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都有人頭稅和勞役，從出生開始，就得給國家交一定數量的錢，這是人頭稅。成年男子每年得免費替國家若干月勞動，這是勞役。我們所知道的修長城、修大運河、修秦始皇陵，都是勞役，成年女子得交一定數量的帛或棉等。一直到康熙年間，皇帝認為稅收太少，給了個很好聽的理由，說人頭稅和勞役不人道，給取消了，改為按畝收稅。要知道，清朝的地大多是誰的？是滿族人跑馬圈的，滿族人不種地，是租給漢族人種地，既然皇帝要按畝收稅，怎麼辦？漲地租，收多少漲多少，這樣滿族老爺們就沒損失了，美其名曰給國家繳稅，誰不交就是違法，要砍頭的。漢族人原來一家三口只要交三個人的人頭稅，現在租多少地交多少稅，得想辦法提高產量，只能是增加勞動力，最免費的辦法就是生孩子，多一口人多一雙筷子，於是人口成倍成長。隨著地租的增長，人口是越來越多。而且人們認為，給國家免費幹活和人頭稅太不人道，租地給錢是天經地義，這是人口增長的最主要因素。

華人生育觀

戰爭對人口的巨大消耗，拉大了人口需求。歷史上春秋戰國，三國兩晉，五代十國至到滿清太平天平，冷兵器戰爭時代戰時不斷，對人口的毀滅是滅絕性的。

春秋時期國家就人口增長就有詳細措施，漢朝時女子13歲不婚育要重罰。幾千年的人口需求，養成了華人多子多福的大生育觀。多子多福是考慮到巨大傷忘的。像《石豪吏》中記載生三兒，也許還是老無所依。於是有了多子多福。

請理解今天華人的生育觀念。

國家穩定，政權穩定，是安居樂業的基礎。

清朝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亂起，就進入太平時代。不管政權內部腐敗如何，只是對政權本身的影響，在太平時代，老百姓都是最幸福的，只需要努力奮鬥過日子就好。所以這也就造就了財富，物質的極大富裕，人口也就增長很快。

政權穩定，是百姓幸福之本。

疆域遼闊地盤大，政局穩定民心安；

安撫百姓減負稅，提高耕技引新種。

取消丁稅專田稅，鄉紳一起來納食；

人口流動商業活，多個外貿進白銀。

小農經濟平靜過，男歡女愛小娃來；

生存機會在增加，百年歲月三億人。

“美洲農作物的引進導致清代人口大爆炸”是一個流傳了很久且很廣的歷史常識。不過，這個常識並不成立，近年來也遭到了許多的質疑和挑戰。質疑的理由相當充分，即：

所謂的“清代人口大爆炸”發生之時，美洲農作物在中國的地位很邊緣，並未得到大規模種植。

李昕升的論文《美洲作物與人口增長——兼論“美洲作物決定論”的來龍去脈》發現，玉米與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雖早，但它們“完成推廣、開始發揮較大影響是在19世紀中期，此時人口已經達到帝制時代的峰值”，也就是所謂的“人口大爆炸”已經大體完成之時；而且，即便是19世紀中期之後，玉米和番薯也“僅在南方山地為主要糧食作物，南方平原和北方大區未在主要輻射範圍之內”，山區不是承載華人口增長的核心區域，傳統平原農耕區才是。

在康乾時代，以玉米和番薯為主的美洲農作物，即便得到了推廣，也遠沒有達到“使中國的糧食結構發生革命性變化”的程度。鑑於清代留下的調查資料太有限，《美洲作物與人口增長》一文梳理了民國時期留下的多種調查資料，得出如下結論：

由上表可知，在民國時期的諸多農作物中，玉米和番薯仍處於一種邊緣的附屬地位。因地方政府的推廣，自清代至民國，玉米和番薯的種植面積、畝產量，均有所增長。民國時期尚且如此，康乾時代的情況也就不難推想了。

另一位人口史學者侯楊方也持相同的意見。他認為，透過梳理地方誌等材料來估算玉米、番薯、土豆在清代的種植規模，得出的結論一定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地方誌中記錄的只是玉米種植的‘有、無’問題，而並沒有記錄它的種植面積與產量”。真正可供參考的是民國初年留下的統計資料：

