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破落的大家庭裡。紹興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地方，保留有眾多的名勝，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留下的遺蹟，近代反清女傑秋瑾從容就義的軒亭口，等等。民間還有各式各樣的戲劇演出和傳說故事。鄉親們最津津樂道的是兩個“鬼”：一個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女吊；另一個是腰束草繩，腳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無常”。鄉土傳統與民間文化，深深地影響著魯迅的一生。魯迅從小就表現出活潑的性格。因為外祖母家在農村，魯迅也就有了一批農民小朋友，一起在朦朧的月色下，划著白色的小航船，趕去看戲；回家的路上，肚子餓了，就“偷”自家地裡的豆煮了吃。魯迅還在叫做“百草園”的後園裡，發現了大自然的無窮趣味：碧綠的菜畦，紫紅的桑椹；蟋蟀彈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烏；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傳說……正是這樣自由的童年生活，開發與培養了未來作家魯迅的創造力與想象力。6歲時魯迅告別了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拜本城中極方正、極有學問的壽鏡吾老先生為師，一直讀到17歲。在這裡，他熟讀了儒家的經典，又在課餘廣泛閱讀了儒家之外的各種雜書：小說，野史，筆記……不僅關注歷史、人事，也注意觀察自然。這樣開拓了魯迅廣闊的精神空間，為魯迅以後思想與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寬廣深厚的知識基礎。魯迅的童年也有陰影：13歲那年，祖父因故入獄，不得不隨著全家到親戚家避難；以後父親病重，家庭生活也從小康陷入困頓。作為長子的魯迅，不得不經常出入於當鋪與藥店，在周圍人的歧視與侮辱中，感受社會的冷酷與勢利。父親最後因庸醫的延誤而過早離世，更給少年魯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開始了對中國社會、文化、人世與人心的思考。1898年，18歲的魯迅，揣著慈母多方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了家鄉，到異地去尋求新的出路。他先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又改入路礦學堂。在求學期間，魯迅開始接觸物理、數學、化學等現代自然科學知識，並閱讀外國文學與科學著作。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華人赫胥黎的《天演論》，更給他帶來了一陣驚喜，他從《天演論》所介紹的進化論學說裡，接受了一種自強、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學，同時強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競爭的世界裡，處於落後地位的中華民族的危機。1902年，魯迅東渡日本，兩年後懷著“科學救國”的夢想，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希望畢業以後回國救治像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在仙台，他雖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學的藤野嚴九郎先生那樣關心自己的老師，但也不時受到歧視；特別是有一次課堂裡放映記錄日俄戰爭的幻燈畫片，看到一個替俄軍當偵探的華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旁邊竟站著一群華人在圍觀。魯迅受到極大刺激，由此覺悟到醫治精神上的麻木比醫治身體上的病弱更為重要，改變中國第一要著是改變華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推文藝。於是魯迅決定棄醫從文。他和朋友們熱烈地討論著：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並於1903年、1907年、1908年公開發表了第一批論文，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喚“精神界之戰士”。魯迅於1909年回國後，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將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動下，提筆寫了《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這是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小說透過一個“狂人”之口，對幾千年的舊傳統提出了大膽的質問：“從來如此，便對麼?”揭露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小說發表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震動，魯迅一發不可收，連續寫了多篇小說，後來編為《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魯迅後來對自己的創作追求作過說明，說他寫小說的目的是要使華人民覺悟起來，“改良這人生”，因此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最關注的是下層社會“不幸的人們”，創作了許多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物件的小說，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描寫題材。魯迅在觀察與表現他的小說主人公時，始終關注的是“病態社會”裡的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藥》裡，他僅用一床“滿幅補釘的夾被”暗示了華老栓一家生活的貧困，正面展開描寫的是他們吃人血饅頭的精神的愚昧。在《故鄉》裡，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閏土的貧窮，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於描寫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權下所感到的恐怖。魯迅同樣嚴峻地揭示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與危機：辛亥革命時期獨戰多數的英雄，在強大的封建傳統的壓力下，像一隻蠅子飛了一個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唐消沉中消磨著生命(《在酒樓上》)；五四時期勇敢地衝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侷限於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禦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舊家庭中(《傷逝》)。魯迅還說過，他寫小說，是因為青少年時代許多痛苦的記憶，使他不能忘卻。