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具備深厚的文化基礎。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洛陽想要維持自己文化名城的頭銜，教育就是不能缺少的一個環節，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洛陽就有了第一所國立大學：洛陽太學，洛陽也就因此能夠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太學草創於西漢武帝時期。當時漢武帝為了鞏固皇權，在文化上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結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家思想從此也開始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為了更快的將儒學思想傳播開來，漢武帝就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教授儒學思想。由此，太學教育也就初現端倪。

不過太學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西漢末年王莽時期，天下大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太學也就因此沒落，不復當初的繁盛局面。直到東漢劉秀稱帝，他對於教育非常的重視，天下還未完全平定，就開始重新建立太學。因為東漢定都洛陽，因此新的太學就建立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洛陽太學也就出現在了世人眼前。

東漢時期，很多帝王對太學都非常的重視。劉秀不僅重建太學，而且曾經多次親自到太學和老師學生討論典籍，為學生設定獎品來激勵他們。到了明帝之時，“遊意經藝，每鄉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太學受到當朝皇帝的重視，自然也就聲譽日高，到了後來，甚至連匈奴都派遣學生前來學習。經歷幾代皇帝的努力，洛陽太學日漸興盛。

太學作為當時的最高學府，為漢朝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朝堂之上很多官員都出身太學。而且，太學的存在推動了漢朝教育的發展，班固曾經描述當時的教育盛況“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當時官辦大學、郡國學與私人講學相輔相成，極大的促進了漢朝文化的繁榮。

漢朝之後，洛陽太學又是幾經興衰。董卓之亂時，董卓敗走長安，下令焚燬洛陽，太學也被付之一炬。直到曹丕稱帝，定都洛陽，才又復起太學，招收學生。到了晉武帝時期，“廓開太學，廣延群生，天下磷萃，遠方幕訓，東越於海，西及流沙，並時集至，萬有餘人。”洛陽太學再次迎來了發展的高潮。西晉滅亡後，太學又被破壞。直到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為了更好的學習中原文化，才又重建太學，這也是洛陽太學最後一次興盛。北魏分裂後，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轉移，洛陽太學也就徹底沒落下去。

太學對於洛陽的影響非常大，自東漢以來，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這裡也就出現了眾多的儒學大師。而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並稱，並有西鄒魯之譽，這些都與洛陽太學的存在密不可分。

北宋建於殘唐—五代近百年戰亂之中，立國之初，百廢待興，經慶曆、熙寧、崇寧三次興學，方建成一個從中央太學到各州縣學校，覆蓋面極廣的國家教育體系，再加上士紳創立、主持的書院以及私塾、族學等教育機構，宋代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毫無疑問要多於之前的任何時代。

《都城紀勝》說，“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即使是窮鄉僻壤，也有讀書之聲：“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晁衝之《夜行》詩）我們現在無法統計出準確的宋人識字率與入學率，但這個比例遠大於前代及同時期的歐洲，則是可以肯定的。

國家設立的各級學校是向全民開放的，原則上所有家庭的適齡兒童都可以入學。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宋朝的學校要收學費嗎？收的。按照北宋富弼的說法，“負擔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學，謂之學課。亦欲獎勵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〇）可知州縣小學的學費約為每日一二文錢，以宋代底層人每天一百文的收入水平看，學費極便宜。

中央太學的學費呢？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國初以來，但補為生員，即納束脩二千，屬監司公用。”即太學的入學費為每人2貫錢，這個入學費在宋英宗時取消了，改為免費入學。

不僅免學費，國家還給學生提供住宿併發給伙食補貼，如北宋元豐年間，太學的外舍生每月可領850文，內捨生與上舍生每月可領1100文。州縣學校也有伙食補貼，如政和年間的一條教育法令說：“諸小學八歲以上聽入。……即年十五者與上等課試，年未及而願與者聽，食料各減縣學之半；願與額外入學者聽，不給食。”意思是說，兒童八歲入學，由政府提供伙食費；十五歲以上或未滿八歲的，伙食費減半；額外入學的，不給伙食費。政府發給的伙食可能是比較豐厚的，因為有的學生還能夠“儲其資以歸養”，將一部分補貼節省下來，用於贍養母親。

