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理念思路發生了新變化。

疫情防控成為當前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受“戰時”緊急性的影響，懲戒性的理念會有所突出，教育性理念會有所下降；從重從嚴的理念會有所突出，輕緩化的理念會有所下降；無差異、普適性保護的理念會有所突出，全面綜合保護、特殊優先保護的理念會有所下降。

二是受侵害權益型別發生了新變化。

從涉未犯罪看，從以侵犯人身權利罪為主，轉向妨害疫情防控的各類違法犯罪。從受侵害的權利型別看，既有人身權利，包括人身自由權、生命健康權和人格尊嚴權；又有財產權，物質幫助權；還有受教育權，特別是依法及時醫療救治的權利。

三是司法救助的重點發生了新變化。

疫情環境下，未成年人的心理變得更加敏感、脆弱，加害行為會使未成年人被害人的心理問題更加突出，心理救助、矯治的面會較大，及時性要求更強，專業心理諮詢的供需矛盾會更突出。

四是訴訟權利保障方式發生了新變化。

未成年人特殊檢察制度是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基礎，隨著嚴格管控措施的落實，特殊檢察制度的落實也受到一定影響。

五是保護治理的矛盾出現了新變化。

疫情期間家庭保護佔比增大，對網路依存度增加，網路暴力、賭博、色情對未成年人侵蝕的機率上升，針對未成年人涉疫案事件的網路炒作機率有所上升。

六是預防手段方式發生了新變化。

預防教育由“面對面”轉向了“網對網”，“法治副校長”的履職方式、預防教育的模式、組織形式、效果評價標準也應相應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