於是，當年在日本幻燈片裡所看到的那些圍觀的麻木的華人(魯迅稱之為“看客”)，就不斷地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在《孔乙己》裡，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舉人殘忍地打斷了腿)，沒有引起周圍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圍觀著取笑他；在《祝福》裡，人們爭先恐後地趕去聽祥林嫂講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並不是出於同情，而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在無聊的生活中尋求點刺激。而這些人在聽厭了之後，又立刻唾棄，對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們就是這樣鑑賞著他人的痛苦，這不僅是麻木，更顯示了一種人性的殘酷。而在《藥》裡，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懷著“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的信念，自覺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卻急急忙忙趕著去“看”他被殺，茶館裡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為閒聊的談資。先驅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與流血犧牲，全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表演。在這些描寫的背後，讀者不難感覺到，魯迅用一種悲憫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說正是對現代華人的靈魂的偉大拷問。魯迅如此無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態，是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態的“病態的社會”。魯迅由此開拓出“封建社會吃人”的主題，不僅是對人的肉體的摧殘，更是對人的靈魂的毒害與咀嚼。最充分地體現了魯迅小說的這種“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改造國民性”)特點的，無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傳》。魯迅自己說，他寫這篇小說是為了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並且說“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阿Q)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於是，中國的讀者也就永遠記住了，並且永遠擺脫不掉這位頭戴氈帽的阿Q。魯迅在他身上發現的是“精神勝利法”：儘管阿Q處於未莊社會最底層，在與趙太爺、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衝突中，他都是永遠的失敗者，但他卻對自己的失敗命運與奴隸地位，採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辯護與粉飾的態度。或者“閉眼睛”：根本不承認自己的落後與被奴役，沉醉於沒有根據的自尊之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或者“忘卻”：剛剛捱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啪啪響過以後，就忘記一切而且“有些高興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類)發洩，在轉嫁屈辱中得到滿足。或者“自輕自賤”，自甘落後與被奴役：“我是蟲豸——還不放麼?”在這些都失靈以後，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覺中變現實的失敗為精神上的虛幻的勝利：說一聲“兒子打老子”就“心滿意足的得勝”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臉上連打兩個嘴巴，“彷彿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也就心平氣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來，也是做著想要什麼就有什麼的奴役他人的夢。因為魯迅，人們終於認識到自己與他人身上的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是中華民族覺醒與振興最嚴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說的結尾，阿Q在走向法場前的一瞬間，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樣的“眼睛”在“咬他的靈魂”，高聲一叫：“救命……”所有的華人讀到這裡，都被震動了。小說後來翻譯成多種外文，許多外國讀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發現了阿Q，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就表示，阿Q讓他想起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這或許表明，阿Q的“精神勝利法”揭示的是一種人類精神現象；魯迅的《阿Q正傳》可以說是一部“為人類寫作”的作品，它不僅是最早介紹到世界去的中國現代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立於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代表。魯迅的《吶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現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別”吸引了廣大讀者。早就有人指出，魯迅的每一篇小說都試驗著採用一種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顯示了魯迅的創造力與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記》用的是“日記體”，按照“狂人”心理活動的流動來組織小說。《孔乙己》又別出心裁地選用酒店的“小夥計”來講述故事，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描寫孔乙己的可悲與可笑，看客(酒客與老闆)的麻木與殘酷，而“他”自己也逐漸參與到故事中來，先是“附和著笑”，後又冷酷地拒絕了孔乙己教自己識字的好意，終於成為“看客”中的一員。《藥》更是出人意料地將小說的主人公夏瑜置於“幕後”，而以主要篇幅描寫人們對他的犧牲的種種反應，讓讀者在自己的想象中來完成他的形象。《故鄉》《祝福》這樣的“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都講了兩個故事：在講述“他人”的故事(閏土的故事、楊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時，也在講“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兩類故事互相滲透、影響，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結構。魯迅這樣自覺的形式試驗，使他成為“創造新形式的先鋒”，深刻地影響著後來的作者。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於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詩《野草》(作於1924－1926年，1927年出版)。這是兩部寫法與風格迥異的現代散文的經典。