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蠱案，是西漢時期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 此案引起了漢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轉變。但是，為什麼會發生此案，則一直撲朔迷離，異說紛紜，成為武帝一生歷史中的一個巨謎。宋洪邁《容齋續筆》即雲：“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 什麼是巫蠱？“巫蠱”二字歷來不見達詁。說者或牽扯《易》之蠱卦，（易卦之蠱，乃故老之故的借文，與巫蠱並不相干。）皆妄不足論。蠱，即蠱惑。蠱之古音通鬼，（《說文》：“臬桀死之鬼亦為蠱。”）又通詛，是一種詛咒之術。所謂“巫蠱”，即巫鬼之術或巫詛（咒）之術也。《漢書》謂巫蠱起自胡巫。巫蠱之術，其源實來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薩滿巫術。（薩滿，女真語，指巫師巫術。《三朝北盟會編》：“珊蠻（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其來源則甚古老，為北狄、東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蠱之術的具體方法，就是以桐木製作小偶人，上面寫上被詛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後施以魔法和詛咒，將其埋放到被詛咒者的住處或近旁。行此術者相信，經過這樣的魔法，被詛咒者的靈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攝取。 戰國晚期及漢代，由於民族的遷移與混合，巫術之風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層流行至上層。戰國後期著名的鄒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書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術。儒家一向以理性見稱，但漢儒則多信巫術。可見其時巫風浸潤之廣。武帝元光年間，皇后陳阿嬌失寵，曾使用巫蠱之術詛咒其情敵衛子夫。武帝覺知後將她廢黜，女巫楚服及宮人牽連被誅者三百餘人。（ 《史記·外戚世家》記載，“（陳皇后）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所謂“挾婦人媚道”，司馬貞《索隱》：“《漢書》雲：‘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咒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人。’”）但其案影響尚較小。 而起於徵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蠱之禍，則延綿數年，牽連誅死者有皇太子、衛皇后，公孫賀及劉屈氂二丞相，諸邑、陽石二公主及三皇孫，還牽涉到許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韓說、章贛、蘇文、石德、趙破奴、任安、暴勝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張富昌、李壽、馬通、馬何羅、景建等，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數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治上層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釀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鉅變。 巫蠱之亂的發生，包括四個階段： （1）醞釀和準備 （2）事件的觸發 （3）矛盾激化為京城動亂 （4）平反與清洗 武帝天漢年間，國內流行疫病。這種疫病最初可能來自匈奴發動的生物戰。由於漢武帝不斷對匈奴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匈奴王庭遠遷漠北。為阻擋漢軍，匈奴使用“胡巫”的薩滿巫術。這種巫術的“詛軍”方法之一，是將疫馬、牛、羊埋到漢軍經過的水頭水源上，或將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馬施放給漢軍，使漢軍人畜染疫。（《漢書·西域傳》及注）疫病隨歸師傳回長安。一代名將霍去病在28歲的青壯之年早夭，肯定是由於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後，匈奴連續數位單于均以青壯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於疫病。漢昭帝也僅二十一歲就病死。） 武帝中後期以後疫病流行國中。（張華《博物志》記：漢武帝時，弱水沙土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聞，並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闢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鹹聞香氣。）漢宮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惡”，又 “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懷疑自己中了巫蠱之術。 《漢書·武帝紀》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謂“大搜”，臣瓚以為：“‘搜’，謂索奸人也。”晉灼注：“搜‘巫蠱’也。” 巫蠱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這樣一種背景上發生的。 巫蠱之案的第一個受害者，是戰功卓著的名將公孫敖家族。公孫敖是衛青好友，參與過多次對匈奴遠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舉報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以巫蠱之術詛咒皇帝。 公孫賀武士出身，青年時代是衛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隨衛青征伐匈奴，以戰功封侯。