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植
“不自雕勵、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之子，累封為陳王，諡為“思”，世稱陳思王。
曹植出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正當漢末天下大亂之際，曾隨其父曹操轉徙于軍旅之中。所謂“生乎亂、長乎軍”，正概括了他幼時生活的特點。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他不僅親歷了頻繁的戰亂，而且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這樣的生活基礎對他此後的思想和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到了建安年間，曹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當時的魏王府中網羅了許多文學之士，這對曹植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璉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操“設天網”羅致文學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與此同時，也給文學的發達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曹植的才華便得到了哺育和發展。
曹植當年曾是才華山眾的貴公子，經歷過富貴豪華的生活：鬥雞走馬，宴飲多暇。其《鬥雞篇》有云：“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鬥雞觀閒房。”《名都篇》有云：“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我歸宴平樂，美酒鬥十千。”李白《將進酒》所謂“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個側面。
但曹植為人畢竟又與一般的豪華公子有所不同。儘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圍之中，鬥雞走馬，但他並未完全沉溺在這樣的生活之中。他寫於此期的幾篇作品都頗有慷慨之氣，而不是耽於佚樂的奢靡之音。例如《贈丁儀》詩中有云：“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無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誨民，寄身於草墅。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這樣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貴公子的生活、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的。他在《前錄·自序》中曾說：“餘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賦固如此，詩亦如之。當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時期的一代文風，不獨曹植如此。《文心雕龍·明詩》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就是說，“任氣”、“使才”，乃建安時期各家都有的特點，亦即時代的特徵。
但曹植的才華是比較突出的，他的文學造詣也是突出的。他在這時曾經頗為曹操鍾愛。《三國志·魏書》曹植本傳雲：“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本傳又云：植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為太子的打算，對他曾經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為臨葘侯。曹操出征孫權，命他留守於鄴，曾經告誡他說：“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歟！”曹操這一番話是很不尋常的，其中似有讓他益加自勉，以便將來繼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愛惜文才的，但作為統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雖然愛惜曹植的才華，但到後來卻發現了他的缺點，即曹植本傳說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等等。如果作為一個詩人，這不能算是什麼缺點；但若作為王位的繼承人，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這樣的缺點，縱使沒有曹丕“以術相傾”，曹操也未必再考慮立他為太子了，何況史稱曹丕能夠“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致使“左右宮人併為之說”呢？曹操最後確立曹丕，而曹植終於失寵，這是勢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曹植一生，頗有政治抱負，但缺乏政治頭腦。因此，當曹丕已經立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寵之時，尚不覺悟，仍然“不自雕勵”。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車行弛道中，開司馬門出”。這是違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臨葘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這就不僅認為曹植不能繼承王位，而且徹底改變了原來對他的看法。
曹操是個真正無情的政治家，為了政治的需要，不顧父子之情。他這時雖然沒有貶斥曹植，卻殺了曹植的一個親信人物楊修。曹植本傳雲：“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殺掉楊修，等於除去曹植的一個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動不小。
曹植這時可以說已經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傳又載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曹操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徵虜將軍，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謂曹操傳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曹操“悔而罷之”云云。
這件事情如果屬實，大概恰可作為曹植“飲酒不節”的註腳。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來，曹植之醉，又非由於自己“飲酒不節”，而是中了曹丕之計。
《魏氏春秋》所載，當然也不是完全可據的。但由此卻可推知，所謂曹植“飲酒不節”者，亦未必全屬事實。曹植有《酒賦》一文，假借矯俗先生之言曰：“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據此申論雲：“《酒賦》結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豈沉湎於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於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這就更可說明曹植政治上實在缺乏警惕，頭腦太不清醒。這樣的人，在政治鬥爭中，是註定要失敗的。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的遭遇
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繼承王位之後。
