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法律思想的主要內容

1、 以仁為核心的法律觀

孔子對仁作了許多解釋，其中最能表達仁的含義的是“仁者，愛人”。但孔子是“愛有差等”的。

〈1〉 孔子的“愛人”有親疏之分。從“親親”開始，由親及疏， 由近及遠。

〈2〉 孔子的愛人有等級之分。等級不同，愛的內容就有差別。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一個是“使”，一個是“事”（事奉），這種關係顯然是不對等的。

〈3〉 孔子的愛人是不以突破君子與小人的界限為前限的。“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認為“仁”作為一種高尚的道德品質，勞動人民（“小人”）是不〈17可能有的。

2、 禮是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

〈1〉 主張正名。即糾正各種違反周禮所規定的等級名分現象。

〈2〉 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制禮作樂和出兵征戰的權利由天子掌握。

〈3〉 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互相包庇犯罪。

〈4〉 反對“鑄刑鼎”。

3、 道德教化高於法律強制

〈1〉 先教後刑，強調道德感化的作用。

〈2〉 寬猛相濟，以刑罰輔助德

〈3〉 以德去刑，德教具有消滅犯罪的功能

4、 立法、司法主要靠賢人

〈一〉“人存政舉”，由聖賢治國立法。

〈二〉“身正令行”，執政者應帶頭遵守立法。

孔子法律思想的影響

孔子並沒有否定法律的作用，但在論述“法”與“人”的關係時，將統治者個人置於“法”之上，這與他在論述“法”與“禮”的關係上時，將“禮”置於法之上；在論述“法”與“德”的關係時，將德置於“法”之上，是完全一致的。這一思想，經過戰國時期的孟子、荀子和西漢董仲舒等儒家的繼承和改造，成為封建社會正統法律思想的主要內容，長期影響了整個立法、司法活動。

第一部分(轉換視角）

近代以來，我們以西方法律概念來界定孔子思想中的法治觀念，經常會得出這樣一種印象：孔子主張德治和“無訟”，很少有法制的概念，更不要提法治了。

甚至有些人將孔子的管理思想歸於人治。之所以有這種印象，源於我們習慣了用西方法律思維模式，而沒有將“禮”納入法治視野。

因此，我們只有轉換視角，將“法治”理解成法則、法度、規章的管理，也就是孔子的“禮”的實質，而不是單純西方意義上的“法律”，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的法治思想。

第二部分（孔子究竟如何看待法治）

在《孔子家語·執轡》中，曾有全面的記載。

閔子騫在出任費宰前向孔子請教為政的方法。

孔子說：“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

因此，“以德以法”才是孔子法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在這裡，孔子還把治國形象地比喻為駕車：君主是駕馭馬的人，官吏相當於馬韁繩，刑罰只是馬鞭子。君主治理國家，只不過是掌握著韁繩和鞭子罷了。

孔子還強調說：“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棰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孔子比任何人都清醒地意識到，放棄德法，專用刑律的負面作用，就如同駕駛馬，丟掉馬嚼子和馬籠頭，最終是沒法控制。其結果是百姓流失，國家滅亡。

孔子強調德法並舉，並不是反對刑罰。

孔子認為，三皇、五帝這些聖人設立刑罰只是為了設立防線，應對社會的混亂，其最高境界應是無人作亂。

如果“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就必須“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因此，使用刑罰也是十分正常的。

冉有還問到先王制法中“刑不上於大夫”的含義。

孔子認為“刑不上於大夫”並不是說大夫犯罪不加處罰，而是說大夫若犯了五刑範圍內的罪行，應當自裁，君主不用刑殺而已。這只是表明大夫應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不是說大夫可以逃脫罪責。

