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作分析，以資參考。

就透過道家理論來分析一下吧。

美國是以“三權分立”思想建立起來的權力制衡體系國家。

立法，行政，司法，這是一般分析的三權分立。

但是美國的三權分立體系卻有點類似於中國的“三公”體系，是兩套三權分立體系的組合。

中國的三公是：太師（宗教）、太傅（行政）、太保（軍事）。

中國的三公體系要運轉，還必須加入一個因素，那就是帝王（皇權）。

帝王（皇權）加入之後，中國的三公體系就以帝王為核心形成了兩個運轉系統：

1.行政運轉系統：帝王，太師，太傅。

2.軍事運轉系統：帝王，太師，太保。

美國的三權分立系統加入總統（統治權）後，也會變成以總統為中心的兩套三權分立體系：

1.行政運轉體系：總統，立法，行政。

2.司法運轉體系：總統，立法，司法。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相信美國就是所宣傳的那樣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是事實，但是兩套三權分立體系的組合。

所以美國雖然比較鬆散，但作為事實的道家思想組合，應該是比較牢固的，制度設計上不僅沒有致命漏洞，反而有加固包裝，是不容易衰落或分裂的。

如果要讓其衰落或分裂，有國家要對付他的話，也只能像《孫子兵法》講的那樣，“可勝在敵，不可勝在我”，通俗說法，就是隻有“欲使其滅亡，必先使瘋狂”，但是否瘋狂，卻是不可控制的，什麼叫超級大國，就是這個意思。

張維為教授講，中國自己不亂，外界永遠對中國無可奈何，也是相同的意思。

美利堅合眾國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統一和團結，其實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而是由11個相對獨立板塊組成的國家。 他們因各自鮮明的特點而建立，為了相互衝突的目標而奮鬥，但他們一直是鬥而不破的局面。

美利堅合眾國至少100年來一直處於這樣的狀態。而北美這11個不同的文化區域，這些區域不斷地為政治和社會優勢而鬥爭。

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不僅僅是文化和政治上的，還有語言上的、宗教上的，甚至表現在慶祝什麼節日: 一些地區慶祝馬丁·路德·金節，另一些地區慶祝 Robert e Lee 的生日。

美國的分裂主義正處於越來越旺盛的境況， 大多數美華人集中居住在哪呢？在上次選舉中獲勝的候選人佔據了10% 以上的地區。為什麼是這樣，當然是因為族群利益的原因，美華人口有很大的流動性，人們往往透過流動來遷移到志同道合的地區，而不是呆在原地融合其他地區的文化。 但是這也導致了美國目前處境越來越差，因為各地區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越來越差，意識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既然內部顯現如此的分裂，為什麼國家還能保持一致性並良好運呢？其實還是因為憲法和軍隊。

剛開始的時候，在美國憲法中其實沒有關於“各州是否可以獨自任意脫離聯邦”的法律。但是在經過南北內戰後，1869年時經由聯邦法院對於德克薩斯州v.懷特(Texas v. White)的判決決定案例，如果有任何一州決定要脫離美聯邦，那麼其決定必須經過其他州的許可，才可合法離開聯邦，，要說服其他幾十個州允許自己獨立，這個條件其實是非常難以達到的，除非使用武力進行殘酷的戰鬥，但這就需要有軍隊才行。

但美國各州並不被允許保有自己的獨立軍隊，靠人民起義來獨立嗎？除非被逼上絕路，否則這樣的事是不會發生的。

未分裂說到底還是得益於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得以保障，舍此，民不聊生，生活難以為繼，再強的軍隊，再嚴的律法，再好的統治綱領都阻止不了人民反叛的怒潮，所以不管什麼人，什麼國家，人民生活安定，經濟發達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然後才是法治，既使是動亂國家人民嚮往奮鬥的目標也是在此，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穩定就是這樣。

美國曆史上的“南北戰爭”應該不會忘記吧？對陣雙方一邊時“邦聯”(南方)，另外一邊是“聯邦”，那可都是真刀真槍的戰爭，而且雙方都有傷亡，不就是因為南方要鬧獨立分裂嗎？

