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長的儒生影響政治的能力還不夠，漢代以武將為主，要說漢代儒生，只是因為一個董仲舒提倡以孔學籠絡天下書生，但是要說能影響政治，還談不上，漢代時黃老之說盛行，皇家基本信奉黃老的無為而治！

漢代的儒生未入仕的定然不能掀起軒然大波改造社會，但部分入仕能影響政治的儼然是存在的，比如漢武帝時代的東方朔，漢代儒生在當時主要是太少，從漢武帝主正北征匈奴起，就奠定了武風蓋過文風，武將的氣概蓋過文臣的文騷，自然朝野的舞臺也就成了武將的安邦定國的舞臺

導語：儒家學說在春秋時產生，戰國時讓位於法家，秦統一後遭受“焚書坑儒”浩劫。漢朝建立以後，儒家逐漸恢復生機，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後，儒家思想和儒家治國理念統治中國2000多年，現在還在影響著。

漢代儒生對政治的影響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 規範禮儀，奠定了封建帝國2000多年禮制基礎

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原來聚集在咸陽的儒家學者們風流雲散。但儒家作為百家爭鳴的重要流派，儘管遭遇浩劫，但火種不滅。秦末天下大亂後，許多儒家學者紛紛加入反秦義軍，成為反秦主帥們帳下的得力謀士。像劉邦手下就聚集了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儒生，他們為劉邦定鼎天下出謀劃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楚漢戰爭結束，西漢建立，劉邦開始啟用各種知識分子協助建國。由於劉邦不喜歡儒家的空談作派，對儒家一直不待見，給儒家知識分子提供的舞臺和機會較少。但是儒家學者們並不氣餒，一直在等待機會。

功夫不負有心人！漢五年，劉邦在平定項羽後，諸侯們在定陶共尊劉邦為皇帝。由漢王晉級大漢皇帝，怎麼也得有個儀式啊。但劉邦這個人不注重尊卑，不喜歡繁文縟節，秦朝的那套繁瑣的禮儀他學不來，也做不到，直接廢除了。讓叔孫通搞一套禮儀出來，要求就是簡單易執行。叔孫通接下了這個任務。

制訂禮儀規範需要時間，劉邦已經稱帝了，總得大宴群臣。結果那幫和劉邦一齊打天下的臣子在宴會上洶酒爭功、狂呼亂叫、甚至拔劍擊柱，把個隆重的御宴生生搞成了市井酒館。劉邦是看得直皺眉頭，叔孫通看到了儒家重新啟用的機遇。

宴會以後，叔孫通對劉邦說，儒生們打天下不行，但對治理天下、幫你守天下還是有一套的，就請讓我和弟子們給你制訂一套上朝的禮儀。劉邦說，千萬不要太複雜！叔孫通說，禮儀每個朝代都有不同，我給你量身訂做一套，你等著看就是了。

叔孫通召集了100多個儒生給劉邦制訂和排練上朝禮儀的同時，一個戍邊的平民婁敬建議劉邦定都關中而不是洛陽，意見被劉邦採納，於是在咸陽邊上營造新的宮殿未央宮、長樂宮。這個婁敬雖然是平民，但看他的做派，應該也是一名隱姓埋名的儒生。

這期間，叔孫通的禮儀已經制訂完成，並且帶著儒生們在“彩排”，劉邦看了“彩排”流程後，覺得不復雜，能做到。劉邦提前通知大臣和諸侯們參加叔孫通的禮儀排練，以便上朝時用。

漢七年，長樂宮建成。每年10月初要舉行歲首朝會，諸侯和大臣都要來參加。朝會那天，完全按叔孫通的上朝禮儀來進行，整個朝會，秩序井然，宴會時也都小心謹慎，和定陶時的狂呼亂叫形成鮮明對比。劉邦很高興，說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貴。任命叔孫通為太常，賜黃金五百斤。參與禮儀制訂的儒生都封為郎官。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叔孫通和他的儒生朋友、儒生弟子，透過努力，終於使儒生們參與到漢朝政治中來。叔孫通的這一做法，為漢朝及後世歷代王朝以禮治國奠定了基礎。