當然，就德與刑的重要性而言，孔子是主張“德主刑輔”的，刑罰只是德政的必要補充。

《孔叢子·刑論》記載了孔子與衛將軍文子談論魯國公父氏“聽獄”的故事。

孔子說：“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顯然，孔子是十分贊同公父氏的方式的。

孔子還說：“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設刑的最高目標在於止刑，勸善才是最高宗旨。

但對於有些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必須嚴厲處罰。

孔子說：“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

這裡提到的曲解法律，擅改法度，操持邪術及擾亂政令的人；創作浮靡之音，製造奇裝異服，設計怪異奇特的械器，惑亂君王的人；

行為詭詐且頑固，言語虛偽又好爭辯，懂得歪門邪道又知識廣博，教人不走正道卻又廣施恩德蠱惑人心的人；

假託鬼神言禍福，憑藉時日定吉凶，依靠卜筮看休咎使民眾疑心的人，都是無須多次審理必須以死罪論處的。

除了這些最迫切需要禁止的，孔子還提到如天子頒賜的東西、貴重的玉質禮器、宗廟祭祀的祭器、軍車旌旗、兵器鎧甲、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等若在市場出售是應該禁止的。

如果違反這些禁令，是不能赦免違犯者的罪過的。

第三部分（孔子認為：如何才能實現法治）首先，制定法律應符合實際並且公正無私，才能保證民眾對法律的維護和執行。

《孔子家語·禮運》記載了晉國趙鞅鑄造刑鼎，在上面刻範宣子的刑書一事。這種看似重視刑法的措施，孔子卻認為：“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這是因為晉國應該遵守唐叔所傳授下來的法度，因為歷史證明這種法度是正確的。

因為晉文公就是據此管理官員，治理國家而成為盟主的。

而範宣子的刑書，是在閱兵時特定環境中制定的，是晉國混亂的制度，因此不能把它作為法律來執行。

這種法律制度顯然不符合晉國的實際情況。而齊景公來魯國時曾向孔子諮詢秦國稱霸的原因，孔子提到秦穆公“法無私而令不愉”（《孔子家語·賢君》）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第二，孔子還要求為官者要帶頭執行法律

在《孔子家語·入官》篇中，孔子提出：“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

為官者只要自覺遵守法度，百姓就會效法執行。

反過來，管理者做官絕對不能“枉法以侵民”（《孔子家語·辯政》）。

若在上位者不能走正道，則“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孔子家語·禮運》），一旦法令經常變更，禮制就會混亂，就無法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士人也不能盡心做政事，百姓也很難歸順，最後就會危害國家。

第三，孔子還提出管理者執行法律應有的標準和如何防止過錯。

孔子說：“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孔子家語·入官》）

一切以民為本來處理其犯罪行為。因為孔子認為德行是為政的開始，為政不寬和，百姓就不會聽從教導；不聽從教導，百姓就不會貫徹政令；百姓不貫徹政令，百姓就不可能聽從指使。

孔子還說：“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孔子家語·刑政》）這一點，類似與我們當代司法實踐中的“疑罪從無”的原則。這是對人權自身的關注。

儘管有可能放縱真正的罪犯，但仍比冤枉一個無辜的人好。

這也不禁讓我們想起前不久重新審理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冤殺案”。

孔子說的“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家語·刑政》）。這仍值得我們當代警惕。

如何才能避免這些過錯呢？孔子說：“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

此外，他還堅持實行“三訊”制度。在具體判刑時，對於有作案動機而無作案事實的，應不予判刑。

對那些有疑點的案件，更要廣泛地與眾人商量，如果大家都有疑問，就應該先赦免。

第四，應在禮的精神下執行法治。

在執行刑罰時，孔子認為，不能為懲罰而執行法律，其中禮的精神才是根本。

《孔子家語·致思》記載了衛國獄官季羔的故事。

在衛國蒯聵之亂、季羔遇險的危機時刻，曾得到一位他曾判過刖足之刑的人的幫助。

季羔很不理解那人為什麼要救他，那個受刖刑的人認為，除了他犯法罪有應得外，季羔在依據法令審理他的案子的時候，總是想延長時間瞭解案情，希望他能免於罪罰，審完案子行刑的時候，季羔也是非常憂鬱。

