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story Wench

如果就“特定的歷史距離”來說，二戰的歷史距離當代還是太“近”了。在何種政治語境下來複述和呈現那段歷史，無疑會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問題——參看兩德統一前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就二戰史教材觀點的變化，就可見一斑。單就屠殺猶太人而言，現今教材凸顯大屠殺乃至於符號化，也在於不斷強調把集體罪責作為基本前提。不過，如果從一個華人的角度來看，對於二戰期間日本乃至亞洲（中國）戰場的描寫幾乎是沒有的，或許，就教材編訂者而言，反思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才是德國最重要的當代“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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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意志國家被徹底摧毀了。它不僅被分成了四部分，最關鍵的是，透過諸如紐倫堡審判這樣的公共事件，它被迫直面納粹政府和軍隊犯下的累累暴行，其行徑之殘忍、波及之廣，前所未有。這與可以被視為大規模復興計劃的去納粹化程序兩相結合，配合著（兩個）德國重新爭取獨立的步調，幫助50年代的德華人民展望未來，埋葬過去。

這不僅僅是一場敗仗，如果只是吃了敗仗，人們可以在接受失敗的同時仍然為己方在戰爭中的英勇事蹟感到自豪，法華人也許正是如此看待拿破崙的未盡功業，奧地利人評判七年戰爭中的敗績時可能也是這等心態。然而，對二戰中的德國來說，戰後的感覺也許類似於一個人在被裹挾進為足球隊歡呼的人群或其他型別的集體性狂歡之後，做出了暴力行為，隨後逐漸恢復了理智。

一名德國學生在接受種族主義教育，約1935年。© Times of India

自然，考慮到戰爭和暴行結束後披露的一切真相，德華人，作為一個集體，只想忘記一切，專注於新的目標——首先是經濟，這給德國帶來了奇蹟；然後是歐盟的建立，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德國可以說成為了歐盟的主要領導國。

但是學校裡的歷史書怎麼辦呢？畢竟，一般來說，在任何衝突發生後，不管某一方是勝者還是敗方，學校裡教授的歷史往往是加以粉飾、偏袒己方人民的。然而，這種情況不可能在德國發生。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多種多樣，一者是為了確保類似的事件不會再次發生，當然，也因為德國犯下的暴行太過深重，波及到了全球，還因為這些事件還未過去多久，對它們的記錄也十分完整全面。

從這裡，我們能夠大致瞭解德國學校在過去和現在是如何教授這場戰爭的。在此，我們應當指出，德國的教育系統不是由聯邦政府管理的，而是由構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RD）的16個州各自獨立管理。因此，儘管不同地區在歷史教學的大方向上大致接近，彼此之間仍然可能有著極大的差異。例如，不僅不同年級的不同班級會選擇使用極為不同的文獻，在不同的聯邦州之間也是如此。

在忽視這一差異的前提下，對二戰時期的研究以及德國學校看待二戰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1918年，德國國會大廈前的集會人群。©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首先是魏瑪共和國（指1918年至1933年採用共和憲政政體的德國）：對於魏瑪共和國，至少是它的開端，人們普遍持積極態度。它被視為邁向民主化的第一次體面努力，儘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波之下，它面臨著種種問題。歷史書詳細描述了這些問題，強調了其中終將導致民主制度崩潰的錯誤：這些問題越積越多，最終引發了20世紀2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使得納粹政權隨後崛起。

可以說，儘管魏瑪共和國存在的時間很短，但人們看待它時帶著某種懷舊的情緒，同時交織著對即將到來的一切的隱隱恐懼。這裡的“一切”指的不僅僅是戰爭，還有納粹本身和他們的意識形態。

第二部分是納粹意識形態和納粹暴行：學生們必須直面極權主義政權、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毀滅性影響，以及它們可能導向的後果。除了照片和紀錄片，大多數學校還強制組織學生參觀大屠殺紀念館，這些紀念館通常是由集中營改造而來。

這麼做的不僅僅只有歷史課。老師還會向學生介紹討論二戰時期歐洲納粹主義和種族仇恨問題的文學作品。這包括但不限於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holt Brecht）和托馬斯·曼（Thomas Mann）等作家。此外，猶太人的聲音得到放大，其形式主要有猶太詩歌、猶太倖存者的報告，以及關注仇恨和暴力帶來的長期後果的歷史紀錄片。

二戰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生於德國的荷蘭猶太人，1945年2月或3月死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得年15歲。© wikipedia

學校選擇的部分文學作品表明，校方試圖強調人性的方方面面，以及群體性心理和群體性偏見這一問題，例如馬克斯·弗裡施（Max Frisch）的戰後戲劇《安道拉》（Andorra），還有諸如《穿條紋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約翰·伯恩（John Boyne）編劇，2006年】和《朗讀者》【The Reader，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編劇】這類年代較新的作品，不過，這些內容在《安妮日記》這樣的早期作品中也有所體現。一旦老師認為學生足夠成熟，也會讓他們研讀支援納粹的文字節選。

在這一背景下，師生們會在高等歷史課上研讀《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的節選，強調文字內部的矛盾、當時的公民可能從中獲得認同感的內容，以及文字中的道德缺失。有趣的是，彷彿是為了用一種類似型別的偏見去補充納粹意識形態一般，另一個集中熱烈討論的主要話題是美國的奴隸制、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

《朗讀者》（The Reader，2008）劇照。© 豆瓣電影

第三部分是戰爭本身：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學校對於戰場上的細節通常較少提及。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展示德國在二戰頭兩年領土擴張階段的地圖，並討論他們獲勝的戰役，可能會鼓舞民族自豪感，而對許多人來說，考慮到教育工作者試圖傳授的觀點，這似乎適得其反。

