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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欲雲談史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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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師說歷史
一、共和執政有兩種說法
1、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
2、共和伯執政。
周朝的爵位制度:公候伯子男五級爵位制度,伯的地位處於中間。
周朝的中央體制:周王有師、保兩大官僚。師、保即太師和太保,掌握朝廷的軍政大權,並且為青少國君的監護者。這種政治上的長老監護制度,是從貴族家內幼兒保育和監護的禮制發展而來,並由此形成的一種官職。
所以伯爵的“共和”基本上是沒有可能會執政的,採用第一種說法,即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
二、共和執政的前因
1、《史記》記載,周厲王在位三十年左右,開始好專利,把山澤的經營權收為國有,百姓有怨言,大臣勸諫,但周厲王不聽,反而任用衛巫監視國民,“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的典故就是從這出來的,過了幾年,百姓發動暴亂,攻擊周厲王,周厲王外逃。
但這個是很蹊蹺,有幾個問題
(1)周厲王為什麼在位三十多年才開始好利呢?
(2)把山澤的經營權收為國有,動了誰的蛋糕?
(3)大臣勸諫,周厲王為什麼不聽呢?
(4)監視國民輿論,那得多麼龐大的機構?當時周朝的國力,真的能夠做到嗎?
(5)百姓發動暴亂,怎麼能夠攻擊到周厲王呢?這可是周朝的都城,不是陳勝吳廣起義的荒野郊外,不說周朝的軍隊了,只是守衛王宮的衛隊,實力也是相當可觀的。在百姓輿論被監控的情況下,如何組織起如此龐大規模的暴亂?武器又從何而來?
回答這幾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周厲王即位之前,周朝中央政府的實力已經很衰弱了,大臣、貴族和諸侯的實力強大了起來,周厲王在位三十年之後,想要做點事,但即使貴為天子,做事也是要人要錢的,但政府沒錢,怎麼辦?把山澤的經營權收為國有,類似後來歷史上的“鹽鐵官營”,但周朝是貴族世襲制,山澤的經營權收為國有,明顯動到了貴族們的蛋糕,貴族們於是遊說周厲王,但周厲王想要實現自己的目標,沒有答應他們的請求,還大膽啟用平民,監督貴族官員們的行動(經濟上可行,也符合政治鬥爭的需要,百姓的輿論天子並不關心,差的等級太多),貴族官員們於是積蓄力量,等待機會,組織並支援民眾暴動,攻擊周厲王,周厲王鬥爭失敗出逃。
三、共和執政
在這場鬥爭中,貴族們取得了勝利,但只是中央王朝內部的勝利,周滅商之後,建立了分封制,中央王朝之外,還有大量強大的諸侯國,貴族們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還不能夠直接取代周天子。
這個時候兩難了,立太子為周天子吧,周厲王還沒死呢,只是政治鬥爭失敗外逃,如果大臣們立太子為天子,大臣輔政,天子決定迎回周厲王怎麼辦?周厲王也還沒死呢,如果帶領諸侯攻打大臣呢?不能立,承認你是周天子,但被民眾攻擊而外逃。
貴族們取得了勝利,但內部分贓不均,不管是誰當家,其他人都不會答應,跟周公輔政的情況類似,怎麼辦?大家一起商量著來吧,於是就出現了“共和執政”的情況,但這種事,歷史上以前沒有過,以後也都沒有的,僅此一次。
四、共和執政之後的一些歷史
周厲王死後,周公等大臣擁立太子登基,就是後來的周宣王,周宣王在位三十來年之後,再次與貴族、大臣發生激烈衝突。
1、打犬戎,以強打弱,但失敗了,原因很簡單,內部貴族掣肘,上下不一心。
2、天子不去天子耕地的地方帶頭耕種,其實就是表明一個態度,老子不願意給你們這幫孫子做傀儡了。
3、做人口普查,跟周朝的分封制(諸侯國承包責任制)相沖突,動到了貴族的蛋糕,大臣極力勸阻,但周宣王堅持執行。
4、補充一個資料,周宣王是西周末期的中興之主了,有很多功績,也是他資助秦國打敗了犬戎,讓周朝的西部恢復寧靜。