《朝花夕拾》最初陸續在報刊發表時，總題為“舊事重提”，魯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時，水鄉的夏夜，在大樹下乘涼，聽老人們談閒天、說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談閒天，是對生命的童年時代(“朝花”)的回憶與重提。於是，在魯迅生命歷程中，留下印記的人和事都一一流瀉在魯迅的筆端：民間傳說中的“無常”，父親的病，百草園和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還有我們沒有提及的幼時的保姆“長媽媽”，一生坎坷的老友範愛農，等等。魯迅是懷著溫馨的愛去回憶的，從中顯露出魯迅心靈世界最為柔和的一面，又內含著一種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類散文，是“夢”的產物：全書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夢見”為開頭。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奇詭的世界：夜半時分的幻覺中聽見“吃吃”的聲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影”來“告別”(《影的告別》)；青白的冰谷中看見“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死火》)；“狗”追著“人”，大聲質問，“人”拼命“逃跑”(《狗的駁詰》)……魯迅把他在兒時敷演童話的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藉以表達自己微妙的難以言傳的感覺、情緒與心理，對人的生命進行更深層次的哲理思考。魯迅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裡”，讀者也因此有機會借《野草》去窺見魯迅靈魂的深處。魯迅在進行小說、散文創作的同時，又在《新青年》等報刊雜誌上發表雜文。五四前後，他在北京期間所寫的雜文，編有《熱風》《墳》(其中一部分是世紀初寫的論文)《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魯迅因北方反動勢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後在廈門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這一時期的雜文主要收在《而已集》裡。1927年底，魯迅定居上海，開始了他“最後十年”的生命歷程，並以主要精力進行雜文創作。先後出版有《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等。魯迅曾經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作為一種報刊文體，它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對正在發生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作出最迅速的反應，並及時得到社會的反響。因此，它是魯迅這樣的時刻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民眾疾苦的知識分子，與他所處的時代保持密切聯絡的最有效的方式。魯迅又說，雜文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並因此把雜文分為“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類。魯迅一生都在戰鬥，懷著“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範圍的對人的奴役與壓迫(民族的奴役、階級的壓迫、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老人對少年的摧殘、強者對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說他這樣做，並不是個人的意氣，而是為了中國與人類的“將來”，因此他的一切批評“實為公仇，絕非私怨”。魯迅的15本雜文集，就是從五四前後到3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忠實記錄，就是一部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而作為一個作家，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在歷史事變背後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應與變動。魯迅曾充滿自信地說：“‘中國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雜文就是一部活的現代華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瞭解中國的社會與歷史，特別是要了解華人，那就讀讀魯迅的雜文吧。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奉獻出了一本小說集《故事新編》(除3篇寫於20年代，其他大都寫於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這是身處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魯迅對“故事”(古代神話、傳說與史實)的“新編”(新的闡釋與激發)。進入魯迅文學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女媧(《補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歷史中的聖賢人物：孔子、老子(《出關》)、墨子(《非攻》)、莊子(《起死》)、伯夷、叔齊(《采薇》)，等等。在傳統文本里，這些人都居於高堂聖殿，神聖不可侵犯，但到了魯迅的筆下，卻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還原於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寫射日英雄后羿當年的赫赫戰功，而竭力寫他功成名就“以後”，成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鳥獸全被射死，再無用武之地，只能整日為吃食而奔波；被人們冷落、遺忘不說，學生也來暗算自己了，最後連老婆(嫦娥)也遠走高飛：這“先驅者的命運”的思考與表現，發人深省。《非攻》裡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歷史業績“以後”，並沒有成為英雄，卻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黴事：被搜檢了兩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溼，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這最後一筆苦澀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難忘。整部《故事新編》充滿了魯迅式的幽默，而骨子裡仍然藏著固有的悲涼；此時的魯迅正面臨死亡的威脅，處於身心交瘁之中，卻能寫出如此從容、灑脫的文字，這正意味著他的思想與藝術都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1936年10月19日，這位本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文學大師，放下了手中的筆；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三個字：“民族魂”。