漢文帝時，儒生賈誼敏銳發現“無為而治”帶來的一系列弊端：諸侯僭上、割據反叛，對中央政府形成威脅；社會上講究奢糜、浪費，社會風氣每況逾下；諸侯、豪強與百姓爭地層出不窮。而中央政府奉行黃老學說，對這些干預很少。

賈誼針對這些弊端，在叔孫通以禮治國的基礎上，建議“禮”與“仁”相結合治國。旗幟鮮明提出“仁政愛民”的主張，並建議“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這些舉措，漢文帝非常重視，但考慮到時機不成熟的，所以未能及時執行。但賈誼提出的其它一些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如諸侯全部到封國的建議，漢文帝採納並實施。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髮之。

漢文帝本想重用賈誼，遭到了保守勳貴灌嬰、周勃等的抵制，後被任命為長沙王太傅，後又改任為梁懷王太傅。因梁懷王從馬上摔死，賈誼自責，年僅32歲便鬱鬱而終。

賈誼見逐及英年早逝，也是儒家參與西漢政治不會一帆風順的真實寫照。

二、 統一思想，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保證了國家統一

西漢的黃老道家治國戰略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這期間儒家一直想深度參與到政治中來，並準備以儒家治國方針代替黃老治國方略。但被竇太后扼殺，王臧、趙綰等儒生也被下獄。

竇太后薨逝後，漢武帝才真正的乾綱獨攬，他有意恢復被扼殺的新政，並想在原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昇華。於是，就於公元前134年對各郡國下詔，要求推舉賢良人士給國家使用，各郡國推舉了各種人才100多位，漢武帝親自下策，尋問治國方略。大儒董仲舒從這100多人中脫穎而出。

《漢書.武帝紀》：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穀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董仲舒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兼採陰陽五行、黃老學說等諸子百家思想精華，以三篇對策系統回答了漢武帝的策問。這就是著名的《舉賢良對策》，由於第一篇對策主要論述天人感應，所以《舉賢良對策》又稱《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發展了孔孟的儒家學說，建立了有神學傾向的新儒家學說思想體系。

《天人三策》主要思想觀點是：

其一，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董仲舒根據《春秋》記載的天氣異象，結合陰陽五行，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學說。

“君權神授”承認“天命”、“天意”存在。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 “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君權是由天授予的，是天恩眷顧，皇帝是代表天在統治人間的，人間的臣民對皇帝必須絕對服從。這種“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理論使皇帝得位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得到空前提高。使君主的權威神聖化，有利於皇帝加強集權統治，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應”則藉助各種天象對君主進行示警。天降瑞象，說明君主仁德感動於天，所以天降瑞像予以嘉獎。而天降災象，則說明君主有失德之處，需要君主好好反省改正。這種學說，無神論者覺得是迷信。但因為董仲舒結合了陰陽五行理論，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科學依據的。退一萬步講，即使是迷信，但因為能對皇權起到一定的制衡與警示，也是可取的。漢朝許多皇帝在遭遇天災時，往往下《罪己詔》對自己進行責罰。或者開倉放糧、賑災減稅，就是對“天人感應”的畏懼。

而“天人感應”的解釋權往往就掌握在儒家的手裡，所以儒家透過“天人感應”理論，開始大規模參與到漢朝的政治之中，在漢朝的國家治理結構中掌握有重要的權力。

其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董仲舒把孔孟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五倫”，系統化為“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從而建立了封建社會倫理秩序。而這三綱五常也對皇權進行了制約，皇帝是天之子，皇帝的行為必須和天人感應結合起來。

董仲舒還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把孔孟儒學思想奉為統治思想，其它的諸子百家思想一概罷黜。特別是法家思想，只適合亂世，不適合治世，所以秦二世而亡。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用了十一年的時間，歷經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終於初步完成了浩大的思想和政治轉軌歷程。

其三，春秋大一統。

董仲舒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目的，就是要樹立一個國家唯一的統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統一來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服務。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從此以後，“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2000多年來，中國不管經歷了多少次分分合合，但最終都走向了統一。統一是大勢所趨、民心所望！這是“獨尊儒術”的積極意義，必須予以肯定。

