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法落實的改革
公元1895年，科舉考試期間，《馬關條約》簽訂的訊息傳到北京，超過上千名的考生向政府上書反對與日本停戰，要求從軍備、內政和制度上進行改革。康有為也是其中一人，所謂變法運動，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康有為倡導的變法主要是以明治日本為模範的改革。為了使其正當化，他把孔子標榜為改革者。為了宣傳變法，康有為在各地成立了強學會和保國會等團體，還發行了《強學報》和《時務報》等機關報。
1898年，康有為的屢次上書終於有了成效，獲得了在中央高官面前發表見解的機會。此後，他的主張在政府內部得以擴散，1898年6月11日，清朝頒佈了《定國是詔》，即光緒帝下令正式開始變法。區別於督撫重權，這次的變法由中央主導，這也是中日甲午戰爭以來一貫的做法。
變法是以明治日本為模範的改革，大致上說來，就是將以前的體制改革成為西方式的近代國家體制。單個的改革方案涉及多個方面，雖然也有以前就實施的“殖產興業”和軍隊改革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數人才培養和行政機構的重組了。
前者廢除了以往的科舉制度，建立起新的學校制度。當時計劃系統性地建立稱作“學堂”的西式學校，並率先在北京建立了京師大學堂，也就是後來的北京大學。就算是在當今的日本，考試或是就業的制度哪怕稍有變化也會大驚小怪，在中國這般巨大的社會，而且是具有千年以上傳統的科舉制度，積累多年的觀念已經深入骨髓，可以說，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後者則以廢除“冗官”（即職務重複、沒什麼實際工作內容的職位）為核心。中央、地方的許多部門和官職，由此遭到廢除。行政改革牽涉既得利益，就算受到的支援再多，也無法草率進行。這與時間、地點無關，即便是在如今的日本，也很難順利實施。
總之，變法的每一項，都是巨大的舉措。無論中央或是地方，都對接連發來的詔令感到惶恐不已。不久後，便演變成了對變法的反抗——即使沒有公然反對、違背光緒帝的敕命，大家也沒有積極地去迎合。
因此，變法計劃幾乎未能得到實施。
♦ 康有為
二、立場模糊的袁世凱
袁世凱的動靜，讓人捉摸不透。
僅從前後的言行來看，他很顯然是支援改革的人物。“小站練兵”時的軍隊西化，就不用說了。去天津赴任前受到光緒帝接見時，他也曾講述過自己的改革建議。甚至有人認為，正是因為他的這些具體建議，皇帝才任命了他去小站練兵。
他的參加不是形式上的。當他動身前往小站時，康有為給他舉辦了踐行會。雖然雙方記錄的日期不相吻合，無法判斷這場餞行會的真偽，但兩人從此時開始建立關係，估計是確有其事。
當然，贊成改革，並不等同於要加入變法。之後的袁世凱專心於練兵，與變法的時局，特別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相距甚遠。以他的地位，還無法立即參與到變法當中來，也無法左右政府的方針。
所以，對待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更具體地說，對待《定國是詔》頒佈之後的戊戌變法，袁世凱的態度依然是不清晰的。甚至有人指出，袁世凱加入強學會的舉動，與其說是與變法、與康有為產生了共鳴，倒不如看作他四處建立人際關係的一種政治行為。
♦ 袁世凱像，引自《萬國公報》1903年第174期
三、輕率的君與臣
用一句話來描述康有為這個人物，應該說是一名思想家吧！
但他並非穩重嚴謹的思考者，而是擅長既成理論的知識分子，性格偏向於輕率。他之所以懷有改變歷史的改革思想，並斷然發起了政治運動，原因在於他的這種性格容易走向極端。另外，他充滿了思想家們常見的獨斷性，有些地方缺乏靈活性。一旦他的思想定型後，便不會輕易改變。為了讓自己的主張合理化，他大量偽造歷史記錄，欺騙了不少歷史學家。
