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屈原受同列的上官大夫所嫉遭到排濟，當時楚國的反動貴族集團，腐朽頑固，貪婪好利，而屈原堅持聯齊抗秦，召到反動勢力的反對打擊和排擠，過著長期流放生活，看到人民過著流離失所的境地感到悲憤絕望，而投入湖南的汨羅江自殺

李白在年輕時也想作一番大事業，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他不滿現實深感壓抑

杜甫一生貧困潦倒不得安居和同僚竟見不投辭職，所以他們的故事很少。

首先從年代上看，屈原是戰國時期人，時間比較久遠了，人們對他知道的少，尤其在民間，除了端午節吃粽子賽龍舟之類紀念活動外，其它傳說很少。再如李白杜甫，一般人都知道他們是詩人，也能背幾首他們的詩，但詩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很高雅的事，詩人都是文謅謅的“雅人”，是不可能在民間有什麼粗俗野語的。這裡有一個很特別很引人重視的現象，民間俚語笑話，其傳說除西漢東方朔外都是宋代以後的人物。這就引出我們要說的“二”，即小說、故事、民間笑話、詼諧傳說等。中國最早的小說故事等產生於唐代，宋代有所完善發展但由於宋詞達到了高峰期所以表現的不明顯，而到了元代，元曲及戲劇、話本等的大發展，給故事、傳說提供了大發展的機會和空間，給文人創作提供了寬闊陣地，特別在元曲和雜劇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到了明清時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故事、笑話等齊頭並進，達到了高峰時期。文人要編一些相對高雅地趣事逗樂解悶，民間藝人則更需要編一些逗人取樂吸引大眾的詼諧幽默故事或和惡人鬥智的故事，這是世代發展的需要。故事中的人物當然是就近選取既受大眾喜愛，又有一定影響力的人。於是乎，蘇東坡紀嘵嵐鄭板橋等人就成了不二人選。當然像劉羅鍋包黑子等朝廷官員在民間傳說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道理也如上述。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仔細想想，紀曉嵐的民間故事不太清楚，其他幾個確實如此，大概民間文學的講述家們也是十分挑人的。

我想了想，文人類民間文學對於主人公大概有這麼幾點講究。

關羽能在民間成為全能神與《三國演義》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

秦瓊、尉遲恭成為門神與《隋唐英雄傳》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

比干能成為民間的文財神與《封神榜》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

整個明清時代，這些個紅遍大江南北的白話小說把多少歷史人物推上了三教神壇～讓他們成為無數民間故事的主人公～

假想當年也有這麼一個紅遍大江南北的劇本，裡面唱了一句“如果能重來，我要選李白”，那麼～

民間故事在挑選文人的時候，會偏向於一些比較有趣的文人，亦莊亦諧、灑脫不羈、能讓人會心一笑的那種。蘇軾的幽默人生還有灑脫闊達的三觀當然符合（有興趣的可以看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紀曉嵐雖完全不是電視劇裡的那般模樣，但喜好神鬼之說，寫過《閱微草堂筆記》，也是不錯人選；鄭板橋這位揚州八怪之一特立獨行，在當時就已成為傳說。

相比之下，屈原這樣的過於高冷悲情，杜甫這樣的過於崇高深沉，大抵更適合儒家式教育，而不適合在休息時互相分享。

百姓們講的文人故事，一般有三種類型：一，讚揚文人特立獨行的性格；二，文人用智慧幫助百姓打敗了貪官汙吏；三，百姓懂的東西文人不懂，調侃他們缺乏生活智慧。

總之，你得有點娛樂精神才能上民間文學的文人榜單呀。

在宋代之前，貴族文化佔主流，民間故事是一種徹徹底底的邊緣文化，講的都是妖怪神鬼的東西，基本沒有什麼關於歷史人物的民間故事。歷史掌握在史官的手裡，精英的手裡，普通百姓也沒空管那些傢伙的事兒。

宋代以後，老百姓生活富裕了，市民文化興起。勾欄酒巷很多，大家都要去那裡聽個曲兒啊，詞啊的。說史特別受歡迎，透過劇本和話本，大家瞭解了很多歷史人物，尤其是各種武將，像關羽啊、秦瓊啊。但是文人就不大多，所以大家一般挑當時就十分轟動的人來講故事，或者離得比較近的。

