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清末的改良與革命

近代的中國一直存在著中國應當走改良還是革命道路的爭議,近年爭論也非常激烈。一種觀點認為“如果要對二十世紀中國進行反省”,頭一個應該進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因為“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產生很多後遺症“, 包括它給社會帶來的各種破壞”“, 老是革命,整個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盡了”,“二十世紀革命確實帶給華人民很深的災難”。因此應該走溫和改良的道路,“如果在這條通道上持續走下去,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基本關係的改變,政治體制的變革遲早要提上議事日程,中國的現代化或許能以健康的狀況向前發展。”[1]

本人對此種觀點是不贊同的,因為本人覺得百年中國史其實是一個現代化史，從現代化的角度分析、評價中國的近代史。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實現現代化才是目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手段,問題在於,洋務、維新、新政等所有溫和改良措施都不能最終使中國走上現代化之路,它們至多隻是通往近代化或現代化一個臺階,一個極其短暫的中繼站,而最終的出路只能是革命,革命不僅有破壞,革命更有新生。只有透過革命才能實現現代化。

一、清王朝進行改良的目的不是發展，不是現代化,因此使革命成為必然

改良是政府主導的變革,因此改良論者假設了這麼一個前提,“我們應該承認,晚清政府未嘗不想謀求中國的進步和發展,未嘗不想使中國早日走完向現代化的轉化”。“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或評價可能在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政府的主導下緩慢進行,中國或許不會重蹈王朝更替的惡性迴圈規律。”

其實清王朝所有的改良都堅持了一個不可變易的原則,即“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這個“中學”的核心就是維護君主專制的“三綱五常”, 作為新政肇始的光緒二十六年初十日(1901年1 月29日)的變法詔書中對此很明確地定了調,“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2]而正是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束縛了我們的民族和人民,才導致了人民的貧窮落後,因此任何真正走向現代化的變革都不可能不對傳統思想和制度有所變革。而清王朝反其道而行之,顯然不是為了現代化,而是為了維護其岌岌可危的專制統治。

清王朝的所有改革均非政府的主動行為,而是在外患、內憂交併之下被迫開始的。師夷長技是為了學習洋人“船堅炮利”之“技”,“用”以保住封建專制之“體”。而憲政改革的動機源於出洋“考察政治”歸國的五大臣密陳的立憲三大好處,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原因在於“今日時務之急,首在收拾民心⋯善於治民者莫如英。”也就是說之所以要學習英國的“朝廷政教”,是為了治民,而非民治。

既然清政府改良的目的不是現代化,當然也不會朝現代化方向努力,對任何現代化因素都要從維護封建統治的角度進行取捨,只取其形式以“治民”,而非取其實質實現“民治”。如1908年9月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正文“君上大權”有14條,附錄“臣民權利和義務”只有9條,它規定:“大清皇帝擁有所有封建帝王的權力,和專制帝王沒有多少不同。而臣民少少的幾條權利,均“合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於法律範圍以內”進行,也和專制制度下的臣民沒有多少區別。可見《欽定憲法大綱》違背了憲法的基本原理,仍是一個以根本形式的新瓶裝了君主絕對權力舊酒的封建法律,足見靠這些非驢非馬的“現代化因素”不能走向現代化。

二、沒有好的經濟和政治資本而改良的船堅炮利不是現代化,因此使革命成為必然

在辛亥革命前,滿清政府進行了持續幾十年的溫和的改良,許多改革措施似乎卓有成效,出現了廠礦企業、輪船火車、電報電話、新式軍隊以及學會、學堂、報刊、商會、社團、政黨、內閣和憲法大綱等近代中國社會中新的現代化因素,使許多懷抱“改革興國”之志的華人都認為中興有望,改良論者因此給予很高的評價,如“洋務運動是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運動”,經過洋務運動“幾十年相對安定和平的發展,到19世紀80年代或再遲一些時候,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它雖然尚不能說已再次成為亞洲第一強國,但在世界範圍內確實開始恢復作為一個大國應有的地位和作用”。

但這裡走入了對現代化認識的誤區,以為“世界大國的地位和作用”,物資豐富,國力提高就等於現代化,這是對生產力歸根到底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原理簡單化、絕對化、庸俗化的理解。實際上,所謂現代化至少應當包含產業的機械化、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公開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的文化心態和思維方式的現代化等等。

社會是一個複雜的完整的系統,生產力、生產關係、意識形態等等各個方面都共同對社會發展起著作用,特別是在中國前現代社會,政治秩序、社會秩序和文化秩序更是“高度交織在一起,甚至幾乎成為一體”,在這一壁壘中,文化取向、政治制度具有連續性,統治者的合法性基礎也具有連續性,形成不可能單方面突破的超穩定結構。所以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是“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因此生產力不僅包含了物質規定性的生產力(如手推磨) ,而且必然包含了社會生活其他方面內容的再生產能力(如制度、規範、文化、科技、教育等) ,因為離開了這些“其他方面”,生產就不可能存在,從現代化的角度說,不僅物質生產要現代化,還要有社會組織的現代化,人的觀念的現代化或者說人的現代化,人權保護的現代化等等。而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改良不可能達到現代化。