曹植本傳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這是繼曹操殺害楊修之後，曹丕進一步剪除曹植的親信黨羽。這對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擊。面臨這樣的打擊，曹植實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寫了一篇《野田黃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繼承王位不久，於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獻帝禪讓，自己取而代之，是為文帝。他這時身為帝王，對於曹植便實行了進一步的迫害。曹植本傳載：“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書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這一年便改封曹植為鄄城侯。
曹植這時有《謝初封安鄉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憫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從這樣的言辭看來，曹植此時的處境和心境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風希指，枉加之罪，他對此竟無所申辯，而誠惶誠恐，感恩稱謝。由此可知，曹植這個“任性而行”的人，到這時已經頗知戒懼了。
黃初三年（222），植又封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曹植這時又有《封鄄城王謝表》，繼續表示認罪，說自己“狂悖發露，始幹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奉詔之日，悲喜參至。”曹植本來無罪，而竟如此認罪，則當時刑憲之嚴酷，曹植處境之險惡，也就可想而知。
黃初四年，曹植曾與諸侯王被召同朝京師，會節氣。這時他又上有《責躬》詩，繼續檢討罪過。其上表有云：“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謂“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稱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於是“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拜表獻詩。辭之悽惋，無以復加了。史稱“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於如此恭遜，終於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這期間，曹植雖得苟全性命，內心卻是十分痛苦的。特別是當諸侯王朝京師而後歸藩之際，曹章暴卒，死於非命；而曹植與曹彪同路東歸，又遭到有司干預，這使他氣憤填膺，形於文字。《贈白馬王彪》一詩便抒發了難以掩抑的情感。此詩有序雲：“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餘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此詩對於任城王之死別、白馬王之生離，表示了極大的怨忿。詩中有云：“鴟梟鳴衡杌，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這裡對於有司進行了憤怒的指斥，但對於那最高統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讒巧令親疏”，說得相當含蓄。
在這期間，曹植還寫了一篇《洛神賦》。這是寫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賦有序雲：“黃初三年，餘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丁晏據此申論雲：“序明雲擬宋玉神女為賦，寄心君王，託之宓妃，《洛神》猶屈宋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甄，豈不謬哉！”現在看來，曹植在黃初年間自洛還國，心緒極惡，確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賦《洛神》，亦實有《離騷》託之宓妃佚女之意。世感測甄為賦，恐非其實。丁晏申論，似有道理。不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幾個賦篇無不如此。例如《九愁賦》雲：“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參差而不齊，豈譭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九詠》雲：“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蟬賦》雲：“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鸚鵡賦》雲：“豈餘身之足惜，憐眾雛之未飛。”《離繳雁賦》雲：“憐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內傷。”如此等等，都是騷人之遺。只是《洛神》一賦，寫得幽而不露，難於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錄·自序》所說的“摛藻也如春葩”。於是說詩者遂不免以辭害意，坐實以感甄一事。其實，只要細吟篇末所云“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諸語，仍是不難索解的。
“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幻想
黃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繼位，是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
曹睿雖然仍舊推行曹丕對待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緩和。其對待曹植，也有一些寬大的姿態。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問題，即《明帝紀》裴注引《魏略》說曹睿親征之時，京師訛言，有云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對此，竟不加究問。若在曹丕，對於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則曹植當為禍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曹植的處境相當危險。雖然曹睿暫不究問，卻也難免把他看作危險之源。為曹植計，他在這時應該更加收斂，盡力韜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實在缺乏政治頭腦，就在這樣的時刻，他卻上了一篇《求自試表》。表中大講“古之受爵祿者”，“皆以功勳濟國，輔世惠民”，而自己卻“無德可述，無功可紀”。因此，希望得到一個軍職，以便效忠疆場，為國立功。他說：
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固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這樣的言辭是相當激切、這樣的感情也是相當誠摯的。曹植在這裡表白的建功立業之心，本來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許因為他是發於至誠，毫無虛飾，所以此表上後，曹睿對他依舊優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東阿。
在這期間，曹植的處境比前時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轉。雖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說話卻比較隨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親親表》中，曹植繼續請求任用，為國建功。話說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說：
