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年間，雄踞於北方草原之上的並非“匈奴”，而是“柔然”。與歷代入主中原的王朝一樣，北魏為了捍衛北部邊界，不得不與柔然展開了長期較量——儘管北魏的統治集團，同樣來自草原。

歷史上的“柔然”是繼匈奴西遷、鮮卑南遷之後，雄霸大漠南北、流沙東西的一個“草原帝國”，共歷19君，存在了152年（402-554）。大抵至遲從“柔然”之後，漠北遊牧民族捨棄了匈奴“單于”的稱號，而尊其一國之主為“可汗”，突厥、回紇、契丹、蒙古無不相沿成習。若就此而言，“柔然”又可以視為草原上的第一個“汗國”。

有趣的是，當時的南北朝雙方對“柔然”的稱呼有著微妙的差異。南朝的《宋書》稱之為“芮芮（中古擬音大致為*niuei niuei）”，北朝的《魏書》則喚作“蠕蠕（*niuo niuo）”。考察這兩個稱呼的中古讀音，固然與“柔然（*niou nien）”差別不算太大，但其中的感情色彩同樣一望即知——顯而易見“蠕蠕”是個蔑稱。

其實《魏書》和《北史》都明確記載，柔然就是“自號柔然”。只不過北朝（準確地說是北魏）“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說來滑稽，令北魏統治者切齒痛恨的柔然，原本與鮮卑拓跋氏同出“東胡”一系。柔然始祖曾是拓跋鮮卑的奴隸。拓跋猗盧（？—316）時期，柔然首領木骨閭擺脫拓跋鮮卑的控制，集合百餘人逃亡至遊牧於陰山北意辛山一帶的紇突鄰部。木骨閭死後，他的兒子車鹿會從紇突鄰部分離出來，自號“柔然”，仍役屬於拓跋鮮卑。由於這層關係，後來柔然可汗阿那瓌就對北魏朝廷坦承“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雖然北魏統治集團最忌諱承認自己與“北邊叛隸”、卑賤的“蠕蠕”有什麼瓜葛，但這畢竟是歷史事實，所以也只能無可奈何。

公元4世紀後期，約在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的同時，柔然也乘機在漠北地區擴充勢力。402年，柔然領袖社倫“盡有匈奴故庭”，正式建立柔然汗國，征服敕勒（高車）諸部、匈奴餘部，其勢力範圍“西則焉耆之地，東則北韓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成為北魏在北方的勁敵。

柔然建國之初，當時的北中國還是列國分立的格局。拓跋氏的北魏東北面有十六國中的北燕，西與夏和後秦鄰接，這兩國的西面還有西秦、南涼、北涼、西涼。雖然在列國爭奪中，的確是北魏笑到了最後。但起初北魏的國勢不見得很強。神瑞二年（415），因連年霜、旱，雲中、代郡的百姓多有餓死，有人主張把北魏首都從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遷都鄴城（在今河北省邯鄲市）。在朝中擔任博士祭酒的崔浩大加反對：“山東人以為國家處於廣袤無垠的地方，人民牲畜多得不得了，號為‘牛毛之眾’。如果遷都，南遷的人住不滿各州地方，分散到各郡各縣，把真實情況都暴露出來，人家知道了的底細，就不會再害怕我們。”這番話就把北魏當時“外強中乾”的實際情況說得非常透徹。

柔然帝國銅幣

這樣一來，柔然不時南犯就成了北魏邊防上的一個嚴重問題。402年，剛剛立國的柔然就乘北魏西征後秦無暇他顧之時，大舉南下，直至豺山（今山西西北右玉縣）及善無（今山西右玉縣東南）。409年，又乘北魏統治集團內訌，出兵寇邊，進逼平城附近。柔然鐵騎進無狼煙示警，退無關隘封堵，完全佔據主動，幾乎每次都是深入北魏轄區進行掠奪後，北魏才出兵抗擊。北魏雖然先後吞併“十六國”諸國，統一北方，又在與南朝（宋）的戰爭中逐漸佔了上風，但對於北方的柔然，仍舊不得不採取中原王朝的老辦法：築長城。北魏長城從赤城（今屬河北，在張家口東北）向西延伸到五原（今屬內蒙古，在包頭西北），長達二千餘里。當然，長城從來不曾能夠真正攔阻遊牧民族的鐵騎。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柔然發動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入侵，彷彿是要給新君佛狸（太武帝拓跋燾）一個下馬威。

