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弘羊死後八百多年，中國歷史上又出了一位傑出人物。他就是堪與桑弘羊美的唐朝的大理財家劉晏。劉晏在安史之亂（756—703年）戰時和戰後社會經濟嚴重破壞、國家財政極度窘竭的條件下，擔負起理財的重任，對財政經濟工作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廣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四），為唐後期經濟的恢復與振興出了大力。他辦事能幹，勳勞卓著，其理財方法和經濟思想有很多精彩之處，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寶貴遺產。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縣）劉（是河堤“築以居，世號劉”）人，生於開元四年（716年）。

出身在一個普通的官僚地主家庭裡（高祖劉晉，隋時為縣令；曾祖劉鬱於唐初為弘文館學士；祖劉恭，為縣令；父劉知晦，為縣丞，不像是門閥世族地主之家。其家世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兄弟三人，晏排行第三（兄劉顯，字士明；劉通，字士昭）。在封建史家所讚美的“開元盛世”，度過了他的童年。他從小讀書就非常用功，加以天資聰明，很小的時候就做得一手好詩文在鄉里有“神童”之譽。提起劉晏是個“神童”，在歷史上名氣很響，以至曾被奉為“樣版”式的人物。

“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封建社會的啟蒙讀物（《三字經》），對小小的學就灌輸了這幾句話。在這幾句話中包含了一段在當時頗為流傳的故事，那就是幼小的劉晏向去泰山封禪的玄宗皇帝獻書受到賞識，被任用為秘書正字，成了秘書省年紀最小的一個官員，他的神童之名就是這時由地方傳到京城，並由此事而垂於後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取得皇位後，先後以姚崇宋為相，在開元初期，勵精圖治，卻諛尚實，革除了若干弊政（如不幸邊功不許宦官干預政治，絕外邊貢獻，停道佛營造等），減輕了一些賦稅，社會生產有了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到開元十三年725年），由於農業連年豐收，“米鬥至十三文，青齊谷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二百一十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店肆待客，酒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裹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裡，不持寸刃。”

（《通典》七《歷代盛衰戶口》）物價低廉，商業繁盛，交通方便，社會安定，戶口增長（開元十四年戶在七百萬以上，口在四千萬以上），這是唐王朝的黃金時代，也是幼小的劉晏一生中的黃金時代。在歌舞昇平聲裡，躇滿志的玄宗皇帝為了炫耀自己的功業，也想學秦皇漢武的故事，到泰山去封禪。開元十三年十月，玄宗率領大臣，車駕發自東都（洛陽），十一月至兗州行宮這時有一個幼童，趕到行在，遞上一篇名為《東封書》的文章獻給當今皇帝，深表頌揚之意。

他就是年方八歲的劉（劉晏當生於開元四年底，至開元十三年八歲有餘，九歲不滿，大略稱之為八歲，見《新唐書·劉晏傳》和《唐語林》卷三，《舊唐書作七歲，不確）。玄宗覽閱以後，覺得寫得很是出色，更為作者的年幼而驚奇，即命宰相張說一有名的文豪，當時文士的領袖當場出題測驗劉晏的才學。劉晏年紀雖小，膽識不弱，對答如流，出口成章。在座的公卿都不禁點頭讚賞；身為中書令的張說，更是讚不絕口地說:“國瑞也”內宮聞說此事，也把劉晏叫去，爭相觀看。

就這樣，在封禪後劉晏被帶到京師長安授秘書省正字”之職。長安的達官名士來訪問的、邀請的，應接不暇，劉晏這個神童就“名震一時”了（新唐書·劉晏傳》）。唐代實行科舉制，主要有進士、明經等科，由各州申送“舉子”，赴京應試，及第後再經吏部“試判”合格，才得授官。此外，還有名為“制舉（或稱“制科”）的非常的選舉方式，即根據臨時需要，設立直言極諫、賢良方正等名目繁多的科目，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中式的給予出身，成績特好的直接“授以美官”。

在“天子巡狩、行幸，封禪泰山、梁父”時，往往舉行這種特別考試，與應試人“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其（新唐書·選舉志》）。劉晏就是乘封禪之際，由制舉中式而直接得官，與考進士比，走的是一條捷徑。當然，單以“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唐語林》卷八），但劉晏同時以“神童”被舉薦為官，那就不輸於進士出身了。

