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儒家的經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

左傳

國語 是國別體史書

戰國策 國別體

左傳 是編年體史書

史記 是紀傳體通史（中國最早的）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共二十一卷。

全書按周、魯、齊、晉、鄭、楚、越分國編次，記載了從周穆王到周貞定王前後五百餘年的史事。但並不是自始至終有系統的記述，而是有重點地記載若干重大事件。如《吳語》《越語》只記述了吳越兩國爭霸的經過。

《國語》與《左傳》不同，詳於記言而略於記事，記言的文筆又略較《左傳》淺顯。

既有史家“尚實錄，寓褒貶”的傳統，又能運用形象思維來寫史，具有較強的文學價值和史學價值。言談為事實而發，事實又作為言談的驗證。它著重記述“邦國成敗，嘉言善語”，故名《國語》。它敘事比較完整，著力於透過對話驗證於行動，虛實相生，詳略有致地揭示人物性格，表達某種思想。

《國語》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後人據此認為《國語》和《左傳》同出自左丘明之手。其實，《國語》和《左傳》兩書在編寫體例、思想傾向、內容詳略、語言風格、文筆特色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

一般的看法是，《國語》的成書有一個過程，最初是左丘明傳誦，然後是時人傳習，最後經列國之瞽史改編、潤色而成。時代大約在戰國初年。

（據有關資料改寫而成）

《戰國策》以記敘戰國時期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外交鬥爭為主要內容。

所收文章為敘事文,是以縱橫家為主計程車人的說辭、書信的彙編;《戰國策》是彙編而成的歷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資料，主要出於戰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記載，彙集成書，當在秦統一以後。原來的書名不確定，西漢劉向考訂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策》。

總共三十三篇，按國別記述，計有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合為一、中山一。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反映出這一時期各國政治、外交的情狀。全書沒有系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

雖然習慣上把《戰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它的情況與《左傳》、《國語》等有很大不同。有許多記載，作為史實來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寫唐且在秦廷中挺劍脅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這一類內容，與其說是歷史，還不如說是故事。《戰國策》的思想觀念，就其主流來說，與《左傳》等史書也有截然不同之處。劉向序說：“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

”戰國時代，是春秋以後更激烈的大兼併時代，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國與國之間，如今講的是以勢相爭，以智謀相奪。那些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適的買主換取功名利祿，朝秦暮楚，毫不為怪。如蘇秦始以連橫之策勸說秦王併吞天下，後又以合縱之說勸趙王聯合六國抗秦。

他遊秦失敗歸來時，受到全家人的蔑視；後富貴還鄉，父母妻嫂都無比恭敬。於是他感慨道：

嗟夫，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賞的筆調，描繪了蘇秦躊躇滿志的神情。

這些在今天看來也許是不值得讚賞，但在當日的歷史條件下，原本受貴族壓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這樣寫比虛假的說教更富於真實性。

另一方面，由於策士以一種比較自由、可以擇君而輔之的身份，在當時的政治與外交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戰國策》又主要取材於策士著作，故書中對士的個人尊嚴和個人作用，給予強有力的肯定。

《齊策》中記顏斶見齊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還滔滔不絕地論證了國無士則必亡，故“士貴耳，王者不貴”的道理。《秦策》中讚揚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卻使得“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這當然是誇大的，但這誇大中顯示了策士們的自信，也是平民中優異人物的自信。

《戰國策》還熱情謳歌了多位義俠之士的豪情壯舉。

“俠”也是一種遊離於統治集團、不受權勢拘勒的人物。他們以自身的標準、個人的恩怨來決定自己的行動，重義輕生，感情激烈，顯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觀。

所以“俠”總是為放任不羈的人們所喜愛。

總而言之，《戰國策》既體現了時代思想觀念的變化，也體現出戰國遊士、俠士這一類處於統治集團與庶民之間的特殊而較為自由的社會人物的思想特徵，不完全是為了維護統治秩序說話。

由於《戰國策》突破了舊的思想觀念的束縛，又不完全拘泥於歷史的真實（當然從歷史學的眼光看這是缺陷），所以就顯得比以前的歷史著作更加活潑而富有生氣。

《左傳》是中國古代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它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

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並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

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為則認為是劉歆所作。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華人左氏所作。現在一般認為《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是由戰國時的一些學者編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寫。

《左傳》以《春秋》為本，透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於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它表現在：長於記述戰爭，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作者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

生於公元前145年一說公元前135年。他的父親司馬談學識淵博，曾任太史令，一直有志於論著“天下之史文”，但未能如願。司馬遷從小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育。在父親死後，他繼任太史令，繼承父親遺志，於公元前104年開始了《史記》的創作。五年後，李陵與匈奴作戰失敗投降，司馬遷因為為李陵辯護被判官刑，飽嘗屈辱和世態炎涼之苦。

但他沒有放棄《史記》的撰著，終於在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這一工作，實現了他和父親兩代人的心願。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從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到漢武帝時期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全書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包括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

《史記》材料豐富，忠於史實，它對古史的記載，許多已為出土文物史料所證實。它語言生動，文筆簡潔，飽含情感，在文學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史學思想方面，《史記》體現了司馬遷“究天人史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目標。

《史記》試圖透過史傳事驗的方式來思考天人關係問題，通過歷史的縱橫剖析和人物描寫來探討古今治亂興衰以及人生正道問題，體現了作者從歷史學這個獨特角度來思考中國古代文化精神的深刻思想。《史記》還在綜合春秋以來史學成果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種比較完備的史學表述形式，它成為後來歷代正史的楷模。

它對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