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江湖文化的“聖經”，《水滸傳》所反映的社會維度最多，層次最豐富。它的根本主題是“政治”，進一步說，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現象及其問題，蘊含著古人的政治智慧與生存知識。
整部《水滸傳》中涉及現實政治問題的代表人物，除了宋江，最能稱得上“典型人物”的，當屬軍師吳用。他是最不可或缺的梁山聚義實現者。“聚義”在《水滸傳》中意味著新的江湖政治共同體的建立，也意味著舊的江湖政治共同體需要被打破。林沖火併王倫這一事件的主謀就是讀書人吳用。書中寫林沖大罵王倫：
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
同樣具備儒生身份的吳用此刻正站在一旁，並且馬上同晁蓋表示應當離開，林沖再次為此所激而向王倫亮刀子。吳用打暗號讓晁蓋、劉唐、阮氏三雄等人來拉偏架，自己假裝去扯林沖，實則放他上前殺王倫。
讓林沖與吳用達成政治默契的，並非吳用的“窮儒”身份，而是吳用胸中有“文學”。這裡的“文學”當然不是舞文弄墨，而是指吳用胸中有“知識”，這些知識指的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韜略和歷史經驗。
《水滸傳》奚落讀書人，以“假文墨”“大頭巾”來嘲笑他們時，是將吳用、宋江、朱武等人排除在外的。小說作者有心將“文墨”“酸慳”的知識人，和承擔韜略與“筆舌”的知識人區別對待。後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江湖知識人”。縱觀整部《水滸傳》，能夠稱得上江湖知識人代表的，除了宋江，就是吳用。
一、吳用的智慧裡，是沒有道德可言的
作為梁山泊軍師，吳用的第一個政治才能是吸收人才，從而實現梁山聚義。要讓梁山作為一個絕對政治化的江湖共同體得以成功生成，“賺”得各式各樣的人物上山鞏固隊伍是必要的。同時，梁山還需要許多“正道人士”來“洗白”其草寇的出身，使得之後宋江的招安大計能夠順理成章。吳用千方百計要讓盧俊義上山，就是為了這一目標。如王北固所言：“只要盧俊義在梁山的地位鞏固不動搖，則梁山泊集團對於正道社會對抗的過程中，便可產生極大的分化、號召力量，化解精華分子的敵意，甚至爭取他們的同情與加入。”
吳用和宋江一樣，承擔著拉扯更多正道人士為梁山站臺的功能。在“聚義”的名義下，吳用用複合計策逼迫一批又一批的江湖人上梁山。
這樣的謀劃早在“智取生辰綱”之時就埋下伏筆。他在算計生辰綱之時，非得以晁蓋的北斗七星夢為藉口將三阮納入計劃，在借力的同時也是“狡兔三窟”，顯然已經為失敗的可能性想好了後路。宋江來報信時要晁蓋快走，卻沒說去哪裡， 是吳用明確了（或者說事先已經想好了）撤退的大方向。晁蓋帶隊上梁山，其實是吳用的判斷。晁蓋得梁山，事實上也是吳用的安排。
不難想象，吳用很有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本就無意於生辰綱，而是覬覦梁山泊的良好地勢以為大本營。他知道王倫難以成氣候，於是等待機會借晁蓋等人之力佔山為王。這才能解釋為何之後吳用的所有行動，都以十分成熟的方式凸顯出來，並且皆以梁山泊的發展和鞏固為基本目標。對於其他好漢來說，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偶然性生活已經足矣。唯有江湖知識人吳用有更為宏大的抱負，其志在創造一個能夠與朝廷構成角力關係的地方共同體。吳用的這一政治遠見，只有宋江能夠完全理解。
吳用的第二個才能是體察並輔佐宋江的政治路線。雖跟隨晁蓋多年，但吳用未必與之肝膽相照。相反，吳用與宋江則莫逆於心。宋江發配江州，路過樑山泊見到吳用時兩人的對話便可說明這點。
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 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 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
