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自己的晚年，曾對自己的一生說過一段話，來描述自己一生心靈脩養之歷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之四）

關於此節，解說歷來紛紜。以“志於學”為例，重要者為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將志解為“心之所之”之謂，將學解為“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出《大學》’）竊以為似乎拔高了夫子，十五歲的少年，當前正為高中一年級左右，若說已有此等境界，頗為可疑。思朱子當為神化孔丘之心，以行“理學”之道。現世如李澤厚、楊伯峻、馮友蘭、辜鴻銘等人，基本都沒有從這個角度去昇華發揮，倒覺可信。

木舟以為，其實在這一節，孔子闡述了自己思想（行為）變化的幾個階段，來描述自己心靈脩養的過程，即：學、歷、知、從。學是指堅定學習的信念以及所學的內容；歷主要指孔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階段（二是多歲到四十多歲期間），主要的人生經歷，並由此經歷而達到的“立”和“不惑”；以此為基礎，達到知天命的階段；並由“知”而達“從”的過程。為分析，試今譯。

孔子說：我在（約）十五歲的時候，確立了自己的志向，併發奮於學；由此經過十多年的學習，我因懂禮而立足於世，此時大約是在三十多歲吧；而後，我在社會歷練中慢慢明白了出仕與道義的關係，從而堅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搖擺迷惑，這個階段大約在四十多歲吧；然後，魯國從政（失敗），遊遍列國，雖流離失所 ，但在解釋、傳播思想的期間，明白了偶然與必然，並明確了自己人生之責（所謂知天命）；也是在這一時期，我曾聽到很多贊同及批評的聲音，但我已經能夠理解評價者的立場、心曲，從而不怨恨、不惱怒，同時這些意見也不能動搖我自己的原則（所謂耳順）；當我到了七十來歲，我能夠做到按照自己的內心原則而隨心而為，一言一行都能符合（我認可的）禮的制約。（木舟意譯）

（二）

孔子三歲喪父，少年喪母。可以說幼年不幸，家境平平，雖然先祖曾是商代的王室，但先祖早年的榮耀與輝煌早已成為傳說。且哥哥庶出但殘疾，作為家族的期望，自然而然落在孔子之身。應該說，孔子是一個早熟的少年：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泰伯》）。早熟的少年立志由學而仕，來改變當前家境，這就是十五歲左右的孔子。

學的內容之一無外乎是當時的六藝，當然，人生活於環境之中，孔子對“禮”的學習應該更為偏重。據《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孟僖子的話曾提到，在孔子較近的祖上中，有兩位重要人物，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正考父三命茲益共。這兩位都以懂禮而成名，應該在孔子的幼年被家族屢屢提及，應該對孔子影響深遠，家庭作為家族的最好教育資本，他們必定會成為孔子重點關注“禮學”的重要因素。另一點，孔子之生，其父母所合本不合禮，遭人留言是必然。這又從反面影響孔子關注“禮”，遵循禮。所以可以說，孔子所志於學，重點在禮。

（三）

“志於學”之後，假以時日，孔子因知禮而聞名天下，典型事例有二。一是在其二十多歲時，娶妻生子，魯昭公送了一條鯉魚作為賀禮（即孔鯉名字的由來）；二為魯國當政者孟僖子的高度認可，並送自己的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宮适求學於孔子之門。

孟懿子問孝，子曰：“勿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勿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論語·憲問》）

作為私學之初，有當時權貴（三恆）子弟求學，有相交於魯公，方始孔子足以聞名，由此名才可立足於社會，聞達於諸侯，為孔子的入仕創造了極大的“勢”。

（四）

但孔子的仕途很艱難。

雖然在孔子三十來歲時，不僅在魯國聞名，且受到鄰國齊景公的注意。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從孔子的回答，聞名可以看到，孔子正是從禮制的一面來回答的，也就是說，孔子以知禮而聞名，聞名後又強化了孔子學禮的自信（蘇翁之成就感到自信心）。