這年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親率六萬騎兵侵入雲中，攻陷盛樂宮（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這是北魏前身代國的故都，也是北魏立國之初的都城。它的陷落絕非邊境上的小衝突可比。太武帝親自率領“輕騎”往救，三天兩夜從平城趕到盛樂。紇升蓋仗著兵多勢眾，把太武帝團團圍了五十多重，以至雙方的馬頭相碰。太武帝沉著應戰，射殺了柔然大將、可汗的侄子於陟斤，方才化險為夷。看來，當時平城沒有多少精兵猛將，太武帝麾下兵力不多，否則何至於打得如此艱苦。至於柔然兵的撤退，史書上寫的是“遁去”。這倒不見得真實。可能是柔然人深入魏境搶掠人畜財物甚多，不願戀戰之故。

按當時南北朝的形勢而論，北魏的主要敵人，一南一北。承襲晉室、自命正統的南朝與新興的柔然汗國遙相呼應，實在使北魏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拓跋鮮卑憑藉騎兵起家，在與南朝的較量中日漸佔了上風。但面對同樣是“騎馬民族”的柔然，北魏軍隊的這一優勢便不復存在了。幾乎可以說，北疆一有風塵之警，北魏的京城平城隨時就會變得岌岌可危。相比南北朝的邊界遠在黃河以南，何者威脅更大實際上是不言而喻的。

北魏彩繪陶騎馬和步行儀仗俑陣，2000年出土於大同北魏宋紹祖墓，現藏大同博物館

令人感覺有些奇怪的是，當時北魏的朝臣多有不主張“討虜”的議論，跟漢族王朝的儒臣之於草原的態度相近，卻與北魏身為草原-農耕複合帝國的現實相悖。站在草原帝國的“可汗”立場上看，如果能夠擊破柔然，“收其畜產，足以富國”。在這裡，馬匹的擄掠，具有戰略的意義，它不光能削弱柔然的“有足”之力，尤其亦可以藉此而彌補自身“有足”的不足。可嘆滿朝臣子，卻只有身為漢人官僚的崔浩看到了這一層，指出“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堅決主張征伐柔然。

崔浩的估計與事實完全符合。太武帝於公元429年四月底出兵，五月中旬到漠南。他們丟掉輜重，只帶15日口糧，每個騎兵都帶上副馬輕裝前進，襲擊柔然。紇升蓋可汗事前沒有覺察，人口牲畜都分散在原野之上，突受攻擊，都驚慌亂竄，根本無法組織抵抗。紇升蓋本人也不知道逃到了哪裡。太武帝並沒有就此收兵，而是在“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的範圍內清剿柔然殘部。這次戰役，北魏將士轉戰千里，經常枕戈待旦，艱辛異常。魏軍進到涿邪山（今蒙古阿爾泰東南額德倫金山），諸將怕有伏兵，勸太武帝停止進軍。七月，魏軍班師。後來得到情報，說再前進兩天，就可以把柔然殘部全部消滅，果然證實了崔浩的預測。

這次持續半年之久的北伐戰爭，北魏不僅重創了柔然，而且順勢收降了原役屬於柔然的高車部眾共達百餘萬人，掠獲了大批人口和牲畜，可以說是取得了輝煌勝利。柔然汗廷因此元氣大傷，紇升蓋可汗由於“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他的兒子（敕連可汗）繼位之後，遣使與北魏通和。公元434年2月，敕連可汗娶北魏西海公主為妻，又將親妹嫁給太武帝，後封為左昭儀（僅次於皇后）。雙方關係一時緩和下來。從424年太武帝初戰到434年雙方“和親”，北魏與柔然之間的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十年。這正是花木蘭代父從軍，“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所反映的史實。