從放水養魚，到譽滿天下，再到含冤被殺——唐代財務第一人宰相劉晏在中國古代改革家中，唐朝宰相劉晏的所作所為並不比商鞅、王安石稍遜，其“官商並舉、富國亦富民”的經濟政策，即便到了今天也有借鑑意義。

總結起來，劉晏的經濟措施可以歸納為“一個基本理論和四個配套措施”：

“放水養魚”（國民兼富）的基本理論；

“疏通貨物運輸”（基礎設定）；

“抓大放小”（控制批發、放開零售）；

“購買民間服務”（扶持官商合作）；

“構建資訊網路”。

一般來說，徵稅和被徵稅通常都處在互相對立的兩極，收稅的官員希望越多越好，賦稅的百姓希望越少越好，很少有人能從二者皆得其利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劉晏正是這少數人之一。

他推崇的是“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的思路，認為培養稅源群體，增加人口和生產數量，比徵稅更重要。

以此為依據，劉晏的徵稅思路可以歸納為兩條：

一、“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意思是課稅應選擇國民需求量大，同時需求彈性小的商品，因為此類商品稅源豐富且穩定，是國家徵稅的主要基點。

這類商品現在主要是菸草和酒精製品，2018年全國菸民的貢獻的總稅收是一萬一千四百億，軍費才一萬一千億。

但唐代沒有菸草這東西，所以鹽成了菸草的替代品。因此，鹽法的整頓成了劉晏財稅制度改革的重點。

二、“知所以取，人不怨”原則，既課稅既要增加國家收入，又要顧及百姓的負擔，爭取以刺激工商發展的前提下增加稅收額度。

由上述兩點可以看出，劉晏並沒有將徵稅和被徵稅二者對立起來，而是希望透過“放水養魚”的方式謀取一個平衡點。

為此，劉晏針對安史之亂後，唐朝經濟蕭條、政治混亂、藩鎮割據的局面，集中力量對基本建設加大投入，保證“貨通天下”，先讓水活起來。

公元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劉晏被提升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度支、轉運使等職，成為兼管財政的宰相，

上任後劉晏馬上便開始了，“基礎設施建設”與“官商合作並舉”的漕運體系改革。

本來關中、河南等地都是唐朝著名的產糧區，兩地所產的糧食基本可以滿足京畿的供應，初唐時期大量的國家糧倉也都設定在河南洛陽一帶。

但安史之亂將河南徹底打殘，關中的糧食只能依靠漕運由江淮地區補充。但當時漕運廢弛阻塞，造成關中糧食困難，缺糧上百萬石，饑荒四伏，糧價暴漲。

為了穩定糧食這種最基本的生活必須品，劉晏主政經濟後一件事便是動用國家資源疏通河道。

他針對長江、汴水、黃河、渭水，各條水流緩急不同的狀況，將整個漕運分成四段，分別在揚州、汴口、河陰、渭口等河道的交界處，設貯糧倉進行轉運。

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黃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運糧效率，杜絕了翻船事故。

在疏通河道的同時，劉晏將原來國家全盤操控的漕運體系，分潤於民大量購買“民間服務”，做到官商並舉，刺激沿河流域的經濟發展。

其中，在打造大型漕運官船的領域，劉晏為鼓勵造船的積極性，許以“一船千緡錢”的高價。

當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實際造船費用不及一半”時，劉晏說道：“辦大事，不可吝惜小費用，一切皆應長遠考慮。現在船場才開始設定，雜事的費用很多，應該保證船廠的利潤，官船才能造的堅固，如果讓船廠低價競爭，船隻的質量不會好的。

除了購買漕運官船外，劉晏還在四段河道當地分別僱傭船工。

軍隊只負責保護漕運糧船的安全，其餘所有糧食收倉儲運和行船全部由國家僱傭的地方丁壯完成，既避免了過去由江南民夫直運入京的勞役之苦，又給沿河各地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動力。

劉晏在漕運制度上的改革，大大提高了運轉的效率和安全係數，一改之前，一斛穀物能運到京城八斗便算成功，會受到獎賞的狀況。年運穀物一百多萬斛，居然沒有一斗一升流失，不但解決了關中的糧荒還能實現糧食儲備。

當第一船糧到達長安時，皇帝欣喜萬分，專門組織樂隊到渭橋迎接，盛讚劉晏“你真是我的蕭何啊！”