南北戰爭以後，美國聯邦政府總結了經驗教訓，為了避免再一次發生內戰，除了國防軍事以及外交由聯邦大權獨攬以外，給了各個州極大的獨立或者自治權。

因此，美國現在的五十個州各自的法律法規都是五花八門，同樣一件事，在這個州可能要入刑，不過進入另外一個州就可以逍遙法外了。比如控槍和墮胎。

各個州高度自治，特別是財政稅收方面的自治可以極大的調動或者刺激當地的經濟發展，但是這種各自為戰的方法有可能後患無窮。美國社會根本就不可能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壯舉，比如每一次美國遭受颶風的襲擊以後。

美國最富裕，人口最多的一個州——加利福尼亞州一直就有一股蠢蠢欲動的獨立潮流，雖然不是主流，但是假以時日，休眠火山終究會爆發。，

美國有著4000萬貧困人口(美國政府官方統計資料)，主要集中在美國中部的“鐵鏽地帶”，美國沿岸大城市和內陸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也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最重要的，美華人口結構(組成成分)的變化，有色人種與歐洲裔白人的比例逐漸從持平到此強彼弱，有朝一日美國聯邦政府免不了會形同虛設。

有美國媒體就分析道，自川普總統上臺後，美國社會的分裂公開化，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美國因移民而強大，同樣也可以因移民而分裂。

美國的聯邦體系已經很鬆散了，鬆散到完全沒有獨立的必要，利益關係是最結實的紐帶，只要美國聯邦政府能夠保障各個州的利益，美國就不會發生分裂。

美國的州長和總統並不是上下級關係，州長是各個州的選民選出來的，所以州長不需要對總統負責，如果特朗普想要召集州長開會，但是如果州長覺得會議內容與自己的州無關，完全可以不來，總統也無可奈何。

美國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法律：比如美國有23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允許出售醫用大麻，從2012年開始，華盛頓州和科羅拉多州種植、生產和銷售大麻給成年人是合法的。2016年，馬薩諸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透過法律，大麻開始合法。

美國每個州都有自己的軍隊：美國每個州都有數量不等的國民警衛隊，總數為陸軍44萬人，空軍11.8萬人，飛機1700架，美國的國民警衛隊可以吊打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軍隊。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

憲法第二修正案說白了就是讓各個州保持一定規模的武裝力量，以免聯邦政府一家獨大，侵犯各個州的利益。而且國民警衛隊由各個州管理，除非特殊情況，否則聯邦政府無權指揮。

州政府什麼都能幹，還要聯邦政府幹嘛？

美國領土面積963萬平方公里，50個州，各個州之間需要聯邦政府協調，比如外交、文化、郵政和稅務，此外美國還有分部在世界的374個軍事基地，他們能夠維護美國的利益，僅憑任何一個州都無法做到。

美國如果分裂了，它在國際上將會無足輕重，安全也難以保障，所以美國儘管一些州鬧的很兇，但是很難獨立。

豈不聞“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寡頭政治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美聯儲作為私營企業富可敵國尾大不掉，聯邦政府債臺高築無法自撥！美帝的結局只有一個：革命！進而解體。不用打它，它自己就得倒下。

美國雖然是個聯邦國家，但是美國基本上是不可能分裂的。美國立國基礎一個是民主，一個是法制，民主既保證了各州的相互協調，組建中央政府也保證了各州的獨立性。所以即便美國的社會出問題，最終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會防止這種現象的存在。畢竟在美國國內所有的州包括中央政府在內及各自的利益都是可以協調的，都是可以透過民主的方式去解決的。並不會爆發危機整個國家的獨立戰爭。

同時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期就已經確立了，相應的法律使得美國不可能在地方獨立與否的問題上耗費更多的精力。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一切法律的遵守和制定都是中央包括地方在內個州相互協調的結果。雖然各州想要獨立，但是各州都沒有資格和能力藐視已有法律。更何況這個法律在當時還是經過所有州的認可，並透過的。