“1914-1918年，玉米與薯類（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國本土的芋頭等在內）種植面積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7.2%，兩者合計的產量佔糧食總產量約為7.67%；19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國本土的各種芋類在內的產量合計也只佔全國糧食產量的9%。”

以民國初年較為確定的資料，去回溯推想清代中期的情況，自會客觀許多。侯的結論是：在康乾時代，即便美洲農作物的全部產出都用來作為人的口糧，“它們對華人口的增長作用也極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在那個時代，“養活中國數億人口的仍然是傳統作物”。

此外，倘若承認美洲農作物在康乾時代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糧食總產量，使得華人的糧食結構“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那麼，隨之而來的一定就是人口增長率的大幅提升。物質條件大豐富，自然就要多生孩子。這也是“美洲農作物的引進導致清代人口大爆炸”之說所遵循的基本邏輯鏈條。但是，統計資料並不支援這種邏輯鏈條——《華人口史 第5卷》的研究發現，“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長”之說是一個“虛構的命題”。事實是，“從1644年至1851年，華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4.9‰，這一增長速度不僅低於唐代前期，更低於北宋前期，也低於南宋前期”。李伯重的研究也發現，“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呈現低速增長”。

如此，所謂的“高產農作物得到大規模推廣”是不存在的，與之相匹配的人口高增長率也是不存在的。那麼，史料中記載的官方統計——乾隆六年 (1741年）華人口達到了1.4億，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億，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這場資料暴增，又是怎麼發生的？

原因當然是多維度的。這裡只說兩個最重要的答案。

答案之一是指數式增長帶來的效果。《華人口史 第5卷》用了一個相當形象的例子來解釋這件事：

“池塘表面水草每天翻一番，而且依據測算，能在30天內將整個池塘都蓋滿。現在的問題是水草在29天內將把池塘蓋住多少？答案當然是水草在29天內恰好將池塘蓋住一半。然後水草數量再翻一番，第二天蓋滿整個池塘。”

該書將1949年之後中國的人口增長比作第29天的池塘，將清代的人口增長比作了第28天的池塘——事實上，明代中晚期，中國的總人口就已經破億。曹樹基的研究認為明末中國的人口已接近兩億，高王凌認為“明代末年恐怕不會有2億之多，而只居於一個較低的數值，如在1.5億左右”。至於清代初期，較為樂觀的何炳棣等人認為，即便經歷了戰亂，1650-1700年間的華人口仍在1億-1.5億之間；較為保守的高王凌則認為，1700年的中國總人口約在9000萬-1億左右。

也就是說，康乾時代的人口資料暴增，建立在一個比較大的基數之上。

答案之二是政策的變更，查出了大量的隱匿人口。康熙皇帝在1712年下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時代又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稅攤派到田畝之中。這些都讓隱匿人丁的收益變小。在頒佈“永不加賦”的諭旨裡，康熙說到：

“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

一戶人家有五個六個成年男丁，只有一人在朝廷的統計之中；有九個十個成年男丁，只有兩三人給朝廷繳納錢糧。康熙的這個說法或許有些誇張，但不會是無的放矢。

下表是清代不同年份的人口統計。黑體粗線之上的資料，統計的是“編審人丁”，也就是要繳納人頭稅的16-60歲男子的數量；黑體粗線之下的資料，是依據保甲調查得出的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資料。比較1730年和1741年兩個相差11年的資料，後者是前者的5.6倍。考慮到當時普通的小農家庭一般是四口或五口之家，以及11年的時間可能產生的人口增量（比如徐中約認為年增長率只有0.63%），可以推知，1741年的保甲調查並沒有能夠將民間的隱匿人口充分蒐括出來。

乾隆活到1799年。此人好大喜功，尤其喜好以人口總數的增加來證成自己的統治堪比堯舜，故在人口統計問題上，曾多次下旨警告地方官員，不許隱匿人口。為滿足乾隆的這種喜好，地方政府在調查隱匿人口時往往格外賣力（口數越多，意味著皇帝越喜歡，自己的政績也越好）。1741-1753年、1753-1779的資料增長，與這種政治生態有一定的關係。