值得指出的是，宋代女子儘管並未獲得跟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權，但女性並非沒有機會入學讀書，如透過家庭教育或入讀私塾完成學業。宋人並沒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那是明清時才出現的思想），恰恰相反，“當時風尚，婦女皆知愛才”（趙翼《陔餘叢考》卷四一），歐陽修、司馬光、朱熹等士大夫都主張讓女子讀書。事實上，宋朝有大量士庶家庭的女兒都得到教育，能斷文識字，甚至吟詩作賦，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朱淑真的文學才情自不待言，從宋代題壁詩中也可以讀到許多首不知名女子的題詩。南宋時，還有兩名女童參加了科舉考試的童子科。

宋代太學（相當於國立大學）的教學制度也堪稱先進。經過王安石的改革，宋朝太學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三舍制”，學生被劃分為外舍生、內捨生與上舍生三舍（相當於分為三個年級），每舍設若干齋（相當於班級），採用積分制，即學生的學習成績量化為學分，成績優秀的外舍生可升入內舍；內捨生成績優異者，可升入上舍。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將學生成績量化計分、並按積分升等的教育制度。

當然太學的入讀名額有限。元豐朝時，太學建有80齋，每齋30名學生，共有2400名太學生，其中外舍生為2000名，內捨生有300名，上舍生100名。這已經是很大規模了，但仍無法滿足大批士子的求學需求，於是便出現了旁聽生。

我們現在津津樂道民國時大學裡有許多旁聽生，如任繼愈先生回憶說，“（老北大）校門任人出入，教室任人聽課，圖書館閱覽室也任人閱讀，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員，都可以走進來，無人干涉。”其實宋代太學的旁聽生更多，北宋大學者胡瑗博士在太學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另一位大學者孫復講《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大宋學術之盛，於此也可見一斑。

答：太學是啥性質，用今天的話說，太學就是官辦的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

在秦漢以前，人才都是自學成才，然後都是，在社會上博得好的名聲，然後被人推薦，最終成就抱負。這樣的做法很有侷限性，大量的人才，不為認知。

東漢建立之初，興起了國家官辦學校太學。用國家力量辦學，設想很好，但是太學之中也都是充斥的官宦家子弟，他們不用上太學，家中也會有人教他們讀書寫字。因此吸引力不大，而一般家庭子女就是上了太學，沒有人推薦也是很難從仕的。國家沒有正常的科舉仕途考試製度。上了太學也無出路。因此“東漢立國盛世之首”的太學，在東漢前期就已式微。

大家知道，兩漢外戚專權的狀況十分厲害，尤其是東漢，為了制衡外戚專權，就對宦官委以重任，這樣，外戚`宦官輪流坐莊，人才，不是靠學問當官，而是看站隊是否正確。

正真的寒門取仕，是到了500年後的隋朝從制度上確定了科舉制度，才有了讀書人，也可以當官的路子。

東漢的太學真正衰微是在東漢末期，東漢前期太學的作用還是相當大的。（東漢太學形象圖）

中國古代的太學萌芽於先秦時期，太學和其他機構混雜在一起，非單獨存在，到西漢漢武帝時期才成立正式獨立的太學，主要教授儒家經典，培養的太學學生優異者將會選拔為官員，是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

漢光武帝也是太學生出身，對此深有感觸，建立東漢後就開始重新修建新的太學，為王朝培養有用的人才。

東漢進入太學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原則的，一般的人不能隨便進入太學上學的。東漢時期明確規定進入太學學習人員的要求：

第一，年薪超過600石的官員子弟，包含600石的官員子弟。相當於現在的縣級官員的子弟，司馬遷任職的太史令就是600石的官員。

第二，郡國高材明經者，也有國家明經考試落第的人。明經指的是通曉經書的人才，有下面的郡縣或者郡國推薦，也有參加國家考試落第的人員。

第三，郡國學習明經50-70內的儒生也可以推薦進入太學。

東漢的太學生大都是官宦子弟，也有較少的貧寒家庭的人員。太學生的附屬人員也可參加旁聽，也就是旁聽生，這些人如果透過考試也可以任命官員。相當於現在勤工儉學的附屬人員。官僚子弟有俸祿，生活比較滋潤，而貧寒的學生很多都要靠自己來解決上學問題。