兩代君主,都在位三四十年,都集中在在位三十年左右,與貴族發生激烈衝突,說明什麼?只能說明事情發展到那了,君主為了國家的發展,不得不做這些事來加強自身的統治,限制貴族們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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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愚人1565
周厲王出奔,客於彘,十四年亡,周、召立厲王子靜,是謂宣王。有關這段時間的歷史解讀,基本沒有客觀真實的,包括《史記》在內。為什麼不能立太子?很簡單,周厲王仍然在世,儘管客於彘這個地方,所以不能立。這是王權的客觀存在問題。“共和”執政,這是錯誤的歷史解讀結果,而不是客觀的歷史事件真相解讀。所以,不存所謂“共和”執政的問題。那麼,“共和”一辭該如何客觀的解讀呢?這裡就個人分析一下。
“共”,指共地;“和”,為人名;合而為一,即為“共和”一辭。共和,是當時衛侯的長子,身處事發地,因而參與了厲王出奔的王事處理問題,因此封分為“伯”。所以,有後人“共伯和”的歷史印記,而在去除其爵位伯後,簡單的印記就是“共和”兩字。這是“共和”一辭的由來。
怎麼解釋“共和執政”這個社會歷史印記呢?這是一個歷史解讀問題。厲王在世,架在王權與王權下的臣權關係處置辦法,就是“共伯,和”的新主張,因為釆用了這個辦法,因而有“共和執政”客觀社會現象存在。因此,這是一個新歷史現象用辭,由“和”這個人引起,而“和”封為伯,地在“共”地,所以這是“共和執政”歷史現象由來的記載說明。至於共伯和的具體處置辦法,就不全是《史記》中記載所看到的一面了。其後,“共伯和”的自殺,就說明了問題的複雜性,而只看到周、召二人商議現象記載的歷史,客觀上是寫史個人史學觀利益的反應,不是歷史真相的客觀存在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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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共和執政”不是召週二公聯合執政,而是共伯和篡位執政。
《國語·周語上》:“厲王虐,華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華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這是流傳至今的西周官方史籍中有關“華人暴動”的記載,為眾多現代人所認可。所謂“華人”,參照齊國“都鄙”制度的劃分,通常都認為是周時對居住於國都之內民眾的統稱。就此,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都認為,“華人暴動”既然是“華人”發起,那麼這肯定是一場由民眾自發而起的、反抗暴君殘酷統治的百姓起義。
可是,“華人暴動”真是百姓自發而起的一場起義嗎?
《國語》記載的“華人暴動”雖然是家喻戶曉,但期間經過數百年人為修繕,把事件很多重要細節都給湮滅了。而這些湮滅的細節,對於定位“華人暴動”的性質卻至關重要。
“華人”一詞,實在是用得妙。因為“華人”這一詞,“華人暴動”背後深深隱藏的周厲王末年西周王室政治博弈的雲海詭譎,也就被人為掩蓋起來,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都被後人囫圇吞棗地忽視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春秋筆法”,由“華人”一詞的應用,就可見一斑。
事實上,“華人暴動”,遠遠不是百姓起義所能概括!從後世發掘的青銅器銘文中,就可探查出“華人暴動”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X盨》(注:“X”為銅器主人之名,但是此字在電腦輸入法中找不到,而且不同學者對這個字的識別也有差異,所以暫時只能用“X”替代)上有這麼一段銘文:“……又進退,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罪又故,乃協傭即女,乃由宕,卑復虐逐厥君厥師,乃作餘一人咎。”郭沫若先生將其解釋為:“上級之有司平時怠於政事,不善檢束,待到欲於僚屬有所進退以及下屬民眾有罪有辜時,乃遣屬員奉聞於‘X’,己仍淫怠,復使僚屬民眾終至於猖獗,至有逐君逐師之事。”此銅器鑄於周宣王時期,根據這段銘文內容,目前學術界公認它是記載“華人暴動”之事。
表面上看,青銅器銘文上並未記載任何特殊的資訊。但深入分析之後,人們卻發覺了這其中所隱含的重大異常!