此時正值壯年而聞名天下的孔子，只是具備了入仕的基礎條件，卻並不代表其能夠順利入仕。魯國之內，三恆專政，尤以季氏專權，孔子卻從自身禮制的角度，時時看不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孔子遂不得入仕於國內。在國外，雖有齊景公的看重，但據說由於晏嬰的建議，亦不得用於齊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國內、國外，阻斷了孔子入仕的努力，雖然已立，且日日待沽，卻不見主流政權相用，此時的孔子，應是多麼的寂寥、憤恨。

也是此時，季氏家臣陽貨、公山弗擾居費地畔、晉大夫範氏﹑中行氏的家臣佛肸以中牟畔，皆欲召孔子。一邊是不用，一邊是欲用，孔子都曾掙扎過，甚至想過去嘗試。在猶豫徘徊中，終未成行。其原因固然有子路等弟子的反對，其實在孔子的內心也是不允許的，亂臣賊子，名不正，也許是另一個原因。因為正名正是孔子自己所認可的禮制規則。

我想，在這階段孔子掙扎的過程，正是其“不惑”的歷程。什麼是“惑”？“亂也”，主要是指辨別不清，什麼情況會辨別不清呢？其實就是在達成目標的路上，有可以選擇達成的方式。但是對於此時的孔子，雖然出仕、正禮是其目標（以禮立），但在達成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不以名而用，不去，應該是在孔子心中更加堅定的信念。故說不惑。

當然，關於不惑，歷來也有不同的解說，如楊伯峻認為是因為在四十歲時的孔子，掌握了各種知識，不致迷惑；和李澤厚的意思基本相同，倒也可信。辜鴻銘認為是在四十歲時，孔子的人生已經沒有了什麼疑問；主要是沿襲朱熹的解說：“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對此，我覺得是拔高了此時的孔子，因為這已經到了知天命的階段。

（五）

雖然在孔子的壯年，沒有入仕，但在其五十多歲時，還是迎來了一次施展自己治國理念的機會。在陽虎、公山叛亂後不久，新立的魯定公啟用孔子為中都宰。幾年後，又提升其為魯國的大司寇（位列大夫），在此期間，主持了與齊國的夾谷會盟，顯示了孔子在外交、決斷等方面的才能。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魯國的大司寇兼攝相事，為了加強君權，派子路墮毀三都。三都即季孫氏的費邑（今山東費縣）、孟孫氏的郕邑（今山東寧陽）、叔孫氏的郈邑（今山東東平）。之後，三桓開始反對墮三都。墮三都最終失敗。

由不仕的苦惱，到出仕的失敗，無奈中周遊列國的孔子，開始了真正的跨越。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大意是說：孔子在匡地被困，他說：“文王死了後，社會文明不都由我繼承嗎？老天若要滅絕這文明，我就不會掌握這些文明瞭；老天若不滅絕文明，匡人能把我怎樣？”從自身內部出發，孔子以繼承周文王的教化百姓的思想，開始逐步成為其內在精神，孔子開始意識到這就是他的使命，是對社會的責任，是上天給予自己的職責。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大意是說：儀地長官求見孔子，他說：“君子到了這裡，我都要求見。”見孔子後，出來說：“諸位，不要在乎官職，天下無道很久了，老天要你們的老師成為號令天下的聖人。”這是當時外人的言論，儀封人從孔子的言行中，同樣體驗到了其生命傾向，即看到了其使命所在。

“天”和“天命”雖然神秘莫測，孔子亦罕言，但他已經感覺到了自己一生最終的成就，即為“裁度弟子”，只有這樣才是不虛來此世一生。這時的孔子已經從自己的處境中，從自己所經歷、承受的一切中，透過持久的追問，而自我獲得了明確的回答。即“我知曉自己的天命”，同時“天理解我生命的意義”：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種不怨天、不尤人的認識正是一種極高的心境，他既是孔子生命的空曠與落寞，也是其生命的高貴和孤獨。