更進一步地說，討論隆美爾在非洲每一場勝仗或敗仗的細節或是東線的供應問題，對於分析納粹政權的暴行而言並不重要。另一個更實際的方面是，不管怎麼說，在戰爭這一主題上已經分配了大量的時間，因此他們縮減了對實際戰役的介紹。

1944年10月18日，隆美爾的國葬儀式。© wikipedia

當然，弱化戰爭細節的缺點之一是，許多德國學生從來不曾真正瞭解到許多具體的軍事事件和軍事征服。由於學校的大部分重點放在理論或哲學方面的內部發展，當然還有種族清洗的意識形態和實踐，以及對其他如猶太人、同性戀者、共產主義者等，被視為種族、文化或政治棄兒群體的殘酷無情，其結果就是，戰爭的軍事進展被輕描淡寫地帶過，僅僅是隱約提及。這導致了令人震驚的後果：許多德國學生在得知德國曾入侵（如今的）烏克蘭、（如今的）塞爾維亞和希臘這樣的地方時，會實打實地感到驚訝。

與這些泛泛的戰爭介紹相反，在德國境內反抗納粹政權的行為被稱為是英雄主義和勇氣的典範；反抗組織“白玫瑰”的成員索菲（Sophie）和漢斯·朔爾（Hans Scholl）兄妹就是其中一例。這類事例讓德國學生得以找到他們能夠認同的戰爭時期人物。

2005年影片《希望與反抗》（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劇照：索菲受審。© 豆瓣電影

正因如此，並不是每一個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普通德華人都被描繪成可怕的人。畢竟，在與如此龐大的群體打交道時，總會有很多好人和一定比例的壞人，每個群體都是如此。話雖如此，考慮到發生過的一切，授課時會著重講述，就連大多數善良的人也都是這些暴行的同謀，因為他們只是移開了目光，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阻止這些暴行。

第四部分是戰敗和戰後：戰爭期間德國遭受的重大破壞和大量人員傷亡不被認為是同盟國造成的，而要歸咎於納粹政權本身，它被視為首先發動了一場不必要的戰爭的肇事者。不僅如此，大部分對德國領土的破壞是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造成的。儘管戰爭很明顯將以失敗告終，但納粹政府仍舊頑固地拒絕投降，這被視為他們毫不關心本華人民的證據。諸如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和希特勒本人等納粹黨人的自殺，則被認為是一種懦弱的行為。

因此，歷史上極為獨特的一幕出現了：獲得勝利的對立方並不被敗者以一種總體負面的態度看待。遠非如此。

著名的“華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1970年12月7日，前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 DW

在這一點上，同盟軍佔領德國城市的行為被描述為“解放”（Befreiung），儘管當時的同盟軍士兵自然不曾認為趕往柏林的急行軍是一場“解放”柏林的急行軍。然而，這一措辭旨在強調，由於戰敗，德華人民從納粹主義中解放了出來。

一個有趣的例子出自虛擬歷史廣播，它設想一個假定德國戰勝後的世界。這些廣播描繪了一個可怕的反烏托邦，在這個反烏托邦裡，德華人和被佔領國家的人民都會受到殘忍的納粹政權的壓迫。因此，5月8日被稱為解放日（Tag der Befreiung）。

人們將這場“解放”以及去納粹化程序與解放了中世紀人民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相提並論，它們使德華人在納粹主義一事上獲得了內心的淨化。

《我們的父輩》（2013）劇照。© 豆瓣電影

德國戰爭電影，尤其是最近幾十年的戰爭電影，在通俗德國電影藝術中反映了以上這一切，它們傾向於誠實地對待這一主題，展示了空洞的群體性妄想如何引發逐漸向瘋狂的轉變，而其基調通常是宿命論而非英雄主義的。因此，它們可以比一部典型的戰爭電影深刻得多，如果你對此有興趣的話，或許會喜歡諸如迷你電視劇《我們的父輩》（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或是電影《帝國的毀滅》（Der Untergang）之類的作品，大多數人對於後者的瞭解也許是源於其中一幕，那是被玩梗最多的希特勒場景……

《帝國的毀滅》中，布魯諾·岡茨（Bruno Ganz）飾演的希特勒。© Steam Community

當然，對於學校教授這一切的方式和對這一歷史時期的極端強調，主要問題之一在於它們將集體責任強加於現代德華人身上，哪怕這種集體責任只是透過暗示或感受傳達，而從未明確宣之於口。

乍一看，仔細研究這些事件以確保它們不會再次發生，這是有好處的。然而，對於德華人來說，集體責任感自然成了一個問題，儘管今天沒有哪個學生或者他們的父母——甚至連祖父母都未必——曾參與過二戰。

“原罪”這個概念有多大的分量？一個出生於21世紀的人如何對納粹的暴行負責？在除了國際足球比賽以外的大多數情形中，展示現代德國國旗仍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儘管它在官方上和形象上都明顯不是納粹的象徵。類似地，每天早上在課堂上向國旗宣誓這種民族主義行為在德國會被理解成最糟糕的那層含義，儘管它在美國這樣的地方很常見。

此外，德國有移民血統的人口比例很高（瞧瞧德國國家足球隊就知道了）。和你看完這些想到的一樣，有人擔心德國學校系統似乎太過痴迷於納粹和他們犯下的錯誤，而不是像其他許多國家那樣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更廣泛的歷史上，這也許有些做過頭了。

不管人們對此有何看法，這裡給出一個有趣的旁註：德國的去納粹化程序被認為是一個極大的成功，以至於幾十年後，美華人試圖在佔領伊拉克後採用同樣的方法。不出所料，那次嘗試算不上成功。

譯/苦山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