臣伏自惟省，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這話是說得不錯的，像他這樣的人材，如果身為異姓，確實可被重用；但正是因為不是“異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並不真懂。嚴防同姓篡權，這是曹魏政權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經驗教訓而定的決策。在歷代的統治者中，這樣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見其然而未識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陳審舉表》也是曹植此時寫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
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與之合，竊窺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這一段話說得更加隨便了。作為諸侯王，最好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說自己熟知兵法，“行師用兵之要”，能與孫吳?合。不但不自韜晦，反而露才揚己。這正是他以前曾說的“道家之明忌”，他這時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這時如此放言無忌，居然未遭殺身之禍，這不能不說曹睿為人確比曹丕溫厚，對於諸侯王的政策也確實比較溫和。
在這篇《陳審舉表》中還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兇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站在“公族”的立場，曹植這話是說得中肯的。從當時曹魏政權面臨的局勢看，這話也是說得適時的。曹植在宮廷的政治鬥爭中雖然缺乏政治頭腦；而對於“豪右執政”，對於異姓“當權”，卻很有政治眼光。沒過幾年，曹魏政權即為異姓所代，他的這一番話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當時對於這一番話似乎並未重視，只是“優文答報”而已。
與此同時，曹植還曾要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而“終不能得”。於是“悵然絕望”，懷憂而死。
“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命運
曹植一生所志，本來是要“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但現在看來，他的勳績，卻仍在翰墨、辭賦之中。當漢魏之際，他是個才華特出的作者，詩賦雜文都達到了當代的最高成就，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一個貴公子，達到這樣高的文學造詣，是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天賦的才華，也不僅因為“生乎亂、長乎軍”的生活經歷，更重要的是因為處在名為王侯、實為囚虜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寫出了騷體的篇章。丁晏譽為“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雖然不免溢美，但從騷人創作的傳統看來，曹植和屈原的處境確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詩賦雜文也確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點。司馬遷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曹植也是遭到譴黜，才寫出了“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後，景初中有詔稱他“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乃令“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宋人輯有《曹子建集》，今有傳本。
曹 植
“不自雕勵、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之子，累封為陳王，諡為“思”，世稱陳思王。
曹植出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正當漢末天下大亂之際，曾隨其父曹操轉徙于軍旅之中。所謂“生乎亂、長乎軍”，正概括了他幼時生活的特點。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他不僅親歷了頻繁的戰亂，而且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這樣的生活基礎對他此後的思想和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到了建安年間，曹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當時的魏王府中網羅了許多文學之士，這對曹植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璉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操“設天網”羅致文學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與此同時，也給文學的發達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曹植的才華便得到了哺育和發展。
曹植當年曾是才華山眾的貴公子，經歷過富貴豪華的生活：鬥雞走馬，宴飲多暇。其《鬥雞篇》有云：“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鬥雞觀閒房。”《名都篇》有云：“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我歸宴平樂，美酒鬥十千。”李白《將進酒》所謂“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個側面。
但曹植為人畢竟又與一般的豪華公子有所不同。儘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圍之中，鬥雞走馬，但他並未完全沉溺在這樣的生活之中。他寫於此期的幾篇作品都頗有慷慨之氣，而不是耽於佚樂的奢靡之音。例如《贈丁儀》詩中有云：“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無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誨民，寄身於草墅。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這樣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貴公子的生活、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的。他在《前錄·自序》中曾說：“餘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賦固如此，詩亦如之。當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時期的一代文風，不獨曹植如此。《文心雕龍·明詩》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就是說，“任氣”、“使才”，乃建安時期各家都有的特點，亦即時代的特徵。