起用他的光緒帝，也與冷靜沉著的君主形象截然無緣。從他在心急之下接連頒發改革敕令，就可窺見一斑。在人事方面，似乎也是如此，對看不順眼的人毫不留情地罷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定國是詔》剛一頒佈，由於意見上的分歧，他就罷免了自己多年的老師、心腹翁同龢。當然，這場罷免還和“與外國保持何種關係”這一政府基本方針息息相關，也涉及到背後隱藏的西太后勢力，不能只將之歸結為光緒帝的性格問題。即便如此，古今東西，人事問題都是官僚們最為關心的。從這一點上來看，希望光緒帝謹言慎行的，恐怕不僅僅是筆者一人。
總而言之，在輕率這一點上，君臣二人甚為相似。
在中央政府的權力比重有所提高之際，他們掌握大權，不顧周圍的意見，大舉推動了變法。無論是京城，還是地方，即便是贊成變法者，也對這些舉措頗為冷淡。變法遲遲不見成效，性格急躁的光緒帝、康有為君臣二人，自然是坐立不安。於是，變法派開始彈劾看上去持反對態度的官僚。這樣一來，反對派也相應地上奏彈劾康有為，局勢瞬間轉變為黨派之間的對立。
♦ 光緒皇帝
焦躁感和危機意識不斷加強的君臣二人，決定採取進一步的舉動，除去反對派。
1898年8月26日，光緒帝下達了嚴斥地方大員怠慢的敕令。接著在9月4日，以妨礙改革派提出建議為由，下令罷免所有禮部首腦，即六堂官罷免事件。拿今天的日本來說，相當於把文部科學省的大臣和副官們全部免職。
三天後，又罷免了老臣李鴻章（編輯注：李當時在總理衙門行走）。其目的不甚明瞭。李鴻章主張和沙俄聯手，卻招致了旅順、大連淪為租借地的後果，皇帝和康有為等變法派對他心生嫌隙，是不難理解的。在對外政策上，變法派要和日本聯手，而李鴻章與對抗日本的沙俄關係親近，也許因此需要排除他吧。也或許是在聘用外華人士的方針上（編輯注：指康有為建議聘請英華人李提摩太、日本人伊藤博文等進入決策中樞充當顧問），可能擔心會被李鴻章牽著鼻子走吧。總而言之，繼禮部六堂官之後對高官人物的罷免，給政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讓變法前途變得更加岌岌可危。
除掉了反對派，接下來便是強大自己一派。罷免了禮部六堂官的第二天，光緒帝便任命譚嗣同等四名青年，擔任心腹秘書和顧問（編輯注：指任命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人為軍機章京，參與新政），可以說是破格提拔。
♦ 梁啟超（前列左端）與譚嗣同（右端）
四、康有為的勉強拉攏
就在此時，袁世凱登場了。
9月11日，新任禮部右侍郎徐致靖推薦袁世凱，請求“破格提拔”此人。光緒帝聽聞後，當天就命袁從天津奔赴北京，謁見自己。
徐致靖是康有為一派。這次的推舉上奏也是出自康有為之手。局勢日漸緊迫，康有為最擔心的，是自己手中沒有武裝力量，於是想起了曾加入強學會、與自己年齡相近的袁世凱，便派遣門生徐仁祿前往小站，加深與袁世凱的關係。在一系列準備工作後，開始正式舉薦袁世凱。徐仁祿正是徐致靖的侄子。
拉攏袁世凱的目的，是為了先發制人，用武力制服反對派。具體計劃中，甚至包括了包圍、進攻西太后居住的頤和園。事態千鈞一髮。
將時間拉回到《定國是詔》頒佈的時候。頒佈四日後的6月15日，翁同龢被罷免，直隸總督王文韶被召到北京接替他的職位。空出來的直隸總督之位，則由榮祿代理。這意味著，擔任重組軍隊要務的榮祿，擁有了當地的指揮權。而在小站繼續訓練新軍的袁世凱，自然也成為了他的屬下。
這場人事調整，想必出自西太后的意思。變法中，西太后和她的派系在也著手佈局，這次人事調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防止變法造成混亂，要將軍隊託付給皇室信賴之人。
♦ 袁世凱戎裝照，引自《國聞畫報》1928第14期
從袁世凱的角度來看，以前彼此關係就不淺的榮祿，成了自己的頂頭上司，當然是件好事。榮祿也對部下袁世凱的工作讚賞有加。就在徐致靖舉薦的五天前，他剛剛上奏表揚了袁世凱。
