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清代章回體小說，曹雪芹著，無名氏續《教父》?普佐.馬里奧的?寫了一個義大利黑幫家族在美國的興衰史。《百年孤獨》，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被譽為“再現拉丁美洲歷史社會圖景的鴻篇鉅著”。作品描寫了布恩迪亞家族七代人的傳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鎮馬孔多的百年興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個世紀以來風雲變幻的歷史。作品融入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現實與虛幻，展現出一個瑰麗的想象世界，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典文學鉅著之一。

教父 普佐.馬里奧的 寫了一個義大利黑幫家族在美國的興衰史。

看看你就會明白啦

馬里奧·普佐屬於第一代意裔美華人，以寫西西里黑手黨起家，成名。普佐對黑手黨人物的刻畫可謂栩栩如生、對故事情節的描寫也是絲絲入扣。他具有文學的易感性，講起故事來又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這種特長在成名作《教父》中得以體現，以致有人懷疑普佐與黑手黨有瓜葛。對此普佐斷然加以否認。他說，他對黑手黨的瞭解來自他兒時所聽的故事、他的廣泛閱讀以及豐富的想象。 《教父》是美國文學創作中的一個轉折點，1969年出版後使黑手黨問題引起舉國上下的普遍注意。《教父》的出版使普佐的生活也發生重大轉折，他名利雙收，有了自己的經紀人。此之前的作品反應冷淡。接著他又開始第二個創作生涯，寫起電影劇本來。他所創作的電影劇本《教父》第一、二集先後獲得奧斯卡獎，此外他還創作了包括《教父》第三集、《超人》兩集、《棉花俱樂部》在內的8個電影劇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普佐的一舉成名使他得以出版他想發表的一切作品。1972年他的短篇小說和散文集《教父外傳》問世。1978年又發表了《愚人之死》，其背景為拉斯維加斯、好萊塢和紐約出版界。《教父外傳》僅簡裝本就賣了220萬美元，在當時是個創紀錄價格。6年後他又出版了《西西里人》，在1985年名列暢銷榜榜首。不過普佐隨後出版的描寫肯尼迪的《第4個K》卻反應平平。普佐由此得出結論：“這本書的失敗使我意識到，某些規則你是無法打破的。人們把肯尼迪視為英雄，而我打破這種觀念，把他描寫成本來會成為獨裁者的傢伙。”《第4個K》差點成了普佐的最後一部作品。1991年1月該書發表時，他幾乎一病不起。他身患糖尿病和心臟病，隨後的兩年中，中斷創作，轉而研究在15-16世紀出過兩個教皇和許多政治及宗教領袖的博爾吉亞家族的歷史，不過他最終放棄了寫一部關於博爾吉亞家族的小說，開始創作另一部描寫好萊塢和拉斯維加斯的作品，《末代教父》就此誕生。

作者馬里奧·普佐是土生土長的美華人，而且是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心臟——紐約的美華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軍中服役。復員後，先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文藝創作，後來又在社會調查學院專門研究美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他的第一部小說《明爭暗鬥》被認為是描寫戰後被佔領的德國的最佳小說；他的第二部小說《幸運的香客》被《紐約時報》稱之為“小經典作品”。《教父》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說。這部小說一出版就轟動了整個美國，引起了廣泛的評論和讚揚。美國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霍爾·伯登在《星期六評論報》上對這部小說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闢的評價。他是這樣寫的：

“馬里奧·普佐的新小說是一種對準頑固堡壘猛烈攻擊的攻城錘，其主旨在於振聾發聵。這是一部內容充實的家史，記錄的是一個家庭不惜用槍、用斧、用絞刑具、用攻心戰來實現自己對整個美國地下勢力集團體系的獨霸控制的詳細過程……

“這部作品的故事情節波瀾起伏。普佐的表現技巧頗見功力：在他的筆下，一個本來令人感到義憤的情節都十分入情入理。一切感情衝動，一切殺戮，一切粗鄙的兩性關係，都同他所刻畫的人物所處的情境協調一致。但同時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慄的氣質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實可信。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絕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陰險的犯罪集團的權威性的小說。”

普佐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成功之作，主要是因為他熟悉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階層的秘密，也熟悉各種各樣人物的生活隱秘。對美國社會的本質，他洞見癥結，因而最有發言權。

