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與奧斯曼帝國當然存在很多相似性，這也是近些年來比較史學領域盛行的議題之一。

最簡單的例子莫過於19-20世紀初葉中國內部流行的恥辱符號“東亞病夫”，“病夫”（sick man）最早其實是西方觀察家們用以形容奧斯曼帝國面對長期衰敗而又無力改革之窘境的詞語。

如果進行細緻的比較，清與奧斯曼的相似性可謂貫穿始終。

首先，清朝的前身建州女真崛起於明代遼東都司統轄下的東北邊疆，明朝最初透過朝貢、互市、敕書（ejehe）等手段實現對女真人的間接控制。同樣，奧斯曼崛起於拜占庭帝國在小亞細亞西北角的邊疆。隨後，清與奧斯曼帝國都將當地原有的勢力驅逐，逐漸擴充套件最終攻陷明與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在這一過程中，清朝所依靠的（滿洲）八旗士兵，與奧斯曼強調的加齊（Ghazi）勇士構成某種對稱性。

其次，清與奧斯曼帝國都統治著廣袤的疆域，國家內部由多元的族群構成，故也就必須要採納多元的統治意識形態。例如，清朝皇帝不僅是廣大漢族子民心目中的儒家聖主，同時也是統轄藏傳佛教世界的文殊菩薩（Manjusri）和轉輪王（Cakravartin），對於來自漢地、蒙古、西藏等不同地區的臣民，往往呈現出不同的面相。

奧斯曼帝國的情況與此相似。奧斯曼的君主不僅是伊斯蘭世界的蘇丹（Sultan）或哈里發（khilāfah），同時也繼承了來自中亞突厥-蒙古傳統的可汗（khāqān）頭銜，亦以波斯文化的王（Shāh）稱呼自己，甚至有意識地使用“羅馬的凱撒”（Kayser-i Rûm）這一稱號，繼承羅馬帝國的歷史遺產。

等到19-20世紀初期，清與奧斯曼帝國都遭到民族主義興起所帶來的衝擊。較為幸運的是，清朝保留了領土的基本規模，但是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卻分裂成多個民族國家，這是兩者之間最為顯著的差異。

1、外號相同，一對難兄難弟，奧斯曼帝國號稱“西亞病夫”，大清帝國也不甘落後，爭當“東 亞 病 夫”，二者最終的結果都是被時代所淘汰。

2、都曾經極度強盛，奧斯曼帝國最強盛的時候，面積達五百多萬平方公里，地跨亞非歐三大洲，強悍的奧斯曼帝國軍隊征服了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打的歐洲基督世界也瑟瑟發抖。而清王朝則是當時世界上領土最廣、人口最多、經濟最繁榮、文化最昌盛、國力最強大的大帝國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人口最眾多、經濟最富庶、文化最繁榮、國力最強盛的大帝國，那時的清朝、總面積達到了1300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兩億，GDP佔到了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

（奧斯曼強盛時期領土）

3、都是少數民族征服多數民族並最終被同化的王朝，清朝自不必說，是由努爾哈赤率領幾十萬滿族入主中原後征服了上億漢族人口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最終皈依了儒家大一統文化。而奧斯曼帝國也是一樣，它是由少數的土耳其人（唐朝被滅的西突厥後代）征服了人口眾多的阿拉伯人而建立的一個大帝國，最終都以伊斯蘭教為國教！

4、在面對世界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都選擇了睜眼瞎，清帝國我們從歷史書上也能知道，在西方進行如火如荼的工業大革命時，自恃天朝王國，啥也不缺，緊鎖國門，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最終在英華人的炮火下被迫開放國門，然後就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暴揍，直到滅亡。而奧斯曼就有點厲害了，歐洲近在咫尺，變化天天在發生，卻和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子裡，視而不見，封建和宗教勢力守著舊制度就是不改，就是不改，對於這個我還能說什麼呢？你壟斷了東西方貿易路上航線，人家歐洲直接開闢了海上航線，你以火器制勝，人家也不斷製造改良火槍火炮，你重視科學，人家直接來場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是不是還不改？那我就打，一戰以後，帝國瓦解了，後悔了吧？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吧？