“天人三策”以後，漢武帝讓各地推舉儒家學者到朝中來，根據各人才能，安排官職，儒家全面參與到政治中來，並在各級權力機構中佔據主導地位，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三、 積極入世，掀起了建功立業的熱潮。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理論對儒家知識分子的要求。隨著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以後，儒家知識分子的地位也水漲船高。而儒家倡導的積極入世理念，又影響著漢朝的儒家知識分子積極進取、建功立業，使大漢王朝自始至終都是以“強漢”的形象屹立於當時的世界東方。

陳湯，字子公。年輕時好讀書，學識淵博、知書達理，並寫得一手好文章。經舉薦，被任命為郎官。陳湯主動要求出使外國，後被安排與甘延壽共同出使西域。為了打擊不服漢朝的郅支單于，陳湯假詔調集了4萬多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遠征郅支單于，並斬殺郅支及閼氏、太子、名王以下1518人，俘虜一千多人。陳湯、甘延壽給朝廷的上書中說出了讓華人熱血沸騰的名言：“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康、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鑿壁偷光”的匡衡，對《詩經》研究特別深，漢元帝時先後任郎中、博士、給事中，利用當時發生日蝕、地震等異常天象，上書漢元帝勤儉治國、親賢遠佞，對老百姓進行道德教化、弘揚仁和禮讓之風。被遷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孔子十四世孫孔光，小時候就隨父親孔霸遷居長安，由於本人聰明好學，20歲不到就被推舉為議郎，後來經匡衡推薦，入朝擔任諫議大夫。孔光為人正直，剛正不阿，連皇帝都敢頂撞，被漢元帝貶出朝。漢成帝即位後，舉為博士，先後多次到全國各地檢查冤獄情況，教化風俗，賑濟災民。先後升為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大將軍、丞相。孔光有許多學生，學問也很高，但孔光從來不循私情，不利用自己的職位給學生當官行方便。體現了高尚的道德品質。

《漢書.匡張孔馬傳》：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雲。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

馬宮，字遊卿，本複姓馬矢，後改姓馬，東海戚縣人 ，西漢時初任侍郎，後歷任楚長史、廷尉平、青州刺史，九江太守等，因為品行高尚、為官盡職，每到一處都能勝任官職，獲得稱讚。後入朝任職，歷任詹事、光祿勳、右將軍。最後死在任上。

班超，本來和父親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一起修史的。但不安於修史的平庸工作，後來投筆從戎：

《後漢書.班梁列傳》：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公元73年，班超跟隨竇固攻打北匈奴，因表現出類拔萃，被竇固安排出使西域。一到西域鄯善國，班超就上演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壯舉，一舉剿滅北匈奴使者，促使鄯善歸附漢朝。二次出使西域，班超如法炮製，又使于闐、疏勒歸附漢朝，並送王子到長安為質。

班超在出使西域的31年時間裡，收復了西域50多個國家，為西域迴歸，做出了巨大貢獻。官至西域都護，封定遠侯，世稱“班定遠”。

班超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典範。

結論：儒家從叔孫通的制訂禮儀開始參與漢朝政治、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知識分子全面參與到漢朝政治中來，並吸引更多的儒家知識分子積極入世，建功立業，使漢朝始終處於強盛地位！對中華民族的影響也非常久遠！我們今天的大一統國家，頂層架構得益於秦始皇的郡縣制，思想統一及國家治理利益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雖然罷黜百家對中華文化是個巨大摧殘，但是其正面影響遠大於負面！今天我們有條件百花齊放了，但國家大一統的根本不能丟，永遠都不能丟！

儒家的思想主要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尊崇君臣之道。對於統治者來說，推崇儒家學說就是教育萬民尊君臣服，反對他們就是不尊，大逆不道，這樣自然利於統治，利於江山穩固。對於推崇儒道的人員，自然得重用，從而進一步影響政治。

有人說儒家太注重他人，忽視了自身的需求權利，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