無論在美國國內或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都有不少人在考慮這樣的問題：美國社會究竟怎麼樣？它是不是理想社會？這部小說繼承批判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對這類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極其生動、形象、具有說服力的回答。作者忠於藝術規律，既不抽象地肯定，也不概括地否定，而只是客觀地把美國社會最隱蔽的本質赤裸裸地揭示了出來。作品是透過引人入勝的場面和扣人心絃的情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剝開富麗堂皇、令人眼花繚亂的遮羞布，人們不難看出：這裡絕不是無憂無慮的人間天堂，而是地地道道的爾虞我詐的冒險家的樂園；這裡處處佈滿了陷阱、明槍、暗箭；這裡人人自危；這裡，除了表面文章以外，骨子裡根本沒有什麼“自由、平等與博愛”。

作者以藝術家的手法讓我們看到的，不是美國社會生活中漂浮於表面的璀璨奪目的現象，而是隱匿於深層的陰森恐怖的本質或本質的某些方面：以維持社會治安為己任的警官、警察；以維護法律尊嚴為己任的法官、律師，以及身為合法民意代表的議員；以“公正、客觀”自詡的報刊編輯、記者，儘管有時在同自己或自己的集團無關的問題上也能信誓旦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但因為他們大都暗中隸屬於各個地下勢力集團，所以背地裡卻幹著同自己的公開職責大相徑庭的見不得人的勾當。從小說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社會組織關係來說，美華人大都有雙重身份：一種是公開的社會成員身份，例如警官、警察、法官、律師、議員、報刊編輯、記者，以及演員、店主、工會頭目等等，辦起事來“公事公辦、鐵面無私”，各人按照自己對社會的貢獻領取合法報酬，這一面實在無可指責；另一種是秘密的集團成員身份，他們暗中分屬於各個地下勢力集團，各人又必須以公開的身份、合法的形式，為自己所屬的地下勢力集團效忠，從而定期獲得額外報酬，這一面是絕對“保密”的，甚至對自己的妻子兒女也是要守口如瓶的。對美國社會的本質進行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是美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

人們在公開社會受到了委屈，往往得不到正義的保護。原因是：人們在公開社會受到了委屈，根據不合理的法律條文，總是顯得“活該”；而徇私舞弊者總是可以利用法律的靈活性來歪曲本來就不合理的法律，而形式上仍然是在維護法律的嚴肅性，是在秉公辦事，結果也總是顯得“應該”。因此，人們為了在競爭中生存下去，為了預防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訴的悲楚，也都紛紛投靠地下勢力集團，要求必要時為他們伸張正義，為此他們甘願定期預交“保護費”。地下勢力集團買通有關當局，有恃無恐地進行各種非法活動——走私、販毒、擺賭場、開妓院等。透過這些活動，積聚了大量財富之後又可暗中串通公開的政治上的權貴勢力，或者把他們自己的親信安插到國家要害部門。這樣，上面有了強大的保護傘，再加上他們所掌握的輿論工具的附和，他們不但可以為所欲為，而且能夠無往而不勝。他們都有嚴密的組織：有核心領導班子、有單線聯絡的內部系統，也有層層外圍組織；有自己的法律顧問，也有自己的“軍隊”，還有自己的情報網。一旦自己人受到了侵害、欺壓、委屈，能談判的就談判解決，無法談判的就採取破壞以至暗殺手段解決。甚至議員選舉，最佳演員的選舉，儘管表面上冠冕堂皇，無懈可擊，但大都操縱在地下勢力集團的手中。他們一插手，就可以出冷門，出乎意料地使某些人堂堂正正地當選。

這部小說透過對美國地下勢力集團之間真刀真槍的“戰爭”的敘寫，淋漓盡致地揭示了美國社會的表層下面的最隱蔽的本質。

作者講故事的方法也別開生面。故事發展，當然有一條主線。但常見的是，主線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暫停下來，分岔伸延開去，形成支線，支線發展到盡頭，然後再回到主線上來，繼續發展主線。根據需要，支線可多可少。整個故事的主線與支線的發展脈絡，很像一棵大樹的樹幹與樹枝的關係。而《教父》中許許多多的支線都不是從主線上分岔出去的，而是各有自己的源頭，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匯攏到主線上來。整個故事的主線與支線的發展脈絡，很像一條大河的主流與支流的關係：各有源，最後聚成洪流，一瀉千里。因為可以另外重新起頭，所以故事繼續發展可以不受前一個階段發展的制約。作者有更大的迴旋餘地，海闊天空，縱橫捭闔。這個方法值得借鑑。