亦即，“清代人口大爆炸”這個幻像，與美洲農作物的關係不大（當然，並不是毫無影響），而是緣於兩個相當常規的事實：

（1）人口增長。因為清初的人口基數並不小，所以即便人口增長率不高（甚至可以說是低），指數式增長帶來的新人口數量仍相當可觀（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和平的環境、山地的開發、畝產的增加，也會影響人口漲幅）。

（2）人口資料增長。清初的人口統計物件是“丁”，乾隆時代的統計物件換成了“口”，由此帶來的人口資料暴漲並不等於人口暴漲。

上述結論，也惟有上述結論，才能與下面這兩個事實合榫：

第一：對一個清代農民而言，他在選擇種植何種作物時，需要考慮兩個核心因素：a.朝廷是否承認這種作物具有繳納賦稅的資格，地主是否願意接受這種作物作為地租。b.這種作物能否拿到市場上賣出好價錢。第二個因素又基本上取決於第一個因素。

清代的賦稅，可以繳錢，也可以繳糧，但繳糧的物件並不包括番薯、玉米和土豆。這就決定了這些農作物無法在市場上賣出好價錢；賣不出好價錢，也就意味著農民無法用它們完納賦稅，也就不會去大規模種植它們，地主也不會接受佃戶拿它們來交地租。只有那些隱匿在朝廷統計之外的土地，種植這些美洲農作物才有可能是合算的；但這種土地並不多。這也是美洲農作物自明代即引入中國，卻直到1930年代仍處於邊緣地位的主要緣故——即便朝廷在災荒年份曾多次試圖推廣番薯的種植。

與之相反、可供參照的一個例子，是罌粟在晚清的迅速擴張。“丁戊奇荒”（1877-1878）的重災區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罌粟能夠戰勝所有的傳統農作物，是因為它可以在市場上賣出很好的價錢。農民們發現種罌粟遠比種五穀划算——作為個體，他們不會、也無法去考量整個山西省的糧食安全。

圖：描述“丁戊奇荒”的《河南饑荒鐵淚圖·樹皮草根剝掘充飢》

第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並沒有讓清代百姓敞開子宮生育。相反，因為人口基數帶來的指數式增長，人口總數對人均耕地佔有量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朝廷雖號稱“永不加賦”，但各種名目的汲取仍然很重。為避免生存狀況的惡化，清代很多地區的民眾反而在自發地控制生育。

比如，李伯重的研究發現，溺殺女嬰的現象“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頗為明顯”，因為土地極為緊張，“清代前中期江南兒童在人口總數中比重很低”，“清代江南的生育率在長江中下游各地中最低”。這種生存壓力，也是1644-1851年華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4.9‰（《華人口史 第5卷》的資料），較之唐代前期、北宋前期、南宋前期都要低的緣故。乾隆時代的官員洪亮吉，寫文章抒發對人多地少現象的憂慮，覺得應該出政策控制人口（其實，人口無須政府出手控制，民眾會自發調節），也是基於相似的觀察。

最後總結一下：“美洲農作物的引進導致清代人口大爆炸”是一個偽常識。沒有足夠的材料能夠證明在所謂的“人口大爆炸”——也就是高人口基數帶來的高指數增長——出現之前，美洲農作物已在清代被普遍種植；相反，這些農作物得到政府部門的推廣，是在所謂的“人口大爆炸”發生之後，且推廣的效果仍相當有限。換言之，不是美洲農作物引爆了清代人口，而是清代中後期的人口壓力，略促進了美洲農作物的栽種規模。“美洲農作物引發清代人口大爆炸”之說，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

參考資料

①李昕升，《美洲作物與人口增長——兼論“美洲作物決定論”的來龍去脈》，《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②李昕升、王思明，《清至民國美洲作物生產指標估計》，《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④張巖，《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江漢論壇》1999年第1期。

⑤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⑥高王凌，《明清時期的華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⑦李伯重，《節制生育控制增長：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問題探討》，《人口與計劃生育》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