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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你坐下聽我講講歷史

    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歷史上,帝王年幼時,外戚往往干政擅權,甚至有改朝篡位者,如西漢末的王莽與建立隋朝的楊堅等,並非唐朝獨有。宋朝之前,對於女子的約束並不是多麼厲害,所以自從武則天做了中國第一個女皇帝之後,唐朝的許多皇家女子都動了做皇帝的心思,所以唐前期中期一些如太平公主的女子都鬧起了很大的風雨。到了宋朝理學的發展,女子徹底喪失的大部分的自由,遵從著三綱五常,地位逐漸底下,所以外戚專權情況也就不多了。

    而宦官專權,歷朝歷代都有,其中漢、唐、明最甚。但是唐朝的宦官專權程度和危害程度遠遠高於明朝和東漢!唐朝專權的宦官可以到隨意廢立和殺死皇帝的程度,而明朝和東漢只是借皇帝的權威罷了。例如唐後期有八個皇帝由宦官廢立,兩個皇帝被殺死。究其原因,是因為唐朝中期有一個特殊的軍隊出現,他是由宦官統領的。叫神策軍,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德宗的時候發生過一次兵變。然後德宗皇帝就懵了,最後是宦官平息了戰亂。從此後德宗對那些地方節度使和武將有種說不出的感覺了。後來的皇帝是因為大多都是宦官擁立的。比如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不過他們對宦官的信任有沒有德宗多,但是首先這是個自然規律。我可以擁立你,也可以廢了你。何況當時擁立皇帝的宦官大多有兵權,而且當時世家經過幾次的戰火也逐漸的消靡殆盡成了一個個的土財主。對朝廷的干涉遠沒有皇帝身邊的人來的直接,而文官自然是不敢跟這些不健全且手有實權的太監們鬥得。所以基本唐朝後期的皇帝都是得過且過的。除了文宗想透過政變解決問題失敗和宣宗剪除宦官勢力以外。其他的皇帝都是模稜兩可的態度。

    宦官專政和節度使割據直接導致了大唐王朝的國力衰竭,漸漸的從一個橫跨歐亞戰場的超級大國變成了一個搖搖欲墜的將傾大廈。 宦官專權幾乎貫穿了唐朝的中後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宮弒帝,專權橫行,無惡不作。自號稱“欺壓皇上的老奴”李輔國始,繼而有逼宮弒帝的俱文珍與王守澄、經歷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稱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時的權閹楊復恭、劉季述等人。這些人個個都是生前顯赫無比,死後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唐朝最主要的黨爭就是牛李黨爭,究其原因是唐太宗時期,統治集團內出現了一種濃厚的“民主”氣氛和許多敢於直言極諫,專折廷爭之臣。武則天時期的高壓政策,使這種“民主”制度一度受損,在皇族與戚族之間發生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官僚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趨激化。以張柬之為首的一派最終消滅了張易之、張昌宗 一派。姚崇、宋璟為首的集團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權威又得到恢復,封建統治集團重新出現了團結局面,“民主”機制重新得以執行。天寶年間,唐玄宗的進取精神減退,一味追求享樂,荒淫無度,又沉溺於道教與佛教之中,於是出現了李林甫一人“獨裁”的局面。李林甫執政晚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再度激化,隨著一大批傑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殺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為削弱。至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宰相時,唐玄宗權力衰落,一切政務都由楊國忠行使最高權力。 唐太宗時的“民主”遺風被進一步破壞。“民主”的缺失,為牛李黨爭提供了政治前提。

    藩鎮割據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是也牛李黨爭的重要條件之一。玄宗天寶初年,為防禦周邊國家的進攻,在東北、西北、西南等地設定了十幾個節度使或經略使,總兵力近50萬。起初,中央對節度使的選派還很慎重,多用文官並定期輪換。其行政工作及權力由中央官署管轄。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漸失去對節度使的控制。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以致不僅管軍事,還擁有行政、財政、供應等權力,並把權杖伸向中央政府。

    而唐朝這幾種都有且尤為厲害,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一是唐朝經濟繁榮,朝廷富足。二是隋唐政治版圖沿襲南北朝,南北朝爭權殺伐之風之烈,弒父殺兄屢見不鮮,堪稱中國的黑暗時代。大一統,統一的是國家版圖,政治版圖遠沒有統一,關隴河東江南巴蜀等勢力集團依然有相當自主性。在內表現結黨營私,權臣外戚易亂朝綱,在外則為節度使尾大不掉,唐亡後的五代十國,基本就是這些這些政治勢力再次從幕後走上舞臺。至宋一代,國家版圖雖未統一,但內部政治勢力總算消化的差不多了。

  • 2 # 盪漾的可樂

    女皇其實秦。漢兩也有。(宣太后。呂氏一族)。宦官專權。其實是一個統治力問題也是任何一個統治者。領導人都無法避免的問題(你永遠不可能一個人管理一個國家這就會導致一個離心力問題。避免不了的貪汙腐化)其實唐朝最失敗的一點就是各種蕃鎮沒有直接歸中央統治造成了實際獨立