宋江的政治理想在這句虛偽的“國家法度”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既然已經是戴罪之人，何必在意國家法度？一般人會難以理解。但唯有同樣虛偽的吳用，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宋江在梁山泊講出這句話背後政治智慧的高明。金聖嘆在旁批註稱，兩人是在互相籠罩，“互用權術相加”。
吳用與宋江都是以政治智慧著稱之人，吳用明白宋江有自己所沒有的能夠聚合江湖人的領袖氣質、忠孝名節，又看到他超出晁蓋的遠見與機巧，是以與他越走越近，以至當宋江逐漸架空、取代晁蓋時，完全站在前者一邊。
梁山泊排座次，宋江和吳用坐得最近，公孫勝則和盧俊義坐在一起。宋江上山之後，與晁蓋關係密切的公孫勝莫名其妙地提出要離開梁山泊，回去探看老母兼修道。宋江當時提出要“派幾個人去”接公孫勝老母上山，被後者婉言謝絕，箇中機鋒可見一斑。
晁蓋若為梁山之主，則預示著梁山終將只是江湖人的烏托邦而已，永遠無法“洗白”，也永遠不會有之後讓關勝、董平、張清、水火二將這些白道人物入夥的可能。盧俊義若為梁山之主，則無法讓有案底的好漢們信服。儘管盧俊義抓了史文恭，按晁蓋遺囑當為山寨之主，但吳用多番打斷宋江口頭上的“讓賢”，頭一個出來鼓動眾人奉宋江為主。隨後，李逵、武松、劉唐、魯智深紛紛表態要宋江當梁山之主。吳用在這裡扮演著一個“民意代表”的角色，是他在關鍵時刻的表態給予了宋江當政的合法性。鄉村教師吳用和宋江的結盟，是梁山由流離失所的好漢暫棲身地，演變為一架四處征伐、公然與朝廷唱反調的起義戰爭機器的關鍵環節。
這也引出了吳用的第三種才能：戰爭策劃者。“智取生辰綱”是吳用的第一仗，完全採用計謀，沒有使用暴力。隨著對宋江戰爭慾望的配合（李逵可以被視為宋江殺伐慾念的外在表達），吳用的手段百出不窮。當宋江不在，由吳用領兵打大名府之時，其運籌帷幄的佈局能力凸顯得淋漓盡致。但這裡面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梁山泊部隊攻破大名府，救出盧俊義和石秀之後，是獄卒蔡福提醒柴進要勸住“好漢” 們不要殘害百姓。當柴進找到吳用並提醒他這一點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吳用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吳用的種種表現，都讓人聯想到戰國的縱橫策士。但“戰國氣”不同於“春秋氣”，吳用缺乏對大義和仁德的本質體認。從小說出現過吳用的回目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吳用使時遷偷甲”“吳用賺金鈴吊掛”“吳用智賺玉麒麟”中，吳用展現了口才，也展現了他缺少基本道德尺度的一面。我們不能想象晁蓋像一個說客般四處奔走，也不能期待林沖和楊志們主動誆騙良民上山為寇。
能與吳用在重要性和功能性上幾乎等價的人只有宋江，但宋江還有神道設教、標張大義的任務，吳用則幾乎完全與“義”字無緣，他是純然政治與軍事行動的操控者，不具機智之外的任何其他德性，心狠手辣且沒有根本性的原則，是完全的實用主義者。在遼國勸降時，他甚至主張“棄宋從遼”。用歐陽健的話說，吳用“有權謀而無性格，有智謀而無信念”。
宋江可通神，公孫勝、朱武可修道，魯智深可圓寂，他們都有某種超世俗、超政治的身份表達。吳用絲毫沒有，他是抽象的政治智慧，雖然名叫“學究”，卻並不追問萬事的“究竟”，即便號“加亮”，卻從來不會讓他人的心胸敞亮。吳用不承擔任何道德上的啟蒙使命。梁山的總軍師是吳用而不是更有人情味的朱武，原因或許也在於此，儘管朱武是開篇就出現的人物。作為觀念軍師的朱武和作為實權軍師的吳用，究竟哪一個更能夠在真實的江湖乃至廟堂上承擔起核心的政治使命——我們非常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
二、進入影像的吳用，棄銅鏈改拿羽扇
吳用式人物在中國政治史上比比皆是。如果將《水滸傳》中的江湖視為整個中國政治史的縮影，那麼，吳用就成了中國知識人政治家的縮影。