從銘文中可知,在這次暴動中,造反之人不但有“邦人”,還有“正人”和“師氏人”!其中,“邦人”即國都中的平民;“正人”即“政人”,是在周王都內“上班”的卿大夫和其他公務員;“師氏人”,則是駐紮在京師的王室正規軍。透過這件銅器銘文,後人得以知曉另一個令人震驚、卻長期被人掩蓋的事實:參與推翻周厲王的暴亂者,不僅僅是有平民,還有卿大夫和王室軍隊!
不光是青銅器銘文中記載了這一事實,在西周各諸侯國的史籍中也可找到類似記載。楚簡《系年》第一章:“至於厲王,厲王大虐於周,卿士、諸正、萬民弗忍於厥心,乃歸厲王於彘”。可見,在楚國史籍中,也同樣記載下“卿士”、“諸正”、“萬民”都參與了此次暴亂。
不同出處的史料相互印證,說明“華人”,不僅僅是指平民,還包括卿大夫和軍士。“華人”暴動,居然連卿士和軍隊都參與其中,那正說明它絕非平民反抗暴君的起義那麼簡單。公元前841年,在低收入水平下艱難生存了幾十年的鎬京民眾圍住了王宮,發起了暴動。
可接下來,不同史籍的記載又出現了細微差異:
《史記·周本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今山西霍縣境內)”
《國語·周語上》:“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系年》:“乃歸厲王於彘。”
《今本竹書紀年》:“王亡奔彘。”
《史記正義》引《魯連子》:“周厲王無道,華人做難,王奔於彘。”
暴亂結束後,事件主角周厲王的下場,按《國語》與《系年》的記載,是被眾人流放到彘;而按《史記》、《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卻是周厲王逃亡到了彘。按前者之說,周厲王在暴動中根本來不及逃亡,是被暴動者俘虜,暴動平息下來後才被流放到了彘;按後者之說,周厲王是在暴動中逃脫,最後逃亡到了彘。
究竟哪種說法更加可信?
如果周厲王成功地從暴亂中逃脫,而且能夠逃亡到彘,那說明他仍然儲存了部分實力——至少彘地之人就是他的支援力量。以周厲王強勢的前半生而言,實力尚存的他完全可以捲土重來、反攻倒算,而不是老老實實地呆在彘十四年,默默地等待著死神的光臨。這顯然與周厲王的強硬個性極其不符。
從以上推斷,在“華人暴動”過程中,周厲王應該是被暴動者完全控制住了,根本就無法脫身而去。“暴君”是被趕下臺了,但暴動者們卻還不甘心。“暴君”雖已被囚禁,但“暴君”還有一大堆兒子。為了防止周厲王後代將來反攻倒算,暴動者決心要殺光周厲王所有的兒子!周厲王對別人都是“勿遺壽幼”,現在別人對他,也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徹底斬草除根!
就在眾人歡慶抓住了“大暴君”之時,突然有神秘人物傳出來一條可靠訊息:王室大臣召伯虎家還收留了周厲王的一個兒子!
暴君之子,誰還敢收留?聽聞此信,暴民們群情激昂,二話不說,立刻就把召伯虎家圍了個水洩不通。在召伯虎家門外,眾多暴徒們不斷地喧鬧著、謾罵著,讓召伯虎立刻把周厲王的兒子給交出來!
周厲王執政長達三十七年,到他被趕下臺時,至少已是五十歲上下。古代帝王結婚一般偏早,而且妻妾成群,年齡這麼大的帝王,生下的兒子必定不少。訊息如此靈通,能辨認出周厲王的眾多兒子,還能隨時掌控他們的動向,在沒有各類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等等現代化媒體工具的古代,普通人絕不可能做到。當然能做到的,就絕非一般人!