所以，康有為對袁世凱的拉攏，其實是相當勉強的。對袁世凱來說，他和榮祿的關係，遠比和康有為要親密。無論徐仁祿再怎麼努力，效果也就如此而已。
袁世凱進京謁見皇帝，是在9月16日這一天。為了專致於“練兵工作”，他被免去了直隸按察使的職務，被任命為“侍郎候補”。相當於中央機構的副官待遇，是破格的升官。
如果只看此次任命，很難理解其中意味。五天前，徐致靖（其實是康有為）的舉薦中寫道，袁世凱“不過一介按察使，位於總督之下，位低權輕”，並建議如下：
“賜予督撫之職，或是任命為中央官僚，具有獨自指揮權，以鎮定首都周邊地區如何？”（編輯注：徐的奏摺原文是：“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於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
這種任命，儼然是為了讓袁與榮祿平起平坐。用意在於將袁掌控的武力，拉攏到光緒帝這邊。不過用詞不便過於直截了當。對這破例待遇誠惶誠恐的袁世凱，或許也沒有悟出背後的含義。
♦ 榮祿，引自《萬國公報》1907年第221期
五、圍園、告密與事變
兩天後，也就是9月18日，上司榮祿發來電報，命袁世凱速回天津。
這天夜裡，袁正忙著準備離京，一名年輕人來到了他下榻的東城區報房衚衕的法華寺。來者是在袁世凱高升前十天左右，被破格提拔當了軍機章京的譚嗣同。
譚嗣同被帶到裡屋後，緩緩地說明了來意。他掏出一張字條，上面寫道：
“榮某（注：指榮祿）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
袁世凱讀信後方寸大亂，連聲音都變調了：
以上密談，摘自袁世凱的日記。
這些日記看上去像是自我辯護，很長時間都被忽略。然而，隨著康有為方面的史料偽造得到證實，這段日記的可靠性也得到了重新審視。包圍頤和園的兵變計劃，實際上是存在的。袁世凱並未立即應允，而是敷衍搪塞，打發走了譚嗣同。
接下來，袁世凱在9月20日進宮請訓。康有為等人的記錄稱，此時下達了所謂“硃諭”，也就是光緒帝親筆書寫的“密詔”，袁世凱卻說沒有拿到，也沒有表示要處死榮祿。之後，袁世凱立即登上了午時出發的火車回到天津，向上司榮祿彙報了一切。
前一天，也就是19日，西太后忽然從頤和園回到了紫禁城。以往，學者們根據變法派提供的史料，多認為是袁世凱向西太后告密，21日發生了政變。也就是說他先站在變法派這邊答應協助，卻變節了。但是，從局勢上來看，其實是康有為等人對袁世凱抱有過分的期待。或者說，是為了將變法失敗的責任轉嫁給袁世凱。
♦ 北洋大臣袁世凱，引自《寰球中國學生報》1907年第04期
西太后為何會突然回到紫禁城，奪走了光緒帝的權力，至今尚不可知。從時間上來看，袁世凱密告一事也並不是沒有可能，從21日的政變，到對變法派的鎮壓、處置，中間隔了些許時日。
對6月開始的戊戌變法，西太后的態度實際上是不明確的。至少沒有公開表示過反對。雖說反對派提出了很多申訴，但直到9月的罷免禮部六堂官一事，西太后才表露了“做得過分了”的看法。引人議論的，是訪問北京的伊藤博文留在皇帝身邊當顧問一案。袁世凱請訓後回到天津的這一天，伊藤也謁見了光緒帝。外華人進入深宮，干預政權的中樞，引起了不少官僚的敏感反應。西太后也是其中一人，想必是判斷此事脫離常軌，最終下決心將權力從光緒帝手中收回。
袁世凱的情況，想必也和大多數官僚一樣無所適從。只不過他手中掌握了軍隊，於是變得和他人極不相同。說得極端一些，袁世凱夾在榮祿、西太后和康有為、光緒帝之間，被置於必須投票站隊的無奈立場，他的決斷，當然會是選擇前者。
獲得袁世凱報告的榮祿，9月25日接到了北京的傳喚命令，匆忙進京謁見了西太后。已經開始陸續抓人的西太后，想必從榮祿那裡得到了“圍園殺後”密謀的確鑿證據。之後的發展眾所周知，光緒帝被幽禁在宮中，變法派大多被處刑。譚嗣同被處死，最先逃脫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亡命日本。戊戌變法變成了“百日維新”，幾乎回到了原點。
政變雖非袁世凱主導和策劃的，但他終歸置身其中。戊戌年的袁年屆不惑，飛黃騰達已在眼前。
