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明末清初民族英雄。清兵進入福建，鄭成功父親鄭芝龍降清。鄭成功起兵抗清。後來趕走臺灣荷蘭殖民者，光復中華領土臺灣。

李定國：明末清初民族英雄。自幼隨張獻忠起義。張獻忠身亡後，定國領殘餘大西軍朱揮師進駐雲南。聯明抗清。

這兩人，在大明這條大船即將顛覆時，表現出可敬的個人氣節與風骨，在不同的時空場地中盡著自己的本份與職責。

自從顧誠《南明史》出，鄭成功延誤與李定國圍攻新會，即鄭成功的“私心自用”幾成定論，後果以至於造成李定國的恢復廣東、進取江南戰略完全失敗。但是事情真的是這樣嗎？我通過當時不同緯度的幾件事情，得出了一個並不一樣的結論：

鄭成功與李定國他們二人的戰略構想並不相同、加上通訊的不發達，各抗清勢力之間各種誤會與間隙得不到及時的溝通與交流所致......

一、雙方的性格造成的：李定國出身貧窮（張獻忠發動陝北饑民起義，將少年李定國收為養子。）這也決定了他的文化素養較低。這也決定了他：濃烈的忠君報國感、豐富的實戰經驗、缺乏大局觀......而鄭成功則是一個海商兼海上走私集團頭目的孩子。從小就決定了鄭成功：對利益的敏感性、長期受日本傳統教育、同時又富有西方價值觀、看待問題一針見血、有時不近人情。兩個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中碰撞在一起。勢必發生一次激烈的火花。

二、雙方的地位懸殊造成的：李定國在鄭成功的眼中，是一個“流寇餘孽”。而鄭成功則是“賜姓、家富萬貫”。而李、鄭之間的交流都是李定國一方主動發起，而鄭成功只是一味應答。這一態勢細思也極為不正常。

三、雙方面臨的問題不同：李定國的戰場是：恢復廣東、進取江南。他的戰爭只有一處。而鄭成功的戰場：福建戰場、江浙戰場、廣東戰場。雙方的側重點並不一樣。

四、雙方的戰略目標不同：李定國的戰略目標就是“廣東”。李定國認為攻下廣東，再進取江南，大明即可光復。但是歷史證明，從南向北的征伐很難取得勝利。而鄭成功的戰略目標是“南京”。因為只要攻克南京，他就可以憑藉水師封鎖長江，一舉奪取整個江南。再進而光復大明。

五、整個朋友圈的不同：李定國出身貧寒，朋友圈布衣居多。對於當時全國的整體形勢缺乏大局判斷、又缺乏溝通交流（也有身份層次的原因）。再加上對史書的研究幾乎沒有，故此李定國才選擇了“廣東”為他的戰略目標。而鄭成功則不同了：國姓爺、朋友圈鴻儒居多。《南明史》中說：“值得注意的是，發動長江戰役，奪取江南為基業，並不是錢謙益等內地少數復明志士一廂情願的幻想；張名振、張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們認為這個方案切實可行；西南的孫可望作出了相應的決策，證明他也欣賞和支援這個戰略部署。”而“就抗清大業而言，孫可望拍板定調決定採納北線長江會師方案”。

鄭成功早在1653年底，他就收到了一丸蠟書。蠟書是明永曆帝的敕書，以及孫可望的親筆信。提出與鄭成功的東南抗清力量實現會師長江計劃。

更巧的是：1654年李定國寫信給鄭成功，要鄭成功會師新會。此時鄭成功有兩種選擇：一、出兵在新會會師李定國；二、出兵前往長江，會師孫可望發動長江攻勢，實現夾擊南京的計劃。

孫可望名望上：全國抗清領袖、兵力上：三十餘萬軍隊、政治上：掌控明永曆朝廷。而此時的李定國名望上：無、兵力上：最多也只達到二十餘萬、政治上：無。要是你是鄭成功，你會選擇哪個方案呢？

、綜上幾點分析，1654年十一月鄭成功遣林察部有三萬餘人南下廣東。但是“鄭成功雖然派出了軍隊，卻沒有參戰意圖。……從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兩個月零十天才駛抵平海，……鄭成功的意圖也就清楚了。

