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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相隱”

《論語·子路》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個故事是說，葉公跟孔子講，在他的家鄉，有個為人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別家的羊，他一樣告發了。孔子聽了後卻說，在他家鄉，正直的人不是這樣的，如果父親和兒子中的一人犯了罪，他們互相隱瞞，這才符合常理。

在這裡，孔子將維繫家庭的父子關係——“人倫”放到司法之前，即“親親相隱”才是符合常理的。但這個故事只是一個在倫理問題上的推論，並沒有具體的司法實踐。孔子的提法在實踐上的難度顯而易見：大家都親親相互，最後的司法裁判如何辨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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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決獄

董仲舒

歷史上漢朝的司法制度直接受儒家思想影響，從那時起我們的老祖宗就在司法實踐中跟“公理法理之爭”槓上了。儒家思想在司法體系中的體現為“春秋決獄”。司法官會根據儒家典籍《春秋》中的義理裁決具體的案件。

《通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案例：一人毆打了他的生父，這在漢朝本屬於重罪，但董仲舒並沒有判邢。因為董仲舒考察後得知，這個生父並沒有撫養當事人，而是送與別家。之所以被打是因為在酒後藉著酒醉，向當事人耍混說：“你是我兒子。”

董仲舒的判決認為，當事人的生父並沒有養育他，他們之間已經沒有父子之義，所以當事人的行為並不能作為毆父罪處罰。

法律思想上，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春秋決獄”讓司法官有了靈活裁決具體案件的司法依據。從孔子“親親相隱”的倫理推論上升道國家層面的法理依據，這主要依賴於儒家學者對《春秋》乃至其他儒家典籍的解讀。

換言之，在親親相互的混亂和司法條文的僵化之間，漢朝的治理者選擇了儒家的知識分子作為兩者的中和劑。老百姓眼裡的常理還不能作數，要高階知識分子承認了才算。

無論如何，這比起動不動死罪的秦律來說要友善多了。

包公斷案演出現場（歷史背景：北宋）

《三國志》裡記載曹魏的一個名臣陳嬌曾處理過一個案件：一個農民因為父親患病，久治不愈，他宰殺了自家的耕牛作祭祀，祈求其父痊癒。私自宰殺耕牛在當時是死罪，負責斷案的縣令判這個農民死罪。陳嬌得知案情後，認為這個人是個孝子，為他赦免了罪罰。

看多這樣的案例，人們又會發現，要不冤死，判你的人得是當時的哲學博士、國學大家、碰巧還是個官。在識字率低下的古代，這種方法基本不可能被普遍執行。被記錄下來的案例很多更像是當權者的政治宣傳。倒黴的碰到腐儒，還會搞出的“不守禮法”、“不守婦道”、“文字獄”等等。

知識分子不一定靠譜，那麼回到之前的問題，義理和法理有了矛盾，司法裁判聽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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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法合一

唐高祖

到了隋唐朝，當權者覺得“春秋決獄”那套一來太主觀，二來受知識分子（也就是儒家）把持。於是“禮法合一”的時代開始了。

唐高祖李淵主持修訂了武德律令，作為唐朝司法基礎。其後亦有《貞觀律》、《永徽律疏》、和《唐律疏議》，細化了罪刑體系、德刑理論和行政法規，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系統化地納入唐律。唐律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家訓圖

換句話說，這些以前靠儒生搗鼓對錯的事，現在有了司法上的明文依據。其中一條便是“同居相隱不為罪”。法理和倫理的矛盾到了唐朝不再由官員主觀裁定，而是有了具體的價值觀導向。

與漢朝以來不同，唐律的制定更倚重於事務性官僚，用現在的話說，精美的商人比道學家會管事。這樣的結果卻是，更加完善了貴族和官員特權。

起源於《晉律》的“官當”，在唐律中變本加厲：官員可以用奪爵位、除名籍和免官來抵罪，甚至可以用當事人的歷任官品抵罪。

杖臀全刑是折杖法中的一種，開始於宋太祖時期。

到了宋朝，事務性官僚要學習法律文書，並由“律學博士”進行講授和考核。歷史發展到這裡，似乎又走了個迴圈，法律條文再次壓倒了人倫常理。司法權統歸中央。由此，宋朝成了重刑最多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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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禁酒時期反對禁酒的遊行

把這些老祖宗的套路換到現在，有的如“親親相隱”已經有現代司法的實踐先例，有的如“禮法合一”在現代化的程序中爭議多多。不過歷史至少證明，司法和倫理都不能取代彼此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過度依賴前者，我們得到重刑的秦律或者美國禁酒令那樣的鬧劇，過度依賴後者，司法裁決則淪為誅心的詭辯。

中國現有的法律系統為大陸法系，庭審缺乏英美法系的靈活性，沒有判例法作為補充，在具體案件審理中，特別是涉及當事人同時作為施害者和被害者，案件推理和罪行判定會與一般的“常識”相悖。