“教父”維託·考利昂是紐約五大地下勢力集團之一的頭頭。以他為首的考利昂地下勢力集團主要經營的是從歐洲走私進口橄欖油、開設賭場等等。他的勢力遍及美國東西南北各地，在政府各個要害部門也都有他的人。他神通廣大，渴求保護和支援的人們虔誠地尊稱他為“教父”。他對下面也有求必應，說話算數，從而贏得了人們的敬畏。隨便什麼事，只要他暗地或公開一插手就會按照他的意志發展變化。他是美國社會真正叱吒風雲的人物。“教父”他們堅信：在公開的社會要求正義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幫內部才有正義可言。這是熟諳美國社會和一切資本主義社會的底蘊的人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發出的肺腑之言。這既是小說中人物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的觀點。

在弱肉強食的社會里，必然有人不相信社會能給他們提供什麼保護。他們不甘心把自己的命運拱手交給那些達官貴人，任其擺佈，任其捉弄。那些人有什麼能耐？只不過他們能夠糾集一撮人為他們捧場，使他們當選之後當官而已。“教父”他們之所以不願意進入公開的大社會，就是因為他們不甘心任人宰割。他們決心在地下世界利用一切手段發展自己，壯大自己，使自己成為強者，然後再“改邪歸正”。這樣，他們一進入弱肉強食的公開的大社會，就可以以強者的姿態出現，這也是一切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的上層實權人物帶規律性的相同發展道路。哪一個大財團或億萬富翁不是從營私舞弊、投機倒把起家的？中國有句古話說：“一將成名萬骨枯。”看了這部小說，我們也有理由說：“一人發財萬骨哭。”因此，作者在小說第一章正文的前面摘引了法國最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的一句名言：“在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這句名言引用到這部小說的前面，實在貼切極了，真是畫龍點睛之妙筆，點破主題之警句。

“教父”是美國社會的靈魂，是美國社會的精神之父，他和他的精神影響是這部小說的主角，也是美國社會的主角。

整個小說出現的人物將近一百個，著重刻畫的有二十多個，大都是美國那個社會里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們既是美國社會的產兒，又是美國社會的締造者，也就是說，沒有美國社會，也就沒有他們；沒有他們，美國社會也就不成其為美國社會了。在這裡對所有的人物一一加以評價是沒有必要的，還是讓讀者一面讀一面想吧。但除了主角以外，特別應該提一下的是“教父”的小兒子邁克爾的妻子愷·亞當姆斯。她心地善良，大學畢業後就去當教師，想當個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她同邁克爾結合了。她只知道邁克爾作為普通人是可愛的，卻不知道他作為考利昂集團的成員是可怕的。等她知道邁克爾殺人不眨眼並對她撒謊的時候，她忿然離開了他。但是，當她認識到邁克爾殺人都是“情有可原”、“不得已而為之”之後，她又毅然決然地回到了邁克爾的身邊。她天天禱告，祈求上帝保佑邁克爾的靈魂。愷·亞當姆斯的性格同她的遭遇是耐人尋味的，發人深省的。在美國那樣的社會，即使有決心當好人，也難於出汙泥而不染，也難於獨善其身，除非是真正的徹底革命者。

作者最後讓愷·亞當姆斯忿然離開邁克爾，不久又讓她欣然回到邁克爾身邊，這絕不是一般愛情糾紛的喜劇結局，這個突兀奇特的結局有其非常豐富的思想內容。它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極其複雜而深刻的文藝理論問題：作家透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應該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個別人物抑或整個社會？具體一點說，處於黑暗的舊社會，作家應該引導讀者痛恨個別壞人抑或整個社會結構？處於光明的新社會，作家應該引導讀者膜拜個別英雄人物抑或整個社會？