他娶衛子夫之姊君孺為妻，與漢武帝有連襟之親，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為太僕，太初二年（前103年）繼石慶為丞相。而他的兒子公孫敬聲則接替了其太僕的職務，父子並居公卿位，一時寵貴莫比。 但公孫敬聲“將家族親貴之勢”，“驕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軍錢千九百萬”，案發後被捕。公孫賀向武帝請求以立功贖子罪，自請追捕早被通緝但一直未歸案的陽陵大俠朱安世以交換兒子。 朱安世被公孫賀捕得後，仰天大笑，說：你殺我一個，我滅你一族。於是自獄中上書首告，“舉報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詛上，於皇宮甘泉馳道埋偶人，祝詛皇帝有惡言。” 根據舉報，武帝詔公孫賀全家“下有司案驗於皇宮，窮治所犯。” 這就是巫蠱之案的緣起。受公孫賀之案牽連的有諸邑公主、陽石公主以及衛青的兒子長平侯衛伉。 “徵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父子死獄中，全家滅族”。（《漢書 公孫賀傳》）公孫賀妻是衛皇后之姊、是衛青的姐夫。陽石公主是武帝與衛皇后所生的女兒。數月後，衛皇后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 公孫賀一案，遂成為點燃巫蠱大案和長安政變的導火索。 在糾治公孫賀案時，武帝已染病。“時上疾，避暑甘泉宮”，長安“獨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卻不信任他們，而把糾治公孫賀案的責任，全權委託給了新任丞相劉屈氂和御史章贛。具體察辦此案的則是一個政治背景複雜可疑的寵臣江充。 江充是趙國邯鄲人，本出身於市井無賴。年輕時他將貌美的妹妹嫁給趙太子劉丹而成為趙王的座上客。後又與趙太子發生齷齪，即入長安詣闕舉報太子丹有種種不法事。 武帝劾治劉姓諸王及家屬極嚴，根據江充的舉報，趙太子獲罪死獄中。漢武帝讚許江充，任命他以謁者的官職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問他出使時作何計劃，他說一切隨機應變。江充在匈奴中活動了近一年。歸後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擔任欽差無定所的檢查官“直指繡衣使者”，負責京師治安，“督三輔盜賊，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嚴厲劾察親王貴戚及其子弟，敢於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賞識。“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將在馳道中賓士的武帝之姑館陶長公主的車騎“盡劾沒入官”。又曾懲辦在御用馳道中疾馳的太子家使。太子親自出面說情，江充也不給面子。 公孫賀案結束後，武帝為疫病所困，長居遠離長安的甘泉宮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後太子繼皇位報復自己，在丞相劉屈氂的支援下，決定借公孫賀一案羅織陷害太子和衛皇后。《漢書·江充傳》記：“（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他面見武帝，說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於遭受巫蠱。於是武帝授權江充成立專案，對“巫蠱”作進一步調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江充乘機指使胡巫檀何欺騙武帝說：“皇宮中大有蠱氣，不除之，上疾終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宮窮治，又派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宦者）蘇文等協助江充督辦。 江充接受在長安大規模調查“巫蠱”一案的指令後，“知上意”久已不滿衛氏集團，於是任用了一批來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胡巫多來自漢朝的敵國匈奴。“胡巫”與江充相勾結，羅織陷害，株連牽引數萬人，透過查“巫蠱”，把一個長安城搞得烏煙瘴氣。最終，則將調查矛頭引向皇宮中的衛太子和衛皇后。《漢書》記：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視，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江充親自帶領胡巫入宮搜查。“入宮至省中，壞御坐掘地。”“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 結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宮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寫有咒語的帛書，他得意洋洋地宣告：“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其實，太子宮及皇宮中所發現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宮人所預先設定。《漢書》顏師古注引“《三輔舊事》雲：‘（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張晏曰：‘（江）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輟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劉據》記： “（江）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王先謙《漢書補註》：“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 眼看冤案就要羅織到自己和母親衛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徵求左右幕僚的意見。太子少傅石德勸劉據誅殺江充。他說： “先前的公孫賀父子、兩位公主及衛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殺。現在胡巫又來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會知道這是胡巫所設定，會認為我們真在詛咒他，我們無法自白洗清。