這一案的審判結果，與其說是不符合公義，不如說中國的司法系統再一次錯失了一個追求公義的機會。

以上觀點為作者個人觀點

刑偵，其實刑和偵是兩方面。現在詞語意義發生了變化，才把它們融為一體，而在古代，這兩方面是分開的。這裡只說“偵”。

奴隸制社會的時候，曾經有很長一段時期靠“占卜”來破案——按今天看，要多不靠譜就有多不靠譜，是吧？但當時還弄得蠻像那麼回事，一卦算下來，說有罪就有罪，說沒罪就沒罪，不知坑了多少好人，放過了多少壞蛋。

進入封建社會，雖然不用占卜了，但是還有“神斷”。比如《學治臆說・敬城隍神》記載“劉開揚”案例項，把罪犯帶進城隍廟，用城隍對人的心理威懾作用來斷案，現在看來，也跟開玩笑一樣。

再後來，司法制度進化，有了專門的偵緝人員。古代有“三班衙役”，快、壯、皂。快班，便是負責偵緝蒐證之類工作的。他們的工作方向，主要靠幾點：

1.人證。也就是口供，古代也稱“口實”。這包括犯人自述，以及證人的證詞。證人提供線索，快班衙役順著線索去找疑點，然後進行分析。

2.物證。包括現場遺留痕跡等等。很多人知道古代有法醫，即仵作，負責驗傷、驗屍；但多數人不知道，古代其實也有“法證”，負責採集、檢驗證物，從西周時就有，稱為“司厲”，隋唐後稱“錄事”“主薄”。但是，他們發揮作用是在宋以後，因為隋唐時期，尚設有“咒禁”，有咒禁博士和咒禁師，有時還充當法醫，也算相當沒溜了。

刨去這些不科學的不說，古代也有法證高手，算是當時的“法證先鋒”了。比如南宋鄂州府衙主簿楊元慶，曾著有《玉樓閒話》，專門講現場蒐證、檢驗物證以及賊贓的書，可惜至今只剩書名還在，已經佚失了。

雖然古代也利用經驗和科學手段來偵查案情，也包括很多化妝偵查、利用計謀策略偵查手段，但畢竟還是受大環境限制，其實也都不是特別管用，所以冤假錯案時有，且未決懸案甚多。

而對古代偵破幫助最大的方式，是“賞金”。在古代，舉報罪犯的獎金極高，一個人舉報一個罪犯，如果是重大案犯的話，他這一生基本上能都靠賞金吃穿不愁，這比以上任何一種偵破方法都有效。

靠刑訊逼供。

中國古代的行政長官往往要兼顧三個角色：

行政長官，公安局負責人和法院負責人。

然而，如果一旦涉及到地方有命案，或者重大刑事案件的時候，縣官就抽不開身了，這時候怎麼辦呢？

用最短的時間確認一個嫌疑人——然後想盡辦法讓他招供。

比如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

縣官劉錫彤的思路就有點類似於消防隊員的問題：

問：著火了怎麼辦？

答：用滅火器撲滅。

問：沒著火怎麼辦？

答：放一把火，然後用滅火器。

對縣官來說一樣的，傳統社會里，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任何人做了虧心事都很難不被鄰居察覺，所以普通的案件只需要走訪鄰里，基本上就可以偵破。

但是，如果一個流竄犯做案，作案之後又跑了。這對縣官來說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阻力。

於是抓住一個人，往死裡打，總是會招的。

不是每個案子都和楊乃武案一樣，最終能夠大白於天下的。

縣官刑訊逼供被查出來的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歷史上除了幾個特別有名的，比如狄仁傑、宋慈、施世綸等不多的幾個靠法律吃飯的官員外，基本上沒多少官員真把破案當回事。

別天真了，今天是歷史上最好的時代。

前些年的《法醫秦明》等劇大火了一把，其實在美國，刑偵劇是一大門類，像《CSI》就是很火的劇，一集講一個案件，裡面動用了各種手段，比如DNA技術、指紋技術、血液檢測等等，往往都有高科技儀器。

那沒有這些裝置的古代破案需要什麼呢？

其實古代的刑偵跟中醫不多，也是聽望聞問切。

聽，就是聽人說話的聲音，觀察嫌疑人的一些小動作，從而判斷他是不是在說謊。

還總結了很多經驗：一曰辭聽，觀其言出，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赦；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耳聽，觀其顧視，不直則毛。

這是比較簡單的，其實這種方法現在刑訊時還在用，就是透過一些小動作來判斷真假，比如眼球的運動方向，如果眼球朝左移動，這說明他在進行回憶，說的可能就是真的。如果眼球往左上角移動，則說明他很可能在進行創造性思維，也就是在編謊話。