而且美國的各州為什麼要獨立呢？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美國的存在，可以給各州帶來切實的好處。一旦美國解體美國的各州就會喪失大部分的國際資源。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社會，並不割裂。社會的統一也必然使得政治處於統一的環境下。畢竟社會的統一才是真統一。而且美國是一個統一的民族。雖然在現實生活當中受制於一些經濟利益的分歧，使得各州一直有分裂的團體存在。但是民族社會和文化上統一必然使得美國是一個切實的統一體，不會因為內部的一些分裂人士而陷入分裂的境地。

歷史上很多的帝國都是由於它的社會民族和文化的隔離，而導致最終的解體而美國這三者全都是統一的，所以美國不會解體。

美國是一個聯邦國家，卻並不鬆散，恰恰相反，透過嚴謹的制度和規則規定聯邦政府和各個州的權力分配，政策協調與執行，聯邦政府和各州運轉和諧，各司其職，美國也在整體上變得非常強大，

美國是先有州，後有國家，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宣佈獨立，組建美利堅合眾國，這種合作天然上就賦予了美國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權，因為美國不是透過戰爭征服統一的，而是自願合作組建國家，世界上其它國家基本上是透過戰爭征服擴大領土，這更有利於形成中央集權，

北美大陸是一個整體，在這個環境中，如果各個地方各自發展並不利於統一市場的形成，以及抵抗外敵入侵等等，因此，各個地方合作組建一個國家是個理性的選擇，透過讓渡部分權力給聯邦政府，同時各州還保持很大的獨立性，這樣更有利於美華人民的整體利益，

美國聯邦政府和州之間的權力劃分透過法律明確規定，聯邦政府有外交，國防，稅收等權力，各個州擁有很大的自治權，甚至可以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用於制約聯邦政府做大，總統和州長不存在上下級關係，

這樣聯邦政府和各個州各司其職，聯邦政府負責國家整體發展，各個州根據各地實際情況，自行制定因地制宜的發展政策，聯邦制在大國發展中優勢明顯，既保證了國家統一，又不妨礙活力的發揮，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創新的引領者，聯邦制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既然聯邦制讓美華人民過上既富裕又安全的生活，何來分裂之憂？中央集權可謂是控制很嚴，但是中央集權鬧分裂的國家多了去了，一個國家人民團結和凝聚力強最重要的是人民權利和自由的提高，

有實力才有魅力，才有向心力，窮兒子會吵吵著跟富爸爸分家嗎？除非是兒子嫌棄爸爸和兄弟們窮，拖了後腿；或者嫌爸爸管的太多，理念不同，過不下去了。這兩種情形在美國還真的都發生過。

後一種不服從管教，理念不同要分家的情形，發生的年代比較久遠，是1860年代的美國南北戰爭，最終以北方的完勝而告終。自此，美國國會通過了《反聯邦脫離法》，分裂的風險被聯邦政府從法律層面給遏制住了。美國內戰雖然就打了三年多，但為此後150多年的美利堅文學、影視和遊戲產業提供了源源不盡的素材。前面說的第一種“嫌棄美國窮，要獨立的”，倒是在當今的新聞中，時常被提及。這位大神就是美國西南海岸的利福尼亞州，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獨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加州移民比例很大，是保守化的移民收緊政策的受害方，所以，加州歷來是民主黨的票倉，看特朗普不順眼，正常。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加州，很有錢。

南有好萊塢，北有矽谷，西邊白沙碧浪，東邊巍峨高山，中間是萬畝良田，要啥有啥。

毫不誇張的說，加州的經濟、科技實力和資源可以傲視全美，有牛的資本。如果加州真實現了獨立，那麼擁有矽谷和好萊塢的美國加州，將直接成為世界上第六大經濟體。

科技方面，加州是矽谷所在地，蘋果、谷歌、英特爾等你所知道的科技公司都在這裡。而且，這些高科技企業建立在了加州豐厚的教育資源基礎之上，加州的彙集了眾多世界頂尖的高等學府，比如斯坦福、加州理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等。

除了二三產業，第一產業也相當了不得，加州出產了全美96%的花椰菜，97%的獼猴桃，99%的核桃，95%的大蒜，95%的芹菜，86%的胡蘿蔔，71%的菠菜……

再看資源，加州擁有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在內的豐富自然資源。如果加州真獨立了自己過，意味著這些收益都歸加州人民自己支配，再也不用拿出自己的資源來幫襯其他州的“窮兄弟”，那將是非常爽的。