我們與其坐而等死，不如動手殺掉江充和胡巫。難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嗎？” 〔“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已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上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 可矯以節收捕（江）充等繫獄，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蘇的悲劇警告劉據，並指出衛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師傅：“我是皇上的兒子，不能這樣擅自去做。我還要見皇上陳情。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 太子仍想面見武帝，陳情辯白。但是，太子晉見武帝的途徑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則透過他們不斷誣陷太子，向武帝報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當發現自己已無可能面見皇帝后，面臨生與死的選擇，劉據不得不採信了石德的話，下決心除掉江充。“徵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江）充等。”發使前，太子調動了宮廷衛隊，“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髮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詐稱武帝使者，帶兵將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韓說拒捕被殺死。 太子將全部怒火集中於江充，親自監臨，將其斬首。“乃斬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臨刑前，他責斥江充：“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邪！”與此同時，又將協助江充製造巫蠱案的胡巫燒死於上林苑中。（顏師古注：“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蠱一案中扮演了一種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們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們今日也難以深考。但是，透過胡巫所帶來的具有神秘主義特徵的薩滿巫術，介入上層權爭，乃是巫蠱之案的顯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個助手御史章贛在混亂中受傷突圍，逃到甘泉宮向武帝告變。 太子殺掉江充後，並沒有就此罷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後指使江充的丞相劉屈氂。 但是，劉屈氂逃脫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長史）乘驛站車馬直奔甘泉宮向武帝告變。 整個事件的最高潮，是衛太子、皇后衛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劇。 武帝在甘泉宮起初聽到章贛等來告變，尚不認為是太子發動叛亂，而認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過甚，所以太子殺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劉屈氂來報，他才相信太子實際是謀反叛亂，可能要篡位奪權。 於是，武帝下令丞相劉屈氂率正規軍殺回長安，討伐太子。武帝為此賜璽書說：“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接著，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宮來至長安城西的建章宮，親自指揮對太子的軍事行動。武帝下詔發三輔近縣兵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員，統由丞相統帥，討伐太子。並遣使收繳衛皇后璽綬，迫使皇后衛子夫含憤自殺。 太子除長安宮中衛隊外，手中並無正規軍隊。他曾派人調任安指揮的北營軍馬，但任安接受調令後卻緊閉營門，拒絕出兵。（任安也是衛青舊部將領。由於他接受了太子的調令，儘管沒有出兵，武帝認為他首鼠兩端，後來還是殺了他。臨死前他曾寫信給好友司馬遷求救，司馬遷回信即著名的《報任安書》。）太子手中無軍隊，只能以皇帝名義“矯制”釋放長安中都官獄中關押的數萬罪徒，散給武庫兵器，命石德統帥，與劉屈氂指揮的正規軍對戰。 衛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間是比較得人心的。他殺江充的舉動得到長安市民的支援，許多市民參與了太子的軍隊。太子軍與丞相劉屈氂率領的政府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漢書·劉屈嫠傳》），一時間，長安城內，刀光劍影，殺聲震天，血肉紛飛。經過五天的動亂和廝殺，太子被擊敗，不得不逃離長安。漢武帝下旨嚴令各地緝拿。 太子帶著家人逃亡至湖縣（今河南靈寶西），藏在泉塢裡一戶友人家。主人家貧，讓家人織草鞋，“賣屨以給太子。”為了生計，太子使人去尋覓一個富裕的故人，結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發覺，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圍捕。縣卒張富昌破門而入，太子不願被捕後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戶自經”。其友人與來兵格鬥而被殺害，跟隨太子的兩個皇孫也在混亂中被殺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壽及張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變的結果，是整個衛皇后家族及其與武帝所生的幾乎所有兒女、孫子，除太子之孫劉病已被僥倖隱藏獲救外，盡皆死於非命。
