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時就像一個黑洞，一旦你被它吸引，就將終生無法擺脫，直到被看不見盡頭的權力鬥爭所吞沒。這個黑洞不但可以吞沒空間，甚至可以吞沒時間。

在中國，許多家族千百年來累世的命運就是從事政治，一代又一代年輕人肩負家族的使命投入王朝的興衰更替。他們創造歷史，同時也被歷史碾壓而過。

歷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族是隴西李氏。秦國大將李信是這個家族的佼佼者，之後這個家族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人才輩出，從未退出過歷史的中心舞臺。家族成員身上蘊藏著漢民族的勇氣基因，李廣、李敢、李陵祖孫三代名將，皆縱橫塞北。李廣一生冒險無數，匈奴聞之色變；李陵率步兵5000，敢挑戰單于8萬騎兵。

隴西李氏在李淵和李世民時代終於達到輝煌頂點，建立了彪炳史冊的大唐王朝。但同時盛極而衰，開始走向覆亡。以軍功為傳統的李氏家族的剋星是一個女人，無數李氏皇族子孫死於其手。我們至今還經常在電視上看到這個叱吒風雲，但胸部會被剪掉的女性形象。李氏最終隨大唐王朝的傾覆而灰飛煙滅。

如果把世家理解為豪強，那就把他們看簡單了。這些家族以政治為業，其教育傳統、經濟條件和禮法門風使得讀書子弟成為治華人才，練武者躋身帝國主將。以各個世家大族為核心，還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官僚派系。而在地方，宗族祠堂擔負了比中世紀歐洲教堂更多的功能。包括慈善、信仰、司法、教育，甚至還有經濟管理，深具社會自治的價值。世家的影響不但行於廟堂之上，也及於江湖之遠。

此種情形與中世紀英國的貴族制多有類似。而且，和貴族為榮譽而戰的傳統一樣，士族階層也不惜為其名教理念而殉身。明末的山東新城王氏在明朝滅亡時，家族精英幾乎全部殉難。這頗類似於波旁王朝被法國大革命傾覆後，巴黎貴族紛紛輸誠，真正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刻的都是來自布列塔尼這些經濟不發達，但卻保留了更多傳統的貴族世家。

歷史上強悍如隴西李氏、剛烈如新城王氏的家族不勝列舉，兩漢、三國、兩晉時期這些世家趁亂世成為歷史的主角。晉皇族司馬氏避難江東，就是因得到江東豪族顧氏和北方豪族王氏的支援，才能建立東晉政權。皇帝司馬睿甚至真誠地拉著王導一起接受大臣的朝拜，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東漢劉秀能夠統一天下，所依靠的最堅強後盾，正是透過聯姻、鄉誼而結為一體的南陽豪族集團。其所加封的“雲臺二十八將”中南陽人多達11人。

如此強悍的世家大族既是皇權統治的支柱，也是其威脅。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央和地方政治均為這些家族所把持。有些家族甚至可以決定皇帝的歸屬。至於霸有天下而稱帝的家族也不勝列舉。西漢就亡於外戚兼王氏家族的掌門人王莽。不過，也正是從東漢政權消滅王莽後，皇權開始了大規模的收權行動。

在專制制度下，因為最高權力的唯一性，皇權與世家之間形成了死結。所謂死結就是不死不休的權力鬥爭。在皇權與世家大族的千年鬥爭中，除少數時期達到了兩者的平衡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從西漢開始，凡掌權的人君必殺士族，而士族坐大也會架空皇權。一直到帝制滅亡，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不過，總體上的趨勢是：世家的力量不斷趨向衰微，而皇權則逐步加強，直到全面專制的降臨。

這當然是歷代皇室努力的結果。歷史上皇權向政治世家收權的方式大致有三種：屠戮、科舉、“秘書小組”。

政治世家往往演變為家族式的結黨營私，因此幾乎所有的皇帝都會嚴厲地防範政治家族的挑戰。通常的情況下，皇帝不會孤軍作戰，而是尋找有力的奧援替代這些“專業治國”者。在缺乏自信的皇帝那裡，宦官常常是最佳的選擇。東漢士族在十常侍發起的黨錮之禍中損失慘烈；明朝的東林黨人也因與魏忠賢為敵而多罹滅族之禍。當然，宦官專權甚至比世家篡權為禍更烈，但為政治鬥爭計，皇帝就是離不開宦官。以宦官、外戚為工具對高階官員的殺戮和滅族，未嘗間斷。至於那些主動參與政治鬥爭的家族，必須在政治圈投下賭注，同時承擔巨大的風險。雍正、乾隆時期文字獄興起，呂留良等一代大儒及其家族都是受害者；因與政治走得太近，明清大族長洲申氏，太倉王氏，海寧陳氏、查氏，都在政治鬥爭中不斷被絞殺。即使被傳為美談的“杯酒釋兵權”也是以皇帝武力為後盾，並非哥們義氣的結果。

