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19-20世紀之交的契訶夫，以藝術家特有的敏銳直覺，敏感地捕捉到了自己所處時代埋藏在人們心靈深處的困惑。

他在挖掘俄羅斯民眾心理上，與中國的魯迅先生彷彿是一對“孿生兄弟”，對於各自民族心理剖檢，犀利而仔細，蘊含著一種廣博深厚的嚴肅。

表現在他小說中的19世紀俄羅斯民眾心理主要有四類。

01 “幻覺外射”心理

小說《公務員之死》裡，契訶夫描寫了一位小官切爾維亞柯夫。

他看戲時無意間打了一個噴嚏，因懷疑噴到了一位將軍頭上，便再三再四地道歉，並連續登門請罪。

最後將軍忍受不了，斷喝一聲：“滾出去裡”，小官“嚇得呆若木雞”，“走到家裡，就……死了。”

小官為什麼會死？從社會學角度看是封建等級制的惡果，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是變態心理的結局。

因懷疑自己有失禮貌而道歉是正常的，但小官卻莫明其妙地對將軍的反應作了歪曲的理解。把人家正常的一瞥看成“他眼睛裡有一道兇光啊”，在心中產生了一個幻覺：

“他就會認為我有意唾他了。”

隨後，他又把這個幻覺投射出去，把將軍每一個反應都納入符合幻覺的軌道：

“他生氣了……他認為我失去對人的尊敬。”

幻覺一個個不斷擴充套件，行為便一個個愈發反常導致心理嚴重失調，最後一命嗚呼。

切爾維亞柯夫在此事中的行為態度有兩大特點：一是不自覺地追求幻覺，二是把心中的幻覺又外射出去歪曲現實。

這個態度顯示的是一種“幻覺外射”心理，此心理在契訶夫小說中不少人物身上都能看到。

例如《第六病室》裡的助醫霍爾包托夫，看見醫生拉京與一位所謂“瘋子”頗談得來，便設想“咱們的老頭兒似乎完全發了瘋”，他用這個“拉京已發瘋”的主觀幻覺去歪曲拉京正視現實的全部行為舉止。

最後採取措施，使拉京終於“瘋死”在第六病室。霍爾包托夫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使是幻覺外射這個變態心理的外現。

這種心理漠視了客觀真實，帶有強烈的自欺欺人傾向，19世紀俄羅斯民眾這種下意識的心理追求，常影響自己習慣性地按幻覺辦事，做出許多後人看來反常的行為。

02 過份防衛心理

這個心理的主要內容，是自卑而否認(敵視)客觀事實(客觀刺激)，藉以保持原有的心理平衡，它的表現形式有嫉妒、防衛、麻木冷漠、自私等4個方面。

先說妒忌，它主要表現在否認自己不足，對別人產生敵視。

在小說《丈夫》裡，描寫了一位丈夫沙里科夫，當他看到平日感到生活壓抑的妻子，在偶然參加的一次舞會上回復了青春，跳得“整個身子也表現著幸福”時，他憤怒了。

於是，當妻子正嬌滴滴地坐著與風度瀟灑的舞伴談笑時，他出現了。在眾目睽睽之下，逼著羞紅滿面的妻子“回家去！否則我就要鬧一場”，妻子馬上“幹了、瘦了、老了”，她的“那種幸福已經消逝”。沙里科夫這才洋洋得意了。

妻子的短暫幸福，使丈夫的猥瑣更為突出，丈夫的舊有心理平衡打破了，一種不合常態的自卑悄然而生。

這個自卑使丈夫不知不覺間敵視起妻子來。結果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原有心理平衡又維持了下來，這正是“過分防衛”心理的表現之——妒忌。

其次是防衛，它是對周圍不信任，總以為人家要謀算自己，自我修築起壁壘。

小說《出診》裡，少女麗莎的病是沒法醫治的。因為她的家庭為保衛財產而斷絕了她與外人的任何往來，這又顯示了以防衛表現出來的過分防衛心理。

再說冷漠麻木，由於彼此防衛，久而久之便形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不能互相感受到對方的觀樂和痛苦，顯得精神麻木，對周圍一切包括別人命運, 都持置若罔聞的態度。

在《苦惱》裡，馬車伕姚納唯一的兒子死了，他想找人訴一訴，可是所有的過路人，包括軍人、青年、馬車伕等等竟沒一人理他，對他的悲傷漠不關心。他像極了魯迅先生筆下的“祥林嫂”。

最後是自私，對人與環境都防衛，自然只剩下顧及自己，致使人與人之間不相通。

以自私形式表現出來的過分防衛心理，首推《磨坊外》。年邁的母親遠道來看磨坊主，求他接濟窮得像乞丐的親兄弟。

然而他卻“悶聲不響”，當母親遞一塊珍藏的甜蜜餅叫他吃時：“一種長久沉睡的感情在他胸中動了一動”，他為偉大母愛而感動得掏出了皮夾子。

但這準備接濟母親的錢，也“一個接著一個回到皮夾裡”，這種駭人聽聞的自私叫周圍的人驚叫、怔住。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一個人如果對周圍過分防衛，就等於斬斷了自己與社會的內在精神聯絡，最終將導致人性的喪失。

