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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出巡去的最多的地方,為什麼是江南呢?這就得說到在清代,“江南”的獨特意義了。當時,江南主要指的就是江蘇和浙江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加在一塊,對清王朝來說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在政治上,江浙一帶的漢族文人是文化精英里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江南也明清兩朝的文化中心。而且,清朝實行的是九品文官制度,雖然當時漢人很難做高官,但是在後五品的官員裡,江浙漢人佔比很高。在經濟上就更不用說了,清代的江南,那是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天下貨物雲集匯聚,是全國市場的引領者。
▲乾隆下江南
清兵入關以來,江南漢人,尤其是文人精英的反抗情緒就是最強的,皇帝對江南文人,是既想拉攏,又不放心。
所以,對乾隆來說,管好江南很重要,關係統治是否穩固,但管好江南也很難,他需要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統治手段,能處理好這種微妙又複雜的局面。出巡就是這樣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軍事演習、全面動員和借題發揮。下面,我就分這三部分來為你講講。
A、出巡作為一種統治手段的第一個作用:軍事演習。皇帝出巡,也叫巡幸。巡幸自古就有,至少可以追溯到歷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而在清朝,出巡主要就在康熙和乾隆兩朝,不光有下江南的南巡,還有到五臺山的西巡,到泰山的東巡,和到避暑山莊的北巡。康熙在位42年,一共出巡了128次,平均每年兩到三次。乾隆在位60年,時間比他爺爺更長,出巡的次數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的北韓使臣在記錄裡說:乾隆皇帝在北京根本待不住,出入無常,乾隆皇帝的大清就是個“馬上朝廷”。
今天我們旅遊,如果是自己出去玩,背個包就啟程了,可要是帶上家人呢,出門就像個大型專案,特別考驗專案管理能力。那你想想,這皇帝要是出巡,難度係數得有多大?我來給你簡單概括一下:乾隆一次下江南,就要花費一年裡1/3的時間,隨行的人超過3000。1751年,乾隆第一次下江南,走了2920公里,比北京開車到麗江還遠。這麼大一支隊伍,在外面走這麼長時間,肯定需要周密的計劃、高度的協調。打了個比方,說出巡的準備工作,跟打仗差不多。
出巡的負責人,一般都是八旗高官,他們大都上過戰場,也是軍事後勤方面的專家。為了皇帝出巡,他們要像準備打仗一樣,帶著手下做好後勤。要乾的活,可多了。他們要考察道路,記下要經過什麼地方,甚至哪裡的路崎嶇不平,不好走;然後計算路程的時間,好安排皇帝路過哪裡、住在哪裡;還要定下隨行人員,這就要考慮皇帝的各種需要,要吃飯,得帶上廚子,要辦公,得帶上大臣;最重要的,是安保工作。傳說有一次,乾隆巡遊來到大運河邊上,兩岸都是圍觀的人群,這時候,一個婦女在樓上做飯,船上一位親軍看到火苗閃爍,以為有人要行刺,急速射出一箭,當場射死了這位婦女。這是一段野史,事兒雖不一定可信,但是意思沒錯,出巡的隊伍,時時刻刻都要保持這樣精神緊張的高度戒備。
出巡又麻煩,又危險,這也就算了,康熙和乾隆還要自找麻煩,他們規定所有人都不能坐轎子,得騎馬;而且不住城裡,非要在荒郊野外安營紮寨。這樣一來,出巡更是難上加難。書裡特別詳細地描繪了乾隆第一次下江南的營地,還畫了模型圖,那簡直就是一座小型的臨時皇城。營地就分內城、外城好幾層,一共有大大小小几百個帳篷。營地的拆卸、物資的運送,跟軍隊紮營用的也是一套流程。
你看,出巡,要長途跋涉、騎馬、住帳篷,生活簡樸,紀律嚴明,這不是都跟行軍差不多嘛。康熙和乾隆認為,就算滿人已經不靠狩獵為生,就算國內已經基本和平,也要居安思危,軍事上絕對不能放鬆。出巡直接的目的,就是和平時代的軍事演習。維持這種適度的緊張,可以讓帝國的核心力量,滿洲貴族,隨時保持應對戰爭和突發情況的能力。
▲乾隆下江南
皇帝這麼做,背後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康熙、乾隆都很恐懼,清朝軍事的核心力量八旗軍,因為好日子過太久,會逐漸衰落。康熙曾經斥責陝西的八旗指揮官,不能身先士卒,簡直給祖宗丟人。他這麼生氣,就是因為八旗軍不給力,他就不得不動用漢人佔優勢的綠營兵,那滿人八旗在戰場上所向披靡的神話,不就破滅了嗎?滿人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靠的就是武力,滿人統治漢人,也離不開武力威懾。現在,武力露出了一絲敗象,你說皇帝能不憂慮嗎?
