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解讀》是中國現代著名禮學專家丁鼎先生撰寫的禮學著作，由華人民大學出版社於 2010 年 10 月出版發行。
由於《禮記》卷帙浩繁，內容駁雜，其中記載的先秦時期的禮儀名物、制度，後人頗感生疏，篇目編次也多不成系統，因而素稱難讀。加之近、現代以來，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 禮不時被冠以“殭屍”、“封建餘孽”、“吃人”等罪名，而遭口誅筆伐，禮學著作多被束諸高閣，禮學研究不絕如縷。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重新得到肯定，“國學熱”隨之興起，且呈蓬勃發展之勢。閱讀儒家經典，瞭解、研究古代傳統文化，汲取有益因素，以為今日借鑑，已蔚為一時風氣。但是，由於二十世紀初、中期，儒家經學、禮學屢遭摧折，國學傳承幾近斷絕。加之包括《禮記》在內的儒家經典，皆為文言文體，艱深晦澀，難以卒讀。因此，當今社會，除少數專門研究者外，恐已很少有人願耗費時間和精力，遵循傳統的章句訓詁之法，秉持“皓首窮經”的精神和毅力，去耐心閱讀、研究《禮記》了。這對今後國學、禮學的傳承、發揚光大，無疑極為不利。有鑑於此，二十世紀初以來，若干在禮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學者，自覺承擔起推廣、普及《禮記》的重任，他們將《禮記》的全部或部分篇章，加以註釋，翻譯成白話文，以滿足初學者學習和迫切希望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大眾的需要。其中，兼具學術性、通俗性，具有較大學術、社會影響的著作，有王夢鷗先生的《禮記今注今譯》、楊天宇先生的《禮記譯註》、王文錦先生的《禮記譯解》等。
丁鼎先生繼承、借鑑漢、唐以來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遵循紀寶成先生提倡、制定的“具有深厚學術底蘊，深入淺出，明快易讀”、“準確嚴謹、明快易懂”的精神和原則，窮數年之力，博覽群書，嚴謹考證，撰成《禮記解讀》一書。
一、《禮記解讀》之結構、內容簡介
《禮記解讀》一書由“編寫體例說明”、“導言”、“正文”、“主要參考文獻”四部分組成。
在“編寫體例”說明中，丁鼎先生對《禮記解讀》的底本、文字改動、導言、正文內容、註釋方法，未選取篇目、主要參考文獻等情況，予以說明。
在“導言”中，丁鼎先生對《禮記》的思想學術價值價值、史學文獻價值、成書過程、 作者與撰作年代、各篇的篇名、內容及分類、《禮記》學的演變、怎樣學習《禮記》等問題，進行了嚴謹考證和詳細闡述。
現代人如何學習、閱讀《禮記》呢？梁啟超先生曾將《禮記》49 篇分為四等：第一等有 《大學》、《中庸》等篇。第二等有《經解》、《坊記》等篇章。第三等有《曲禮》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等篇章。第四等為剩餘的其他篇章。他建議，第一等諸篇章應精讀， 第二、第三等諸篇章可以摘讀，第四等可以不讀。
對梁先生的這一看法，丁鼎先生表示贊同。不過，他又指出，閱讀者應該根據自己的禮學修養、閱讀目的，確定自己的閱讀內容和方法。對於初學者和一般社會大眾而言，閱讀現代學者撰作的《禮記》白話文譯註即可。專門研究古代禮制和儒家學術思想史的學者，必須參考自漢代迄清代儒家學者的註釋著作。為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借鑑古人修身養性、為人處世之道的一般讀者，可以有選擇性的閱讀《禮記》部分篇章。專門研究者，則要通讀《禮 記》全書，尤應重點閱讀梁先生列於第一等中的有關篇章。