人們往往會說，《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與之相似。的確，“加亮”反映出《水滸傳》作者希望讓吳用和諸葛亮之間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主要是因為後者巨大的影響力。諸葛亮的重要形象，本質上是由歷史所賦予的。諸葛亮被層累的官方奉祀和民間敘事，逐漸確定為中國智慧德性的集中象徵，是臣道、師道和通天智慧的代名詞，“軍師”也因他而成了歷朝小說敘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軍師吳用則是純然虛構的人物，就跟梁山是一個純然虛構的政治狀態一樣。在《水滸傳》中體現出的與其說是歷史的厚重， 不如說是一種更為凝練的對政治可能性的分析。吳用這一人物， 是創作《水滸傳》的江湖知識人對江湖知識人政治家的一種可能性的演示。《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頗為類似古希臘史詩中足智多謀的英雄人物，《水滸傳》中的吳用，則與莎士比亞劇中的陰謀家更為相近。在吳用那裡，沒有江湖政治目標之外的更高追求。比起諸葛亮，吳用才是後世那些身處險惡江湖的知識人最宜師法的物件。江湖知識人更多的是決斷和算計的行家，而非提供偉大歷史程序的立法者。
遺憾的是，在日後許多的繪像、戲曲和影視作品裡，吳用的形象往往被描述為與諸葛亮類似。甚至在最新的《水滸傳》電視劇中，吳用手裡竟然多了一柄鵝毛扇。我們在原著中可以清楚地讀到有關吳用外形的描寫。
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鏈，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鬥。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鏈就中一隔。……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鑾帶， 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
雖然和諸葛亮同是文士形象，但吳用手裡持的是銅鏈，而非鵝毛扇。我們只要細讀原著，就會發現《三國演義》當中那崇高的英雄氣息，很難被直接納入爾虞我詐、兇殘暴戾的《水滸傳》世界當中。吳用不可能像諸葛亮那樣雍容不迫地“七釋孟獲”，而是在幕後絕對功利地算計著一切。
圖：2011年版的《水滸傳》中，吳用拿起了鵝毛扇
吳用的影象形象為何會在民間藝術當中趨近諸葛亮？
其實也不難理解。小說中的吳用，無論是性情還是行動，都非常不適合形象化。吳用代表著徹底的政治權謀，他的許多行動都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比如為賺朱仝上山而令李逵殺死小衙內之類的事情。如果不對吳用的殘酷手段進行掩飾，那麼《水滸傳》當中蘊藏的這份不亞於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治現實主義將會對民眾造成難以預計的負面的、破壞性的影響。一方面，政治家的陰謀被公然宣告，不利於政治本身的施行；另一方面，陰謀的下放會帶來社會的動盪。
《水滸傳》的確是要道說江湖的險惡殘酷，同時傳授相關的可怕政治經驗。而對其進行評點和戲曲、影視改編的知識人，必然會對這些經驗進行美化處理。小說讓揹負天殺星命格的李逵下手殺小衙內，很久之後，才由宋江的一句話透露出這是吳用的主意，不夠細心的讀者和聽眾在心靈上留下的“創傷印跡”會減少許多。在影視和戲曲中，吳用手持鵝毛扇，顯得像是諸葛亮轉世，實則是讓他更為親和，更有儒家氣派。這也凸顯了歷代民間知識人揚美隱惡、對權謀家進行道德化、主流化的包裝的敏感意識。
作為草莽好漢的軍師，吳用不可能像諸葛亮那樣以德操包裹權謀，而是必須公然承擔起宋江不能表露出來的政治現實主義的一面，就像李逵必須承擔起宋江殺伐果決的一面一樣。這一《水滸傳》作者刻意營造的形象設定，在之後成為現實世界中的歷代江湖人模仿的物件，甚至演變成了一種政體。