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破落的大家庭裡。紹興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地方，保留有眾多的名勝，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留下的遺蹟，近代反清女傑秋瑾從容就義的軒亭口，等等。民間還有各式各樣的戲劇演出和傳說故事。鄉親們最津津樂道的是兩個“鬼”：一個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女吊；另一個是腰束草繩，腳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無常”。鄉土傳統與民間文化，深深地影響著魯迅的一生。魯迅從小就表現出活潑的性格。因為外祖母家在農村，魯迅也就有了一批農民小朋友，一起在朦朧的月色下，划著白色的小航船，趕去看戲；回家的路上，肚子餓了，就“偷”自家地裡的豆煮了吃。魯迅還在叫做“百草園”的後園裡，發現了大自然的無窮趣味：碧綠的菜畦，紫紅的桑椹；蟋蟀彈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烏；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傳說……正是這樣自由的童年生活，開發與培養了未來作家魯迅的創造力與想象力。6歲時魯迅告別了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拜本城中極方正、極有學問的壽鏡吾老先生為師，一直讀到17歲。在這裡，他熟讀了儒家的經典，又在課餘廣泛閱讀了儒家之外的各種雜書：小說，野史，筆記……不僅關注歷史、人事，也注意觀察自然。這樣開拓了魯迅廣闊的精神空間，為魯迅以後思想與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寬廣深厚的知識基礎。魯迅的童年也有陰影：13歲那年，祖父因故入獄，不得不隨著全家到親戚家避難；以後父親病重，家庭生活也從小康陷入困頓。作為長子的魯迅，不得不經常出入於當鋪與藥店，在周圍人的歧視與侮辱中，感受社會的冷酷與勢利。父親最後因庸醫的延誤而過早離世，更給少年魯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開始了對中國社會、文化、人世與人心的思考。1898年，18歲的魯迅，揣著慈母多方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了家鄉，到異地去尋求新的出路。他先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又改入路礦學堂。在求學期間，魯迅開始接觸物理、數學、化學等現代自然科學知識，並閱讀外國文學與科學著作。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華人赫胥黎的《天演論》，更給他帶來了一陣驚喜，他從《天演論》所介紹的進化論學說裡，接受了一種自強、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學，同時強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競爭的世界裡，處於落後地位的中華民族的危機。1902年，魯迅東渡日本，兩年後懷著“科學救國”的夢想，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希望畢業以後回國救治像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在仙台，他雖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學的藤野嚴九郎先生那樣關心自己的老師，但也不時受到歧視；特別是有一次課堂裡放映記錄日俄戰爭的幻燈畫片，看到一個替俄軍當偵探的華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旁邊竟站著一群華人在圍觀。魯迅受到極大刺激，由此覺悟到醫治精神上的麻木比醫治身體上的病弱更為重要，改變中國第一要著是改變華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推文藝。於是魯迅決定棄醫從文。他和朋友們熱烈地討論著：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並於1903年、1907年、1908年公開發表了第一批論文，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喚“精神界之戰士”。魯迅於1909年回國後，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將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動下，提筆寫了《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這是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小說透過一個“狂人”之口，對幾千年的舊傳統提出了大膽的質問：“從來如此，便對麼?”揭露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小說發表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震動，魯迅一發不可收，連續寫了多篇小說，後來編為《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魯迅後來對自己的創作追求作過說明，說他寫小說的目的是要使華人民覺悟起來，“改良這人生”，因此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最關注的是下層社會“不幸的人們”，創作了許多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物件的小說，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描寫題材。魯迅在觀察與表現他的小說主人公時，始終關注的是“病態社會”裡的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藥》裡，他僅用一床“滿幅補釘的夾被”暗示了華老栓一家生活的貧困，正面展開描寫的是他們吃人血饅頭的精神的愚昧。在《故鄉》裡，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閏土的貧窮，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於描寫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權下所感到的恐怖。魯迅同樣嚴峻地揭示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與危機：辛亥革命時期獨戰多數的英雄，在強大的封建傳統的壓力下，像一隻蠅子飛了一個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唐消沉中消磨著生命(《在酒樓上》)；五四時期勇敢地衝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侷限於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禦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舊家庭中(《傷逝》)。魯迅還說過，他寫小說，是因為青少年時代許多痛苦的記憶，使他不能忘卻。