本書的正文內容，是對選取的《禮記》22 篇經文進行註釋、解讀。在篇章選取問題上，丁鼎先生大致遵循梁先生的看法，將梁先生列為第一、第二、第三等的篇章，悉數收入。不過，他並沒有完全盲從前賢之論。他認為，梁先生列入第四等的《郊特牲》、《內則》、《玉藻》、 《明堂位》、《仲尼燕居》5 篇，對研習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也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因而予以收錄。
正文每篇皆由三部分，即“經文”、“註釋”、 “解讀”組成。
“經文”以阮刻本為底本，加以現代標點，每篇分若干節，標以阿拉伯數字序號，以便讀者閱讀。
“註釋”對每節經文中部分字、詞進行註釋，尤側重於名物、禮儀制度的註釋。一些生僻字，則加以現代漢語拼音。對阮刻本訛、脫、衍、倒、錯亂之處，予以訂正、說明。
“解讀”置於每篇之後，主要內容是解釋每篇篇名的含義和由來，探討各篇的作者及成篇時代，敘述各篇的內容、結構及思想學術價值。
主要參考文獻部分，丁鼎先生臚列了撰作本書，及可供閱讀者參考的古代及近、現代學 者的《禮記》詮釋著作，以便讀者查閱。
二、《禮記解讀》之學術價值
通觀全書，《禮記解讀》可謂是一部具有較高水平的學術佳作。
首先，《禮記解讀》的學術價值，體現在該書對選取的《禮記》各篇經文的校勘、訂誤。
經學、史學研究，貴在求真、求實。不過，經學、史學研究，與理工科及若干人文社會 學科，如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不同的是，經學、史學研究，無法透過實驗、實地調查等方式，獲取準確、可靠的資料或資料。這一特點，決定了經學、史學研究，必須依靠古人撰作並流傳至今的文獻。若文獻記載有誤，而不加辨別，盲目信從，就有可能以訛傳訛，無 法達到求真、求實的目的。因此，經學、史學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對有關文獻加以考辨，以確保其準確無誤。
古籍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大多會因口耳相傳、輾轉抄印、後世學者為證成己說而不惜竄 改、不良書商為牟利而肆意增刪、抄手書工因素質低下、責任心弱、疏忽大意等原因，而不可避免或多或少的存在諸如訛、脫、衍、倒、錯亂等訛誤。這就需要研究者使用他校法、本校法等校勘方法，對古籍進行嚴謹、審慎的考訂。
以往儒者在面臨因訛、脫、衍、倒、錯亂等因素，導致古籍語句文意不通問題時，或拘於聖人之作不可妄改的觀念，牽強曲說。或僅憑孤證，或逞私臆，徑自改動。上述做法，或 以訛傳訛，導致經書謬誤之處，未得更正，或出現古籍不誤而改誤的現象。
為避免上述現象，丁鼎先生採取了嚴謹、審慎的態度和方式。校勘《禮記》時，出於審慎起見，對他本與阮刻本存在歧異之處，對以往學者已指出的經文存在訛、脫、衍、倒、錯 亂之處，若缺乏準確、堅實的旁證，不徑直改動阮刻本原文，而是保留其原貌。在註釋中，對需要改動之處，對以往學者的考證觀點，予以說明、臚列。若有確鑿證據表明，阮刻本確 實存在訛、脫、衍、倒、錯亂，則徑予改正，並在註釋中，說明改動的內容及原因。
就校勘方法而言，本校法、他校法在本書中皆有使用。相比較而言，他校法使用更為普遍。據不完全統計，丁鼎先生援引校勘文獻，大致有《周易》、《詩經》、《尚書》、《論語》、《周禮》、《儀禮》、《左傳》、《大戴禮記》、《呂氏春秋》、《荀子》、《韓非子》、《史記》、《漢書》等 十餘部。對上述文獻記載與《禮記》經文互見之處，丁鼎先生採取如下處理方式：
（一）若《禮記》經文引自其他文獻，則在註釋中註明引文出處，並將二者進行比較、 說明。
（二）若《禮記》與其他文獻記載雖大體相同，但也有歧異之處，則儲存《禮記》經文 原貌，在註釋中，臚列其他文獻有關記載，並陳述校勘者的考訂意見。
尤為值得稱道的是，丁鼎先生還儘可能的採用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有關資料，對《禮記》經文進行校訂。眾所周知，傳世文獻在長期流傳、輾轉抄印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訛、 脫、衍、倒、錯亂、竄改等訛誤。相對來說，埋藏於地下的同一或相關文獻，因自埋藏之日起，基本不再有改動，一般尚能儲存或接近文獻原貌。它對修訂傳世文獻中的訛誤，恢復文 獻原貌，可謂居功厥偉。