這就導致，民間故事中的文人以宋代以後的居多，宋以前的較少。李白如果生在宋代，那絕對也是和蘇軾一樣的現象級人物啊。

有三個主要原因，且讓筆者來細細分析。

首先來看一下題目。民間故事一般是勞動人民口耳相傳的一些傳奇故事，多有虛構性和幻想性，一般從生活出發，又不侷限於生活本身，往往具有趣味性，有的體現了民間審美情趣，比如牛郎織女和白蛇傳的故事，就體現了人們對愛情的追求和嚮往，和對團圓的期待。

民間故事的來源很多，有神話，有歷史，亦有小說話本杜撰之事。而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由於其本身的話題性和傳播度，常常會被作為民間故事的主角，題目中所說的這幾位就是如此，雖同是文化名人，也都有民間故事留存，但的確後三者的逸聞趣事聽起來比前三者要少很多。比如李白有"鐵杵磨成針"和水中撈月而去的故事，屈原有端午節吃粽子的傳說……但和前三者相比，實在是少之又少。那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一件事情的產生，往往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而對於題中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性格的不同。

1、蘇軾、紀曉嵐、鄭板橋：風流才子+人性化癖好

要知道，蘇軾、紀曉嵐和鄭板橋都是屬於風流才子之類，別說民間杜撰了，光是他們自己一生行跡裡留下來的逸聞趣事都有一籮筐，自然很容易就被當成民間故事的主角，就連杜撰素材都不用愁，隨便一寫都很有趣味。

先說蘇軾，這個一生坎坷顛沛流離的大文豪，偏偏生了個永遠樂觀的性子，且不說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對普通人有什麼學習作用，光是他生活中那些趣事，都足夠人們茶餘飯後閒談趣話了。且蘇軾還是書畫諸般藝術全才，甚至還深得吃貨精髓，一碗東坡肉也傳遍大江南北。因此不僅東坡民間故事多，還破天荒地被杜撰出一個時常陪伴蘇軾身邊的蘇小妹，隨口一詠就是"清風扶細柳，淡月失梅花"，不僅在才學上時時壓蘇軾一頭，讓東坡出糗，還和秦觀談了場戀愛，讓後人真真假假傻傻分不清，生出很多民間趣事。以假亂真——這簡直是民間杜撰的最高境界呀！可見蘇軾的受人歡迎程度。

再說紀曉嵐。他和蘇軾一樣，都是風流才子的代表，民間故事裡提及蘇軾，常提起蘇軾的一名知心侍妾——王朝雲，什麼"一肚皮不合時宜"，都是透過朝雲之口道出。才子配佳人，是人們一直以來的審美傾向。紀曉嵐也是著名的風流才子，而且有癖好。這讓我想起明朝大散文家張岱的著名言論："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這其實就是人們對人性的推崇。相比於高高在上似乎沒什麼缺點的聖人，百姓還是樂於討論那些具有複雜人性的人，比如有某種愛好，就像張岱獨自前往湖心亭看雪的痴情，就很容易被人們所津津樂道。紀昀紀曉嵐就正巧符合這點，首先，他好美色，符合風流才子的定位。其次，他還愛吃肉，好抽菸，這就更是給了人很多遐想空間，比如有個故事就講：紀曉嵐有一回抽菸時被皇帝召見，慌忙中把煙藏在了鞋靴中，當與皇帝交談結束，他不僅襪子被燒破一個洞，腳都被燙壞了，好久走不了路。

而鄭燮鄭板橋呢，是清代"揚州八怪"之一，光看這個稱號，想必大家也能瞭解，這個人必定不是循規蹈矩之人。揚州八怪的書畫風格異於常人，不落俗套，有時針砭時弊，多清高狂放，因此稱作"八怪"。作為"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就曾說："興化鄭進士板橋風流雅謔，極有書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筆，兼眾妙之長。""風流雅謔"四字，就精準地概括了鄭板橋畫作的風格。在生活上，鄭燮也是個有趣的人，嬉笑怒罵，還有小脾氣，甚至被人稱有活佛濟公的風格。如此人物，自然是很容易有許多民間故事留存的。

