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已重新統一。在這種統一的必然性背後還潛伏著許多關於國內和國外經濟後果的問題。為了對這些後果有較清晰的瞭解，在一個具體數量分析的框架內對這些問題進行考察將是有益的。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進行了一項研究（見關於，出版物的專欄），研究成果在本文中予以簡述，其結論是：東德走的道路對統一後德國的經濟有重大影響，但是統一對國際上的影響可能較緩和。

改變東德的經濟

　　在今後10年中，東德經濟的演變將會展現一個新的經濟奇蹟，還是會在歐洲共同體內出現另一個地區性問題？從多方面看，預後診斷結果是良好的。例如，西德的儲蓄餘額是籌集東德投資需求的現成來源。再則，儘管這個國家的東部地區長期為中央計劃體制所抑制，但它有可能很快恢復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企業水平。然而，東德的資本貧乏，而且支助東德實現西德的工資水平還需要一些時間。顯然這會造成壓力：消除東德和西德之間的收入差距的緩慢過程會造成大多數技術工人向西德移居，但過早地縮小差距將對鼓勵投資不利；無論哪種情況都可能危及東德的經濟恢復程序。

　　為了分析這些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人員編制了一個詳細的東德宏觀經濟模型（見有關模型的專欄）。一些較大的不確定因素掩蓋了東德的原始條件、外國投資者可能的反應、預期的移民模式、東德吸收大規模投資的能力（尤其是在統一後的最初幾年）以及政策和機構框架。因此，用該模型構成的前景方案並不是肯定會發生的事，而是說明在謹慎選擇的假設前提下可能出現的發展情況。它們以1990年下半年東德經濟的輪廓作為起點，假設在臨近統一之前東德的勞動生產率為西德水平的30％左右。今後10年中東德縮小生產率差距所要求的經濟增長率水平不僅取決於最初差距的大小，而且也取決於西德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前景方案假定西德的勞動生產率每年增長2．5％左右，或者說，從1990年到2001年累計縮小1／3。

　　假定東德的勞動力減少10％（由於移居和較低的勞動參加率），要使東德的生產率到2001年提高到西德的水平，東德的產出每年要增長13％。在資本和勞動力使用中，消除無效能現象對提高增長率有重大作用。然而，即使東德新近發行的股票收益可能使增長率得到一些彌補，但在1991—2000年期間的累計淨投資仍然需要約1．8萬億西德馬克（按1990年價格），幾乎等於西德1990年的國民生產淨值。一個不那麼雄心勃勃的目標可能是，到2001年生產率水平達到西德的80％。這可能使生產率差距接近西德最貧困的3個州與8個較繁榮的州之間目前存在的差距。這樣也需要1．1萬億西德馬克的累計淨投資，平均生產增長率達到10．5％，這仍然是一個頗為令人生畏的目標。

　　方案A是這裡討論的兩種方案中比較樂觀的一種，它符合後一個目標（見圖）。雖然失業率在開始時很高——1991年失業人數佔勞動力的1／4　—但下降的速度也很快，到本方案終了時與假設的西德水平（6％）相同。1991—1992年的平均總投資額很大，佔東德GDP的43％。這全部需要由外資提供資金（包括西德的財政撥款）；　由於西德的消費額遠超過淨產值，因而實際上需要的外資總額約為淨投資的150％。整個1991—2001年期間的淨投資，3／4來自東德以外地區（包括西德的財政撥款）。然而，對外資需求作這樣的估計，在財政撥款與其他方式的外部籌資的平衡上是微妙的。這裡所作的計算是假定東德政府經常帳戶，的赤字完全由西德的撥款彌補。

　　按照方案A，東德進口的貨物和非生產要素勞務，開始時每年大約是1200—1300億西德馬克，相當於西德GNP的5％。隨時間的推移，這些進口淨額下降，到2001年接近於零。這種情況的出現，一部分原因是與產出有關的投資需求的下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儲蓄率上升。雖然私人儲蓄有所增加，但是對外經濟較強的地位主要是由於政府帳戶的情況有了改善。東德總的政府赤字情況是，早期非常高（幾乎是東德1991年GDP的一半），但以後穩定下降，到2000年出現最初的預算結餘。