歷史學家羅爾綱發現，在遊民社會的秘密結社組織中，“軍師制”普遍存在。這方面的代表是天地會和太平天國。作為遊民江湖組織，天地會的誕生緣由和年代一直撲朔迷離。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即民間幫會組織大多從《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中學習有效的政治組織方式。太平天國作為農民起義，也從《水滸傳》中吸收了不少營養。
為了說明“軍師制”的基本框架，羅爾綱特地舉天地會的一幅繪像為例。這幅繪像描述的是大明遺孤、被奉為正統繼承人的朱洪竹和天地會實際上的運營者陳近南之間的關係。
圖：明主朱洪竹（右）與軍師陳近南（左）
明主朱洪竹和軍師陳近南並站在一起，明主表現出一副至高無上的尊嚴，軍師面向明主，表現出承命的表情，而令旗則執在他的手中，這表明了“主”為元首，是第一位，“軍師”是第二位，但實權由“軍師”執掌。天地會這一幅繪像，把《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塑造的以“主”和“軍師”構成的政體理想活現在紙上。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也同天地會一樣，取自這兩部書的這個政治理想。
自唐宋以來，一部分無法透過科舉或其他手段進入國家治理體制的知識人，轉而投身“江湖”，搖身一變成為流氓、匪寇、民間宗教頭目、小說與戲曲作者等。作為被國家治理機制淘汰的“多餘人”，他們中的某些人在長期的江湖生活當中，不免滑向人性的低處，為一己之私而使用權術行不義之事。
吳用代表了這些人的典型形象。他以一種陰鷙的姿態，在不斷重複發生的歷史中，彰顯著自己的毀滅性。
本文節選自《華人的義氣》，馮慶/著，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出版，已獲授權。原文較長，有刪節。
作為中國江湖文化的“聖經”，《水滸傳》所反映的社會維度最多，層次最豐富。它的根本主題是“政治”，進一步說，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現象及其問題，蘊含著古人的政治智慧與生存知識。
整部《水滸傳》中涉及現實政治問題的代表人物，除了宋江，最能稱得上“典型人物”的，當屬軍師吳用。他是最不可或缺的梁山聚義實現者。“聚義”在《水滸傳》中意味著新的江湖政治共同體的建立，也意味著舊的江湖政治共同體需要被打破。林沖火併王倫這一事件的主謀就是讀書人吳用。書中寫林沖大罵王倫：
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
同樣具備儒生身份的吳用此刻正站在一旁，並且馬上同晁蓋表示應當離開，林沖再次為此所激而向王倫亮刀子。吳用打暗號讓晁蓋、劉唐、阮氏三雄等人來拉偏架，自己假裝去扯林沖，實則放他上前殺王倫。
讓林沖與吳用達成政治默契的，並非吳用的“窮儒”身份，而是吳用胸中有“文學”。這裡的“文學”當然不是舞文弄墨，而是指吳用胸中有“知識”，這些知識指的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韜略和歷史經驗。
《水滸傳》奚落讀書人，以“假文墨”“大頭巾”來嘲笑他們時，是將吳用、宋江、朱武等人排除在外的。小說作者有心將“文墨”“酸慳”的知識人，和承擔韜略與“筆舌”的知識人區別對待。後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江湖知識人”。縱觀整部《水滸傳》，能夠稱得上江湖知識人代表的，除了宋江，就是吳用。
一、吳用的智慧裡，是沒有道德可言的
作為梁山泊軍師，吳用的第一個政治才能是吸收人才，從而實現梁山聚義。要讓梁山作為一個絕對政治化的江湖共同體得以成功生成，“賺”得各式各樣的人物上山鞏固隊伍是必要的。同時，梁山還需要許多“正道人士”來“洗白”其草寇的出身，使得之後宋江的招安大計能夠順理成章。吳用千方百計要讓盧俊義上山，就是為了這一目標。如王北固所言：“只要盧俊義在梁山的地位鞏固不動搖，則梁山泊集團對於正道社會對抗的過程中，便可產生極大的分化、號召力量，化解精華分子的敵意，甚至爭取他們的同情與加入。”