不過，真正造成士族沒落的，還不是皇權借宦官或錦衣衛手起刀落，而是庶族借科舉崛起。科舉的本意就是皇帝藉以培植自己的“專業治國”勢力。無論是唐太宗說的“天下士皆入吾嗀中”，還是後來殿試製度形成的“天子門生”傳統，都表明皇家要直接控制科舉取士的態度。靠科舉而不是裙帶舉薦而出仕的文官，衝破了以往士族壟斷仕途、“專業治國”的局面，但他們隨即又形成新的家族勢力。清初禁止結社，人們更加依賴血緣紐帶，科舉家族為了自保，也多透過聯姻鞏固勢力。康熙年間，科舉文官集團開始結黨，各擁皇子。興盛一時的江南曹家，就因跟錯了主子，被雍正目為八哥黨而抄家。

更直接的打擊家族參政的方式是借“秘書小組”奪權。康熙設立南書房，雍正設立軍機處，都是以皇帝的秘書班子替代和削弱內閣大臣會議或八王議政，從滿洲貴族、高階漢臣手中收回權力。皇帝借直接辦事機構架空六部和地方的傳統，甚至影響到了民國時期的黨國政體。

從政治家族興起的角度來看，古代中國和中世紀英國頗有相似之處，但結局不同。在英國是貴族壓制了王權，並以《大憲章》作為二者權力的邊界，從而確立了共和與法治的根基。共和意味著天下是大家的，不是某一個家族的，即使是皇族；法治則意味著，國王不過是所有貴族中最高貴的一個，但也必須服從一個更高的法律權威。來自共和與法治的力量，在革命劇變中同時保全了王室和貴族，直到今天。

而在中國，從歷史上看，皇權與世家之間的死結一直沒有開啟。皇權在大多數時候能夠主動收權的原因是，中國的世家、士族等只不過是一個鬆散的統稱，他們之間從未像英國的貴族那樣形成自己明確的政治主張。士族取得權威後通常是篡位，而不是逼皇帝籤什麼《大憲章》；而皇帝則透過屠戮、科舉和“秘書小組”，不斷地消滅士族。

但問題是，作為中央和地方唯一成形、具有組織能力的政治家族，實際上在皇朝社會中具有政治支柱作用（和英國貴族在政治上的功能是一樣的）。這就不難理解，皇朝的中央集權會因消除異己的成功反而喪失了活力。當皇權的正統地位不斷強化，到清朝甚至形成了絕對專制統治時，政權的核心實際上已被掏空，而皇權與世家兩者相互殉葬的命運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歷史上世家政治與士族統治的明顯分界在武周時期，是武則天用酷吏、揚科舉、抑世族的舉措大大加強了皇帝的統治基礎，自此以後，世家衰落，士人秉政。

秦亡漢興，六國貴族死灰復燃，漢文無為而治，經濟復甦的同時，豪強也趁勢而起。在地方則為豪強，兼併田地；在中央則成世族，世襲政治。武帝后期，危害日盛，任用郅都、江充等酷吏打擊，終妥協任之。至光武時，因建政賴豪族支援，大家世族在東漢一朝獲得蓬勃發展，如袁紹家族曾四世三公。曹操宦官義子之後，豪奢不顯，廣納寒微人才，統一北方。曹丕獲世族支援，以魏代漢，確立九品中正制，開啟了魏晉南北朝世族風流的巔峰，世族弄玄學，王謝盡豪奢。往後，崛起於北魏八柱國的隋唐，雖有煬帝力推科舉選士，也始終沒能擺脫世族的影響。至女皇帝，才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皇帝和大臣本來就是對立統一的集體，這裡說的大臣就是世家，像司馬懿不只是因為他一人有智謀，因為他背後有一個司馬氏家族，司馬氏和其他世家、其他官吏和士族有這千絲萬縷聯絡。

在中國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結構，氏族觀念雖然近年被弱化，但是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大家都需要報團取暖，有什麼比血緣關係組成的團體更天然的聯盟。

皇帝是皇室代表，他背後的是黃族和外戚氏族，所以從根本上說皇帝和大臣世家爭奪，就是氏族之間的較量，是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平衡。