自二十世紀初，王國維先生首倡“二重證據法”，即以出土文獻校訂傳世文獻後，這一理論歷經實踐檢驗，而日顯其真理性。迄今，這一理論、方法，已為學人普遍認可、採用。值得慶幸的是，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鄉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中，在上海市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楚 簡中，均有傳世本《禮記》中的《緇衣》及其它若干章節的內容，這就為我們認識戰國時期《緇衣》的原貌，對傳世本《禮記》若干篇章進行校勘，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丁鼎先生自然沒有對這批珍貴的考古資料視而不見、棄如敝履，而是廣泛地採用郭店簡本、上博簡本 的有關內容，對《禮記》有關篇章，進行校勘、考訂。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考古資料較之傳世文獻，更接近於文獻原貌。但丁鼎先生並沒有簡 單、盲目的惟考古資料是從，徑據考古資料，改動傳世文獻，而是採取信而有徵的處理方式：對傳世本與簡本存在歧異之處，不徑直改動傳世本原文，在註釋中，臚列簡本相關內容。即便簡本與其他傳世文獻記載相同，也不妄改傳世本。對傳世本內容有誤之處，若無確鑿證據， 而簡本內容文意確較傳世本為優，則通常採取當據改體例，加以處理。
其次，丁鼎先生對選取《禮記》諸篇的字、詞、句、章，尤其是對禮儀名物、制度的闡釋，對諸篇內容、意義的概括，對有關問題，尤其是自秦漢以來歷代儒者爭訟紛紜的《禮記》 成書時代及作者等問題的考辨，也均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註釋經文字、詞時，丁鼎先生對前賢，如鄭玄、王肅、孔穎達、朱熹、孫希旦、呂思勉、周予同、沈文倬、李學勤、錢玄、楊天宇等人的《禮記》訓釋、考證成果，廣徵博引，集思 廣益。不過，丁鼎先生也沒有一味地盲從前賢成說，而是結合自己對相關文獻的閱讀、理解，靈活地採取或糾正前賢謬論；或臚列眾說，擇善而從；或臚列眾說，不妄下裁斷，由讀者採 擇；或對前賢之說予以證實、補充和完善等處理方式，使註釋更準確。
三、《禮記解讀》之社會意義
《禮記解讀》既是一部學術佳作，也是一部極便初學者和一般讀者使用、閱讀的通俗性 著作。
自古以來，禮書即因文字晦澀深奧等原因，而素稱難讀。無論是禮書經文，還是秦漢迄 於明清時期歷代儒者的註釋、考訂之作，供專門研究者和已具一定功底者閱讀、使用者多，供初學者和一般讀者閱讀者少。有些著作，即便是專門研究者，恐亦難盡曉其意。這或許是 長期以來，禮書難以廣泛普及的一重要因素。因而，自二十世紀初起，若干在禮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學者，就陸續將《禮記》的全部或部分篇章，加以註釋，翻譯成白話文，以適應 初學者和社會大眾之需。
通覽《禮記解讀》全書，簡潔扼要、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是該書的主要特色。如何用簡明扼要的文字，對經文進行註釋，以往已不乏值得反思、借鑑的教訓。如西漢傳習《尚書》的儒者秦延君，註釋《堯典》篇題名“堯典”二字，竟用十餘萬言。註釋“若曰稽古”四字， 也用三萬餘言。可以想象，讀者閱讀他的著作時，閱讀經文，已煞費精力。本來希冀秦氏的註釋，能為閱讀、理解經文，提供便利，未曾意料卻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閱讀、理 解秦氏龐雜繁蕪的註釋。古代經學註釋之弊，由此可見一般。