磨坊主的極端自私，就表現出了這種人性的喪失。

契訶夫其它一些小說，如《農民》、《兇犯》、《我的一生》、《在峽谷裡》等等，對此都有出色描寫，這說明過分防衛心理在俄羅斯各階層民眾中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理。

03 輕易從眾心理

這個行為包含有兩方面的心理內容：一是壓抑自我需要、萎縮自我意識；二是自覺服從某種行為方式。兩者緊密結合，後者又是作為前者的結果而表現出來的。

輕易從眾心理常表現出一種缺乏獨立思考、人云亦云、缺乏堅持和韌性的行為特點。

小說《愛情》中，“我”在戀愛時對未婚妻薩霞及其家人淺薄庸俗的作風格格不入，然而婚後不久，“我”就覺得薩霞她們的行為是可以原諒的了：

“有許多從前會使我討厭的事情，現在卻感動我，使我生出滿腔的溫情。”

於是，“我”很快接受了原來認為庸俗的那些東西。從“我”的敘述中可以看到，“我”對薩霞及其家人的行為原先是有心理衝突的：跟從還是反對？為擺脫這種衝突，“我”採取了輕易隨從薩霞及其家人的“從眾行為”。

從眾行為，實質上是一種暗示心理現象。所謂暗示，就是他人的行為和結果，能夠很迅速地引起某一個人不加分析的接受與模仿。

薩霞一家人的行為本身，就含有某種示範、引動性，“我”迅速接受，就使這種暗示現象輕易出現了。這種使暗示現象輕易出現的指導心理，就叫“輕易從眾”心理。

還有如，《掛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安娜，從貧民窟嫁到富翁家。她原先對周圍的一切都看不慣。

但她很快就放棄了自己從小培養的信念，學會了用“上流社會”的眼光去看待一切。於是，她很快就墮落了。

從社會學看，安娜是被那個汙濁的上流社會染黑了；從心理學看，安娜是被輕易從眾心理引向了懸崖。

在契訶夫《文學教師》、《廚娘出嫁》、《勝利者的勝利》等小說裡都有類似的描寫，輕易從眾的俄羅斯民族心理最大共同點是：

缺乏個人意志，盲目順從外界壓力。有這種心理的人彷彿像一團膠泥，任憑拿捏，隨風倒。

04 “盲目崇拜”心理

盲目崇拜心理在契訶夫小說裡有三種表現。

第一、表現在對人的盲目崇拜

《寶貝兒》中的奧爾佳，對丈夫極度崇拜。第一個丈夫是戲院經理，她就常常對她的朋友說，“世界上頂美妙、頂重要、頂不能缺少的東西就是戲院。”

第二個丈夫是木材廠經理，從此她打扮得完全像個木材商。第三個丈夫是獸醫，現在她見人便“淡起牛瘟”。

奧爾佳這種一切唯丈夫事業是從的行為，體現的就是盲目崇拜心理。由於她並不瞭解丈夫們的事業，所以她只能在穿著打扮、言談舉止等表面上，與丈夫保持一致。

第二是對社會職務、既定製度等“物”的崇拜

《套中人》中有個形式主義最嚴重的人—別里科夫。他無論睛雨，整日穿雨靴打雨傘。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一個套子裡：

“只有政府的佈告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寫著禁止什麼事情，他才覺得一清二楚”

最後他死於女朋友的嘲笑中，別里科夫對生活“套子”的尊崇是缺乏理智的。他不知道這些“套子”是人創造出來的，完全可以根據生活實際變化給予修正或廢棄。

他看不到生活內容的豐富多彩，於是只剩下注重乾枯的生活形式，這種對生活制度的盲從，把人的生活弄得異化了。

第三是對宗教的崇拜

《在流放中》的“聰明人”，對聖經教條狂熱崇拜。為這種理想，他“不要爹孃，不要老婆，不要自由……光著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

一種思想體系的存在，總有其合理性，但若忘記隨著思想的發展，體系的條令也須更改，而只是一味對那些條令遵照執行，就會得適其反，使人的思想異化起來。

“聰明人”對宗教的崇拜，扭曲了他的人性，實在是思想上的不聰明。

以上三種崇拜都是以非理智為基礎，從而不能對崇拜物進行實質性的理解和分析，這就必然導致對崇拜物進行表面和形式一致的追求。

當然，上述的四種俄羅斯民眾心理，都有其形成的文化歷史背景。彼時，俄羅斯正處於最黑暗最反動的時期。

在反動統治更加嚴厲的情況下，那些曾經代表過廣大農民小生產者利益的進步人士，或經不起考驗賣身投靠，或轉向消極等待而惶惑畏縮，或被當作“瘋子”而關進“第六病室”。

逆來順受的小市民，惶惶不知所措，沒有希望，渾渾噩噩，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維繫於反動統治，深陷苦難而不自知……整個社會瀰漫著沉悶、恐懼和絕望的情緒。

面對這樣的社會環境，俄羅斯民眾們形成上述心理，也就不奇怪了。

沒有深究，看幾篇皮毛，不敢妄議。《變色龍》似乎有點印象。森嚴的等級制度似乎到處都一樣。到了二十一世紀似乎還存在。

契訶夫寫了各階層人物，心態各自不同，所以叫作有"個性“。他寫了一些人的變態心理，像套中人丶變色龍等等。同魯迅一樣，他也想醫療民族心理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