不管怎麼說，無論鄭成功還是李定國。他們做為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英雄豪傑，是讓我們欽佩與景仰的。但是人無完人，我們今天能以一種旁觀的態度來看待他們，也是對前輩們的一種尊重與敬仰了。

李定國與鄭成功是抗清運動的兩大力量，然而這兩股力量並沒有擰成一塊，李定國在廣西，鄭成功在福建，中間隔了廣東。為了實現與鄭成功聯手抗清的戰略企圖，李定國在1653年入粵作戰，然而在肇慶會戰中失利。次年（1654年），李定國率軍第二次入廣東作戰，先後擊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清軍。

當時李定國給鄭成功寫一封信，但石沉大海，沒有收到迴音。後來鄭成功作出的解釋是：“奈尊使到敝營時，值南風盛發，利於北伐而未利於南征。故再發舟師，令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等復出長江，水陸並進，規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創，則手足自亂。”當時張名振從長江返回廈門島，提出增兵北上的要求，鄭成功在權衡之後，決定北上長江，而非南下廣東。

該年六月，李定國兵臨新會，新會戰役打響。

八月，李定國又寫一封信給鄭成功，再次重申會師的請求。在這封信中，李定國對鄭成功一再拖延時間非常不滿，他迫切希望得到鄭成功海軍的援助，認為只要鄭軍發兵，合力攻下新會，“省城可不勞而下”，同時也批評鄭成功“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

李定國判斷，清軍自從在湖南戰場尼堪親王被擊斃後，難以組織起一支那麼強大的援軍（當時尼堪親王統率十五萬大軍），他再次強調廣東戰場在全國戰場中的重要作用，“大略粵事諧而閩、浙、直爭傳一檄”，認為鄭成功派遣張名振入長江，在輕重緩急上，遠遠不如廣東戰場的重要性。顯然，李定國未必知曉孫可望有與鄭成功的舟師會師長江的計劃。

此外，李定國又附上一簡訊，寫道：“聖蹕艱危，不可言喻。敕中愴怛之語，不穀讀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倘確不能來，即示以的。不穀便另議舟師，以圖進取。甚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恐無濟於機宜矣。”要鄭成功明確表態，如果鄭拒絕發兵，他將另想方法組織水師，並且強調，如果鄭成功發兵，那麼不能遲於十月望後。

鄭成功在九月份收到了李定國的這封回信，直到十月十九日，才任命林察為水陸總督，率官兵數萬人，戰船一百艘，啟航開赴廣東前線。同時，鄭成功給李定國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這樣的：

“弟十年經營，十年攻戰，正欲得一同袍同氣者，共滅醜類而朝夕茲疊承大教，寧忍濡滯以自失事機？奈尊使到敝營時，值南風盛發，利於北伐而未利於南征。故再發舟師，令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等復出長江，水陸並進，規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創，則手足自亂。即欲遣師南下，與貴部共取五羊，緣風信非時，未便發師。……茲屆孟冬，北風飆起，即令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等統領，揚帆東指，雖愧非順昌旗幟，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師攻其三面，陸師盡其一網，則粵酋可不戰而擒矣。”

這支南援部隊出發的時間還是稍遲，到十二月十五日，林察率船隊抵達距離虎門二百里處的佛門堂外。此時李定國在進攻新會六個月後，最終以失利而告終，被迫撤退，無法實現與鄭成功軍隊會師新會的計劃。

事後，鄭成功寫了一封信給李定國，其中寫道：“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掃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輿。詎意船師未到，而大師先已班回數日，有貴部官兵自粵來投者，細訊其故，蓋以驕兵致挫。勝負兵家之常，不足深憂，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會師，又不能奮圖後援，使醜虜長驅，實有與罪焉。”

鄭成功在檢討錯誤的同時，也指出李定國“驕兵致挫”，當時李定國的軍隊號稱二十萬，雖然這個數目有些誇大，但相比清軍的力量，要強大許多，新會之役的結局，竟然是遭到慘敗，確實有出乎意料之處。