可惜好景不長。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故在秋冬季節漠北高原天氣嚴寒難以牧畜時便經常徙居漠南遊牧，自覺不自覺地對北魏北部邊境造成危害。於是，數年之後，柔然再度“絕和犯塞”，雙方戰火重燃。438年，拓跋燾分軍數道親征柔然，因始終沒有見到柔然，無功而返，且因漠北大旱，造成 “軍馬多死”，損失慘重。以至於退回平城之後，太武帝下令戰死士兵的家屬不得發喪哭號，否則殺頭。柔然於第二年魏軍征討北涼之際，大舉進犯北魏，軍至平城西南，北魏京師震駭。443年，太武帝分軍四道親征柔然。這次出兵雖然擊破柔然可汗所部，但沒有對柔然構成致命性打擊。直到449年，北魏經過數年精心準備，發兵數道征伐柔然。這次作戰戰果輝煌，魏軍大敗柔然主力，“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柔然可汗）吐賀真遂單弱遠竄”，“怖威北竄，不敢復南”。所以《魏書》才因此如釋重負般寫道，“邊疆息警矣”。

果真“息警”了麼，倒也不見得。草原上的遊牧民族休養生息一段時間之後，往往就能餘燼復燃。從史書的記載看，進入到5世紀後期，柔然對北魏邊疆的襲擾又變得頻繁起來。

但是，在太武帝去世以後，北魏卻很少再對柔然發動大規模的征討了。這當然與北魏統治者的身份轉變有一定的關係。在南北朝之初，拓跋鮮卑在與南朝的對峙中被看作是虎視眈眈覬覦中原的“索虜”。而在與柔然的對抗中，拓跋鮮卑又可被視為捍衛中原的代表。

隨著時間的推移，北魏雙重身份的天平日漸朝著後者遷移，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494）之後，拓跋鮮卑正式完成了角色的轉換，成為南北朝時期北朝方面的代表，也是中原政權的代表。這也標誌著北魏的皇帝放棄了草原可汗的這一身份。因此，在對待柔然這樣的漠北遊牧民族的態度上，北魏同樣也在迴歸中原的“傳統”，防守性心態更為清晰。

隨著拓跋氏統治漢地日久，所統治之地域漸廣，漢化也逐漸加深，因此在防衛草原遊牧人入侵的策略上也越來越傾向農業文明所常用的築城的方法，築堡屯卒，守境備塞，以制北方遊牧族的南下。北魏政權先後設立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六鎮，作為長城防線的支撐點和戰略依託。此後，又陸續建立其他近百個軍鎮，分佈在從遼東到河套的廣大地區，形成一條點面結合的堅固防線。

“六鎮”正分佈於內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其中除沃野鎮之外，其餘五鎮都位於陰山以北，南以陰山山險作為依託，略呈弓形，控制從漠北南下的幾條主要交通要道。處在抵禦柔然入侵、拱衛京城（平城）的最前沿。從《魏書》的記載看，自文成帝（452-465）開始，柔然間或南侵，卻沒有進入陰山以南、深入北魏京畿之地。由此可以看出，“六鎮”防線的設立已成功地將柔然兵鋒阻擋在了陰山以北。

南北朝步兵、騎兵復原圖，出自劉永華《中國古代軍戎服飾》

“六鎮”駐軍，都是些什麼人呢？首先，當然是拓跋鮮卑貴族出身的鎮將及其屬下的各級軍官與鮮卑駐軍。此外，還有一百多萬高車人。他們由氏族部落酋長率領，分別駐牧於各軍鎮，是各軍鎮鮮卑貴族統治下的人口最多的牧民。其主要來源，正是公元429年太武帝北伐時半是誘惑半是脅迫地遷到漠南地區的“高車新民”。