所以，除了理念不同，加州真的是嫌棄美國太窮，所以吵吵著要獨立的。

客觀上看，如果把加州獨立的由頭，全都扣在特朗普頭上，貌似也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為，加州獨立活動，跟其加入美國的歷史一樣長。自1850年加州併入美利堅起，已經至少提出過200個脫美議案，當然，無一例外的全遭到了徹底否決。

就拿加州舉例子，說明——美國的各州要獨立的話，操作難道極大，在各種法律條款中相互扯皮，按條款認真“走程式”，真的會把人搞得身心俱焚。首先，獨立議案要獲得了選民過半的支援率，才能正式提交，再獲得美國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透過，之後，還得克服法庭的挑戰，提交各州的立法機關，需要至少38個州採納才能透過，最終再由美國國會審議透過。

這個流程走下去，估計需要花費納稅人數十億美元，消耗掉一兩代人的功夫。想想都覺得累得慌。

而且，就算有的州在美國不同意的情況下，懶得走所謂的“法律程式”，“剛烈”的強行獨立了出去，大家想想，誰敢公開承認他？最起碼，在聯合國也不會有一席之地，五常裡面至少有三票壓它的（實際上一票就夠了）。所以，美國的各州的自治許可權的確很大，能擁有自己的軍隊（國民警衛隊），州憲法可以決定持槍的合法性、死刑的存在與否、結婚的年齡、墮胎是否合法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州自治的前提是要承認和遵守聯邦憲法，在聯邦憲法下獲得高度的獨立自主權。

當然，美國雖然是個高度自治的聯邦國家，但並不鬆散，這跟其不斷完善，日益成熟的各項法律制度有關。但論其源頭，還是開始講的那樣——有實力才有魅力，才能凝聚人心、團結人民。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美元又是世界獨一無二的硬通貨，除了像加州這種“土豪”州以外，各州幾乎沒有啥分裂的慾望。

甚至，還有外來戶“哭著喊著”要投懷送抱，爭當美國第51個州呢。這就是美國的海外屬地，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波多黎各。

為了加入美國，波多黎各也是拼了，還認真搞了個全民公投。結果是，波多黎各人民以壓倒多數票同意當美國第51個州，然而...美國就是不同意。因為，波多黎各欠了一屁股債，多達720億，還在利滾利，波多黎各加入美國，就是想認個有錢爸爸趕緊幫著還債。正所謂，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等到哪一天美國綜合國力不行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再一激化，即使有成熟的制度保障，但依然可能會出現分裂風險。其實，團結與分裂，最終拼的，還是實力。

首先，這個問題的前提條件就是錯的，美國不是一個鬆散的聯邦國家。在美國內戰的時候，美國南方曾經援引建國時候起草的獨立宣言和早期憲法的部分條款，加以引申，認為南方各州有宣佈獨立的權利。這種觀點被聯邦政府和北方各州所否定。此後美國進行了法律層面上的調整，不再允許各州有自行退出聯邦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上看，美國對於各州在這個方面的約束是非常嚴格的，絕對不是鬆散的聯邦國家。

其次，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從歷史發展趨勢來看是逐步擴張的。最早的時候，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很小，國務院早期的時候不是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構，更主要的責任是協調美國各州之間的關係。但是隨著聯邦政府權力的擴張，越來越多專業的權力從國務院當中分離出去，時至今日美國國務院就變成了以外交事務為主的一個機構，但依然還保留著少量內政管理權力，比如國務卿是美國國璽的管理者。美國雖然保留了聯邦制度，但不意味著美國沒有強化中央集權。

最後，美國對於分離主義勢力採取的是嚴格管制的措施。美國國內少部分地區有較為濃烈的分裂主義傾向。比如在德克薩斯就有主張恢復歷史上孤星共和國的群體，在阿拉斯加也有少部分人主張脫離美國。從言論上美國政府不嚴格禁止。但是美國政府機構對於相關團體的骨幹都會有嚴格的監控。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政府完全有能力管制這些分離主義勢力。從整體上看美國國內的政治教育還是比較成功的，愛國主義情緒也很強烈。分離主義的市場不大。這是使得美國政府在言論上，可以採取較為寬鬆政策的主要原因。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fractured-power