一、無法落實的改革
公元1895年，科舉考試期間，《馬關條約》簽訂的訊息傳到北京，超過上千名的考生向政府上書反對與日本停戰，要求從軍備、內政和制度上進行改革。康有為也是其中一人，所謂變法運動，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康有為倡導的變法主要是以明治日本為模範的改革。為了使其正當化，他把孔子標榜為改革者。為了宣傳變法，康有為在各地成立了強學會和保國會等團體，還發行了《強學報》和《時務報》等機關報。
1898年，康有為的屢次上書終於有了成效，獲得了在中央高官面前發表見解的機會。此後，他的主張在政府內部得以擴散，1898年6月11日，清朝頒佈了《定國是詔》，即光緒帝下令正式開始變法。區別於督撫重權，這次的變法由中央主導，這也是中日甲午戰爭以來一貫的做法。
變法是以明治日本為模範的改革，大致上說來，就是將以前的體制改革成為西方式的近代國家體制。單個的改革方案涉及多個方面，雖然也有以前就實施的“殖產興業”和軍隊改革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數人才培養和行政機構的重組了。
前者廢除了以往的科舉制度，建立起新的學校制度。當時計劃系統性地建立稱作“學堂”的西式學校，並率先在北京建立了京師大學堂，也就是後來的北京大學。就算是在當今的日本，考試或是就業的制度哪怕稍有變化也會大驚小怪，在中國這般巨大的社會，而且是具有千年以上傳統的科舉制度，積累多年的觀念已經深入骨髓，可以說，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後者則以廢除“冗官”（即職務重複、沒什麼實際工作內容的職位）為核心。中央、地方的許多部門和官職，由此遭到廢除。行政改革牽涉既得利益，就算受到的支援再多，也無法草率進行。這與時間、地點無關，即便是在如今的日本，也很難順利實施。
總之，變法的每一項，都是巨大的舉措。無論中央或是地方，都對接連發來的詔令感到惶恐不已。不久後，便演變成了對變法的反抗——即使沒有公然反對、違背光緒帝的敕命，大家也沒有積極地去迎合。
因此，變法計劃幾乎未能得到實施。
♦ 康有為
二、立場模糊的袁世凱
袁世凱的動靜，讓人捉摸不透。
僅從前後的言行來看，他很顯然是支援改革的人物。“小站練兵”時的軍隊西化，就不用說了。去天津赴任前受到光緒帝接見時，他也曾講述過自己的改革建議。甚至有人認為，正是因為他的這些具體建議，皇帝才任命了他去小站練兵。
他的參加不是形式上的。當他動身前往小站時，康有為給他舉辦了踐行會。雖然雙方記錄的日期不相吻合，無法判斷這場餞行會的真偽，但兩人從此時開始建立關係，估計是確有其事。
當然，贊成改革，並不等同於要加入變法。之後的袁世凱專心於練兵，與變法的時局，特別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相距甚遠。以他的地位，還無法立即參與到變法當中來，也無法左右政府的方針。
所以，對待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更具體地說，對待《定國是詔》頒佈之後的戊戌變法，袁世凱的態度依然是不清晰的。甚至有人指出，袁世凱加入強學會的舉動，與其說是與變法、與康有為產生了共鳴，倒不如看作他四處建立人際關係的一種政治行為。
♦ 袁世凱像，引自《萬國公報》1903年第174期
三、輕率的君與臣
用一句話來描述康有為這個人物，應該說是一名思想家吧！
但他並非穩重嚴謹的思考者，而是擅長既成理論的知識分子，性格偏向於輕率。他之所以懷有改變歷史的改革思想，並斷然發起了政治運動，原因在於他的這種性格容易走向極端。另外，他充滿了思想家們常見的獨斷性，有些地方缺乏靈活性。一旦他的思想定型後，便不會輕易改變。為了讓自己的主張合理化，他大量偽造歷史記錄，欺騙了不少歷史學家。