儘管起初有一些騷動，但高車人很快就在千里邊境線上安居下來，除了北魏朝廷強力控制外，漠南地區氣候條件比其原駐地貝加爾湖地區更為溫潤宜居也應是一個重要原因。安置在漠南的高車對於北魏統治的重要性怎麼估計也不為過。不但高車部民民眾因習於騎射，而成為北魏騎兵的一個重要來源，就連其牧養的大量牲畜也成為北魏王朝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

其實，高車人在北魏與柔然關係中的角色還不止於此。高車人的另外一支，生活在蒙古草原西部阿爾泰山附近的副伏羅部役屬於柔然汗國。公元487年，副伏羅部的10餘萬高車人脫離柔然的統治，並在今新疆交河故城一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當時恐怕很難想象，這一事件對整個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

首先，柔然受到了巨大打擊，從此開始走向衰弱。柔然汗國前期，由於北魏對柔然實行閉關貿易，因此，對於經濟難以自足的柔然來說，控制西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控制了西域，柔然即可利用草原絲路加強與西域諸國和中亞的聯絡，打通經濟貿易的渠道，從中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高車的背叛，不僅嚴重地削弱了柔然的軍事實力，而且使得柔然失去了西域天山山脈南麓的附屬地，如同斷去一臂。更有甚者，高車在西域建國後，於490年遣使與北魏通好。從此柔然不得不將大部分兵力、國力消耗在了與高車的拉鋸戰之中。

由於這一後顧之憂，柔然在數十年間幾乎停止了對北魏邊疆的騷擾，轉而採取討好北魏的政策。與此同時，柔然派遣使者的次數卻高達二十多次，從而使北魏邊境在這幾十年間出現了少有的和平局面。

公元516年，柔然大破高車，“盡並叛者，國遂強盛”，稱雄於大漠。但這一“中興”只維持了極短的時間。其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最終導致阿那瓌可汗在內亂中失敗，被迫南逃北魏（520）。北魏朝廷對百餘年以來第一個亡歸的柔然可汗當然給予隆重的歡迎與優厚的待遇。第二年正月，阿那瓌在北魏兵力的護送下返國復位，並向北魏稱臣——看起來，稱雄草原百餘年的“蠕蠕主”，以成為向大魏天子叩拜的“蠕蠕王”宣告結局。

但柔然的衰弱與降服導致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北魏因此放鬆了針對柔然展開的北邊防務，“六鎮”地位隨之一落千丈。在自居於“夏”的洛陽朝廷眼裡，北鎮鎮民已淪為化外的“夷狄”，他們已不再是“國之肺腑，寄以爪牙”的北方干城，而是和東漢時守邊的烏桓、鮮卑一樣的胡族傭兵集團了。六鎮的鎮將也不再是朝廷派遣的宗王重臣，而只是普通的武人。北魏政府甚至把判處死刑的罪犯免除死刑後，充當“邊戍之兵”。鎮戶既然經常與罪犯謫配者同列， 他們的身份地位更是明顯地低落了。

這樣的歧視態度，最後導致了著名的“六鎮起義”（524）。北魏因此而王綱解紐、一蹶不振，最終在534年東西分裂。但“六鎮起義”畢竟被鎮壓了下去——公元525年，柔然可汗阿那瓌率領十萬之眾南下，幫助北魏朝廷鎮壓了起義。至於北魏分裂後的東魏、西魏彼此敵對，“竟對阿那瓌為婚好”。雙方都想爭取柔然為援。柔然則居中折衝，坐收漁利，儼然再度成為草原上最強大的力量。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另一個柔然屬部突厥在公元6世紀中葉迅速崛起。552年，柔然政權終為突厥所滅，就連其可汗阿那瓌也被迫自殺。

這一串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尤其是原本為抵禦柔然而設立的“六鎮”最後竟成朝廷之敵，而百年宿敵柔然卻儼然成為北魏的“盟友”，其中勢力的此消彼長，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