分裂的大國：美國如何克服部落主義

法意導言

西沃恩南方大學校長，前美國駐非盟大使魯本·布里吉蒂(Reuben E. Brigety II)於2021年2月1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寫《分裂的大國：如何克服部落主義》(The Fractured Power: How to Overcome Tribalism)一文，就美國當下的部落政治發表了自己的意見。2020年大選暴露了美國的深層社會分裂，政治部落主義也愈演愈烈。不過，布里吉蒂指出，美國對國外的衝突與社會分裂有著成熟的評估機制，如果能從國外汲取經驗教訓，美國就可以自己走出部落政治。有力的領導人、民間團體的積極參與以及合理的制度改革對此尤為重要。

https://new.sewanee.edu/sewanee-s-17th-vice-chancellor/

在評估國外爆發衝突的風險時，美國依靠多種工具來認識他國的社會和政治分裂，以及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會引發動亂和暴行。這些技術體現了政府和學界幾十年以來對導致民間動亂和國家失靈的根本原因的研究。其背後的理念是，透過更好地認識這些原因，政策制定者可以在衝突爆發前進行預防，就算預防失敗，也可以在衝突爆發後儘快使國家恢復常態。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衝突評估機制(Conflict Assessment Framework)就是這種工具，它以闡明國家在內亂不同階段的潛在動態為目的。分析家們利用衝突評估機制來了解特定國家的地方不滿和對立、該國政治制度的彈性，以及可能引發暴力的事件。幾十位人員花費多個月才能完成這一過程。外交官和開發專家們在華盛頓的安全設施裡仔細審閱機密電報，並在可能爆發衝突的國家進行公眾調查。他們採訪當地身當其境的利益相關者，並諮詢在世界各國首都的專家。它們竭盡全力、精細入微地瞭解分裂的社會，一方面為了預測潛在的衝突，一方面也為了提出干預措施來制止它們。近代以來的絕大多數時期，美華人都將這些機制運用在其他國家身上，而不關注本國的不穩定和衝突。然而，當這些機制被應用於2021年的美國時，美國政府自己的工具卻描繪出了美國政治的可怕圖景。引發爭議的2020年美國大選暴露了美國社會的深度分裂，精確展現了那種會在國外敲響警鐘的部落政治。當嚴格忠於種族、宗教、宗族或地區等基本身份成為一個國家政治生活的組織原則時，部落政治就出現了。比起一場理念的角逐，這次競選更像一次部落間的戰爭，選民們將對政治的關切拋在一旁，根據身份認同而奔向不同的黨派。與這些分裂相聯絡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像預期一樣正常執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的一份報告顯示，6成以上的美華人認為，人際信任和對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正使得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難以解決。衝突評估機制等工具也指出，結合長期以來的背景來理解暴力出現的可能性十分重要。而這一背景十分讓人擔憂。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稱，包括51起謀殺案在內，美國在2019年發生的基於種族和宗教的仇恨犯罪數量已經達到了二十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槍械銷量在2020年再創新高，非裔美華人擔心自己成為種族暴力的目標，購買了破紀錄數目的槍支。2020年5月發生的喬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和隨之而來的“清算之夏”使得美國的種族間緊張關係達到了一代人以來的最高水平。更加堅定的種族身份和意識形態認同依附於政治黨派。政治領導人加劇了宗派分裂。公共機構因未能給出政策解決方案而失去了越來越多公民的信任。國會大廈在兩百多年以來第一次遭到了暴徒的衝擊。全副武裝的社會中，敗選的政府首腦聲稱選舉是非法的，但仍然有近一半的選民繼續追隨他。如果美國外交官和援助專家們在其他地方發現了這種情況，他們會要求進行外交干預。但正如其他地方的經驗使得我們有理由為美國的部落主義感到擔憂，這些經驗也為克服部落主義提供了有益的指導。如果美國公民、民間團體和領導人能夠從外國得到正確的經驗教訓，他們就能彌合美國的部落分裂，並重振美國的民主。