起用他的光緒帝，也與冷靜沉著的君主形象截然無緣。從他在心急之下接連頒發改革敕令，就可窺見一斑。在人事方面，似乎也是如此，對看不順眼的人毫不留情地罷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定國是詔》剛一頒佈，由於意見上的分歧，他就罷免了自己多年的老師、心腹翁同龢。當然，這場罷免還和“與外國保持何種關係”這一政府基本方針息息相關，也涉及到背後隱藏的西太后勢力，不能只將之歸結為光緒帝的性格問題。即便如此，古今東西，人事問題都是官僚們最為關心的。從這一點上來看，希望光緒帝謹言慎行的，恐怕不僅僅是筆者一人。
總而言之，在輕率這一點上，君臣二人甚為相似。
在中央政府的權力比重有所提高之際，他們掌握大權，不顧周圍的意見，大舉推動了變法。無論是京城，還是地方，即便是贊成變法者，也對這些舉措頗為冷淡。變法遲遲不見成效，性格急躁的光緒帝、康有為君臣二人，自然是坐立不安。於是，變法派開始彈劾看上去持反對態度的官僚。這樣一來，反對派也相應地上奏彈劾康有為，局勢瞬間轉變為黨派之間的對立。
♦ 光緒皇帝
焦躁感和危機意識不斷加強的君臣二人，決定採取進一步的舉動，除去反對派。
1898年8月26日，光緒帝下達了嚴斥地方大員怠慢的敕令。接著在9月4日，以妨礙改革派提出建議為由，下令罷免所有禮部首腦，即六堂官罷免事件。拿今天的日本來說，相當於把文部科學省的大臣和副官們全部免職。
三天後，又罷免了老臣李鴻章（編輯注：李當時在總理衙門行走）。其目的不甚明瞭。李鴻章主張和沙俄聯手，卻招致了旅順、大連淪為租借地的後果，皇帝和康有為等變法派對他心生嫌隙，是不難理解的。在對外政策上，變法派要和日本聯手，而李鴻章與對抗日本的沙俄關係親近，也許因此需要排除他吧。也或許是在聘用外華人士的方針上（編輯注：指康有為建議聘請英華人李提摩太、日本人伊藤博文等進入決策中樞充當顧問），可能擔心會被李鴻章牽著鼻子走吧。總而言之，繼禮部六堂官之後對高官人物的罷免，給政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讓變法前途變得更加岌岌可危。
除掉了反對派，接下來便是強大自己一派。罷免了禮部六堂官的第二天，光緒帝便任命譚嗣同等四名青年，擔任心腹秘書和顧問（編輯注：指任命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人為軍機章京，參與新政），可以說是破格提拔。
♦ 梁啟超（前列左端）與譚嗣同（右端）
四、康有為的勉強拉攏
就在此時，袁世凱登場了。
9月11日，新任禮部右侍郎徐致靖推薦袁世凱，請求“破格提拔”此人。光緒帝聽聞後，當天就命袁從天津奔赴北京，謁見自己。
徐致靖是康有為一派。這次的推舉上奏也是出自康有為之手。局勢日漸緊迫，康有為最擔心的，是自己手中沒有武裝力量，於是想起了曾加入強學會、與自己年齡相近的袁世凱，便派遣門生徐仁祿前往小站，加深與袁世凱的關係。在一系列準備工作後，開始正式舉薦袁世凱。徐仁祿正是徐致靖的侄子。
拉攏袁世凱的目的，是為了先發制人，用武力制服反對派。具體計劃中，甚至包括了包圍、進攻西太后居住的頤和園。事態千鈞一髮。
將時間拉回到《定國是詔》頒佈的時候。頒佈四日後的6月15日，翁同龢被罷免，直隸總督王文韶被召到北京接替他的職位。空出來的直隸總督之位，則由榮祿代理。這意味著，擔任重組軍隊要務的榮祿，擁有了當地的指揮權。而在小站繼續訓練新軍的袁世凱，自然也成為了他的屬下。
這場人事調整，想必出自西太后的意思。變法中，西太后和她的派系在也著手佈局，這次人事調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防止變法造成混亂，要將軍隊託付給皇室信賴之人。
♦ 袁世凱戎裝照，引自《國聞畫報》1928第14期
從袁世凱的角度來看，以前彼此關係就不淺的榮祿，成了自己的頂頭上司，當然是件好事。榮祿也對部下袁世凱的工作讚賞有加。就在徐致靖舉薦的五天前，他剛剛上奏表揚了袁世凱。
所以，康有為對袁世凱的拉攏，其實是相當勉強的。對袁世凱來說，他和榮祿的關係，遠比和康有為要親密。無論徐仁祿再怎麼努力，效果也就如此而已。