於是，當年在日本幻燈片裡所看到的那些圍觀的麻木的華人(魯迅稱之為“看客”)，就不斷地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在《孔乙己》裡，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舉人殘忍地打斷了腿)，沒有引起周圍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圍觀著取笑他；在《祝福》裡，人們爭先恐後地趕去聽祥林嫂講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並不是出於同情，而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在無聊的生活中尋求點刺激。而這些人在聽厭了之後，又立刻唾棄，對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們就是這樣鑑賞著他人的痛苦，這不僅是麻木，更顯示了一種人性的殘酷。而在《藥》裡，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懷著“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的信念，自覺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卻急急忙忙趕著去“看”他被殺，茶館裡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為閒聊的談資。先驅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與流血犧牲，全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表演。在這些描寫的背後，讀者不難感覺到，魯迅用一種悲憫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說正是對現代華人的靈魂的偉大拷問。魯迅如此無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態，是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態的“病態的社會”。魯迅由此開拓出“封建社會吃人”的主題，不僅是對人的肉體的摧殘，更是對人的靈魂的毒害與咀嚼。最充分地體現了魯迅小說的這種“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改造國民性”)特點的，無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傳》。魯迅自己說，他寫這篇小說是為了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並且說“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阿Q)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於是，中國的讀者也就永遠記住了，並且永遠擺脫不掉這位頭戴氈帽的阿Q。魯迅在他身上發現的是“精神勝利法”：儘管阿Q處於未莊社會最底層，在與趙太爺、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衝突中，他都是永遠的失敗者，但他卻對自己的失敗命運與奴隸地位，採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辯護與粉飾的態度。或者“閉眼睛”：根本不承認自己的落後與被奴役，沉醉於沒有根據的自尊之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或者“忘卻”：剛剛捱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啪啪響過以後，就忘記一切而且“有些高興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類)發洩，在轉嫁屈辱中得到滿足。或者“自輕自賤”，自甘落後與被奴役：“我是蟲豸——還不放麼?”在這些都失靈以後，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覺中變現實的失敗為精神上的虛幻的勝利：說一聲“兒子打老子”就“心滿意足的得勝”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臉上連打兩個嘴巴，“彷彿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也就心平氣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來，也是做著想要什麼就有什麼的奴役他人的夢。因為魯迅，人們終於認識到自己與他人身上的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是中華民族覺醒與振興最嚴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說的結尾，阿Q在走向法場前的一瞬間，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樣的“眼睛”在“咬他的靈魂”，高聲一叫：“救命……”所有的華人讀到這裡，都被震動了。小說後來翻譯成多種外文，許多外國讀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發現了阿Q，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就表示，阿Q讓他想起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這或許表明，阿Q的“精神勝利法”揭示的是一種人類精神現象；魯迅的《阿Q正傳》可以說是一部“為人類寫作”的作品，它不僅是最早介紹到世界去的中國現代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立於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代表。魯迅的《吶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現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別”吸引了廣大讀者。早就有人指出，魯迅的每一篇小說都試驗著採用一種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顯示了魯迅的創造力與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記》用的是“日記體”，按照“狂人”心理活動的流動來組織小說。《孔乙己》又別出心裁地選用酒店的“小夥計”來講述故事，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描寫孔乙己的可悲與可笑，看客(酒客與老闆)的麻木與殘酷，而“他”自己也逐漸參與到故事中來，先是“附和著笑”，後又冷酷地拒絕了孔乙己教自己識字的好意，終於成為“看客”中的一員。《藥》更是出人意料地將小說的主人公夏瑜置於“幕後”，而以主要篇幅描寫人們對他的犧牲的種種反應，讓讀者在自己的想象中來完成他的形象。《故鄉》《祝福》這樣的“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都講了兩個故事：在講述“他人”的故事(閏土的故事、楊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時，也在講“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兩類故事互相滲透、影響，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結構。魯迅這樣自覺的形式試驗，使他成為“創造新形式的先鋒”，深刻地影響著後來的作者。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於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詩《野草》(作於1924－1926年，1927年出版)。這是兩部寫法與風格迥異的現代散文的經典。