發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蠱案，是西漢時期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 此案引起了漢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轉變。但是，為什麼會發生此案，則一直撲朔迷離，異說紛紜，成為武帝一生歷史中的一個巨謎。宋洪邁《容齋續筆》即雲：“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 什麼是巫蠱？“巫蠱”二字歷來不見達詁。說者或牽扯《易》之蠱卦，（易卦之蠱，乃故老之故的借文，與巫蠱並不相干。）皆妄不足論。蠱，即蠱惑。蠱之古音通鬼，（《說文》：“臬桀死之鬼亦為蠱。”）又通詛，是一種詛咒之術。所謂“巫蠱”，即巫鬼之術或巫詛（咒）之術也。《漢書》謂巫蠱起自胡巫。巫蠱之術，其源實來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薩滿巫術。（薩滿，女真語，指巫師巫術。《三朝北盟會編》：“珊蠻（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其來源則甚古老，為北狄、東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蠱之術的具體方法，就是以桐木製作小偶人，上面寫上被詛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後施以魔法和詛咒，將其埋放到被詛咒者的住處或近旁。行此術者相信，經過這樣的魔法，被詛咒者的靈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攝取。 戰國晚期及漢代，由於民族的遷移與混合，巫術之風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層流行至上層。戰國後期著名的鄒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書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術。儒家一向以理性見稱，但漢儒則多信巫術。可見其時巫風浸潤之廣。武帝元光年間，皇后陳阿嬌失寵，曾使用巫蠱之術詛咒其情敵衛子夫。武帝覺知後將她廢黜，女巫楚服及宮人牽連被誅者三百餘人。（ 《史記·外戚世家》記載，“（陳皇后）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所謂“挾婦人媚道”，司馬貞《索隱》：“《漢書》雲：‘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咒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人。’”）但其案影響尚較小。 而起於徵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蠱之禍，則延綿數年，牽連誅死者有皇太子、衛皇后，公孫賀及劉屈氂二丞相，諸邑、陽石二公主及三皇孫，還牽涉到許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韓說、章贛、蘇文、石德、趙破奴、任安、暴勝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張富昌、李壽、馬通、馬何羅、景建等，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數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治上層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釀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鉅變。 巫蠱之亂的發生，包括四個階段： （1）醞釀和準備 （2）事件的觸發 （3）矛盾激化為京城動亂 （4）平反與清洗 武帝天漢年間，國內流行疫病。這種疫病最初可能來自匈奴發動的生物戰。由於漢武帝不斷對匈奴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匈奴王庭遠遷漠北。為阻擋漢軍，匈奴使用“胡巫”的薩滿巫術。這種巫術的“詛軍”方法之一，是將疫馬、牛、羊埋到漢軍經過的水頭水源上，或將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馬施放給漢軍，使漢軍人畜染疫。（《漢書·西域傳》及注）疫病隨歸師傳回長安。一代名將霍去病在28歲的青壯之年早夭，肯定是由於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後，匈奴連續數位單于均以青壯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於疫病。漢昭帝也僅二十一歲就病死。） 武帝中後期以後疫病流行國中。（張華《博物志》記：漢武帝時，弱水沙土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聞，並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闢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鹹聞香氣。）漢宮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惡”，又 “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懷疑自己中了巫蠱之術。 《漢書·武帝紀》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謂“大搜”，臣瓚以為：“‘搜’，謂索奸人也。”晉灼注：“搜‘巫蠱’也。” 巫蠱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這樣一種背景上發生的。 巫蠱之案的第一個受害者，是戰功卓著的名將公孫敖家族。公孫敖是衛青好友，參與過多次對匈奴遠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舉報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以巫蠱之術詛咒皇帝。 公孫賀武士出身，青年時代是衛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隨衛青征伐匈奴，以戰功封侯。