吳用和宋江一樣，承擔著拉扯更多正道人士為梁山站臺的功能。在“聚義”的名義下，吳用用複合計策逼迫一批又一批的江湖人上梁山。
這樣的謀劃早在“智取生辰綱”之時就埋下伏筆。他在算計生辰綱之時，非得以晁蓋的北斗七星夢為藉口將三阮納入計劃，在借力的同時也是“狡兔三窟”，顯然已經為失敗的可能性想好了後路。宋江來報信時要晁蓋快走，卻沒說去哪裡， 是吳用明確了（或者說事先已經想好了）撤退的大方向。晁蓋帶隊上梁山，其實是吳用的判斷。晁蓋得梁山，事實上也是吳用的安排。
不難想象，吳用很有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本就無意於生辰綱，而是覬覦梁山泊的良好地勢以為大本營。他知道王倫難以成氣候，於是等待機會借晁蓋等人之力佔山為王。這才能解釋為何之後吳用的所有行動，都以十分成熟的方式凸顯出來，並且皆以梁山泊的發展和鞏固為基本目標。對於其他好漢來說，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偶然性生活已經足矣。唯有江湖知識人吳用有更為宏大的抱負，其志在創造一個能夠與朝廷構成角力關係的地方共同體。吳用的這一政治遠見，只有宋江能夠完全理解。
吳用的第二個才能是體察並輔佐宋江的政治路線。雖跟隨晁蓋多年，但吳用未必與之肝膽相照。相反，吳用與宋江則莫逆於心。宋江發配江州，路過樑山泊見到吳用時兩人的對話便可說明這點。
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 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 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
宋江的政治理想在這句虛偽的“國家法度”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既然已經是戴罪之人，何必在意國家法度？一般人會難以理解。但唯有同樣虛偽的吳用，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宋江在梁山泊講出這句話背後政治智慧的高明。金聖嘆在旁批註稱，兩人是在互相籠罩，“互用權術相加”。
吳用與宋江都是以政治智慧著稱之人，吳用明白宋江有自己所沒有的能夠聚合江湖人的領袖氣質、忠孝名節，又看到他超出晁蓋的遠見與機巧，是以與他越走越近，以至當宋江逐漸架空、取代晁蓋時，完全站在前者一邊。
梁山泊排座次，宋江和吳用坐得最近，公孫勝則和盧俊義坐在一起。宋江上山之後，與晁蓋關係密切的公孫勝莫名其妙地提出要離開梁山泊，回去探看老母兼修道。宋江當時提出要“派幾個人去”接公孫勝老母上山，被後者婉言謝絕，箇中機鋒可見一斑。
晁蓋若為梁山之主，則預示著梁山終將只是江湖人的烏托邦而已，永遠無法“洗白”，也永遠不會有之後讓關勝、董平、張清、水火二將這些白道人物入夥的可能。盧俊義若為梁山之主，則無法讓有案底的好漢們信服。儘管盧俊義抓了史文恭，按晁蓋遺囑當為山寨之主，但吳用多番打斷宋江口頭上的“讓賢”，頭一個出來鼓動眾人奉宋江為主。隨後，李逵、武松、劉唐、魯智深紛紛表態要宋江當梁山之主。吳用在這裡扮演著一個“民意代表”的角色，是他在關鍵時刻的表態給予了宋江當政的合法性。鄉村教師吳用和宋江的結盟，是梁山由流離失所的好漢暫棲身地，演變為一架四處征伐、公然與朝廷唱反調的起義戰爭機器的關鍵環節。