　　方案B（圖上也已標繪）不很樂觀，到2001年東德的生產率只有西德的60％，大量人口從東德移居西德。投資水平比方案A低，減少無效使用勞動力和資本的進展較慢，這使經濟實績不那麼強健。1991—1992年的淨投資只有方案A的60％，而這種比較軟弱的狀態在本方案中將持續始終。這是由於過高的工資需求和經濟結構上的弱點，加重了投資者在初期已有的猶豫心理。財政失衡問題從一開始就比方案A嚴重，低增長率一方面限制了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社會支出對GDP的比例，使財政失衡頑固地居高不下到2001年，東德的基本財政赤字為GDP的9％左右。累計的赤字較大，這又增加了利息支出，但是，由於假設有西德的撥款，這些利息費用記在西德的政府賬戶上。這種財政執行狀況反映在對外帳戶上，赤字遠比方案A大。

世界儲蓄

　　在一個資本流動性很大的世界中，投資可以敲開國際儲蓄總庫的門，而不必侷限於當地資本市場。衡量統一對東德的影響的有益起點是，考慮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全球的儲蓄來增加東德的投資和提高社會開支。方案A和方案B對東德1990—1994年的平均進口淨需求得出的數字（年均600億美元）大體相似——方案B的產出數字較低，但與同期較低的需求數互相抵消。東德這些進口淨需求所需外資同全世界4萬億美元的儲蓄額相比，顯然是比較小的——不到全世界總儲蓄額的2％。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西德較高的儲蓄，尤其是其較高的產出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東德的需求。這將取決於西德的供應能力，轉過來又受其勞動力增長的影響。

　　德國的統一重新開創了東、西德之間的自由流動。由此出現的東德向西德移民，預期將提高西德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方案A中，從東德到西德的淨移民假定在1990年為32萬人，1992年減至7萬人，1993年以後每年2萬人。移民的結果是，到2001年預計西德潛在產出比沒有移民情況下高出1.25％，前提是要有足夠的投資以保持一定的資本-勞動力比率。在方案B中，1990—1991年的淨移民數字假定與方案A相同，但從1992年起要高出許多：那年為27萬人，到2001年下降至9萬人。這促使西德在2001年潛在產出提高3．5％。但是，在最初幾年中，增加的潛在產出在減去移民增加的消費和上面提到的較大的投資之後，與東德的外資需求相比是比較小的，在這一點上，兩個方案相同。

對德國和國外的影響

　　為了用數量表示統一對東德以外地區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宏觀經濟模型，即“多國模型”（見解釋模型的專欄）用有關東德的進口淨需求、財政失衡和移民等各種不同資料作為投入，計算各種方案，並與不包括國家統一的效果的基線作比較。傳播這些影響的一些主渠道可以由此勾畫出來。在提高全球投資對儲蓄的比率以後，世界範圍內的實際利率都將上升，儘管各國的上升幅度不同。東德增加的需求一部分是對準西德的貨物，這促使西德產量的增加，與外國貨相比，德國貨價格上漲（透過德國較高的價格和較硬的貨幣，使西德馬克的實際匯率升值），降低統一後德國的淨出口。

　　這些影響的大小程度取決於許多因素。例如，統一將如何影響德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行為？這裡假定德國中央銀行將同過去一樣繼續抵制超量需求的壓力；稅率保持不變；以政府公債彌補增大的預算赤字。

　　生產能力的利用水平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也是重要的。在“多國模型”中，生產能力對產出不是一個絕對的制約因素。相反，生產能力利用率越高，由於需求增大而產生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也越大。在下面提出的模擬模型中，生產能力利用率的起點很高，但仍然低於1972—1973年和1979—1980年曾達到的歷史高峰。再則，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從東德來的移民進一步增加有提高產出能力的趨勢。最初加於西德生產能力的壓力也將取決於東德進口需求的地理分佈。這裡假定在需求增長中有2／3首先在西德增加的出口中出現，其餘在其他國家的出口中顯示出來（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上的進口份額為基礎進行分配）。

　　假設的東德進口淨額已在圖中表明。在方案A中，這項對需求的模擬導致西德的增長率在1990年提高0．6個百分點，1991年提高1．3個百分點。以後幾年的產出增長速度比原來可能達到的速度慢，因為從東德淨進口的變動率是負數，同時也是山十利率上升和貨幣升值的時滯影響。不過，由於有利的供應效果，西德產出水平仍然較高，德國作為一個整體，產出的增長始終是緊挺的（見表）。但是通貨膨脹的壓力也較大：1990—1992年產出價格的上漲，平均比基線快0．5個百分點。