同樣，在現代社會，如何將古代文言文轉換為現代白話文，如何用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白話文，準確地詮釋古代禮儀名物與制度，是從事註譯工作的學者必須小心謹慎、妥善處 理好的問題。在世風、學風頗顯浮躁、利益至上的今天，一些出版機構和學者為謀利、稻粱計，或不顧學術研究之嚴謹、求實、準確，或缺乏一定的學術積累與功力，撰寫、出版的若干古籍白話譯著，謬誤百出，以訛傳訛，貽害匪淺。
作為當代禮學研究名家，丁鼎先生在禮學研究領域已沉浸多年，積累豐富，因而能馭重若輕，以簡明扼要、 深入淺出的現代白話文，對《禮記》諸篇進行註譯。
值得稱道的是，丁鼎先生在許多細節問題上，不憚勞煩，儘可能地為讀者提供便利。如廣徵博引，臚列眾說，為讀者省卻了繁瑣乏味的翻閱查檢之勞。為避免註文繁瑣、冗長，涉及有關史事、禮儀時，丁鼎先生往往清楚地註明與該文相關的史事、禮儀的出處，以滿足學 者查索，或感興趣的讀者瞭解詳情之需。
其次，丁鼎先生不嫌憚難勞煩，為若干生僻字加以現代拼音，這就為讀者省卻了查閱字 典之勞。閱讀過古籍的讀者，尤其是初讀、初學者，或都深有體會，閱讀文言文古籍，本已不易。若再因不認識的繁體字、異體字、生僻字而頻頻查閱字典，更增閱讀之難，許多讀者往往因此廢卷不讀。丁鼎先生的做法，無疑使讀者在愉悅的心態下，愉快的閱讀，讀有所得。
第三，丁鼎先生對古漢語某些字、詞特殊用法的註譯，也為初學者和一般讀者提供了便利。同一個字，在不同的語境下，有時會被賦予不同的詞性、含義。古漢語的通假現象，也 往往會誤導讀者。如《曲禮下》 “不粥祭器”。如按一般理解，粥音周（zhōu），稀飯之意。 就易誤解這句話的含義。但若瞭解此處的“粥”字通“鬻”字，音玉（yù），出賣、出售之意，那麼，“不粥祭器”的含義是，無論何種緣由，都不能出賣祭祀時使用的器具，以此強調祭器的重要性。
四、《禮記解讀》之不足
毋庸諱言的是，該書也存在若干瑕疵。茲列拙見於下：
（一）丁鼎先生或忽略了有關考古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因而對先秦時期宗廟祭祖禮制 的註釋，並不確切。雖然《禮記·王制》、《詩經·小雅·天保》、《周禮·春官·大宗伯》、《春秋公羊傳·桓公八年》、《爾雅·釋天》等文獻皆有商周時王室宗廟“四時祭”祭名的記載，丁鼎先生注 釋《王制》時，一遵經文及鄭玄注立論。但目前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甲骨文、金文有關記載表明，這一時期，帝王宗廟祭祖禮儀型別繁雜多樣，非“四時祭”能涵蓋。“四時祭”的確定，大致在春秋戰國乃至秦漢時期。上述文獻有關“四時祭”的記載，或為春秋戰國之制，或為撰作者臆說，不可盡信。若僅據儒家傳世經典與漢唐舊注立論，似有失簡單。
（二）丁鼎先生對“五嶽”的演變失於詳考，以明清以後乃至今天人的觀念，將“五嶽” 註釋為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若依明清以後人的觀念來看，這一註釋，自然無誤。但若依《王制》篇撰人及其時代之觀念而言，就不確切了。
（三）若干語句理解、註釋似有誤。如《曲禮上》“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丁鼎先生註釋曰：筋力：勞力。古代升降跪拜的禮儀煩瑣費力，故對老者不苛求。此處將“筋力”理解為勞力、力氣是對的。但結合經文上下文意，本句是指人在送禮或施予別人恩惠時，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家境貧窮者，不宜過分講究禮物的數量、檔次。老年人年老體弱，不宜象年輕人那樣，幫助別人做需耗費力氣的事情。
（四）由於校勘、審訂不精，本書還存在若干訛誤。
綜觀上述，《禮記解讀》儘管存在上述瑕疵，但畢竟瑕不掩瑜，仍不失為一部成功的高水平古籍整理之作，是一項嘉惠學林、值得稱道的禮學研究新成果。《禮記解讀》的出版，必然會對中國古代禮學研究的深入、中國古代禮儀的推廣普及，產生積極、有益的推動作用。