2、屈原、李白、杜甫：天人、謫仙人、聖人

和蘇軾等貼近百姓生活的前三者不同，屈原等人實在是相對來說太過高冷，早已近乎被神話了，成了我們瞻仰敬嘆的物件。

屈原由於時代的久遠，是最容易被神化的一個名人。

屈原是戰國楚國大夫，也創造了中國文學的高峰起點。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他："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李白也作詩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而且他不僅在文學上開創了浪漫主義傳統，更在精神上成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引導。他那在逆境中砥礪前行，敢於反抗黑暗、堅持真理的態度和精神，深刻激勵了後世具有同樣遭遇的文人士子。他的愛國情懷、深沉剛烈之氣，至今仍為我們所驚歎、感動。他就像他在《離騷》裡塑造的那個以香草裝飾自己的美人一樣，清高孤介，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汙。他自投汨羅江的行為，更是將自己神化，後世文人百姓也不由自主地將他神化，幾乎無人敢褻瀆，更何談杜撰什麼奇聞異事呢？

而李白，雖說是浪漫才子，仗劍遊四方，似乎是不缺談資的，但李白作為大唐的象徵，也是被神化了的人物。他自然不可能完全沒有軼事流傳，像前面舉的例子，還有我們所熟知的"力士脫靴"等，都是關於他的民間故事。但比起蘇軾等人要少得多，還是由於他的身份。謫仙人不是一般人，也是大家敬仰讚歎的物件，一些民間口味的嬉笑玩樂，總是不適合仙人的身份的。

杜甫更是不用多說，作為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最憂國憂民的詩人，他的"沉鬱頓挫"的風格，他在一般人眼中苦大仇深的形象，實在難以讓人把他作為民間故事的主角，尤其他還是"詩聖"，他這個"聖"不像別的一些領域的"聖"來得較容易些，是實實在在的靠著千古家國情懷和人情練達才得此稱呼的。這樣的一個人，除了麻鞋見天子這樣的事蹟能為人所稱道之外，其本身的身份經歷也實在不符合百姓常談的風流才子故事。

因此，同為名人，關於其的民間故事卻有多有少，在筆者看來，主要還是性格定位的不同所導致的。

這裡還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提及，就是北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研究文學的人都知道，技術條件對於文學的限制是很大的，比如長篇小說出現在明清時期而不是唐代，就很大方面是由於技術水平的影響。

北宋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大大提高了書籍的印刷速度和數量。書多了，素材自然就多了，而名人留存的事蹟也多了，改編成民間故事的條件自然也就成熟多了。

屈原、李白、杜甫，都是在北宋之前的人物，而蘇軾、紀曉嵐和鄭板橋，則正好都是北宋以來的人物，這麼一羅列，答案是不是就清楚多了？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的確對民間故事的流傳也頗有影響。

三、文學的發展：筆記小說的興起

萬事萬物都是有聯絡的，馬克思說："我們要用聯絡和發展得眼光看問題。"北宋技術發展帶來的另一個影響，就是筆記小說的增多和火爆。筆記小說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魏晉時期的《搜神記》和《世說新語》分別是志怪志人小說的代表，唐宋又再度發展，印刷技術的改進無疑為筆記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客觀條件。

比如關於東坡的一段妙聞就是出自南宋俞文豹的筆記書札《吹劍錄》："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卓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為之絕倒。"

而紀曉嵐更是直接寫了一本《閱微草堂筆記》，專記八卦故事，說是不滿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現在不是總流行說什麼"你行你上"，人家紀曉嵐還真是親自上陣，勢必要為筆記體正名，雖說書寫得比《聊齋志異》差遠了，但是真是什麼怪異奇譚都不缺，亂倫啊女鬼啊殭屍啊恐怖懸疑因果報應齊聚一堂，按我們現在所說就是"重口味故事集錦"，有這麼個實打實的獵奇作品存在，紀曉嵐頻頻被當做民間故事的主角，實在沒什麼可奇怪的。

結語：

綜上所述，同為中國古代的文化名人，蘇軾、紀曉嵐和鄭板橋都有不少民間故事流傳，而屈原、李白和杜甫的所謂民間故事卻相對來說要少得多，除了最主要的性格和身份成就定位的不同外，還與技術的發展和筆記小說的傳播都有抹不開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