《朝花夕拾》最初陸續在報刊發表時，總題為“舊事重提”，魯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時，水鄉的夏夜，在大樹下乘涼，聽老人們談閒天、說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談閒天，是對生命的童年時代(“朝花”)的回憶與重提。於是，在魯迅生命歷程中，留下印記的人和事都一一流瀉在魯迅的筆端：民間傳說中的“無常”，父親的病，百草園和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還有我們沒有提及的幼時的保姆“長媽媽”，一生坎坷的老友範愛農，等等。魯迅是懷著溫馨的愛去回憶的，從中顯露出魯迅心靈世界最為柔和的一面，又內含著一種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類散文，是“夢”的產物：全書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夢見”為開頭。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奇詭的世界：夜半時分的幻覺中聽見“吃吃”的聲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影”來“告別”(《影的告別》)；青白的冰谷中看見“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死火》)；“狗”追著“人”，大聲質問，“人”拼命“逃跑”(《狗的駁詰》)……魯迅把他在兒時敷演童話的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藉以表達自己微妙的難以言傳的感覺、情緒與心理，對人的生命進行更深層次的哲理思考。魯迅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裡”，讀者也因此有機會借《野草》去窺見魯迅靈魂的深處。魯迅在進行小說、散文創作的同時，又在《新青年》等報刊雜誌上發表雜文。五四前後，他在北京期間所寫的雜文，編有《熱風》《墳》(其中一部分是世紀初寫的論文)《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魯迅因北方反動勢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後在廈門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這一時期的雜文主要收在《而已集》裡。1927年底，魯迅定居上海，開始了他“最後十年”的生命歷程，並以主要精力進行雜文創作。先後出版有《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等。魯迅曾經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作為一種報刊文體，它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對正在發生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作出最迅速的反應，並及時得到社會的反響。因此，它是魯迅這樣的時刻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民眾疾苦的知識分子，與他所處的時代保持密切聯絡的最有效的方式。魯迅又說，雜文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並因此把雜文分為“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類。魯迅一生都在戰鬥，懷著“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範圍的對人的奴役與壓迫(民族的奴役、階級的壓迫、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老人對少年的摧殘、強者對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說他這樣做，並不是個人的意氣，而是為了中國與人類的“將來”，因此他的一切批評“實為公仇，絕非私怨”。魯迅的15本雜文集，就是從五四前後到3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忠實記錄，就是一部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而作為一個作家，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在歷史事變背後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應與變動。魯迅曾充滿自信地說：“‘中國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雜文就是一部活的現代華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瞭解中國的社會與歷史，特別是要了解華人，那就讀讀魯迅的雜文吧。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奉獻出了一本小說集《故事新編》(除3篇寫於20年代，其他大都寫於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這是身處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魯迅對“故事”(古代神話、傳說與史實)的“新編”(新的闡釋與激發)。進入魯迅文學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女媧(《補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歷史中的聖賢人物：孔子、老子(《出關》)、墨子(《非攻》)、莊子(《起死》)、伯夷、叔齊(《采薇》)，等等。在傳統文本里，這些人都居於高堂聖殿，神聖不可侵犯，但到了魯迅的筆下，卻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還原於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寫射日英雄后羿當年的赫赫戰功，而竭力寫他功成名就“以後”，成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鳥獸全被射死，再無用武之地，只能整日為吃食而奔波；被人們冷落、遺忘不說，學生也來暗算自己了，最後連老婆(嫦娥)也遠走高飛：這“先驅者的命運”的思考與表現，發人深省。《非攻》裡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歷史業績“以後”，並沒有成為英雄，卻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黴事：被搜檢了兩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溼，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這最後一筆苦澀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難忘。整部《故事新編》充滿了魯迅式的幽默，而骨子裡仍然藏著固有的悲涼；此時的魯迅正面臨死亡的威脅，處於身心交瘁之中，卻能寫出如此從容、灑脫的文字，這正意味著他的思想與藝術都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1936年10月19日，這位本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文學大師，放下了手中的筆；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三個字：“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