《禮記解讀》是中國現代著名禮學專家丁鼎先生撰寫的禮學著作，由華人民大學出版社於 2010 年 10 月出版發行。
由於《禮記》卷帙浩繁，內容駁雜，其中記載的先秦時期的禮儀名物、制度，後人頗感生疏，篇目編次也多不成系統，因而素稱難讀。加之近、現代以來，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 禮不時被冠以“殭屍”、“封建餘孽”、“吃人”等罪名，而遭口誅筆伐，禮學著作多被束諸高閣，禮學研究不絕如縷。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重新得到肯定，“國學熱”隨之興起，且呈蓬勃發展之勢。閱讀儒家經典，瞭解、研究古代傳統文化，汲取有益因素，以為今日借鑑，已蔚為一時風氣。但是，由於二十世紀初、中期，儒家經學、禮學屢遭摧折，國學傳承幾近斷絕。加之包括《禮記》在內的儒家經典，皆為文言文體，艱深晦澀，難以卒讀。因此，當今社會，除少數專門研究者外，恐已很少有人願耗費時間和精力，遵循傳統的章句訓詁之法，秉持“皓首窮經”的精神和毅力，去耐心閱讀、研究《禮記》了。這對今後國學、禮學的傳承、發揚光大，無疑極為不利。有鑑於此，二十世紀初以來，若干在禮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學者，自覺承擔起推廣、普及《禮記》的重任，他們將《禮記》的全部或部分篇章，加以註釋，翻譯成白話文，以滿足初學者學習和迫切希望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大眾的需要。其中，兼具學術性、通俗性，具有較大學術、社會影響的著作，有王夢鷗先生的《禮記今注今譯》、楊天宇先生的《禮記譯註》、王文錦先生的《禮記譯解》等。
丁鼎先生繼承、借鑑漢、唐以來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遵循紀寶成先生提倡、制定的“具有深厚學術底蘊，深入淺出，明快易讀”、“準確嚴謹、明快易懂”的精神和原則，窮數年之力，博覽群書，嚴謹考證，撰成《禮記解讀》一書。
一、《禮記解讀》之結構、內容簡介
《禮記解讀》一書由“編寫體例說明”、“導言”、“正文”、“主要參考文獻”四部分組成。
在“編寫體例”說明中，丁鼎先生對《禮記解讀》的底本、文字改動、導言、正文內容、註釋方法，未選取篇目、主要參考文獻等情況，予以說明。
在“導言”中，丁鼎先生對《禮記》的思想學術價值價值、史學文獻價值、成書過程、 作者與撰作年代、各篇的篇名、內容及分類、《禮記》學的演變、怎樣學習《禮記》等問題，進行了嚴謹考證和詳細闡述。
現代人如何學習、閱讀《禮記》呢？梁啟超先生曾將《禮記》49 篇分為四等：第一等有 《大學》、《中庸》等篇。第二等有《經解》、《坊記》等篇章。第三等有《曲禮》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等篇章。第四等為剩餘的其他篇章。他建議，第一等諸篇章應精讀， 第二、第三等諸篇章可以摘讀，第四等可以不讀。
對梁先生的這一看法，丁鼎先生表示贊同。不過，他又指出，閱讀者應該根據自己的禮學修養、閱讀目的，確定自己的閱讀內容和方法。對於初學者和一般社會大眾而言，閱讀現代學者撰作的《禮記》白話文譯註即可。專門研究古代禮制和儒家學術思想史的學者，必須參考自漢代迄清代儒家學者的註釋著作。為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借鑑古人修身養性、為人處世之道的一般讀者，可以有選擇性的閱讀《禮記》部分篇章。專門研究者，則要通讀《禮 記》全書，尤應重點閱讀梁先生列於第一等中的有關篇章。
本書的正文內容，是對選取的《禮記》22 篇經文進行註釋、解讀。在篇章選取問題上，丁鼎先生大致遵循梁先生的看法，將梁先生列為第一、第二、第三等的篇章，悉數收入。不過，他並沒有完全盲從前賢之論。他認為，梁先生列入第四等的《郊特牲》、《內則》、《玉藻》、 《明堂位》、《仲尼燕居》5 篇，對研習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也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因而予以收錄。