關於鄭成功未與李定國聯手攻略廣東一事，包括朱希祖、顧誠等在內的近現代史學家認為他私心自用，一味重視自己的地盤。我認為這種說法帶有頗多的主觀推測。我在此問題上反覆思索，力圖站在當日之時局加以判斷，逐漸地被史學家所遺忘之一人浮出水面，這個人便是孫可望。後世史學家之所以忽視孫可望，實以為李定國乃堅定之抗清鬥士，而孫可望最後成為叛降者。可是在1654年時，孫可望乃是全國最大抗清力量的領袖，這一事實豈可忽略。

考察史料，可以發現，當時大西軍領袖孫可望擁兵三十萬，遠遠超過李定國，打算沿長江而下，與鄭成功會師。長江一線的戰略地位，遠非廣東所能相比，只要克復南京，便有可能光復江南半壁河山，這意義之大，遠超過廣東戰役。因此，鄭成功在北上或是南下一事上，以北上優先，只是後來由於種種變故，終究無法與孫可望會師長江。

另外，考慮到當時孫可望與李定國兩人已經決裂，鄭成功在對待兩人的態度上比較謹慎，他並不想過早地與其中一方過度密切，以削弱同另一方的合作關係。

鄭成功和李定國名義上都屬於南明的地方大員和重要將領，實際上根本是兩個系統出生，各為其主的大小軍閥。他們的利益訴求就有很大差異，根本不可能好好合作。這就是鄭成功不可能聽李定國計劃的原因。

現在很多人只是將鄭成功看做一個壯志難酬的遲暮英雄，卻沒有想過他的出生、地位和核心利益是什麼。

對於當時的鄭氏集團而言，他們只是希望最大程度的保住自己在福建地區的商業利益。這種利益是老爹鄭芝龍時代靠各種方法爭取來的，更是因為明朝中央對地方控制力衰弱所造成的。而擁有大量前明官員的清朝，在很長時間內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的存在。雙方 這一矛盾遠遠超過了剃髮、稱臣問題，一直反覆糾結到後來施琅攻下臺灣。

但鄭氏這類以自身小集團為出發點的利益訴求，在明末絕非他們自己一家。李定國也是如此。作為農民軍出生的他們，無論勢力多大，都會遇到自己是匪的地位問題。無論大明還是大清，都不會希望這種勢力存在下去。甚至於覺得他們比東南沿海軟弱些的鄭氏更加要命。

所以，無論是李定國還是鄭成功，都需要在明末清初的亂世中，仔細斟酌不確定性極強的未來。如果你翻翻當時20-30年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現象，他們集團內其實有不少小勢力、小頭領先後投降了清朝。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本身不是一個利益集團的負責人，只需要為自己和少量部眾思考未來。

但鄭成功和李定國級別的人就不能如此了。他們管理著眾多部屬，也擁有很大的基本盤。讓他們直接屈從於新興的清朝，已經來不及獲得自己或祖輩們奮鬥爭取來的權益。大量的前明舊臣已經捷足先登，三藩、江北四鎮和左良玉集團的人馬也搭建了基礎軍事力量。他們再去投效，已經不可能獲得很高的收益。

於是，兩個人先後依靠兩個南明小政權，為自己的利益而戰。產業更多的鄭成功希望繼續擁有福建，只有軍隊的李定國則希望成為一方諸侯勢力的頂樑柱。這就決定了他們各自效忠的南明政權的侷限性。前者拘泥於福建和周圍沿海，後者則是希望在西南安定下來。

他們的最大野心，不過是將清軍趕到長江以北。保底標準是自己能夠自給自足。如果為了對方的利益而犧牲掉自己手裡的寶貴資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清朝開得出讓他們滿意的籌碼，他們也會選擇投誠。

你從鄭成功對待廣東潮汕沿海和浙江舟山盟軍的態度就能看出端倪。這兩個地方從明朝中期開始，就和福建的海商走私者有天然的競爭矛盾。鄭成功被當時的人稱為海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在潮汕地區的劫掠與殺戮。他對明朝的忠誠度問題，也能從他對待魯王及其後裔的態度看出來。

所以，鄭成功不配合李定國的計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雙方只是迫於一個更大的壓力而沒有撕破臉皮。一旦清軍的壓力減少，彼此間的內訌爭鬥絕對不會少。正如魯王、唐王和桂王三小朝廷之間的扯皮那樣。