這也引出了吳用的第三種才能：戰爭策劃者。“智取生辰綱”是吳用的第一仗，完全採用計謀，沒有使用暴力。隨著對宋江戰爭慾望的配合（李逵可以被視為宋江殺伐慾念的外在表達），吳用的手段百出不窮。當宋江不在，由吳用領兵打大名府之時，其運籌帷幄的佈局能力凸顯得淋漓盡致。但這裡面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梁山泊部隊攻破大名府，救出盧俊義和石秀之後，是獄卒蔡福提醒柴進要勸住“好漢” 們不要殘害百姓。當柴進找到吳用並提醒他這一點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吳用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吳用的種種表現，都讓人聯想到戰國的縱橫策士。但“戰國氣”不同於“春秋氣”，吳用缺乏對大義和仁德的本質體認。從小說出現過吳用的回目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吳用使時遷偷甲”“吳用賺金鈴吊掛”“吳用智賺玉麒麟”中，吳用展現了口才，也展現了他缺少基本道德尺度的一面。我們不能想象晁蓋像一個說客般四處奔走，也不能期待林沖和楊志們主動誆騙良民上山為寇。
能與吳用在重要性和功能性上幾乎等價的人只有宋江，但宋江還有神道設教、標張大義的任務，吳用則幾乎完全與“義”字無緣，他是純然政治與軍事行動的操控者，不具機智之外的任何其他德性，心狠手辣且沒有根本性的原則，是完全的實用主義者。在遼國勸降時，他甚至主張“棄宋從遼”。用歐陽健的話說，吳用“有權謀而無性格，有智謀而無信念”。
宋江可通神，公孫勝、朱武可修道，魯智深可圓寂，他們都有某種超世俗、超政治的身份表達。吳用絲毫沒有，他是抽象的政治智慧，雖然名叫“學究”，卻並不追問萬事的“究竟”，即便號“加亮”，卻從來不會讓他人的心胸敞亮。吳用不承擔任何道德上的啟蒙使命。梁山的總軍師是吳用而不是更有人情味的朱武，原因或許也在於此，儘管朱武是開篇就出現的人物。作為觀念軍師的朱武和作為實權軍師的吳用，究竟哪一個更能夠在真實的江湖乃至廟堂上承擔起核心的政治使命——我們非常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
二、進入影像的吳用，棄銅鏈改拿羽扇
吳用式人物在中國政治史上比比皆是。如果將《水滸傳》中的江湖視為整個中國政治史的縮影，那麼，吳用就成了中國知識人政治家的縮影。
人們往往會說，《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與之相似。的確，“加亮”反映出《水滸傳》作者希望讓吳用和諸葛亮之間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主要是因為後者巨大的影響力。諸葛亮的重要形象，本質上是由歷史所賦予的。諸葛亮被層累的官方奉祀和民間敘事，逐漸確定為中國智慧德性的集中象徵，是臣道、師道和通天智慧的代名詞，“軍師”也因他而成了歷朝小說敘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軍師吳用則是純然虛構的人物，就跟梁山是一個純然虛構的政治狀態一樣。在《水滸傳》中體現出的與其說是歷史的厚重， 不如說是一種更為凝練的對政治可能性的分析。吳用這一人物， 是創作《水滸傳》的江湖知識人對江湖知識人政治家的一種可能性的演示。《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頗為類似古希臘史詩中足智多謀的英雄人物，《水滸傳》中的吳用，則與莎士比亞劇中的陰謀家更為相近。在吳用那裡，沒有江湖政治目標之外的更高追求。比起諸葛亮，吳用才是後世那些身處險惡江湖的知識人最宜師法的物件。江湖知識人更多的是決斷和算計的行家，而非提供偉大歷史程序的立法者。
遺憾的是，在日後許多的繪像、戲曲和影視作品裡，吳用的形象往往被描述為與諸葛亮類似。甚至在最新的《水滸傳》電視劇中，吳用手裡竟然多了一柄鵝毛扇。我們在原著中可以清楚地讀到有關吳用外形的描寫。
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鏈，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鬥。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鏈就中一隔。……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鑾帶， 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