他娶衛子夫之姊君孺為妻，與漢武帝有連襟之親，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為太僕，太初二年（前103年）繼石慶為丞相。而他的兒子公孫敬聲則接替了其太僕的職務，父子並居公卿位，一時寵貴莫比。 但公孫敬聲“將家族親貴之勢”，“驕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軍錢千九百萬”，案發後被捕。公孫賀向武帝請求以立功贖子罪，自請追捕早被通緝但一直未歸案的陽陵大俠朱安世以交換兒子。 朱安世被公孫賀捕得後，仰天大笑，說：你殺我一個，我滅你一族。於是自獄中上書首告，“舉報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詛上，於皇宮甘泉馳道埋偶人，祝詛皇帝有惡言。” 根據舉報，武帝詔公孫賀全家“下有司案驗於皇宮，窮治所犯。” 這就是巫蠱之案的緣起。受公孫賀之案牽連的有諸邑公主、陽石公主以及衛青的兒子長平侯衛伉。 “徵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父子死獄中，全家滅族”。（《漢書 公孫賀傳》）公孫賀妻是衛皇后之姊、是衛青的姐夫。陽石公主是武帝與衛皇后所生的女兒。數月後，衛皇后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 公孫賀一案，遂成為點燃巫蠱大案和長安政變的導火索。 在糾治公孫賀案時，武帝已染病。“時上疾，避暑甘泉宮”，長安“獨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卻不信任他們，而把糾治公孫賀案的責任，全權委託給了新任丞相劉屈氂和御史章贛。具體察辦此案的則是一個政治背景複雜可疑的寵臣江充。 江充是趙國邯鄲人，本出身於市井無賴。年輕時他將貌美的妹妹嫁給趙太子劉丹而成為趙王的座上客。後又與趙太子發生齷齪，即入長安詣闕舉報太子丹有種種不法事。 武帝劾治劉姓諸王及家屬極嚴，根據江充的舉報，趙太子獲罪死獄中。漢武帝讚許江充，任命他以謁者的官職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問他出使時作何計劃，他說一切隨機應變。江充在匈奴中活動了近一年。歸後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擔任欽差無定所的檢查官“直指繡衣使者”，負責京師治安，“督三輔盜賊，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嚴厲劾察親王貴戚及其子弟，敢於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賞識。“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將在馳道中賓士的武帝之姑館陶長公主的車騎“盡劾沒入官”。又曾懲辦在御用馳道中疾馳的太子家使。太子親自出面說情，江充也不給面子。 公孫賀案結束後，武帝為疫病所困，長居遠離長安的甘泉宮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後太子繼皇位報復自己，在丞相劉屈氂的支援下，決定借公孫賀一案羅織陷害太子和衛皇后。《漢書·江充傳》記：“（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他面見武帝，說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於遭受巫蠱。於是武帝授權江充成立專案，對“巫蠱”作進一步調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江充乘機指使胡巫檀何欺騙武帝說：“皇宮中大有蠱氣，不除之，上疾終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宮窮治，又派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宦者）蘇文等協助江充督辦。 江充接受在長安大規模調查“巫蠱”一案的指令後，“知上意”久已不滿衛氏集團，於是任用了一批來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胡巫多來自漢朝的敵國匈奴。“胡巫”與江充相勾結，羅織陷害，株連牽引數萬人，透過查“巫蠱”，把一個長安城搞得烏煙瘴氣。最終，則將調查矛頭引向皇宮中的衛太子和衛皇后。《漢書》記：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視，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江充親自帶領胡巫入宮搜查。“入宮至省中，壞御坐掘地。”“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 結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宮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寫有咒語的帛書，他得意洋洋地宣告：“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其實，太子宮及皇宮中所發現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宮人所預先設定。《漢書》顏師古注引“《三輔舊事》雲：‘（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張晏曰：‘（江）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輟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劉據》記： “（江）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王先謙《漢書補註》：“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 眼看冤案就要羅織到自己和母親衛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徵求左右幕僚的意見。太子少傅石德勸劉據誅殺江充。他說： “先前的公孫賀父子、兩位公主及衛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殺。現在胡巫又來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會知道這是胡巫所設定，會認為我們真在詛咒他，我們無法自白洗清。