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軍事歷史迷們都瞭解二戰中，戴高樂隻身去往英國，豎起抵抗德國的旗幟，與貝當等人徹底決裂，甚至成為維希政府缺席審判的“死刑犯”；卻很少有人知道，兩人曾是軍界公認的“忘年交”，戴高樂的升遷離不開貝當的幫忙。

1927年，已是法國最高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貝當元帥，實際是法軍的最高統帥，能與這樣的人工作在一起，前途似錦。當所有人將羨慕的眼光投向戴高樂少校時，他們不知道的是，兩人關係已經出現了一些裂痕，併成為以後徹底鬧翻的原因。

首先，違心論證“馬奇諾防線”。戴高樂上任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論證“馬奇諾防線”的合理性，這對於倡導坦克戰、運動戰的戴高樂來說，不得不違心地否定自己的理論，去迎合“老上級”的想法。從這時起，兩人在戰略認識上已分道揚鑣。

其次，撰寫《法軍軍史》，實則歌頌個人。戴高樂歷史知識淵博，文采也好，貝當將編寫《法軍軍史》的工作交給了他。但他很快就發現，按照“老上級”的要求，軍史中充滿著對其個人的推崇，這讓嚴謹的戴高樂頗有微詞。

更失望的是，戴高樂離開機關到基層帶兵，編書的工作交給他人。但貝當對他中途退出，似乎不情願，寫信說：“你是根據我的指示撰寫的，這是一項公務”。意思就是說，作為身邊人，只能圍著他轉，這讓心高氣傲的戴高樂不能接受。

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他們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儘管雙方都沒有明說，但貌合神離。在以後的歲月裡，兩人在戰略戰術上的觀點，越來越說不到一起去，甚至成為“敵對”的狀態，直到兩人的友誼徹底決裂。

能到基層帶兵是戴高樂夢寐以求的事情。在他看來，任何理論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他要將自己多年來，總結出來的訓練方法、帶兵技巧用在部隊建設上，為軍隊的改革提供實踐依據。當然，離開貝當辦公室也是遠離“迂腐”的最好方法。

在德國萊茵區，戴高樂在法國佔領軍中擔任營長。為了在德華人面前顯示法軍的實力，他傾注了很大心血，每天進行佇列訓練，經常開展強行軍、戰術演練，將這個營訓練成為法軍的“標杆營”。

而且，利用自己善於演講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經常給下級軍官和士兵們講述戰史和戰略戰術課。難能可貴的是，他打破傳統，放下軍官架子，穿上喪服為一名病亡計程車兵送葬。對官兵們的關愛，讓他成為官兵們尊敬和愛戴的偶像。

在德國的日子，他密切關注著德國政局的動向。其國內的沙文主義和復仇情緒正在迅速發展，這讓戴高樂十分擔心。而此時的法國上層，似乎還沉浸於和平的美好希望中，對德國的“民族情緒”抬頭置若罔聞。戴高樂既憤怒又無奈。

兩年後，在貝當的極力推薦下，戴高樂就任法國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一職，負責評估國家的戰備狀況，準備應付戰爭。這一職務，讓他更加接近決定法國命運的人。然而，魏剛、貝當等人的被動防禦原則，讓他對法國的命運憂心忡忡。

“道不同不相為謀”。回到巴黎的戴高樂，並不想與貝當等人探討戰略戰術問題，因為在他們的眼裡，他就是“另類”“不懷好意者”。不過，讓他欣慰的是，他透過朋友介紹，結識了早已退休的軍官埃米爾.梅耶，一位優秀的軍事理論家。

儘管80歲的高齡，但卻有著驚人的遠見，以及新奇的觀點。這對被“迂腐”包圍的戴高樂來說，猶如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盞明燈。梅耶對這位有著堅定信念、頑強性格，尤其是敢於創新的中校頗有好感，倆人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交”。

他們與一些有識之士形成了一個小團伙，經常舉行沙龍聚會，商討未來法國和軍隊的建設走向。這讓戴高樂真正領略到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受益匪淺。豐富了他建立坦克裝甲部隊的思想，並以此寫出了《建立職業軍》一書。他認為：

一是，重視新裝備、新戰術。工業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定會帶動戰略戰術、武器裝備的革命性變化。過去騎兵是戰場的主宰，不外乎有提供機動性的馬匹，以及防護好的鎧甲，就和現在的坦克一樣。坦克將是未來戰場上決定性的武器。

二是，只有坦克能救法國。與未來對手——德國相比，法國總人口明顯低於德國。而在一戰中法國的勝利主要是依賴於政治，軍事上根本不是德軍的對手。只有建立一支少而精、職業化的高機動部隊，才能有效地抵制德國。坦克，是唯一選擇。

更值得一提的是，提出裝甲部隊的新戰術。面對堅固的防禦體系，以步兵為輔助單位，在大炮、飛機的協同配合下，坦克叢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開啟防線缺口，並向其縱深發展，定能將對手完全擊潰。說白了，就是“閃擊戰”的雛形。