雖然和諸葛亮同是文士形象，但吳用手裡持的是銅鏈，而非鵝毛扇。我們只要細讀原著，就會發現《三國演義》當中那崇高的英雄氣息，很難被直接納入爾虞我詐、兇殘暴戾的《水滸傳》世界當中。吳用不可能像諸葛亮那樣雍容不迫地“七釋孟獲”，而是在幕後絕對功利地算計著一切。
圖：2011年版的《水滸傳》中，吳用拿起了鵝毛扇
吳用的影象形象為何會在民間藝術當中趨近諸葛亮？
其實也不難理解。小說中的吳用，無論是性情還是行動，都非常不適合形象化。吳用代表著徹底的政治權謀，他的許多行動都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比如為賺朱仝上山而令李逵殺死小衙內之類的事情。如果不對吳用的殘酷手段進行掩飾，那麼《水滸傳》當中蘊藏的這份不亞於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治現實主義將會對民眾造成難以預計的負面的、破壞性的影響。一方面，政治家的陰謀被公然宣告，不利於政治本身的施行；另一方面，陰謀的下放會帶來社會的動盪。
《水滸傳》的確是要道說江湖的險惡殘酷，同時傳授相關的可怕政治經驗。而對其進行評點和戲曲、影視改編的知識人，必然會對這些經驗進行美化處理。小說讓揹負天殺星命格的李逵下手殺小衙內，很久之後，才由宋江的一句話透露出這是吳用的主意，不夠細心的讀者和聽眾在心靈上留下的“創傷印跡”會減少許多。在影視和戲曲中，吳用手持鵝毛扇，顯得像是諸葛亮轉世，實則是讓他更為親和，更有儒家氣派。這也凸顯了歷代民間知識人揚美隱惡、對權謀家進行道德化、主流化的包裝的敏感意識。
作為草莽好漢的軍師，吳用不可能像諸葛亮那樣以德操包裹權謀，而是必須公然承擔起宋江不能表露出來的政治現實主義的一面，就像李逵必須承擔起宋江殺伐果決的一面一樣。這一《水滸傳》作者刻意營造的形象設定，在之後成為現實世界中的歷代江湖人模仿的物件，甚至演變成了一種政體。
歷史學家羅爾綱發現，在遊民社會的秘密結社組織中，“軍師制”普遍存在。這方面的代表是天地會和太平天國。作為遊民江湖組織，天地會的誕生緣由和年代一直撲朔迷離。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即民間幫會組織大多從《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中學習有效的政治組織方式。太平天國作為農民起義，也從《水滸傳》中吸收了不少營養。
為了說明“軍師制”的基本框架，羅爾綱特地舉天地會的一幅繪像為例。這幅繪像描述的是大明遺孤、被奉為正統繼承人的朱洪竹和天地會實際上的運營者陳近南之間的關係。
圖：明主朱洪竹（右）與軍師陳近南（左）
明主朱洪竹和軍師陳近南並站在一起，明主表現出一副至高無上的尊嚴，軍師面向明主，表現出承命的表情，而令旗則執在他的手中，這表明了“主”為元首，是第一位，“軍師”是第二位，但實權由“軍師”執掌。天地會這一幅繪像，把《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塑造的以“主”和“軍師”構成的政體理想活現在紙上。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也同天地會一樣，取自這兩部書的這個政治理想。
自唐宋以來，一部分無法透過科舉或其他手段進入國家治理體制的知識人，轉而投身“江湖”，搖身一變成為流氓、匪寇、民間宗教頭目、小說與戲曲作者等。作為被國家治理機制淘汰的“多餘人”，他們中的某些人在長期的江湖生活當中，不免滑向人性的低處，為一己之私而使用權術行不義之事。
吳用代表了這些人的典型形象。他以一種陰鷙的姿態，在不斷重複發生的歷史中，彰顯著自己的毀滅性。
本文節選自《華人的義氣》，馮慶/著，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出版，已獲授權。原文較長，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