袁世凱進京謁見皇帝，是在9月16日這一天。為了專致於“練兵工作”，他被免去了直隸按察使的職務，被任命為“侍郎候補”。相當於中央機構的副官待遇，是破格的升官。
如果只看此次任命，很難理解其中意味。五天前，徐致靖（其實是康有為）的舉薦中寫道，袁世凱“不過一介按察使，位於總督之下，位低權輕”，並建議如下：
“賜予督撫之職，或是任命為中央官僚，具有獨自指揮權，以鎮定首都周邊地區如何？”（編輯注：徐的奏摺原文是：“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於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
這種任命，儼然是為了讓袁與榮祿平起平坐。用意在於將袁掌控的武力，拉攏到光緒帝這邊。不過用詞不便過於直截了當。對這破例待遇誠惶誠恐的袁世凱，或許也沒有悟出背後的含義。
♦ 榮祿，引自《萬國公報》1907年第221期
五、圍園、告密與事變
兩天後，也就是9月18日，上司榮祿發來電報，命袁世凱速回天津。
這天夜裡，袁正忙著準備離京，一名年輕人來到了他下榻的東城區報房衚衕的法華寺。來者是在袁世凱高升前十天左右，被破格提拔當了軍機章京的譚嗣同。
譚嗣同被帶到裡屋後，緩緩地說明了來意。他掏出一張字條，上面寫道：
“榮某（注：指榮祿）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
袁世凱讀信後方寸大亂，連聲音都變調了：
以上密談，摘自袁世凱的日記。
這些日記看上去像是自我辯護，很長時間都被忽略。然而，隨著康有為方面的史料偽造得到證實，這段日記的可靠性也得到了重新審視。包圍頤和園的兵變計劃，實際上是存在的。袁世凱並未立即應允，而是敷衍搪塞，打發走了譚嗣同。
接下來，袁世凱在9月20日進宮請訓。康有為等人的記錄稱，此時下達了所謂“硃諭”，也就是光緒帝親筆書寫的“密詔”，袁世凱卻說沒有拿到，也沒有表示要處死榮祿。之後，袁世凱立即登上了午時出發的火車回到天津，向上司榮祿彙報了一切。
前一天，也就是19日，西太后忽然從頤和園回到了紫禁城。以往，學者們根據變法派提供的史料，多認為是袁世凱向西太后告密，21日發生了政變。也就是說他先站在變法派這邊答應協助，卻變節了。但是，從局勢上來看，其實是康有為等人對袁世凱抱有過分的期待。或者說，是為了將變法失敗的責任轉嫁給袁世凱。
♦ 北洋大臣袁世凱，引自《寰球中國學生報》1907年第04期
西太后為何會突然回到紫禁城，奪走了光緒帝的權力，至今尚不可知。從時間上來看，袁世凱密告一事也並不是沒有可能，從21日的政變，到對變法派的鎮壓、處置，中間隔了些許時日。
對6月開始的戊戌變法，西太后的態度實際上是不明確的。至少沒有公開表示過反對。雖說反對派提出了很多申訴，但直到9月的罷免禮部六堂官一事，西太后才表露了“做得過分了”的看法。引人議論的，是訪問北京的伊藤博文留在皇帝身邊當顧問一案。袁世凱請訓後回到天津的這一天，伊藤也謁見了光緒帝。外華人進入深宮，干預政權的中樞，引起了不少官僚的敏感反應。西太后也是其中一人，想必是判斷此事脫離常軌，最終下決心將權力從光緒帝手中收回。
袁世凱的情況，想必也和大多數官僚一樣無所適從。只不過他手中掌握了軍隊，於是變得和他人極不相同。說得極端一些，袁世凱夾在榮祿、西太后和康有為、光緒帝之間，被置於必須投票站隊的無奈立場，他的決斷，當然會是選擇前者。
獲得袁世凱報告的榮祿，9月25日接到了北京的傳喚命令，匆忙進京謁見了西太后。已經開始陸續抓人的西太后，想必從榮祿那裡得到了“圍園殺後”密謀的確鑿證據。之後的發展眾所周知，光緒帝被幽禁在宮中，變法派大多被處刑。譚嗣同被處死，最先逃脫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亡命日本。戊戌變法變成了“百日維新”，幾乎回到了原點。
政變雖非袁世凱主導和策劃的，但他終歸置身其中。戊戌年的袁年屆不惑，飛黃騰達已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