我們與其坐而等死，不如動手殺掉江充和胡巫。難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嗎？” 〔“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已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上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 可矯以節收捕（江）充等繫獄，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蘇的悲劇警告劉據，並指出衛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師傅：“我是皇上的兒子，不能這樣擅自去做。我還要見皇上陳情。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 太子仍想面見武帝，陳情辯白。但是，太子晉見武帝的途徑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則透過他們不斷誣陷太子，向武帝報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當發現自己已無可能面見皇帝后，面臨生與死的選擇，劉據不得不採信了石德的話，下決心除掉江充。“徵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江）充等。”發使前，太子調動了宮廷衛隊，“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髮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詐稱武帝使者，帶兵將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韓說拒捕被殺死。 太子將全部怒火集中於江充，親自監臨，將其斬首。“乃斬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臨刑前，他責斥江充：“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邪！”與此同時，又將協助江充製造巫蠱案的胡巫燒死於上林苑中。（顏師古注：“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蠱一案中扮演了一種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們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們今日也難以深考。但是，透過胡巫所帶來的具有神秘主義特徵的薩滿巫術，介入上層權爭，乃是巫蠱之案的顯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個助手御史章贛在混亂中受傷突圍，逃到甘泉宮向武帝告變。 太子殺掉江充後，並沒有就此罷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後指使江充的丞相劉屈氂。 但是，劉屈氂逃脫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長史）乘驛站車馬直奔甘泉宮向武帝告變。 整個事件的最高潮，是衛太子、皇后衛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劇。 武帝在甘泉宮起初聽到章贛等來告變，尚不認為是太子發動叛亂，而認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過甚，所以太子殺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劉屈氂來報，他才相信太子實際是謀反叛亂，可能要篡位奪權。 於是，武帝下令丞相劉屈氂率正規軍殺回長安，討伐太子。武帝為此賜璽書說：“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接著，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宮來至長安城西的建章宮，親自指揮對太子的軍事行動。武帝下詔發三輔近縣兵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員，統由丞相統帥，討伐太子。並遣使收繳衛皇后璽綬，迫使皇后衛子夫含憤自殺。 太子除長安宮中衛隊外，手中並無正規軍隊。他曾派人調任安指揮的北營軍馬，但任安接受調令後卻緊閉營門，拒絕出兵。（任安也是衛青舊部將領。由於他接受了太子的調令，儘管沒有出兵，武帝認為他首鼠兩端，後來還是殺了他。臨死前他曾寫信給好友司馬遷求救，司馬遷回信即著名的《報任安書》。）太子手中無軍隊，只能以皇帝名義“矯制”釋放長安中都官獄中關押的數萬罪徒，散給武庫兵器，命石德統帥，與劉屈氂指揮的正規軍對戰。 衛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間是比較得人心的。他殺江充的舉動得到長安市民的支援，許多市民參與了太子的軍隊。太子軍與丞相劉屈氂率領的政府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漢書·劉屈嫠傳》），一時間，長安城內，刀光劍影，殺聲震天，血肉紛飛。經過五天的動亂和廝殺，太子被擊敗，不得不逃離長安。漢武帝下旨嚴令各地緝拿。 太子帶著家人逃亡至湖縣（今河南靈寶西），藏在泉塢裡一戶友人家。主人家貧，讓家人織草鞋，“賣屨以給太子。”為了生計，太子使人去尋覓一個富裕的故人，結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發覺，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圍捕。縣卒張富昌破門而入，太子不願被捕後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戶自經”。其友人與來兵格鬥而被殺害，跟隨太子的兩個皇孫也在混亂中被殺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壽及張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變的結果，是整個衛皇后家族及其與武帝所生的幾乎所有兒女、孫子，除太子之孫劉病已被僥倖隱藏獲救外，盡皆死於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