讓人生氣的是，法軍高層並不願聽取關於獨立使用坦克部隊的建議，仍在執行貝當元帥制定的“火炮優先”原則，戴高樂決定利用輿論宣傳自己的新思想。然而，書籍出版後，並未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支援。看來，循規蹈矩在法國是個社會問題。

意外的是，這本書在德國軍界卻引發了不小的轟動，繼而是一場嶄新的戰術理論變革。德國名將古德里安的《注意！坦克》一書中，關於構建裝甲師的計劃，與戴高樂的理論一模一樣。儘管不能說二者之間有什麼必然聯絡，但也說明了戴高樂的遠見。

法、德國外交官的一段對話很有代表性。“馬奇諾防線，德國坦克的威力足以將其突破……古德里安將軍已肯定了這一點。在法國，也有一位優秀技術專家也堅持此種意見。”

“那麼是誰呢？”法國外交官問道。

得到回答是：“戴高樂上校，他在法國還鮮為人知，是嗎”，法國外交官無言以答。

不到200頁的《建立職業軍》出版後，貝當十分憤怒。這是對他公然的詆譭和“叫板”，這位“老上級”唆使一些軍界“大佬”共同反對戴高樂。這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倆人的交情徹底決裂，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

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源自德華人用15法郎打敗了法國這種說法。是法華人對於二戰中被快速擊敗的一種十分啊Q的說法。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出現，已經表現出對於當時的機槍加鐵絲網的防禦模式有著非常好的破壞效果，可以認為坦克是一種非常有發展前途的新式武器。

在一戰以後，在大戰末期出現的飛機坦克等新式武器，給各個國家出了一道問答題，就是如何看待這些新式武器，並且是如何使用這些新式武器。而對於這道問答題，世界各國的軍界普遍是分成了兩派，一種是保守的用法，就是坦克分散使用，用來支援步兵突破對方的深溝高壘，一種是比較激進的辦法，就是把坦克集中起來，變成大的集團，用來執行突破人物，這樣子坦克就要變成整個陸軍的核心，步兵是用來支援坦克作戰了。

在各個國家軍隊中，對於坦克飛機的使用都是有這兩種意見，現在來看這些激進使用坦克的做法是未來使用的發展方向，但是持保守態度的人一般官都比較大，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軍隊中，所以還是保守意見佔主導意見。富勒，一戰末期的康佈雷戰役計劃就出自他的手筆。利德爾-哈特，是軍事記者後來以間接戰略聞名世界，而在一戰後對於機械化作戰的理論也是貢獻頗多。古德里安。圖哈切夫斯基，古德里安和圖哈切夫斯基對於機械化戰爭的貢獻在於把理論變成了可以實際操作的條令條例。有的資料說，圖哈切夫斯基和戴高樂在德國當戰俘的時候兩個人關係不錯，圖哈切夫斯基多次幫助戴高樂逃跑。

當時，持這種激進的意見的人中，英國的利特爾-哈特，富勒，德國的古德里安，蘇聯的圖哈切夫斯基，還有法國的戴高樂這幾個人的名聲最大。戴高樂對於機械化戰爭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一戰後的法軍極其保守，戴高樂的理論響應者寥寥無幾，而在德國閃擊法國時，戴高樂指揮法軍第4裝甲師還是打了一個漂亮仗，但是一兩場勝利無法抵消整體的失利。

戴高樂在自己的建立新模範軍或者有的翻譯成建立職業軍隊中提出，整個法軍應該建立一支約有10萬人的完全機械化的部隊，這10萬人分成6個師，作為整個法軍的核心。據說這本賣15法郎的小冊字，一共是印了1000本，其中有200本賣到了德國，於是，在法國戰敗了以後，法華人就說是德華人用15個法郎打敗了法國，其實這個就是一種阿Q的說法。

戴高樂是在二戰前對於機械化戰爭有著非凡的前瞻性，但是德華人還是透過自己的努力來建成了自己的裝甲部隊。

1920-1930年代，關於裝甲部隊新型戰術的研究，世界範圍內有很多創新者。比如富勒、巴頓、戴高樂、圖哈切夫斯基等等，古德里安也是其中之一。

古德里安的最大優勢就是將理論充分應用於實踐，並且比各國更早地建立了獨立的裝甲兵編制，並透過作戰實驗完善了一系列理論。

戴高樂確實是在理論上的先行者，但也僅限於理論而已，應用於實踐太晚了。戴高樂在1940年法國戰役期間，指揮法國第四裝甲師的戰鬥，確實有很大的創新，但缺陷也很多。第四裝甲師在蒙科爾內、阿布維爾的戰鬥中，雖然取得一定戰果，但損失也很大。