這樣的較量比較著名的有：

1、暴力手段誅殺型：劉邦和韓信還有諸多異性王，在和項羽的戰爭時期，劉邦要廣泛團結各種力量，發揮各方面人才的能動性，自然把權力和爵位分發給個個功臣。

和平時期這些人確實造反和叛亂的隱患，找機會殺掉，沒有機會就創造機會，逼他們作亂，再不行就莫須有吧，總之幹掉就好。

朱元璋對付拿著功臣也是這樣的手段，透過肅殺除去勳貴。

2、和平談判型：趙匡胤做了皇帝，可是他是陳橋兵變得位不正，怕別的大臣也會學他，就搞了杯酒釋兵權，大家都有了面子，開開心心吃火鍋唱這歌。

3、扶持新貴型：漢武帝當政，太皇太后一死，竇英被殺，王太后的弟弟田蚡封喉拜相，王氏大權獨攬。武帝放手親征，重用外戚衛青也是同一個道理。

4、重臣必死型：一些大臣名望過大，皇帝一旦親政，大臣必死，比如張居正，如果他不死皇帝事事必須請教他，還有他的一堆門生舊友更是指揮不動，那還叫什麼皇帝。

5、平衡處置型：武則天採用酷吏處置對他有謂詞的人，各種誅殺李姓相關氏族，重用武家氏族，但是對於忠於李氏集團的大臣不趕緊殺絕，用來平衡政權，維護統治，最後也就是這股力量推翻武氏，復立李唐天下。

老美一直羨慕中華五千年的歷史，其原因就在於我兔碰到任何問題，翻開二十四史都能找到相似的案例借鑑。漢文帝、漢宣帝兩個就給我們提供了教科書級的示範。

古代帝王收回政治世家的權力，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搞不好自己會把自己玩死了，權力還沒收回來，皇帝的墳頭草都已經長起來了。

總結來說：要低調，要做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坐山觀虎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首先要隱藏自己的實力，平時不顯山不露水/不逞強不耍牛逼，不要過於招搖，千萬不要讓大佬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就好比電影裡的黑幫剛上任的幫主，要慫恿大哥們打起來，給打架的雙方一個送刀子，一個送錘子……等到大哥們打的進去了，嫂子就是你的了。

政治世家基本上都是盤根錯結的，不單單是某一個人，而是某一大群人的利益。要想扳倒政治世家，就要理清楚這一大群人的利益關係，在這個時候帝王一般採取讓另一幫人來對付削弱政治世家，自己坐山觀虎鬥。例如康熙殺鰲拜，首先用了索尼來削弱鰲拜，後面扳倒索爾圖就用他的死對頭明珠來審。

也有削弱政治世家失敗的，例如崇禎皇帝、光緒皇帝等人。

古代帝王收回“政治世家”權力的幾種情況分析

這裡沒有說明朝代，也沒有說為何要收回權力。華夏名族在上古時期，帝王只是眾多部落聯盟的首領，其實，權力有限。後來，實行分封制，各個諸侯國家獨立享有治理權和軍權，天子享受諸侯們的進貢，還有就是有大事發生時，可以要求諸侯派兵相助，至秦始皇開始，帝王將權力集中到中央，實行高度集權，一直延續兩千年。

帝王治理國家，需要集權，也需要放權，給予大臣一定的權力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權力太集中於某一位大臣，就容易尾大不掉，威脅帝王統治，收回權力，應該是針對某個“政治世家”權力過大而採取的措施，那麼，如何收回呢？

當帝王弱而世家強時，必須要講究策略，弄不好會逼著世家造反，禍及帝王。這時候，首先要隱藏自己的意圖，不能公開收取權力，應該團結身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暗中積蓄力量，尋找機會剷除世家中的一位或幾位核心人物，群龍無首後，再將其掌握的權力收回分散給比較信任的大臣。比如康熙除鰲拜。

也就是說帝王可以直接一紙詔書收回世家的權力，而不會有風險。那麼帝王就要利用身邊比較信任的人，給這個世家找一個罪名，名正言順的收其權力即可。比如秦王直接罷免呂不韋，還寫信逼其自殺。

這種情況主要是指世家有兵權，而且實力比較強勁，但是和帝王比起來，還是要差一些。此時，要收回權力，也需要從長計議，可以透過打擊世家圈子裡的重要人物、或者將帝王信任的人安排到世家管轄的範圍任職，一點一點的削弱他們的實力，也可以暴力鎮壓，但是，暴力正壓風險比較大，對國家的消耗也比較大，這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的策略。比如康熙平三藩。

1.完善制度

在制度體系中將權力分散開，不要讓某個職位的權力過大，無法避免的，設立監察職位實行監督，或是設立定期輪換制度，避免權力長期過大造成風險。

2.集中軍權

任何權力都比不上軍權，只要軍權在手，就不怕其它權力旁落，因為帝王有生殺大權，其它權力再大，只要帝王一句話就可以剝奪，但是手握兵權的，就不是那麼好控制的了，因此，兵權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裡，或是親近信任的人之手，對於將領，即使再信任，也要定期輪換，並設人監督，確保軍權始終在掌控之中。

3.依法治理

要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法治能夠使整個社會按照統一的規範和程式高效運作，即使換了人，只要按照法律辦事，依然能把事情辦好，而人治更多的依賴執政者的能力，能力好一點，國家就治理的好一點，能力差，就會逼民造反，所以，法治能夠為權力的輪換提供保障，不會出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