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
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
《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武韜——講用兵的韜略；龍韜——論軍事組織；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佈陣；豹韜——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
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
它重視部隊的編制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制和戰鬥效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訊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制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
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
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六韜》分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
卷一《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卷二《武韜》內分《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這一卷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瞭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才能制勝。 卷三《龍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訊息。
還指出要注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卷四《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五《豹略》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眾》、《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六《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
《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鉤，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
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
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麼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啟》）。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
”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採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
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痺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痺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
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
’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裡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
“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裝置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
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麼，“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
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注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
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
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侷限在其一個區域性，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中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系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裡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御”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慾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
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
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眾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
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
《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武韜——講用兵的韜略；龍韜——論軍事組織；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佈陣；豹韜——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
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
它重視部隊的編制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制和戰鬥效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訊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制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
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
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六韜》分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
卷一《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卷二《武韜》內分《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這一卷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瞭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才能制勝。 卷三《龍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訊息。
還指出要注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卷四《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五《豹略》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眾》、《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六《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
《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鉤，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
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
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麼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啟》）。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
”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採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
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痺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痺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
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
’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裡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
“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裝置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
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麼，“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
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注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
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
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侷限在其一個區域性，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中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系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裡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御”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慾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
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
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眾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