正文每篇皆由三部分，即“經文”、“註釋”、 “解讀”組成。
“經文”以阮刻本為底本，加以現代標點，每篇分若干節，標以阿拉伯數字序號，以便讀者閱讀。
“註釋”對每節經文中部分字、詞進行註釋，尤側重於名物、禮儀制度的註釋。一些生僻字，則加以現代漢語拼音。對阮刻本訛、脫、衍、倒、錯亂之處，予以訂正、說明。
“解讀”置於每篇之後，主要內容是解釋每篇篇名的含義和由來，探討各篇的作者及成篇時代，敘述各篇的內容、結構及思想學術價值。
主要參考文獻部分，丁鼎先生臚列了撰作本書，及可供閱讀者參考的古代及近、現代學 者的《禮記》詮釋著作，以便讀者查閱。
二、《禮記解讀》之學術價值
通觀全書，《禮記解讀》可謂是一部具有較高水平的學術佳作。
首先，《禮記解讀》的學術價值，體現在該書對選取的《禮記》各篇經文的校勘、訂誤。
經學、史學研究，貴在求真、求實。不過，經學、史學研究，與理工科及若干人文社會 學科，如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不同的是，經學、史學研究，無法透過實驗、實地調查等方式，獲取準確、可靠的資料或資料。這一特點，決定了經學、史學研究，必須依靠古人撰作並流傳至今的文獻。若文獻記載有誤，而不加辨別，盲目信從，就有可能以訛傳訛，無 法達到求真、求實的目的。因此，經學、史學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對有關文獻加以考辨，以確保其準確無誤。
古籍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大多會因口耳相傳、輾轉抄印、後世學者為證成己說而不惜竄 改、不良書商為牟利而肆意增刪、抄手書工因素質低下、責任心弱、疏忽大意等原因，而不可避免或多或少的存在諸如訛、脫、衍、倒、錯亂等訛誤。這就需要研究者使用他校法、本校法等校勘方法，對古籍進行嚴謹、審慎的考訂。
以往儒者在面臨因訛、脫、衍、倒、錯亂等因素，導致古籍語句文意不通問題時，或拘於聖人之作不可妄改的觀念，牽強曲說。或僅憑孤證，或逞私臆，徑自改動。上述做法，或 以訛傳訛，導致經書謬誤之處，未得更正，或出現古籍不誤而改誤的現象。
為避免上述現象，丁鼎先生採取了嚴謹、審慎的態度和方式。校勘《禮記》時，出於審慎起見，對他本與阮刻本存在歧異之處，對以往學者已指出的經文存在訛、脫、衍、倒、錯 亂之處，若缺乏準確、堅實的旁證，不徑直改動阮刻本原文，而是保留其原貌。在註釋中，對需要改動之處，對以往學者的考證觀點，予以說明、臚列。若有確鑿證據表明，阮刻本確 實存在訛、脫、衍、倒、錯亂，則徑予改正，並在註釋中，說明改動的內容及原因。
就校勘方法而言，本校法、他校法在本書中皆有使用。相比較而言，他校法使用更為普遍。據不完全統計，丁鼎先生援引校勘文獻，大致有《周易》、《詩經》、《尚書》、《論語》、《周禮》、《儀禮》、《左傳》、《大戴禮記》、《呂氏春秋》、《荀子》、《韓非子》、《史記》、《漢書》等 十餘部。對上述文獻記載與《禮記》經文互見之處，丁鼎先生採取如下處理方式：
（一）若《禮記》經文引自其他文獻，則在註釋中註明引文出處，並將二者進行比較、 說明。
（二）若《禮記》與其他文獻記載雖大體相同，但也有歧異之處，則儲存《禮記》經文 原貌，在註釋中，臚列其他文獻有關記載，並陳述校勘者的考訂意見。
尤為值得稱道的是，丁鼎先生還儘可能的採用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有關資料，對《禮記》經文進行校訂。眾所周知，傳世文獻在長期流傳、輾轉抄印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訛、 脫、衍、倒、錯亂、竄改等訛誤。相對來說，埋藏於地下的同一或相關文獻，因自埋藏之日起，基本不再有改動，一般尚能儲存或接近文獻原貌。它對修訂傳世文獻中的訛誤，恢復文 獻原貌，可謂居功厥偉。