三、革命並不是少數人鼓吹和能決定的結果,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改良論者認為中國達不到民主的條件,甚至認為,憲政改革本身都太激進了,走進了誤區“, 晚清統治者針對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提出推行改革,循序漸進是當時對改革的一致認識,他們的基本思路有二,一必須變法,二必須緩變,然而隨著新政初期的改革,社會思潮逐漸開始了由漸進向激進的轉變,急功近利思潮開始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期望透過政治改革,儘快實現中國的獨立富強, ⋯⋯憲政改革被作為一種政治改革方案提出,然而由於民主政治的建立前提是經濟發展,教育普及。當時中國缺乏建立憲政的基礎,晚清憲政改革不可避免的遭到失敗”。[3]在他們看來,革命的發動和戲劇性的成功“完全是近代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革命志士鼓吹、爭取的結果”,並非歷史的必然,“結果播下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4]

事實是,憲政改革本是為了“內亂可弭”,阻止已經越來越近的革命,開始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當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佈“預備仿行憲各地紛紛成立了預備立憲會、政聞社等社團,它們的共同宗旨是擁護“預備立憲”,堅決反對革命。梁啟超還發表了《開明專制論》,為預備立憲提供理論根據,並在《政聞社宣言書》中宣告:“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5 ]這一切說明,中國士紳的要求並不高,當時的主流思想是改良而非革命。

問題是清政府的改革誠意,當所謂改革措施有利於皇室集權時,清政府就迅速實施,如官制改革,1906年當年即公佈中央官制,1907年即公佈地方官制,將各省督撫的軍權、財權收歸中央,即皇室。而奪軍權的動作更快,醇親王載灃一攝政就立即代理大元帥,親統近衛軍,他的兩個弟弟分任海軍大臣、軍諮大臣,還有一親貴任陸軍大臣,實現了由皇室把持兵權的意圖。而真正有關憲政改革的措施,卻“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 ,《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詳細列舉了九年內每年應辦事項,包括調查戶口,實行會計法,編纂簡易識字課本和國民必讀課本,推廣識字學塾等等,所列專案毫不涉及立憲問題。至1911年清政府以慶王為首的第一屆“責任內閣”成立,大權集中在皇親貴戚手中,責任內閣變成了皇族內閣,才徹底暴露了清政府的目標是集權於皇室,而不是仿行憲政。改良派還想作最後的努力,各省諮議局議長、副議長相繼赴京召開第二次聯合會,上書力爭:“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結果被清政府斷然拒絕,道理講不通,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只好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的訴說“希望絕矣。”改良至此失敗,這並非由於“國民知識不齊”,而是由於清政府的“冥頑不靈”。既然改良之路走不通,而中國仍在進步,那當然只能走革命之路了,這點就是當時的立憲黨人也明白,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的革命就要到來,於是一部分人開始向革命靠攏,革命至此水到渠成。

當然我們不是全盤否定改良,儘管對腐朽的封建制度進行修修補補的改良是沒有前途的,但改良既然引進了近代的機器工業,又怎能原封不動的保持封建主義的舊中國,它畢竟開創了一個“西學大興,人人爭言其書,司其法,欲用明變俗”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它產生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新興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就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鋪平了道路。也就是說,洋務運動和新政的改良也就成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承前啟後的歷史階段。張之洞派遣的留日學生在評論武昌起義成功的原因時說:“抑知武漢所以成為重鎮,實公(張之洞) 二十年締造之力也。其時工廠林立,江漢殷賑,一隅之地,足以聳動中外之視聽,有官錢局、鑄幣廠,控制全省之金融,則起事不虞軍用之缺乏,有槍炮廠可供戰事之源源供給,成立新軍,多富於知識思想,能瞭解革命之旨趣。而領導革命者,又多所培植之學生也,精神上、物質上皆較彼時他省為優,以是之故,能成大功。雖為公所不及料,而事機湊泊,種豆得瓜。”

六、結論

改良和革命的區別是改良是自上而下,由封建統治者發起和領導的,而革命是自下而上,由人民群眾自發進行的。在發起改良的封建統治者看來,改良僅是統治策略的變化,是從“霸道”轉到“王道”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改良和保守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為了維護皇帝治民的特權,都共同反對民治。保守的“霸道”固然不能實現現代化,在官方主控作用下進行的改良的“王道”儘管出現了許多新的現代化因素,或變遷,卻基本上侷限於艾森斯塔特所指出的“適應性變遷”的範圍,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為既有的政治體系所適應,而不能從根本上突破既有政治體系中的制度和邏輯前提。”，“可以帶來一系列具體的變化,但卻不能改變政治制度的基本規範和基本象徵。”很難想象,堅持了落後的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的改良能走到以民治、民享、民有的民主政治制度為核心的現代化。革命是由下往上,由人民群眾自發發動的,它的徹底性在於,突破了“適應性變遷”的重圍,重塑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社會機制。雖然革命以後,民國確實成為空招牌,但那不是人民沒有民主素質,而是革命尚未成功,依靠改良而著名的封建統治者如袁世凱仍頑固維護封建制度,而又無法阻擋歷史潮流的結果,這恰恰證明了改良是不行的,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