有一個例子，在春秋的時候，鄭國的子產有一天外出，聽到一個婦人在哭，原來她死了老公。

子產一聽，下令把這個女的抓起來，一審問，果然是她殺了老公。子產是怎麼知道的呢？他說：凡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即死則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就是從聲音裡沒有聽到哀，反而是懼，那一定有內情。

想必，潘金蓮哭武大，也是懼多無憂。而且還在擦口水！

接下來，就是望，觀察死者的各種肢體狀態，現場的痕跡等等，還包括屍檢，像宋慈就有一整套屍檢的方法。水滸傳裡，武大被毒死，骨頭也會發黑。

這裡我們舉栗子來說明。

有一個案子，浙江的句章縣發生了一起火災，受火人家的男主人被燒死。

破案的縣官來了之後，仔細檢查了身體，就把女主人，也就是其妻子抓了起來，認為她有重大嫌疑。

為什麼呢？

這個縣官還做了一個實驗，抓來兩頭豬，一頭殺死，一頭捆好，然後一起扔到著火的柴堆裡。

等豬死了之後拉出來檢查，兩位二師兄出現了明顯的差異。

先殺死的豬的口腔是乾淨的，而活活燒死的豬嘴裡全是火灰。

這起案件中，死者的嘴裡沒有火灰。這說明，男主人早在火災發生前就死了。那妻子當然有重大嫌疑。

此外，還有很多細節。

比如判斷一個人是否馬上風，可以觀察丁丁，真正的馬上風，丁丁不會變軟，而假的馬上風，丁丁軟如死蛇！

又比如上吊跟被勒死，上吊死會吐舌頭，大小便會失禁，繩子反而不緊，抱下來時，屍體的喉間還會發出一點聲音。而勒死的，手上一般有掙扎的痕跡。

還有判斷淹死，如果是真淹死的，口腔必有沙石，如果死後扔進去的，那嘴裡或者腹中就會比較乾淨。

這些都是長期的實踐得出的經驗。

除了這些，還有聞，就是聞現場的氣味。

問，當然不是問死人，而是問家屬，問相關人等。

切，嗯，就是打！這是古代最主要的破案手段，打你幾十棒，看你招不招。古代大部分的案子，應該就是這樣破的。

在中國古代，行政區域劃分為郡縣制，古代的縣一般都不大，一般一萬人以上就是大縣了，長官叫縣令，萬人以下的叫縣長。其實古代縣官真不好當，這些文人書生不僅要把八股文章寫得漂亮，還要公檢法一身擔。

在未受過刑偵培訓，也沒有破案的經驗的情況下，縣令們靠著蛛絲馬跡的線索破案，在民間留下了不少精彩的故事。話說有一個縣城中發生了劫盜案，受害者是當地的富戶，正準備嫁女兒，可氣的是女兒的嫁妝都被偷走了，其嫁妝多是絲綢衣物、首飾。

得到報案，縣官命令封鎖各方城門，只留一個城門供行人出入。然後親自在城門樓上觀察行人。午時過後，有四個彪形大漢抬著一個擔架朝城門走來，擔架前後還有兩個彪形大漢作為護衛。擔架上的人大被矇頭，被角露出一隻鳳釵，顯然是一個睡著了的女眷。作為護衛的彪形大漢不停把手伸進被子裡，掖好被角，看來似乎是擔心女眷著涼。

這時，縣官立即命兵丁截停他們，並上前查問。他們說這是自家的女眷回孃家時生了病，怕她死在孃家，所以趕緊送回婆家。

縣官卻說篤定說他們在扯謊，立即差人揭開了被子。只見，擔架上全是珠寶首飾和綢緞衣服，一個神色慌張女子躺在這些東西上面。這回人贓並獲，縣官立即命人把這些人都拘到衙門。

一頓板子後，這些人全都招認了。原來這夥彪形大漢正是搶劫富戶的賊人，這個女人是他們僱來幫忙的妓女。他們聽說縣官封鎖城門，想用這種方式轉移贓物。

事後，有人問縣官是怎麼看出這些人有問題的？縣官一共說了三個細節。

第一，一個生病的女子能有多重，為何需要四個彪形大漢抬她？

第二，男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多次把手伸進患病女眷的被子裡掖被角，十分不雅觀，要知道古時候男女之防很重。而且男人多次伸手掖被角，只能證明擔架上有什麼東西是不敢讓人看見的。

第三，他們說是送患病女眷回家，為何只有男人跟著，沒有女眷隨行？這一點十分奇怪。

綜合這三點，他就認為這些人必然有問題。

在沒有高畫質攝像頭、人臉識別技術、DNA鑑別、指紋查驗等等一系列的幫助下，古人破案多數靠自己的獨具慧眼，大有四兩撥千金的效果。有意思的是，古代破案的常用一個辦法至今仍在沿用，那就是賞金。在古代，舉報罪犯的賞金一般都不低，所以，看到罪犯的百姓基本不會睜隻眼閉隻眼，而是立即報告給官府，然後坐等罪犯落網後發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