《教父》這部小說的不同凡響的藝術魅力就在於：儘管描寫的全是壞蛋，但作者曲盡妙筆，竟然能讓讀者不痛恨個別壞蛋，而痛恨整個齷齪的社會結構。教父及其繼承人——他的小兒子邁克爾本來都是壞透了的壞蛋，但是卻並不顯得令人痛恨，因為他們殺人是整個不合理的社會逼出來的，因為他們殺的也都是更壞的人。他們同那些在幕後“坐地分贓”的政客比較起來，在“壞”的程度上，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想一想吧：明明寫的是壞蛋，而且還把壞蛋的“壞”寫得淋漓盡致、繪聲繪色，但又要設法不讓讀者去痛恨壞蛋，而是痛恨那個產生壞蛋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整個社會結構。這談何容易！這需要多麼高超的藝術技巧啊！

愷·亞當姆斯能夠原諒邁克爾，讀者也會原諒邁克爾。要把邁克爾的靈魂從罪惡的淵藪中拯救出來，天真的愷·亞當姆斯同無知的老太婆一樣，也只能乞靈於上帝。

古今中外，傑出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裡絕不以“教師爺”自居，絕不滔滔不絕地大講正面道理；他們絕不蔑視讀者，絕不侮辱讀者；他們都非常尊重讀者的判斷力；他們往往只“舉一隅”，而讓讀者自己去“三隅反”；有時，他們甚至故意指出一條走不通的路，讓讀者自己返回到正路上來。要挽救教父的靈魂，要挽救邁克爾的靈魂，禱告，此路不通。那麼，出路在哪裡？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有理由認為，過去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儘管有些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得很深刻，但揭露的大都是表面現象，而《教父》才真正挖掘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靈魂。

我們在小說中所看到的男女關係，不是哈代筆下的那種以虔誠的愛慕和纏綿的柔情為基礎的、受命運捉弄的愛情悲劇，而是徹底撕去了溫情脈脈的面紗之後剩下來的赤裸裸的獸慾。人與人之間的高尚的愛情關係，已淪為禽獸與禽獸之間毫無感情的低階下流的獸慾關係。

美國社會的出路在哪裡？這就是小說裡全體人物的所作所為必然要引起讀者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這裡，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小說中所描寫的人和事，儘管在我們看來有點陰陽怪氣、荒誕不經，但在美國卻比比皆是，屢見不鮮，也就是說，這是一部有堅實的現實基礎的現實主義作品。也可以說，這是一部認識美國社會本質的理想的讀物。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作者在小說正文的前面特別宣告說：

“這本書裡面的一切人物都是虛構的，若書裡的描寫同現在還活著的或已經死了的真人有相似之處的話，那也純屬巧合。”

作者的這一宣告，酷似“此地無銀三百兩”，從反面點明瞭這部小說的現實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它是一部膾炙人口的文藝作品，又是一部生動形象的社會風俗史。

普佐是一位嚴肅、莊重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小說，不是在現代派作品裡所常見的那種以撲朔迷離的荒唐的渲染作為噱頭來誘使讀者陶醉於虛無縹緲之中，而是以引人入勝的真實可信的素描作為楔子來啟發讀者認識美國社會的本質。至於現代派，這裡不打算作進一步的評述，只想援引英國文學史家艾奈特·魯賓斯坦的一段話，從中可以看出嚴肅的西方學者對現代派的看法：

“世紀末的美學觀，在他們（按指十九世紀末以王爾德為代表的唯美派作家、藝術家，他們大都不到四十歲就死了——引者）短暫的一生中得到了曇花一現的表現。後來又在從超現實主義到存在主義之間的許許多多陷於邪門歪道的文學流派中借屍還魂了，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二十世紀資產階級文化加速衰退墮落的過程明顯地表現了出來。”（見《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從莎士比亞到肖伯納》英文版，1969年，美國，下冊第850頁）

在現代派各種光怪陸離的變種的文藝思潮氾濫成災的美國文壇，普佐顯然是一位巍然屹立的現實主義作家。因為他在社會調查學院受過薰陶，所以他的小說具有特別明顯而突出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馬克思在談到以狄更斯為代表的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的輝煌成就時說：

“以他們那曉暢和令人感動的描寫，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論家和道德家合起來所作的還多。”（見《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文版，第二卷第402頁）

恩格斯在談到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時也說：“我從這裡，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四卷463頁）

我們也可以說，《教父》透過生動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論家和一切新聞報導合起來所揭示的還要多，我們從這裡所能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所有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以及報刊雜誌那裡所能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這本書，對譯者來說，之所以值得一譯，對讀者來說，之所以值得一讀，其根本原因就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