  • 3 # 孝陵衛小校

    在中國古代,歷史的作用往往被描述為“鑑往知來”,因此歷代都非常重視歷史。例如朱元璋即位後就將歷朝滅亡的原因總結為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六個方面。因此唐朝的禍患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後世王朝會盡量避免這幾種威脅,即使不得已授權其中某些人,但也會多加限制。至於唐朝禍患的空前,則在於唐朝作為新朝代,面臨的自然是新問題,前朝並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借鑑。

    後權外戚

    其實,唐朝還是借鑑了漢朝女禍的經驗,在武則天之前並沒有女主權力臨朝的情況,在武則天之後同樣也沒有。可以說唐朝的女禍始於武則天,也終於武則天的後續幾年。自太宗起,長孫皇后就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武則天死後的太平公主和韋后都屬於武則天稱帝的餘波。在玄宗即位後,唐朝的女禍基本就消失了,楊貴妃只能說是恩寵,並沒有超越政治的範疇。

    其實,後權建立不起來,外戚的權力就無法保障。武則天能夠空前絕後,主要是因為高宗的特殊原因,可以說武則天這個皇帝是高宗自己培養出來的。因此唐朝的後權其實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情況。

    藩鎮

    這就不得不談中國兵制的轉變,自古以來都是中央擁有絕對的軍事力量,夏商周三代有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臣下皆是天子的私屬,閻步克先生在多篇論文中講道先中國士的流變,“士”即有武士的含義,先秦計程車大多是貴族子弟。從春秋、戰國以來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才有了徵兵制度,徵兵並非抓壯丁,而是一種義務兵制,即全民皆兵。秦漢帝國的興盛,即在於此,隨著國家和百姓掌握的土地被世家大族兼併,徵兵也就難以實施了。

    自北魏以後,中國開始實行府兵制,即有了專門從事打仗的職業軍人。到了唐朝武則天以後,府兵制就已經走向衰敗,因為長途的更戍自然會帶來各種問題,如廣東人去河北張家口戍邊,這跟犯了罪流放也沒有什麼區別了。這些士兵們自然不願去,不去就要逃亡,士兵逃亡得多了,國家就沒有辦法了。為了防禦北邊遊牧民族的入侵,國家不得不募兵戍邊,稱為“長征健兒”。士兵不再輪流服役戍邊,就出現一種情況,士兵成為將領的私屬,即只知有將軍,不知有皇帝。加之唐朝為了方便邊臣管轄軍隊防禦外敵,還賦予了他們財政大權,這就是唐朝在應對新問題時出現的失誤。“安史之亂”變成不可避免的情況,但此後歷朝鑑於唐朝藩鎮之亂,自然會限制將軍的權力,自宋朝以後整個國家的國策就變成了“重文輕武”。

    宦官

    唐朝的官宦不得不與藩鎮聯絡起來,唐朝也借鑑了漢朝宦官亂政的歷史經驗,在玄宗以前,唐朝並沒有權閹出現。

    平定安史之亂後,唐朝依然是外重內輕,中央缺乏控馭全國的軍事力量,因此設立的神策軍。鑑於對武將的不信任,唐朝皇帝只能將軍權交由身邊宦官來掌管,官作神策軍護軍中尉,宦官不僅成為禁軍的統帥,同樣也成為中央軍事部門——樞密院的長官,。因此,唐朝又興起了嚴重的宦官之禍,這也是在面臨新問題的無奈之舉,掌握了軍權的宦官自然也就有底氣廢立皇帝,唐朝的皇帝反而受制於家奴了。

    綜上,唐朝的這幾個問題成為歷朝罕見的禍患。

  • 4 #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唐朝的後權外戚、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等種種威脅皇權的情況,為什麼都為歷代罕見?

    公允的說,唐朝的後權外戚專權干政並不算特別嚴重,之所以大家有這種感覺,可能是因為出現了武則天這位千古奇人,

    但其實除了這位“則天大聖皇帝”算是一個特例外,唐朝外戚和皇后對朝政的干涉,跟漢朝比起來烈度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

    我們看看漢朝這些和後權、外戚有關的名字,就能知道漢朝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呂氏(漢高帝妻族、漢惠帝母族)呂雉、呂祿;

    竇氏(漢文帝妻族、漢景帝母族)竇嬰;

    衛氏(漢武帝妻族)衛子夫、衛青、霍去病;

    李氏(漢武帝妻族):李夫人、李廣利、李延年;

    霍氏(漢宣帝妻族):霍成君、霍光、霍顯、霍禹;

    王氏(漢元帝妻族、漢成帝母族):王政君、王鳳、王根、王莽;

    東漢竇氏(漢章帝妻族):章德竇皇后、竇憲;

    董氏(漢靈帝母族):董太后、董重;

    何氏(漢靈帝妻族):何皇后、何進;