比如1940年5月17日的蒙科爾內戰役，戴高樂指揮法軍第四裝甲師阻擊德軍第一裝甲師，結果丟掉了23輛坦克（全師約325輛坦克，當天參戰85輛坦克），包括不少寶貴的B1bis重型坦克和S-35中型坦克，雖然遲滯了德軍推進，但只擊斃德軍一百餘人。法軍坦克在德軍88毫米高射炮前損失很大。戴高樂首次集中了法軍坦克展開反擊，但戰術不過關，反而造成了集中的損失。

阿布維爾戰役也是，戴高樂的第4裝甲師在5月27-30日反擊德軍在阿布維爾的橋頭堡，聯合英軍第一裝甲師共出動了200多輛坦克。此戰將德軍趕出了橋頭堡，並俘虜了200人，算是法軍在1940年難得的一次戰術勝利。但法軍在三天裡損失了125輛坦克（多數為第四裝甲師的），導致第四裝甲師戰鬥力銳減。

在幾場戰鬥中，戴高樂麾下的部隊包括步坦協同、空地協同都與德軍差得遠，這幾個要素才是“閃電戰”的精髓。這都體現了法國裝甲兵戰術的還不成熟，儘管戴高樂比其他法國將軍強多了，主要原因還是缺乏實踐經驗。

在早期的時候，古德里安確實學習過戴高樂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只能算小兒科的初級階段，作為“閃電戰”的源頭還遠遠不夠。（陶慕劍）

戴高樂的著作《建立職業軍》（未來的軍隊）頂多算是裝甲兵應該如何組建，和德華人的閃電戰完全不是一回事。戴高樂的著作中，提倡的是建立一個10萬大軍，裝備3000輛坦克的部隊，強調機械化，強調坦克應該像以往的騎兵那樣到處跑。他對於未來的預見就是：未來的戰爭會以坦克部隊為主。

而古德里安對於裝甲兵的研究，早就在1922年開始了，當時他在德國國防部的運輸兵監察處當參謀，也正是這會兒，他開始研究坦克，研究裝甲兵。在二十年代裡，他也一直在研究坦克，研究富勒、李德哈特等人的著作，1929年以前，古德里安也提出了自己的裝甲兵構建的理論。1929年，古德里安擔任第四摩托化營的營長，已經開始研究裝甲兵的戰術等問題了。後來出版了《注意！裝甲兵》一書，才開始引起巨大轟動。

一戰時期，東線德軍配合東普魯士的地形和工事進行防禦，利用鐵路快速調動兵力，快速集結。這是閃電戰的非常重要的一環，你想快，前提是你兵力調動要快，你兵力集結要快，後來二戰時期德國的兵力調動，也都是透過其發達的鐵路網進行的。

二戰時期，在波蘭，希特勒算上預備隊也才百萬軍隊，在西線對峙的兵力並不多。然而，波蘭戰役結束以後，英法認為前面的德軍也就100萬人，而到了五月份，突然就變成了300萬人，多出來這二百萬人是哪來的？是德華人閃來的，用的就是他們的鐵路，快速調動兵力。英法眼睜睜的看著德軍的數量突然猛增，組織好了集結好了，過來打自己了。A集團軍突破阿登山脈以後，法華人壓根就抽不出兵力去對付A集團軍了。

同樣，打完了英法，德華人調轉槍口去對付蘇聯，從英吉利海峽將德軍送到波蘭，調到蘇聯邊境上，五百多萬人，這個距離短麼？不短。這個人數少麼？不少。在蘇德邊境上，德華人集中了優勢兵力，打了蘇聯人一個措手不及。德軍的兵力是哪裡來的？調來的，拿啥調來的？鐵路。德華人就是透過其發達的鐵路網，對兵力調動集結。

這是閃電戰的第一步，快速調動兵力，集結部隊。而這一步，和戴高樂根本沒關係，這個思想的締造者是施裡芬。戴高樂和古德里安等人，頂多算是建立裝甲兵的一個先驅，而不同的是，古德里安付諸實踐，而且玩的爐火純青。閃電戰這個概念，並不是來源於戴高樂，德華人的閃電戰來源於德軍的祖師爺施裡芬。

而閃電戰到開打的那一步，利用的就是裝甲兵團的快速推進，德華人組建了裝甲師裝甲軍，將坦克裝備在一起和敵人打，形成巨大的區域性優勢。這樣做的話，速度非常快，當年古德里安的第19裝甲軍穿越阿登山脈，穿越那120公里的峽谷，只用了兩天時間，這個進攻速度在以前是壓根就沒人敢想的。

另外，在閃電戰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在於天上的飛機，德華人的閃電戰，天上是一定要有斯圖卡這類戰術轟炸機的配合的，在前面開路，替裝甲部隊清除威脅，取的制空權，打擊對方的要塞，打擊對方的重兵集團。沒有斯圖卡開路，閃電戰也基本打不成。而這一點上，和戴高樂也沒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