但曹植的才華是比較突出的，他的文學造詣也是突出的。他在這時曾經頗為曹操鍾愛。《三國志·魏書》曹植本傳雲：“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本傳又云：植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為太子的打算，對他曾經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為臨葘侯。曹操出征孫權，命他留守於鄴，曾經告誡他說：“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歟！”曹操這一番話是很不尋常的，其中似有讓他益加自勉，以便將來繼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愛惜文才的，但作為統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雖然愛惜曹植的才華，但到後來卻發現了他的缺點，即曹植本傳說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等等。如果作為一個詩人，這不能算是什麼缺點；但若作為王位的繼承人，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這樣的缺點，縱使沒有曹丕“以術相傾”，曹操也未必再考慮立他為太子了，何況史稱曹丕能夠“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致使“左右宮人併為之說”呢？曹操最後確立曹丕，而曹植終於失寵，這是勢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曹植一生，頗有政治抱負，但缺乏政治頭腦。因此，當曹丕已經立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寵之時，尚不覺悟，仍然“不自雕勵”。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車行弛道中，開司馬門出”。這是違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臨葘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這就不僅認為曹植不能繼承王位，而且徹底改變了原來對他的看法。
曹操是個真正無情的政治家，為了政治的需要，不顧父子之情。他這時雖然沒有貶斥曹植，卻殺了曹植的一個親信人物楊修。曹植本傳雲：“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殺掉楊修，等於除去曹植的一個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動不小。
曹植這時可以說已經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傳又載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曹操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徵虜將軍，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謂曹操傳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曹操“悔而罷之”云云。
這件事情如果屬實，大概恰可作為曹植“飲酒不節”的註腳。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來，曹植之醉，又非由於自己“飲酒不節”，而是中了曹丕之計。
《魏氏春秋》所載，當然也不是完全可據的。但由此卻可推知，所謂曹植“飲酒不節”者，亦未必全屬事實。曹植有《酒賦》一文，假借矯俗先生之言曰：“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據此申論雲：“《酒賦》結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豈沉湎於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於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這就更可說明曹植政治上實在缺乏警惕，頭腦太不清醒。這樣的人，在政治鬥爭中，是註定要失敗的。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的遭遇
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繼承王位之後。
曹植本傳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這是繼曹操殺害楊修之後，曹丕進一步剪除曹植的親信黨羽。這對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擊。面臨這樣的打擊，曹植實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寫了一篇《野田黃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繼承王位不久，於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獻帝禪讓，自己取而代之，是為文帝。他這時身為帝王，對於曹植便實行了進一步的迫害。曹植本傳載：“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書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這一年便改封曹植為鄄城侯。
曹植這時有《謝初封安鄉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憫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從這樣的言辭看來，曹植此時的處境和心境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風希指，枉加之罪，他對此竟無所申辯，而誠惶誠恐，感恩稱謝。由此可知，曹植這個“任性而行”的人，到這時已經頗知戒懼了。
黃初三年（222），植又封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曹植這時又有《封鄄城王謝表》，繼續表示認罪，說自己“狂悖發露，始幹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奉詔之日，悲喜參至。”曹植本來無罪，而竟如此認罪，則當時刑憲之嚴酷，曹植處境之險惡，也就可想而知。
黃初四年，曹植曾與諸侯王被召同朝京師，會節氣。這時他又上有《責躬》詩，繼續檢討罪過。其上表有云：“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謂“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稱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於是“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拜表獻詩。辭之悽惋，無以復加了。史稱“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於如此恭遜，終於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這期間，曹植雖得苟全性命，內心卻是十分痛苦的。特別是當諸侯王朝京師而後歸藩之際，曹章暴卒，死於非命；而曹植與曹彪同路東歸，又遭到有司干預，這使他氣憤填膺，形於文字。《贈白馬王彪》一詩便抒發了難以掩抑的情感。此詩有序雲：“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餘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此詩對於任城王之死別、白馬王之生離，表示了極大的怨忿。詩中有云：“鴟梟鳴衡杌，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這裡對於有司進行了憤怒的指斥，但對於那最高統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讒巧令親疏”，說得相當含蓄。