自二十世紀初，王國維先生首倡“二重證據法”，即以出土文獻校訂傳世文獻後，這一理論歷經實踐檢驗，而日顯其真理性。迄今，這一理論、方法，已為學人普遍認可、採用。值得慶幸的是，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鄉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中，在上海市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楚 簡中，均有傳世本《禮記》中的《緇衣》及其它若干章節的內容，這就為我們認識戰國時期《緇衣》的原貌，對傳世本《禮記》若干篇章進行校勘，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丁鼎先生自然沒有對這批珍貴的考古資料視而不見、棄如敝履，而是廣泛地採用郭店簡本、上博簡本 的有關內容，對《禮記》有關篇章，進行校勘、考訂。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考古資料較之傳世文獻，更接近於文獻原貌。但丁鼎先生並沒有簡 單、盲目的惟考古資料是從，徑據考古資料，改動傳世文獻，而是採取信而有徵的處理方式：對傳世本與簡本存在歧異之處，不徑直改動傳世本原文，在註釋中，臚列簡本相關內容。即便簡本與其他傳世文獻記載相同，也不妄改傳世本。對傳世本內容有誤之處，若無確鑿證據， 而簡本內容文意確較傳世本為優，則通常採取當據改體例，加以處理。
其次，丁鼎先生對選取《禮記》諸篇的字、詞、句、章，尤其是對禮儀名物、制度的闡釋，對諸篇內容、意義的概括，對有關問題，尤其是自秦漢以來歷代儒者爭訟紛紜的《禮記》 成書時代及作者等問題的考辨，也均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註釋經文字、詞時，丁鼎先生對前賢，如鄭玄、王肅、孔穎達、朱熹、孫希旦、呂思勉、周予同、沈文倬、李學勤、錢玄、楊天宇等人的《禮記》訓釋、考證成果，廣徵博引，集思 廣益。不過，丁鼎先生也沒有一味地盲從前賢成說，而是結合自己對相關文獻的閱讀、理解，靈活地採取或糾正前賢謬論；或臚列眾說，擇善而從；或臚列眾說，不妄下裁斷，由讀者採 擇；或對前賢之說予以證實、補充和完善等處理方式，使註釋更準確。
三、《禮記解讀》之社會意義
《禮記解讀》既是一部學術佳作，也是一部極便初學者和一般讀者使用、閱讀的通俗性 著作。
自古以來，禮書即因文字晦澀深奧等原因，而素稱難讀。無論是禮書經文，還是秦漢迄 於明清時期歷代儒者的註釋、考訂之作，供專門研究者和已具一定功底者閱讀、使用者多，供初學者和一般讀者閱讀者少。有些著作，即便是專門研究者，恐亦難盡曉其意。這或許是 長期以來，禮書難以廣泛普及的一重要因素。因而，自二十世紀初起，若干在禮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學者，就陸續將《禮記》的全部或部分篇章，加以註釋，翻譯成白話文，以適應 初學者和社會大眾之需。
通覽《禮記解讀》全書，簡潔扼要、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是該書的主要特色。如何用簡明扼要的文字，對經文進行註釋，以往已不乏值得反思、借鑑的教訓。如西漢傳習《尚書》的儒者秦延君，註釋《堯典》篇題名“堯典”二字，竟用十餘萬言。註釋“若曰稽古”四字， 也用三萬餘言。可以想象，讀者閱讀他的著作時，閱讀經文，已煞費精力。本來希冀秦氏的註釋，能為閱讀、理解經文，提供便利，未曾意料卻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閱讀、理 解秦氏龐雜繁蕪的註釋。古代經學註釋之弊，由此可見一般。