“官商分利”與“抓大放小”的鹽業改革。

唐初，食鹽曾實行自由販賣，國家不收鹽稅。但肅宗時期安史之亂導致國家經濟緊張，由第五琦牽頭開始實施鹽鐵專營。

但第五琦推行的“榷鹽法”是國家全面掌控鹽業所有環節，官收、官運、官賣，從生產到流通所有環節全部國營。

這種方式雖然確保了鹽業稅收，但從食鹽生產監管到將食鹽銷售到每一個使用者手中的整個流程，也導致官僚機構過於龐大，且效率極其低下，動輒出現鹽荒，百姓意見很大。

劉晏主政後，既堅持了原先的官營原則，又在官營與私商、鹽戶的關係方面作了調整。

他採取官商分利、抓大放小的措施，改“官運官銷”為“商運商銷”，由國家控制食鹽的生產和批發環節，將運輸和零售放開，由商人負責。（“於出鹽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售於商人，任其所止”）

這種措施將私商經濟的活力引入食鹽的運銷之中，藉助商人追求利潤的衝動，利用其銷售經驗和商業網路使食鹽在市場裡快速流通。

加入了私營經濟後，市場上食鹽匱乏的情況迅速改觀。這其實也在說明了一個問題，中國市場並不缺乏商品供應，大多數時候出現商品匱乏都是流通環節不匹配造成的。

劉晏改革“榷鹽法”後，在食鹽的價格保持穩定的基礎上，國家的鹽稅卻由之前的40萬緡飆升至600萬緡，真正做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多出來的部分稅收，又被劉晏用於漕運僱工等政府採購專案，真正讓唐朝經濟這潭死水開始有了漣漪。

資訊體系建設與“常平法”

從改革鹽業中得到經驗的劉晏，進一步開始在全國完善“常平倉”（也稱常平法）。

“常平法”相當於今天的“國家儲備制度”，不過它是一種有收益的儲備制度。商品多的時候，國家平價購入進行儲存，一旦某地出現商品短缺，馬上開倉出貨平抑物價。

這種制度從開元年間便以實施，但之前一直都是各地自行管理，沒有形成系統。

劉晏將都畿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荊南道、山南東道，這些商品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的常平倉收歸中央統一經營管理。

減少中間環節，加快了常平商品的週轉速度，一方面有效的平衡了各地商品的豐盈曲線，另一方面也使國家獲益。

《新唐書·食貨志》記載，“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集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

“常平法”裡面有一個環節是最重要的，這就是資訊的價值。

在交通不便，資訊傳遞緩慢的古代，如何迅速瞭解各地商品的價格是件很令人苦惱的事情，別說官府對此反應緩慢，就是逐利的商人也知之甚少。

為了解決資訊流通的問題，劉晏專門在諸道設定了巡院官，收集本道各州縣雨雪多少、莊稼好壞的情況，每旬、每月都要向上彙報。同時，他又僱傭了很多販夫走卒，讓他們蒐集各地物價資訊申報。

憑藉這個覆蓋全國的資訊網路，劉晏便能快速掌握各地的經濟和市場動態，再輔以“常平倉”形成了，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扶持生產，積極救災的良性迴圈。（“豐則貴取，飢則賤與”）

縱觀劉晏的財稅政策，兼顧了利國與利民，把加強國家控制和發揮私營經濟的相結合，充分利用二者間的互補關係，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並國家經濟發展為基礎增加稅收額度，而不是簡單粗暴的透過加稅來增加收入。

透過他的改革，全華人口在其任職末年，比他經手財政之前增加了一百多萬戶，國家的財稅收入也由任職初期的四百萬緡增至上千萬緡。真正做到了“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紡織，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

就像其他改革家通常沒什麼好結果一樣，劉晏也是含冤被殺的。

大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唐德宗李適即位。

李適任命了另一個財稅專家楊炎為相，公允的說，楊炎對於財稅管理也是一把好手，他推行的“兩稅法”在中國古代財稅史上屬於首創。但就像郭德綱說的，“同行都是刻骨的冤家”，楊炎和劉晏在管理思路上有很大區別。

另外，作為故相元載的黨羽，楊炎曾受牽連被貶官流放，而劉晏恰恰是元載一案的主審之一。

楊炎掌權後，便開始一心羅織劉晏的罪狀，先是罷了他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等使的職務，奪了財政大權，隨後又給他栽了“謀逆”的罪名。

建中元年(780年)，劉晏被迫自盡，這位經歷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掌管財政幾十年，被譽為“廣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的大臣，抄家時所擁財物唯書兩車，米麥數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