美國的部落主義

人們常常輕率地對比原始村落與文明城市、西方和“其他地區”，以此來理解部落主義及其引起的衝突。然而，當代美國政治拒絕這種簡化了的二分法。衝突評估機制等工具說明，部落主義及其引發衝突的潛質是一種將一個人的身份認同與政治觀點聯絡在一起的普遍力量，與地點或政治制度無關。一個社會的部落性越強，部落中的成員就被管控得越嚴格，一個人也就更加難以同外人合作。這種力量並未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而消失，也並不僅僅侷限於民族之間。現代以色列的猶太人、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和美國南部的浸禮會教徒可以和古代西非的阿散蒂人、南美的印加人和波斯帝國的人們表現出一樣的部落式的忠誠。核心的標準是，擁有不同背景的公民能否運用理性進行論證，來超越基本身份，一起為了公共利益而努力。

圖為大衛·普朗克特(David Plunkert)作品圖片來源：原文配圖儘管在美國曆史上的其他時刻，也存在國家治理未能達到這一理想的情況（特別是內戰期間），但當下時代的失敗在這些時刻中也能位居前列，特別是按照美國政府評估國外爆發衝突的風險的標準來看。現在，部落就是美國的兩大政黨。兩黨被人口學統計上不同的子群體所擁護，這些子群體組成了他們最忠實和最可預見的支持者群體。在過去二十年中，這些群體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雙方都指責對方在激起自身核心支持者的歷史性不滿。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兩項研究，在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和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總統(President Donald Trump)的支持者之中，都大約有十分之八的人表示，他們在“美國核心價值”上不認可對方的觀點；還是在兩大陣營中，都大約有十分之九的人表示，他們擔憂對方的勝利會對美國造成“持久的傷害”。在人口學統計上，兩黨也漸行漸遠。儘管宗教和種族長期以來都是一個人所屬黨派的最為顯著的預測因子，但現在人們的政治觀點已經以相當危險的方式為它們所困。儘管特朗普在2020年試圖改善他在少數族裔中的表現，但絕大多數非裔、亞裔和拉丁裔美華人還是把票投給了民主黨。而絕大多數白人，特別是福音派新教徒，則投給了共和黨。事實上，在過去50年的每次總統大選中，大多數白人都為共和黨候選人投票。幾乎沒有其他特徵能夠動搖這兩個分界線：比較之下，教育、收入、地區和性別在預測給定選民的政黨偏好時都是蒼白無力的。政客的行為反映了其支持者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這不出所料。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項統計表明，自1992年至2013年，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在委員會投票上的意識形態分歧增長了50%以上。在這種環境之下，跨黨派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完全的兩極化使得全面的移民改革方案不可能透過，儘管這一問題顯然亟待解決。同樣，醫療保健這種影響每一個美華人的基本問題也仍然被捲入黨派政治，即使是特大規模的全球大流行病在美國肆虐的時候也是如此。這不是一直以來的政治。這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政治僵局和文化戰爭更糟糕——克林頓政府和有政治識見的溫和共和黨人總有一天能克服這些問題。相反，現在的事態意味著對既往實踐和公民理想的雙重背離。美國一度具有彈性的制度現在已經基本不能控制部落的影響力。在聯邦層面，嚴峻的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這不是因為缺乏可行的建議，而是因為政客們下定決心要以部落團結的名義擊敗對手：例如，特朗普因濫用職權和妨礙國會而受到彈劾，但投票幾乎都按照黨派劃線，而罔顧案件事實。美國之所以有著全球最多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至少部分是因為州和聯邦層面的黨派分歧，而不是因為缺乏如何擊敗病毒的資訊。用衝突評估機制的語言來說，這種“能力的長期缺乏”會造成嚴重的不滿，在條件滿足的情況下就可能引發衝突。國外也注意到了這些動態。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為部落主義削弱了美國的外交影響力和軟實力而感到遺憾。它的敵人和對手則將這種部落主義視作可以利用的機會。例如，在2016年和2020年大選期間，俄羅斯就利用了美國社會的種族和政治裂痕。俄羅斯駭客在社交媒體上大量釋出針對黑人和拉丁裔選民的虛假資訊，並面向白人釋出具有煽動性的種族主義言論。（正如一位聯邦調查局高階探員在2020年初的一次選舉安全會議上所說的那樣，“簡單來說，在這方面，俄羅斯想看到我們自己開始分裂。”）決心從內部破壞美國治理的外國敵人可以輕易複製這些技術。激起部落仇恨、加深黨派分裂的努力曾經成功過，他們可以再次成功。