（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奧斯曼帝國）

5、都與沙皇俄國水火不容，沙俄從康熙時期的雅克薩之戰開始就從清朝糾纏不休，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利用清朝無暇北姑，借用軍事和政治威脅從中國非法掠奪了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積極鼓動外蒙古獨立，在其後參加了包括八國聯軍在內的多次侵華戰爭，可謂是清朝的心腹大患。而奧斯曼帝國和沙俄就更是世仇了，從莫斯科公國開始擴張以來，就在黑海、巴爾幹及高加索地區和奧斯曼帝國紛爭不休，奧斯曼帝國成為沙俄擴張的眼中釘、肉中刺，在241年間兩者爆發了12場幾乎沒有停歇的戰爭，平均19年就打一次惡仗，成為歐洲歷史上時間最長的軍事紛爭，因為這些戰爭奧斯曼帝國不斷衰落，沙俄則不斷的攫取領土，勢力不斷壯大，所以說土耳其和俄羅斯是世仇，絕對的世仇！

（俄土戰爭）

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在西方崛起後快速衰落，一個被稱為東亞病夫，一個被稱為西亞病夫。但是兩者的還是有很大區別。

一。對世界形式的影響不同。

奧斯曼帝國地處東西方交流要衝，尤其幾次衝擊西方核心文化圈，靠著波蘭的翼騎兵才堪堪保住歐洲的精華。大航海就是西方走投無路，才有了以後的地理大發現。可以說，奧斯曼帝國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的程序。

而大清帝國在東方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幾乎與世無爭的生存了幾百年。

二。核心民族不同。

大清帝國依靠滿族統治，這部分人也幾乎完全漢化，另外主體民族漢族佔絕大多數，只要搞定漢族的上層階級，沒有分崩離析的危險。

三。地緣政治不同。

大清帝國只有北部邊疆有龐大的俄羅斯帝國，但版圖相當完整，其核心區人口密集，難以被剝離。尤其鴉片戰爭後，各大帝國相互掣肘，難以被徹底征服。

而奧斯曼帝國領土呈現碎片化，在失去海權的情況下，這些偏遠邊疆很容易被剝離。其北非部分實際上僅僅維持著宗主權，阿拉伯部分和帝國北部領土在民族獨立化運動後，紛紛獨立。帝國的核心部分只有安納托利亞半島，也就是這片核心區域構成了現代土耳其。

…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異同點有很多，如果單從國際關係史的角度來談，兩個國家成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一員的過程比較相似。以下就嘗試從這個角度來談一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相似之處。

首先，在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清帝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是類似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看待對外關係的角度，是基於世界分為伊斯蘭信眾和異教徒的基本觀點，其對外關係是度過政府與其臣民或者附庸的關係，因此奧斯曼土耳其和歐洲國家訂立的第一項條約，即1536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法國簽訂的條約，非常鮮明的體現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歐洲之間的根本觀念差異。歐洲國家把1536年的這個條約看做是同盟條約，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卻將這一條約看做是蘇丹單方面恩賜的一項合約，是蘇丹賜予的優惠條款。這個條約典型的體現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這種關於歐洲低人一等的觀念，也就是說，在真正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將這個世界看做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治下的阿拉伯世界和“低人一等”的異教徒世界，與異教徒世界打交道不過是“恩賜”。同樣的，清帝國在接受了傳統中國的天朝體制和天朝觀點的同時，也因其“夷狄”身份，更進一步的強化了天朝觀念。簡單的來說，天朝觀點即一整套傳統中國的“文明”標準。原則上，“天子”的統治，即包括了“文明化”的地區（華夏），也包括了“非文明化”的地區（蠻夷）。因此才會有今人在詬病天朝觀念時的“名言”，即乾隆皇帝在接待馬嘎爾尼使團時“敕諭”英國國王“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甚至在鴉片戰爭前後，最開通的林則徐也在“致英國國王照會”中，聲稱“諒貴國王向化傾心，定能諭令眾夷”。從這一點看，在清帝國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清帝國對世界的認識是典型的傳統“夷狄觀”，將清帝國是天朝，是“文明”的，其他地區是“夷狄”，強調華夷之辨。也就是說，在清帝國看來，與外部打交道，同樣是“恩賜”。因此，在被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可以說，無論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還是清帝國，都是在本地區居於金字塔塔尖，有著自己“文明”標準的地區“核心”國家，在與外部打交道的時候，採取的是“恩賜”模式。