　　歐洲貨幣體系匯率機制中產出對其他國家的效應為負值，但數值不大，而非匯率機制國家的產出效應略有正值。這兩組國家都在某種程度受較高利率的影響。匯率機制國家由於其假設的中心匯率平價的穩定性，也有實際的有效升值（如同它們的貨幣與西德馬克一起對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上升），這與利率的上升相結合，抵消了對德國較強的出口地位的刺激，總的說來，方案A指出，德國統一的國際影響並不很大，需求的擴大不會使德國的生產能力承受無法控制的壓力。但是，德國較高的政府開支，到1999年將使合併的政府債務對GDP的比率提高16個百分點。在這以後趨於下降，回到基線水平上。

　　方案B為整個德國勾畫出一幅不太有利的前景，但不是單單指西德，因西德有來自東德的更多移民推動其產量的增長。由於失業救濟福利提高、收入增長緩慢、東德的產量增長不快、需要支付積累起來的較多債務的利息，所以合併後的財政平衡以其對GNP的比率來衡量，情況更為惡化。其結果是，到1995年政府債務超過基線，達到合併後GNP的19％，2001年達到30％。儘管如此，對金融市場和其他國家的影響與方案A差別不大，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也相近似。

政策上的問題和不確定因素

　　德國統一對德國政府赤字和債務的影響是當前政策爭論中的主要特徵。特別是政府赤字長期居高不下的可能性（例如，從上述不很樂觀的方案看）引起許多方面的關注。大家都認為減少西德的支出，尤其是減少補貼支出是限制這些赤字的可取辦法。但是，如果壓縮支出的措施不能使預算實現足夠的節餘，可能需要考慮增加稅收。由於所得稅最近已作改革，提高直接稅可能會引起消極作用。提高增值稅稅率看來是比較可取的替代辦法，這樣做與政府改進稅收制度的效率這一目的相一致，也有助於使德國的增值稅稅率更接近歐洲共同體的平均稅率。

　　因此，方案A按1991年提高間接稅收入200億西德馬克在“多國模式”中進行模擬 。這相當於西德增值稅稅率提高近2個百分點（東德也作相似的增值稅增稅，可再增加收入30億西德馬克）。假設德國中央銀行考慮到提高間接稅以後對價格產生的初期影響而提高其貨幣流通量指標，由此增加的收入有助於限制國家統一對預算的中期衝擊：在這項模擬中，方案A的合併後政府債務比率與基線比較，到1991年不是提高到佔GNP的16％，而是隻增長10％。模擬的增稅會造成短時間較高的通貨膨脹率，GNP減縮指數的上升比1991年快1.7個百分點（比方案A高一個百分點）。既然價格上漲會激起對通貨膨脹繼續上升的擔心，所以對提高間接稅一舉應加謹慎斟酌。

　　方案A假定匯率機制國家的中心匯率平價不變。這個方案會使其他匯率機制國家的產量略微下降。透過重整它們的貨幣對西德馬克的比價，可以避免這種情況。但是，對匯率機制國家“硬通貨”政策可靠性的消極影響——即貨幣政策對穩定價格所作的承諾——也要予以考慮。尤其是，透過緊縮貨幣政策和避免重新調整它們對西德馬克的匯率，匯率機制中其他國家近些年來已多次成功地降低它們的通貨膨脹率，使之接近於德國的水平。它們的貨幣對西德馬克貶值可能引起對它們的反通貨膨脹承諾的疑慮。

　　所列表表示1991年其他匯率機制國家貨幣對西德馬克貶值（貶值4％）這一方案的結果，使人們臆想匯率將進一步調整（設想每年等於調1．5％），從而在今後幾年中出現較高的通貨膨脹。其他匯率機制國家曾經歷高於方案A的通貨膨脹，但產出也較高。對德國的影響只是略有不同。

結論

　　山於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上述模型所作模擬的只能看作是德國的統一對其他國家可能產生的影響的粗略數量分析。統一後的德國除了其經濟政策和私人及企業行為上的不確定因素外，還有其他正在進行的結構變化可以減輕這些結果，包括與歐洲共同體單一市場計劃相結合的各國經濟走向更大程度的一體化。

　　各種方案呈現的總的景像是德國統一在國際上的影響比較緩和。而且，這些影響對東德經濟改變過程能否取得成功不特別敏感。由於東德所需要的資金同全球儲蓄相比較小，這種情況並不怎麼令人驚異。但是，東德經濟在未來幾年中所走的道路對現已統一的德國有重大影響，對其他東歐國家也能提供一些重要的教益。

（1）它結束了德意志長期的分解狀態，為德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鋪平了道路。

　　（2）法國和奧地利受到扼制，德國成為新興的強國，改變了歐洲的國際格局。

　　（3）統一後的德國繼承了普魯士的舊制度，特別是軍國主義傳統，德國成為歐洲最富有侵略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