美國，你醫治自己吧

既然對美國目前部落政治的診斷部分依賴於最初用於評估外國的工具，例如衝突評估機制，那麼其解決方案也能在類似的地方找到。透過從那些擺脫部落衝突的社會中汲取經驗，美國或許能夠走出分裂的時刻。一個重要的經驗是領導層具有重要性。大體上，除非相對立的領導人都承諾彌合部落分裂，受衝突影響的國家幾乎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相反，強力的、堅持原則的領導人有助於將國家引向更加團結的未來。就算阿非利堪人和其他南非白人對南非的黑人和有色人口施以世代壓迫和暴行，眾所周知，反種族隔離活動家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仍然和戴克拉克總統(President F. W. de Klerk)合作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儘管後者所在的黨派對種族隔離制度負有責任。新芬黨領導人格里·亞當斯(Gerry Adams)和統一黨人大衛·特林布爾(David Trimble)消除了怨憤和強烈的分歧，達成了《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為北愛爾蘭帶來了和平。誠然，領導人需要等待條件成熟，來讓他們的支持者與宿敵化敵為友，但放棄暴力和進行跨部落合作的意願也極其重要。這就是永久衝突和長期和平之間的差別。美國不是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也不是北愛問題時期的北愛爾蘭。但儘管美國政黨並未參與公開的武裝衝突，美國仍然迫切需要準備好為了國家利益而打破部落邊界的領導人。值得稱頌的是，在整個2020年，所有在世的美國總統（除了一位）和許多前民選官員都公開呼籲結束國家的部落政治。大選之後，前總統喬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發表宣告，敦促美國民眾跨越固有的界限：“我們的國家面臨的挑戰需要當選總統拜登和副當選總統哈里斯，以及我們所有人竭盡所能。為了我們的家庭和鄰居，為了我們的國家和它的未來，我們必須團結在一起。”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提出了類似的請求，他呼籲美華人“儘自己的一份力——走出我們的舒適區，相互聆聽、保持冷靜、尋找共識並向前進發。”在任的政治領導人則不太樂意發表這種宣告。儘管活躍履職的人的政治考量有別於遠離公共生活的人，但為了更偉大的利益而承擔個人風險正是勇敢的定義。美華人應該要求他們當選的領導人表露出那種為消除黨派分裂所必要的勇氣。從受衝突影響的國家所汲取的另一個教訓是公民參與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在任領導人受到政治的制約，才需要致力於和平的民間團體來為妥協創造機會。例如，羅馬的天主教教友組織聖埃吉迪奧團體(Community of Sant’Egidio)就在結束莫三鼻克內戰的談判中起到了作用。和平活動家萊伊曼·古博韋(Leymah Gbowee)領導下的賴比瑞亞婦女集體和平行動(Women of Liberia Mass Action for Peace movement)組織基督徒和穆斯林婦女超越宗教之別，一起要求透過談判協議解決衝突，從而為在2003年終結賴比瑞亞內戰做出了類似的貢獻。由於她所做的工作，古博韋分享了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