其次，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清帝國，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的過程是相似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成為現代國際體系的一員的程序，開始於一個條約，即《卡洛維茨合約》（1699），並貫穿於之後的一系列事件，頂點是1799年奧斯曼土耳其與英、俄簽訂的三國條約。在這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歐洲關係，決定性的被永久改變了，這一階段，姑且可以看做是歐洲列強勢力逐漸滲透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程序，即奧斯曼土耳其半殖民地話的程序。在這一程序開始階段，奧斯曼土耳其的國務家們仍持有穆斯林高人一等的觀點，但迫於環境開始融入現代國際體系和歐洲對外關係，逐漸接受主權平等等歐洲原則，但隨著歐洲力量對於奧斯曼土耳其的滲透越來越深入，到進入十九世紀後，奧斯曼土耳其已經淪為歐洲列強的“自由市場”了，已經完全依附於歐洲。而清帝國成為現代國際體系成員的程序，開始於鴉片戰爭（1840-1842）和《南京條約》（1842），並在《辛丑條約》（1901）達到頂峰。在這一過程中，清帝國與歐洲關係也決定性的被改變了。在這一階段開始階段，清帝國的政治家們仍然持有“華夷之辨”，天朝觀念，對“西夷”的關係由遠離首都的地方官員兩廣總督主持。但隨著列強透過一次次戰爭的滲透，清政府“丟失”了越來越多的權益，最終隨著《辛丑條約》的簽訂，清帝國徹底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被迫接受了歐洲“文明標準”。因此，無論是奧斯曼土耳其還是清帝國，都是被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的，並在捲入現代國際體系的過程中，其原本的“文明標準”被列強徹底摧毀，從而成為了所謂“西亞病夫”和“東亞病夫”，被迫接受了西方的“文明標準”，逐漸淪為列強共同主宰的半殖民地社會。

其三，作為歷史悠久的非歐文明，奧斯曼土耳其和清帝國淪為半殖民地，也激發起當地人民的雙重意義的“反叛”。在整個十八世紀，奧斯曼土耳其的有志之士不斷提出帝國必須改變，否則就會亡國。奧斯曼土耳其要生存需要全面變革，並根本上改變奧斯曼傳統治國方式。奧斯曼土耳其從塞利姆三世開始的改革運動一直持續到1877年阿普杜勒哈米德二世下令取消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第一部憲法。在這一程序中，歐洲的觀點、制度成為改革樣板，某種意義上，奧斯曼社會上層和政治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化了。但是，由於外部列強的干涉和內部的起義、暴動和分離運動，改革並沒有使奧斯曼土耳其擺脫半殖民地的深淵，反而由於列強的共同干涉，進一步深化了。1840年的《倫敦條約》是奧斯曼土耳其正式加入歐洲國際體系的標誌，也是奧斯曼土耳其徹底半殖民化的標誌。在此之後，土耳其的精英們，開始了雙重意義的“反叛”，一方面，致力於“推翻”蘇丹政府，徹底摒棄在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的“文明標準”，另一方面，正是在奧斯曼土耳其作為主權國家的權利被侵蝕的所剩無幾的時候，主權觀念在土耳其紮根了，土耳其精英們成了主權觀念最堅定的擁護者，並開始利用主權觀念來反對列強對於土耳其的干涉。而在清帝國，事實上，從鴉片戰爭開始，就已經有有志之士提出了“改革”要求，清政府也在不同時期，推動過國內改革的程序，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或者“預備立憲”的鬧劇，一定意義上，都是清帝國“改革”求存的措施。但同樣，由於多方面的原因，這些“改革”並不成功，1901年的《辛丑條約》既是清帝國正式加入現代國際體系的標誌，也是清帝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的標誌。在此之後，“革命”成為中國精英們的主流訴求。一方面，要求推翻清政府的統治，徹底摒棄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的“天朝觀念”，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清帝國作為主權國家的權利被侵蝕的所剩無幾的時候，主權觀念在華人的觀念中紮根了，中國精英們成了主權觀念的最堅定的擁護者，並開始利用主權觀念來反對列強的干涉。因此，無論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還是清帝國，在淪為半殖民地，徹底成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一員的同時，兩國都進行了“改革”求存的努力，但因為多種原因，這種努力是不成功的。而正是淪為半殖民地與“改革”的程序，使得當地人接受了現代主權觀念，當地精英們也開始了雙重意義的“反叛”。

總之，在被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清帝國都處在地區權力結構的金字塔尖，都是當地的主宰國家，有著自己的“文明標準”。但隨著歐洲列強的到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清帝國都被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中，逐步淪為列強共同主宰的半殖民地國家。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還是清帝國，都嘗試過“改革”求存，但效果不但不佳，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兩國更是徹底半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現狀和“改革”引進西方觀念，使得當地精英接受了西方現代政治理念，並開始了當地人的雙重意義的“反叛”，即一方面反對本國統治者，另一方面反對不平等的國際體系強加於本國的半殖民狀態，強調本國的“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