透過太學的教育，為王朝培養了一批儒家學者，有很多進入到官僚系統任職。東漢時期採取兩年一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員，不同於西漢時期的一年以選拔，選拔的方式就是考試，當時稱為策試。考試分為甲乙兩種，考試的老師選擇題目讓考生回答的稱為“對策”，這一題目形式固定；第二種則是由學生自己抽取考試題目回答，稱為“射策”，參加不同的考試選任的官職也是不同的，後者明顯要高於前者。

東漢漢桓帝時期，將策試分為上、中、下三等，按照考試成績分等級，授予不同的官職。

太學的目的就是宣揚儒學，為國家培養有用的人才。

東漢前期，太學經過大力的修建，太學最昌盛時期學生達到三萬人，聚集了王朝不少的精英人士，為東漢的發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太學作為全國的最高教育機構，在建立之初就不單純是一個學術機構，而是和政治緊密相連。西漢時期就有太學生聯合起來抗議王朝對一些政治人物的處理，顯示了正義的一面，王莽為了篡權，收買了一大批太學的學生為他搖旗吶喊，顯示了黑暗的一面。

東漢末期，宦官專權，外戚干政，雙方交替登場，官僚腐敗，最大的體現就在選拔官員上。東漢時期的選官制度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舉孝廉，東漢時期王朝推崇孝道，這是選拔孝順的人加入到政府中來；第二種是察舉，是由地方考察、選拔的人才推薦給上級或者中央政府，考核後任職；太學生選拔的官員則稱之為“學選”。

東漢末年的政治腐敗，導致王朝的選官制度受到極大的侵害，當時流傳這樣的記載：

舉明經，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舉孝廉，濁如泥。舉良將，怯如雞。

舉薦的通曉經書的人才卻不學無術，舉薦的孝廉之人的家庭卻是是兒子和父親分開居住，將年老的父母撇在一邊。被舉薦的人只要有錢、有關係就可以了，進入國家的選官程式。三國時期的董卓就是內部關係舉薦的“良將”。

東漢太學作為學術機構和官員的選拔之地，形成了一種品評官員的“清議”的氛圍，對王朝的各級官員進行評價，褒貶不一。東漢前期很多官員都畏懼太學的這種“清議”，對腐敗是一種遏制和打擊的作用。

漢桓帝劉志時期，他依靠宦官奪回權力，重用宦官，為了解決朝廷的財政赤字，採用了賣官鬻爵的辦法，只要有錢可以買到很多官職，官場一片烏煙瘴氣。

以太學為首的一批清流們，對宦官們為非作歹很看不慣。而宦官在166年漢桓帝大赦之前公開犯罪，然後藉助大赦可以免罪，太學以及太學出身的一批官員對宦官在大赦之前的犯罪嚴懲不貸，不考慮漢桓帝的大赦。

漢桓帝得知情況後對太學生和太學出身的官員進行打擊，很多士人逃亡，最後多虧了漢桓帝竇皇后的父親竇武出面，太學生和太學出身的官員才逃過一難。

漢靈帝即位後宦官和太學生、太學出身的官員、同情太學的官員準備清除把持朝政的宦官，其中陳蕃率領幕僚和太學生幾十人進攻皇宮，要求清除宦官，都被殺害，竇武起兵對抗，也被迫自殺。（漢靈帝像）

這一次“黨錮之禍”一直持續到黃巾大起義開始的184年，歷時將近二十年，東漢的太學遭到無情打擊，對朝政的影響日趨衰微。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外戚和宦官輪番掌權，作為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也很難獨善其身，太學生選拔的學生出現了很大問題，很多無才能的人被推薦到太學，選拔學生任職官員也充滿了銅臭氣。太學生的學生運動對抗宦官也歸於失敗，很多人受牽連，影響力自然也就下降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