感謝悟空問答官方邀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鄭成功當時正與清廷私下和議；第二，鄭成功私心太重，攻下新會就會收復廣東全省，這樣一來，就會把南明朝廷擁有的雲南、貴州和廣西三省與廣東聯成一片。鄭成功雖然名義上一直高舉反清復明的旗號，其實，他並不想受到南明朝廷的約束和領導，只想成為一個獨立軍閥。所以，鄭成功故意延誤，致使李定國合攻新會之役失敗。

首先，我們看一收復新會的戰略意義。就當時形勢而言，南明朝廷（大西軍）控制的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和以原大順軍劉體純、李來亨等為主的夔東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區，鄭成功、張煌言控制的閩、浙沿海島嶼，都是生產比較落後，經濟不夠發達，財賦收入有限、人才較我匱乏的地區。明朝末年，廣東一省的財賦大約相當於廣西省的十倍，文化發展水準也是雲、貴、桂三省所不能比擬。按照李定國的戰略計劃，如果收復廣東，將會扭轉整個南明朝廷及抗清局面。如果李定國與鄭成功在新會會師，西南和東南將聯成一片，不僅改變原來資訊不通，各自為戰的被動局面，而且將為第二步收復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礎。況且就當時清廷在廣東的兵力非常薄弱，可謂是天賜良機。在公元1653年尚可喜、耿繼茂等擊敗李定國、郝尚久後，靖南將軍哈哈木所統領的滿洲八旗也於當年十月十五日班師回京，廣東的清軍非常薄弱，僅有尚可喜的二千五百名士卒和耿繼茂手下的二千三百名士卒，加上綠營兵也不過兩萬之眾。而李定國可投入的兵力達五萬左右。所以，尚、耿二人一直擔心廣東會失陷其手。他們聯名向清廷上疏，請求抽調三千蒙古兵來廣東助戰。清廷回覆是無兵可派，待日後有兵再派往廣東。這個答覆無異是一紙空文。

李定國給鄭成功寫信，會師日期是公元1654年三月初二日。然而，當李定國於二月出師，一路破關斬將，至三月初三日佔領高州（今廣東茂名市）時，鄭成功仍然沒有出師。李定國再次派遣使者前往廈門督促鄭成功出兵，他考慮到鄭軍善於水戰，從海道來粵可以不受潮州、惠州清軍的阻擊，因此，確定兩軍會師的地點在廣州南面的新會。同時，他派自己的軍隊會合廣東義師王興等部向新會進發，迎接鄭成功大軍。李定國未能親率大軍前往，是因為他在四月間患病，直到八月才治癒。

李定國的使者到達廈門時，鄭成功正同清方秘密“和議”，他擔心走漏訊息，就把李定國的使者軟禁於廈門，拖了一段時間才派人覆命。但鄭成功在信中態度模糊，只是說已派張名振北上江、浙及答應向潮州、惠州進軍，但並未註明何時出師。李定國收到這個毫無價值的回覆後，再次給鄭成功寫通道：“惟侯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然而，從四月等到八月，鄭成功仍然沒有明確出師的說法。為了達成會師的戰略目的，李定國不得不忍受滿腹怨憤繼續給鄭成功寫信，他寫道：“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倘確不能來，即示以的。不穀便另議舟師，以圖進取。甚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恐無濟於機宜矣。”然而，直到李定國自當年六月與清軍在新會大戰到十二月中旬，鄭成功都沒有派來一兵一卒。十二月十四日，被圍困在城中的清軍盼來了援軍。清廷派靖南將軍朱馬喇率滿、漢大軍長途跋涉，會同尚可喜、耿精忠的軍隊在新會城外向明軍發起進攻，經過四天激烈戰鬥，李定國軍隊全線潰敗。清軍乘勝追擊，明軍收復的廣東州縣和部分廣東地方重新落入清軍之手。李定國精心策劃的收復廣東，進取江南的戰略計劃完全失敗。

新會戰役的失敗，主要責任在鄭成功。而鄭成功的態度代表了當時大大小小的軍閥集團。正是由於南明政權很難形成統一的抗清戰線，所以給了清廷各個擊破的機會。中興明朝的夙願也最終化作泡影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