其實，這和道家的無為是截然不同的，在這裡儒家體現的是一種“為而無所求”的境界。當然亦不同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強為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論語》中，始終是別人的看法，孔子從未自己說過。而“為而無所求”才真正體現了一種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在這裡，正如朱熹所說：“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不怨天、不尤人，一切安之若然，臨事泰然處之，也即超越了其歷程中入仕的無可奈何之慮。也是對“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這一經驗層面的認識的理性提煉。

這才是孔子所謂的“知天命”。

（六）

也正是在孔子周遊列國的過程中，聽到了很多的批評聲音。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己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大意是說：楚國的狂人接輿唱歌路過孔子車旁，說：“鳳啊！鳳啊！為什麼德行會這麼衰落？過去的不可挽回，未來的還來得及。算了！算了！現在的執政者實在是不行呀！”孔子下車，想同他說話。他趕快避開了，孔子沒能與他交談。

其實孔子是同意接輿的一些看法的（今之從政者殆），所以想和他交流交流，但接輿很自以為是，並沒有給孔子機會。但孔子心態很平和，已經能夠坦然面對。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爾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

子路問津，長沮、桀溺有胡攪蠻纏之意。孔子是站在同情的理解的角度來看此事的。此正是儒、道之分，避政與避世之別，這種不同雖然是基於對當前局勢的認識不同，其深層次其實是一種道德理想的不同，因而採用了不同的生活態度，並懷有不同的生活感情。

這正是“耳順”，木舟覺得，耳順正是表明了孔子的志向的堅定。因知天命，故志向堅定。從而意志堅定，深信不疑，當然也就不怕外在的任何批評之聲。同時，孔子也能隱約知道批評者的問題在哪裡，從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立場。這倒更是一種心理上的平和。當然也是儒家思想之“和而不同”的體現。更是一種包容、理解，甚至同理心。

（七）

正是有以上的心路歷程，所以到了七十餘歲的孔子，方有“從心所欲，不逾矩”之慨。字面而言，就是孔子此時已經能夠隨心所欲，但凡事都符合禮的規制，也即禮已經內化為孔子的生命。或者說，為極高明而道中庸。

正如《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意是說：“孔子說：‘道不能奉行，我知道原因了，聰明者過了頭，愚蠢者達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賢德者過了頭，不肖者達不到。’”

你看，中庸不是妥協，不是好好先生，更不是《論語》中的“鄉愿”，竊以為，中庸正是洞察一切之後的堅守，按規則從心所欲。這大概就是儒家之高境界。

（八）

孔子並不是如宋明理學所稱之“天之宗聖”（孔子自己也不承認），亦不是文革中的慼慼然喪家之狗（李零語）。而是一少小“賤”而敏，學禮知名，從歷感悟，並最終意識到自己生命之責，從而由禮到仁的一個孜孜追求者。其中，學是基礎，歷是條件，知是高度，從是境界。

這就是孔子的心靈脩養之路

孔夫子"吾日三省其身"養身修性。

孔夫子教導弟子每天正常學習禮儀和政治歷史，還要養成每曰醒來，先回顧昨天的人生得失，從細微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每天睡覺前，想想明天該做什麼事。

筆者做業務之時，有一段時間按照"吾日三省其身"去做，獲益非淺。

白天干了一天，勞累了，躺下了，閉目養身，然後想想明天那幾家要拜訪，然後無聲"大叫":我一定會成功！(三聲)

次曰醒來，慢慢回顧昨天言行舉止，那裡要改進，那裡要加強，比如遇到大流該怎樣兩不誤，遇到大美該怎樣不亂懷，遇到競爭對手該樣進退。

然後無聲大叫:我一定會成功！(三聲)

這些當時訓練營的隊友小譚因聲低，被罰高叫一百聲，把鄰居也吵醒了。但用下來，確實效率很高。

人的修身養性在自覺、自律、自嚴，生活化了，其樂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