    這份名單並不完整,但即便如此,這份名單上的名字隨便拿一個出來都是足以影響漢朝政局的大咖。如果讓大家說幾個耳熟能詳的唐朝外戚,除了武家、楊家之外,還真有點費勁。

    即便是這兩家外戚,也和漢朝有所不同。武則天之所以能夠走得那麼遠同高宗李治身體確實不靈,以及武后確實牛逼,緊密相關。

    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種因素,估計她想成就帝位都沒戲。而在她之後的太平公主、韋后,雖然也想照方抓藥,但均未能成功也可看出唐朝政壇對後權的牴觸。

    另一個著名后妃楊玉環,雖然萬千寵愛於一身,但對於政治基本沒有什麼影響力,和武后的所作所為基本沒有可比性。

    楊家的外戚楊國忠,雖然當時權傾朝野,但他也不過是李隆基平衡李林甫相權的手段之一。朝政依舊掌控在唐明皇手裡,這與漢朝皇帝基本屬於看熱鬧的地位,有著天壤之別。

    另外還有一點,不論是武家還是楊家,權勢僅只一代,大權旁落後迅速便被徹底根除,這也說明這兩家都稱不上豪門,不過是個政治暴發戶而已。

    再說第二點,唐朝的宦官專權!

    說起中國古代的牛逼宦官,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明朝的王振、劉瑾、魏忠賢,不過他們和唐朝的前輩們比起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在明朝這些大太監掌控特務機關,耳目遍佈朝野,大臣無不側目以待。但唐朝的前輩們手中可是控制著軍隊,皇帝都動輒廢立,更別說大臣了。

    不過,唐朝宦官的權勢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中唐以前,雖然高力士之類的大宦官很有權勢,但並不足以左右政局。

    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宦官邊令誠、魚朝恩成為監軍(觀軍容使),即便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這種一代名將對監軍都得小心逢迎。

    肅宗上位後,因為宦官李輔國的擁立之功,將軍政大事都委託於他。這導致,李輔國權傾朝野,朝臣所奏之事要經他之手才能呈遞皇上。肅宗去世後,唐代宗時期,李輔國再立擁立之功,導致他官居中書令,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官居宰相的太監。

    當時這個哥們已經狂到沒邊了,當面跟代宗說:“大家(皇帝的代稱)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雖然過了不久,這哥們就被人暗殺了,腦袋還被扔進了糞坑,但上來的是另外一個宦官程元振。

    所以,這就是個換湯不換藥的遊戲,尤其是當宦官掌控了禁軍後,唐朝政局大多是宦官輪流坐莊。直到最後,宦官田令孜成功的變成了唐僖宗的“爹”!

    有此可見,唐朝宦官權勢的遞進,有賴於中唐時期安史之亂的兵禍,以及之後的藩鎮割據,如果沒有這兩個關鍵因素,唐朝宦官也不能走到牛逼逆天的地步。

    最後,我們來說唐朝的藩鎮割據。

    有人將逆轉唐朝的藩鎮割據歸咎為安史之亂和胡將領兵,公允的說,藩鎮割據確實和安史之亂有關,但胡將領兵導致藩鎮割據就有點扯了。

    唐朝領兵的胡將多了,何史那大奈、契芘何力、黑齒常之、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胡將,也沒見那個乾脆就扯旗造反了。

    導致藩鎮割據的原因,還得從唐朝的內政說起。初唐以來,賴以立國的三大制度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府兵制,在中唐時期已經崩壞。

    其中,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對政局的穩定至關重要。府兵作為國家常備軍隊,雲集在首都周圍,形成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態勢,使地方不易造反。所以,前期即便是胡將領兵依舊沒人敢亂說亂動。就像黑齒常之含冤入獄,他也只能自縊而死以證清白。

    但大量的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使失去土地的農民無力再充當需要自備糧草裝備的府兵。當邊患出現時,唐朝只能採取募兵的手段來充實軍隊。

    婁師德便是相應朝廷的“募猛士召”,毅然投筆從戎奔赴邊關的。但應招計程車兵多是小販、無賴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軍事訓練。為了加強邊境地區將領的權威,唐朝一改初期邊將只負責軍事的慣例,開始將政權、財權等各項權力也賦予邊將。

    這導致他們有能力肆意擴充軍隊、任命官吏、徵收賦稅、不向朝廷報戶口,不讓朝廷在其轄區委派官吏。另外一點,相比於府兵的輪換機制,募兵沒有服役年限,導致國家軍隊淪為邊將的私軍。

    隨著,邊將權勢的加重,唐朝的軍隊佈置發生了逆轉,全國的57萬軍隊,其中有49萬部署在邊疆地區,為節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萬人左右,局勢由原來的內重外輕變為外重內輕。這才是導致出現安史之亂,以及之後藩鎮割據的根本原因。

    不過,中國各個朝代都是在學習前朝敗亡教訓的基礎上成長的,所以之後宋、明、清等朝,都對邊將的權利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自然再也不會出現邊將權勢過重,因藩鎮割據導致國家崩盤的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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