圖為萊伊曼·古博韋圖片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ymah_Gbowee在美國，各式各樣的團體都能夠迎接挑戰，構築溝通的橋樑。很多團體已經這麼做了。田納西州律師、前白宮研究員薩馬爾·阿里(Samar Ali)發起的“百萬對話”(Millions of Conversations)民間運動試圖鼓勵跨越黨派和社會分歧的對話。2020年11月，該組織發起了一場“去極化峰會”，旨在積極應對2020年大選後可能的暴力。同樣，聖公會也將種族和解作為其全國事務中的首要事項。除了這些工作背後的道德律令，在美國，種族和政治身份認同之間已被證實的相關性也表明，治癒國家的種族創傷會對治理造成重要影響。全面瞭解美國種族間歷史，並關注影響有色人種團體的頑固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可能有助於推動美國政治文化超越依附於種族的政治身份認同這個最為根深蒂固的部落分裂。儘管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參與這項工作，但作為總統，拜登必須起到帶頭作用。他應當針對部落主義和美國政治召開一場全國峰會，就這一問題進行調查，探討其對於美國治理和國家安全的威脅，並提出解決該問題的方案。這次集會應當由來自對立政黨的兩位美國前總統共同主持，同時有來自兩黨的學術界人士、商界人士、民間領袖以及其他前任政界人士出席。他們可以一起提出從地方到全國層面的切實可行的提議，以對抗部落主義的禍患、加強美國的治理。不過，在公民參與之外，制度也很重要。法律制度和憲法既可以鼓勵合作，又可以遏制合作。這就是為什麼在那些因為部落衝突而四分五裂的國家中，經協商達成的和平協議要麼要求大幅度修訂憲法框架（例如種族隔離後的南非），要麼就以有約束力的權力分享協議告終（例如2000年內戰後的蒲隆地）。美華人以本國憲法的穩定性而感到自豪，開國元勳們設計這部憲法來壓制派系鬥爭。但如今，美國憲法提供的框架已經不再能夠勝任這項任務了。在各種旨在使美國製度現代化的憲法改革提議中，對於應對政治部落主義最為重要的一個是終結有政治傾向的不公正選區劃分。兩黨都採用這種做法來創造支持者佔多數的選區，罔顧自然、合理的地理邊界。這種做法鼓勵立法者迎合本黨的選民，而不再尋求跨黨派的妥協，以免在本黨意識形態上更為激進的挑戰者威脅到自己的地位。因此，這一制度強化了部落主義。終結不公正政治選區劃分的努力已經持續多年，但政客們需要加速這一程序。一種選擇是，各州在其管轄範圍內禁止這種做法。另一種選擇是，國家領導人修改美國憲法，在全國範圍內停止這種做法。儘管這兩種方法都會面臨強大的政治阻力，但沒有別的結構性改革能夠更好地削弱部落主義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緊要關頭

在波斯尼亞、布吉納法索、塞普勒斯和其他深受部落主義威脅的國家，需要外部干預來解決持續進行的衝突。在一些情況下，外部干預表現為非洲聯盟或美洲國家組織等區域性組織的調停。在其他情況下，則會有聯合國或北約組織等第三方的維和部隊的參與。不出所料的是，在彌合分歧這一方面，美國不太能夠容忍來自外部的幫助。美國不會理會歐盟對愈演愈烈的部落主義表示擔憂的照會，也不會邀請維和人員來將黑人社群從激進的執法中拯救出來。因此，美華人需要自己消除本國的部落分裂。這並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尤其是承擔應對危機重任的公民們自己也陷在遍及全社會的部落主義之中。“醫生，你醫治自己吧。”就像是聖經中的告誡那樣，美國需要先解決國內的部落主義問題。美國的民主狀況和國際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公民能否應對這一挑戰。習慣於處理國外事件的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專家最好還是來參加國內論壇，以彌合國內的裂痕。通常討厭參與政治事務的公民應當想辦法與具有不同背景和觀點的人進行規律性的、有意義的互動。目標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學會在分歧之下進行治理。雖然美國還沒有面臨內戰的風險，但它無法解決許多緊迫的國內問題，也無法激勵其他國家這麼做。美國國內的部落分裂容易受到國內有心的政客和國外惡意的對手的操縱。增強美國跨越分界線進行治理的能力並不僅僅事關道德，也是國家安全的首要事項。支援美國全球領導作用的並不僅僅是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強大的經濟或軍事實力。美國具備全球領導力的理由在於，美國的榜樣和美國體現的理想應當是值得效仿並尊重的。一個崇尚其自由並堅持例外論的國家應當達到它為自己設定的治理標準。翻譯文章：Reuben E. Brigety II, The Fractured Power: How to Overcome Tribalism,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6, 2021網路連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fractured-power

譯者介紹

王允文，北京大學法學院2018級本科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