改良派主張的是君主立憲，主要有以下幾次改良：第一、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程序，在政治上形成了民族資產階級，傳播了西學，衝擊了守舊的封建思想。

第二、維新變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發起的愛國救亡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第三、預備立憲，由於清末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國廣泛傳播，反清起義不斷，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要求下清政府迫於壓力為實行君主立憲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這其實就是清政府欺騙華人的一場鬧劇，目的還是貴族集權。

至於革命，我認為只有推翻腐朽清政府專制帝制統治、建立了共和政體的辛亥革命。而這正是革命派的主張。

我們這一代人,幾乎很少人知道,晚清,大清政府這一段改革歷史,因為教科書從來不講也不說.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大敗,知識份子以康有為、梁啟超要求變法,光緒皇帝支援變法、支特維新派. (有人說無權的皇帝想利用維新派從慈禧老孃手裡奪權),這種猜測居士不敢妄加評論.但最高統治者說:"堅持祖宗王法不能變、堅持老佛爺領導不能變 ".維新派"六君子"人頭就落地了.皇上也軟禁了,大家都知道史稱"百日維新"又叫"戊戌變法".然而事隔七、八年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國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蕞爾日本小國戰勝了沙俄龐然大國.舉國上下一片譁然.朝廷重臣、社會賢達、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反思. "沙俄失敗的原因在哪裡?我們甲午失敗的原因又在哪裡?甲午戰爭我們船比小日本堅啊!炮比小日本利啊".最後朝野一致認為,這場戰爭非日俄之戰,乃"立憲"與"專制"二政體之戰,非小國能戰勝大國,實"立憲"能戰勝"專制".故日本因"立憲"而勝,沙俄因"專制"而敗.日俄戰後,體制內產生了一大批高官重臣,對倆千年專制與以否定,要求加快政治體制改革,1904年2月雲貴總督丁振鐸、雲南巡撫林紹林聯名電奏朝廷要求政治變法.1905年6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聯合袁世覬上奏朝廷要求變法.7月湖南巡撫瑞方入朝領受閩浙總督一職,面奏朝廷要求變法.是月,周馥又單奏朝廷要求三權分立和地方自治.兩廣總督岑春煊也奏請:"欲圖自強,必先變法,必先改革政體,為今之計.唯有舉行立憲、方可救國".駐各國大臣孫寶琦、楊樞、梁誡、王大燮紛紛致電,上奏朝廷贊同立憲.強調"保邦致治",全出立憲一途.1907年10月著名學者馬相伯在講演中說:"天下雖無絕對之良政治,而有絕對之惡政治"......質而言之、則曰專制.專制政治,束縛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國家曾不如無,故生為專制之國民者,必當以排專制為唯一之義務".在體制內高官、社會賢達和知識分子嚴復、梁啟超、楊度之流以及朝野上下達成共識一片呼籲下.以慈禧為首的中央政府與時俱進,順時代朝流而走,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憲政改革.清未政革,決不是假改革,它是中國兩千年"秦政"、走向"憲政"的開端,觸動清朝專制統治的根本,使中國單純專制制度不復存在.如不煩居士羅嗦,請看以下具體施政綱領:1905年朝廷派五大臣出西洋考察憲政.(主要是學習美國選舉制度,受革命黨阻撓暗殺,這裡不表).1905年11月25日設立了專門政治體制改革機構,是年8月還在奉天和直隸開始試辦地方自治.1906年9月1日釋出了《宣示預備立憲諭》.成立了資政院和諮議局.1907年9日20日光緒頒佈《設資政院諭》.明確強調實行上院、下院制.1907年10月19日,光緒帝又釋出《著各省速設諮議局諭》.1908年8月27日清廷又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現代憲法意義的法律檔案.同月清朝宣佈了憲政時間表,預備立憲9年為限.在其《逐年籌備事宜清單》中設立了立憲進度.1909年進行省諮議局選舉,對國家歲出歲入進行監督、審計.1910年諮政院開院.1917年召開國會,實行憲政,為實行正式民主政治打下基礎.我家鄉小鎮,叔伯長輩張翼舉、字飛伯,人稱張老飛被選為省議會會員.我縣彭昌福、字逸民,被選舉為第一屆眾議院議員.預備立憲時期,中國言論高度自由,可以抨擊政府、宣傳民主,民間報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象《老殘遊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就是那個年間、1904年至1907年問世的.當然晚清的政治改良的車輪,終究沒有跑過民間的民主革命,這有很多因素,居士就不再敘說了.

改良首先有1898年的戊戌變法，結果在力量強大的後黨和沒有政治實際經驗的帝黨的共同作用下，歸於失敗，除了設立京師大學堂一條保留之外，其他改革措施全部被廢除。其次有1901年的清末新政，措施基本上是戊戌變法的重複。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已經不能阻止清王朝的覆滅。革命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可以從1894年孫中山創立興中會開始算起，之後，1905年孫中山又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並在國內組織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清政府的起義。最後，終於發生了武昌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