因此，那人知道季羔是一位君子，而不是對自己存有私心，所以願意幫助季羔。孔子聽說後讚歎道：“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所認同的是法的原則應當堅持，但在執行時心懷仁義寬恕之心。

此故事在《左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因此，孔子是主張“寬猛相濟”的。這顯然是要求執行法治時要很好地把握中道原則。

此外，即使是做好事，也要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長遠的道德教化為前提。

《孔子家語·五儀解》中，孔子提到賢人時說：“德不踰閒，行中規繩”，就是說賢人施恩德時也不逾越法度，行事符合一定的準則。

而《孔子家語·致思》記載子貢贖回魯國奴僕，因沒有按魯國法律去國庫領取錢財，受到孔子的批評。

因為在魯國富人少而窮人多的情況下，不按法律去領取錢物，而按子貢的做法，就會導致魯華人不再從其他諸侯國那裡贖回魯人了。

第四部分（在執行法治的過程中，應當如何做）

孔子擔任大司寇時期有較多的法治實踐。

如，《孔子家語·好生》篇記載孔子擔任魯國司寇時，凡是遇到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經過諮詢後，然後再判斷應該聽從誰的建議。

又如，孔子由司空升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孔子家語·相魯》）。

好的法治是預防為主，有法而無須用法，有法而不擾民。

再如，《孔子家語·始誅》曾記載，孔子在擔任大司寇時，有父子二人前來訴訟，就把他們關在一個牢房裡，三個月沒有審理。

父親請求中止訴訟，孔子就把他們放了，季孫氏聽說後認為孔子欺騙了他。

孔子感慨地說：“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孔子在這裡指出，執政者若自己沒有做好教化工作，或法令本身鬆弛，或沒有試行便責令執行，如因此三者去殺掉犯有過失的老百姓，是不合理的。

除此之外，是可以動用刑罰來處理的。

還如，孔子誅殺少正卯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

在《孔子家語》《荀子》《史記》《淮南子》《說苑》《論衡》等都有類似的記載。

但自南宋開始，其事的真實性開始受到質疑，朱熹認為：“（此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

後來的閻若璩、崔述等也有類似的觀點，這顯然對孔子關於刑殺的論述理解上有偏頗。

的確在《論語》中有這樣的記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儘管孔子是主張以德服人的，但並不完全反對刑殺。

如，在《孔子家語·相魯》中記載了魯定公與齊景公在夾谷盟會，孔子擔當為定公相禮的任務。

這時齊國指使俳優、侏儒在壇前戲耍，孔子說：“平民如果敢有迷惑、侮辱諸侯的，其罪當斬，請右司馬立刻行刑。”於是斬殺了侏儒，手足異處。

古人對孔子的法治觀念並不陌生。

我們所熟悉的三禮、歷代《刑法志》、律書等，對禮法關係都有清晰的理解。

如《大戴禮記·禮察》：“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唐律疏議》卷一《名例》：“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即使西方思想家也有認識到這一點的，如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指出：“中國的立法者們所做的尚不止此。他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

第五部分（總結）

總之，我們只有摒棄禮法對立、“以禮入律”或者只是從指導思想上強調“禮”對法的作用等思想，真正將“禮”納入孔子的法治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孔子的法治觀。

孔子並沒有"法律"意識思想？其思想貫穿的是；外言忠孝，以仁義，道德騙人？以內行奸偽，以權謀私，厚黑極端利己的思想？

倘若孔子思想存有″法律″意識有規矩，原則性？那將是開化民智的思想，而不是愚昧思想，奴化華人的工具了？

眾所周知流傳2000多年的孔子厚黑利己，奴化民眾的思想，把一個民族教化的結果如何？道德如何？想必都很清楚。。。

孔子是以說教為主，認為人是可以教化好的!倡導少使用刑法，警慎使用刑法。儒家思想是社會進步的一大思想!饒不可訴的情況下，才使用刑法!雲南麗江，Su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