人士子的艱辛付出，而其保養守成則更非易事。屈原在《九章·抽思》中告誡和提醒後人：“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

文人士子名聲的形成，一方面需要自身堅持不懈的修煉與磨礪，另一方面則需要廣大民眾的認知與宣介。時下那種依靠傳媒爆炒而暴得的大名，也許可能喧囂於某一時段、某一空間，但絕不可能長久地存留於世道人心；而是否長久地存留於世道人心且歷久彌新，無疑是名聲價值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見，梳理和解讀文人士子的名聲，對當下知識分子加強自身修養，不無啟示意義與鏡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