同樣，在現代社會，如何將古代文言文轉換為現代白話文，如何用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白話文，準確地詮釋古代禮儀名物與制度，是從事註譯工作的學者必須小心謹慎、妥善處 理好的問題。在世風、學風頗顯浮躁、利益至上的今天，一些出版機構和學者為謀利、稻粱計，或不顧學術研究之嚴謹、求實、準確，或缺乏一定的學術積累與功力，撰寫、出版的若干古籍白話譯著，謬誤百出，以訛傳訛，貽害匪淺。
作為當代禮學研究名家，丁鼎先生在禮學研究領域已沉浸多年，積累豐富，因而能馭重若輕，以簡明扼要、 深入淺出的現代白話文，對《禮記》諸篇進行註譯。
值得稱道的是，丁鼎先生在許多細節問題上，不憚勞煩，儘可能地為讀者提供便利。如廣徵博引，臚列眾說，為讀者省卻了繁瑣乏味的翻閱查檢之勞。為避免註文繁瑣、冗長，涉及有關史事、禮儀時，丁鼎先生往往清楚地註明與該文相關的史事、禮儀的出處，以滿足學 者查索，或感興趣的讀者瞭解詳情之需。
其次，丁鼎先生不嫌憚難勞煩，為若干生僻字加以現代拼音，這就為讀者省卻了查閱字 典之勞。閱讀過古籍的讀者，尤其是初讀、初學者，或都深有體會，閱讀文言文古籍，本已不易。若再因不認識的繁體字、異體字、生僻字而頻頻查閱字典，更增閱讀之難，許多讀者往往因此廢卷不讀。丁鼎先生的做法，無疑使讀者在愉悅的心態下，愉快的閱讀，讀有所得。
第三，丁鼎先生對古漢語某些字、詞特殊用法的註譯，也為初學者和一般讀者提供了便利。同一個字，在不同的語境下，有時會被賦予不同的詞性、含義。古漢語的通假現象，也 往往會誤導讀者。如《曲禮下》 “不粥祭器”。如按一般理解，粥音周（zhōu），稀飯之意。 就易誤解這句話的含義。但若瞭解此處的“粥”字通“鬻”字，音玉（yù），出賣、出售之意，那麼，“不粥祭器”的含義是，無論何種緣由，都不能出賣祭祀時使用的器具，以此強調祭器的重要性。
四、《禮記解讀》之不足
毋庸諱言的是，該書也存在若干瑕疵。茲列拙見於下：
（一）丁鼎先生或忽略了有關考古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因而對先秦時期宗廟祭祖禮制 的註釋，並不確切。雖然《禮記·王制》、《詩經·小雅·天保》、《周禮·春官·大宗伯》、《春秋公羊傳·桓公八年》、《爾雅·釋天》等文獻皆有商周時王室宗廟“四時祭”祭名的記載，丁鼎先生注 釋《王制》時，一遵經文及鄭玄注立論。但目前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甲骨文、金文有關記載表明，這一時期，帝王宗廟祭祖禮儀型別繁雜多樣，非“四時祭”能涵蓋。“四時祭”的確定，大致在春秋戰國乃至秦漢時期。上述文獻有關“四時祭”的記載，或為春秋戰國之制，或為撰作者臆說，不可盡信。若僅據儒家傳世經典與漢唐舊注立論，似有失簡單。
（二）丁鼎先生對“五嶽”的演變失於詳考，以明清以後乃至今天人的觀念，將“五嶽” 註釋為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若依明清以後人的觀念來看，這一註釋，自然無誤。但若依《王制》篇撰人及其時代之觀念而言，就不確切了。
（三）若干語句理解、註釋似有誤。如《曲禮上》“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丁鼎先生註釋曰：筋力：勞力。古代升降跪拜的禮儀煩瑣費力，故對老者不苛求。此處將“筋力”理解為勞力、力氣是對的。但結合經文上下文意，本句是指人在送禮或施予別人恩惠時，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家境貧窮者，不宜過分講究禮物的數量、檔次。老年人年老體弱，不宜象年輕人那樣，幫助別人做需耗費力氣的事情。
（四）由於校勘、審訂不精，本書還存在若干訛誤。
綜觀上述，《禮記解讀》儘管存在上述瑕疵，但畢竟瑕不掩瑜，仍不失為一部成功的高水平古籍整理之作，是一項嘉惠學林、值得稱道的禮學研究新成果。《禮記解讀》的出版，必然會對中國古代禮學研究的深入、中國古代禮儀的推廣普及，產生積極、有益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