不僅僅是如此。
召伯虎家族雖然倍受周厲王打壓,可再怎麼說他們也是世襲大家族,在周王畿內實力雄厚。周厲王執政期間,召伯虎不顧個人安危,多次犯顏直諫,在周王朝上上下下也是威望頗重。如此實力龐大而又威望厚重的召伯虎,居然還有人敢煽動民眾,轟轟烈烈地堵在他家門口要人,此人膽識也是非同一般!
追殺周厲王一家的幕後黑手,至今尚未露面,卻牢牢地把控著局勢,引導著眾人按照他的謀劃穩步向前推進,此人心智及城府之深,令人不寒而慄。
此時,逃入召家的不是別人,正是姬靜。
以周厲王被推翻時年過半百的年齡推斷,正常他的長子應該是在三十歲左右。可姬靜,史書上卻有“王少,大臣共和行政”的記載;也就是說,周厲王被推翻時姬靜還未成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此推斷,姬靜應該不是周厲王的長子。(《西周共和新探》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 郭霞著)然而,“華人暴動”後,唯一能繼承王位的,卻只剩下姬靜——這證明“華人暴動”不但將周厲王趕下臺,還殺死了周厲王的眾多兒子。周厲王的兒子們中,能逃脫追殺、倖存至暴動之後的,就只有成為漏網之魚的姬靜!
“華人暴動”,對周厲王不但是場政治災難,更是一場慘絕人寰的人間大悲劇!回顧整個暴亂,《國語》中以“華人”來統稱參與暴動者,固然不能算是錯;但是,“華人”絕不僅僅是平民老百姓,還有卿士、軍士。籠統地以“華人”來命名這場暴亂,所掩蓋的關鍵問題是:究竟是誰,能有那麼大能耐,可以同時煽動從卿大夫到百姓、從平民到軍隊等等各階層人士,共同起來造反?又是誰,在整個暴動過程中牢牢掌控局面,從容不迫、精心佈局、步步為營,對周厲王的兒子務求追殺殆盡?究竟是何方神聖,能夠從容不迫地駕馭這場威震天下的驚濤駭浪?
兩千多年過去了,歷史似乎就沒給出過答案。
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任何人做任何事,只要是做過,無論他怎麼掩蓋,都會不可避免地留下諸多蛛絲馬跡。透過這些蛛絲馬跡,後人就可對這場暴動所掩蓋的雲海詭譎瞭解個大概。
隨著事態不斷向前繼續發展,事情的真相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周厲王倒臺後,西周進入了“共和”時期。
所謂“共和”,按《史記》之說,就是召公和周公兩相共同執政。這與現代的“共和”政體概念有些相似。或許這就是中國古代文明又一次政治創新,率先在人類文明史上探索出了“共和執政”的理念。
但是,所謂“共和執政”的說法,隨著其它史料被不斷髮掘整理出來,已被證實不太可靠。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幽)「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按《竹書紀年》所說,所謂“共和”,實際上是指共國之伯,他的名字叫“和”。“華人暴動”之後,周王室是共伯和攝政,而不是《史記》所記載的召週二相“共和執政”。在《史記索隱》中,還引用了《汲冢竹書紀年》中最原始的記載:“共伯和幹王位”!“幹”,篡也。也就是說,共伯和還不能說是攝政,而是乾脆就篡奪了周厲王的王位!
共伯和執政的說法,從其它史籍中也可得到證實。
《史記正義》引《魯連子》:“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華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舉和以行天子事。”
《系年》第一章也寫到:“乃歸厲王於彘,共伯和立”。
不同史料都記載下了同一事實,再綜合衡量“華人”暴動過程中的多處疑點,已經可以得出較為可靠的結論:“華人暴動”,並不只是一場民眾自發而起的起義,而是以共伯和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在背後策劃、推動;共伯和們不但煽動民眾推翻了周厲王統治,共伯和還成功地火中取栗、趁機篡位為王!所以,召週二公在周厲王被推翻下臺後,不可能立即擁立太子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