在這期間，曹植還寫了一篇《洛神賦》。這是寫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賦有序雲：“黃初三年，餘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丁晏據此申論雲：“序明雲擬宋玉神女為賦，寄心君王，託之宓妃，《洛神》猶屈宋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甄，豈不謬哉！”現在看來，曹植在黃初年間自洛還國，心緒極惡，確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賦《洛神》，亦實有《離騷》託之宓妃佚女之意。世感測甄為賦，恐非其實。丁晏申論，似有道理。不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幾個賦篇無不如此。例如《九愁賦》雲：“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參差而不齊，豈譭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九詠》雲：“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蟬賦》雲：“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鸚鵡賦》雲：“豈餘身之足惜，憐眾雛之未飛。”《離繳雁賦》雲：“憐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內傷。”如此等等，都是騷人之遺。只是《洛神》一賦，寫得幽而不露，難於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錄·自序》所說的“摛藻也如春葩”。於是說詩者遂不免以辭害意，坐實以感甄一事。其實，只要細吟篇末所云“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諸語，仍是不難索解的。
“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幻想
黃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繼位，是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
曹睿雖然仍舊推行曹丕對待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緩和。其對待曹植，也有一些寬大的姿態。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問題，即《明帝紀》裴注引《魏略》說曹睿親征之時，京師訛言，有云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對此，竟不加究問。若在曹丕，對於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則曹植當為禍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曹植的處境相當危險。雖然曹睿暫不究問，卻也難免把他看作危險之源。為曹植計，他在這時應該更加收斂，盡力韜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實在缺乏政治頭腦，就在這樣的時刻，他卻上了一篇《求自試表》。表中大講“古之受爵祿者”，“皆以功勳濟國，輔世惠民”，而自己卻“無德可述，無功可紀”。因此，希望得到一個軍職，以便效忠疆場，為國立功。他說：
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固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這樣的言辭是相當激切、這樣的感情也是相當誠摯的。曹植在這裡表白的建功立業之心，本來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許因為他是發於至誠，毫無虛飾，所以此表上後，曹睿對他依舊優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東阿。
在這期間，曹植的處境比前時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轉。雖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說話卻比較隨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親親表》中，曹植繼續請求任用，為國建功。話說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說：
臣伏自惟省，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這話是說得不錯的，像他這樣的人材，如果身為異姓，確實可被重用；但正是因為不是“異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並不真懂。嚴防同姓篡權，這是曹魏政權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經驗教訓而定的決策。在歷代的統治者中，這樣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見其然而未識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陳審舉表》也是曹植此時寫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
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與之合，竊窺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這一段話說得更加隨便了。作為諸侯王，最好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說自己熟知兵法，“行師用兵之要”，能與孫吳?合。不但不自韜晦，反而露才揚己。這正是他以前曾說的“道家之明忌”，他這時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這時如此放言無忌，居然未遭殺身之禍，這不能不說曹睿為人確比曹丕溫厚，對於諸侯王的政策也確實比較溫和。
在這篇《陳審舉表》中還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兇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站在“公族”的立場，曹植這話是說得中肯的。從當時曹魏政權面臨的局勢看，這話也是說得適時的。曹植在宮廷的政治鬥爭中雖然缺乏政治頭腦；而對於“豪右執政”，對於異姓“當權”，卻很有政治眼光。沒過幾年，曹魏政權即為異姓所代，他的這一番話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當時對於這一番話似乎並未重視，只是“優文答報”而已。
與此同時，曹植還曾要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而“終不能得”。於是“悵然絕望”，懷憂而死。
“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命運
曹植一生所志，本來是要“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但現在看來，他的勳績，卻仍在翰墨、辭賦之中。當漢魏之際，他是個才華特出的作者，詩賦雜文都達到了當代的最高成就，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一個貴公子，達到這樣高的文學造詣，是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天賦的才華，也不僅因為“生乎亂、長乎軍”的生活經歷，更重要的是因為處在名為王侯、實為囚虜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寫出了騷體的篇章。丁晏譽為“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雖然不免溢美，但從騷人創作的傳統看來，曹植和屈原的處境確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詩賦雜文也確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點。司馬遷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曹植也是遭到譴黜，才寫出了“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後，景初中有詔稱他“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乃令“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宋人輯有《曹子建集》，今有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