所以說,整頓軍隊,尤其是滿洲貴族的核心軍事力量八旗軍,讓他們不要好逸惡勞,保持滿人善戰的傳統,勢在必行。
B、不過,如果只有這個目的,在北京附近的打打獵就可以了,確實沒必要往江南跑。這就要說到出巡的另一個目的了,除了軍事演習,出巡,尤其是乾隆皇帝的下江南,更是一場調動沿途各省份的全面動員。第二部分,咱們就來說這個問題。前面說了,清朝統治的一大難題,是滿漢矛盾。武力壓制一時有用,剪了辮子也只是表面控制的手段,怎麼才能長久有效地統治這個漢人佔多數的國家?這才是康熙和乾隆這樣的盛世帝王最關心的。考慮到我前面說過的江南那些特殊地位,你就不難理解,乾隆下江南的這層目的——借力打力,借出巡,他至少可以達到兩個目的: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管理,同時控制地方精英。而這兩種勢力,說到底,其實是同一群人,江南漢人。
你想想,出巡江南隊伍有幾千人,走好幾個月,還必須在野外安營紮寨,這得需要多少物資?乾隆第一次下江南,光馬就用了兩萬匹。兩萬匹馬,這個數字,跟他和緬甸打仗的時候用的馬匹,數量都差不多了。不光是馬,據估算,這次南巡,還用了兩千多頭騾子,兩千多匹駱駝,三千多艘船,一萬八千輛馬車。沿途的每個省都為這事設立了一個專門的辦差機構。這樣一來,乾隆皇帝就能利用出巡,調動全國各地的官員,讓他們隨時處於待命狀態,就像是為一次小規模的戰爭募集當地資源。
在出巡的路上,乾隆肯定不只是遊玩、狩獵,他還要視察水利、祭祀地方神祇、檢查官員,招攬人才等等。每件事,都需要地方官員配合。藉著這一件件差事,乾隆和地方官員就有了更多互動,互動一多,地方官的優劣也就自然體現出來,皇帝瞭然於心,管理不就加強了嘛;統治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我們接著往下想,對乾隆來說,除了地方官員,江南還有一群地方精英,也就是江南地區的商人和文人,也需要管,但是這些人不是官員,沒辦法用行政手段直接命令,他就得想別的辦法把自己的影響力滲透下去。
乾隆先是利用出巡,扶植商人。商人是乾隆下江南的主要投資人,光第四次下江南,兩淮鹽商就給他捐了467萬兩白銀。這錢當然不是白交的,這些商人用大額捐款換來的,是能抬高他們社會地位的虛銜,還有獲得擴大經營像鹽這樣的壟斷商品的資格。這場交易表面上是商人捐助皇帝出巡,但事實上等於變相承認了對皇帝的依賴,這樣一來,商人就成了皇帝可以直接管理的社會力量了。
當然了,乾隆肯定也不希望這些江南漢族商人力量一支獨大,尤其是官商勾結,還會帶來貪腐等一系列問題。所以他玩了一手很好的制衡遊戲。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明代以後,商人有錢了,很想提高一下社會地位,擠進文人圈子,但是傳統文人始終很難接受和商人平起平坐。乾隆就利用了這種心理,既拉攏商人,也拉攏文人,讓文人和商人互相壓制。
皇帝拉攏江南漢族文人的方式要迂迴一些。他寫詩、賞畫,給書院題寫匾額,這些附庸風雅的事,其實都是在拉攏文人。除了這些小手段,他還在出巡路上設定了選官考試,地方上已經有些名望的漢族文人精英不用考科舉,就能透過這個考試特招進官僚體系。這就像今天有家公司公開說,家裡有權有勢的人,不用參加一輪輪的筆試、面試,可以直接見CEO。很明顯,乾隆這麼幹不是為了選拔人才,而是為了讓這些江南漢族文人精英更依賴皇權。所以,拉攏,其實就是控制。
C、對皇帝來說,出巡有種種好處,可每次皇帝一提,還是漢族文臣會提出反對,為什麼呢?第三部分,我們就從這個問題開始說,來講講出巡更深層的目的。1668年,康熙第一次提出要出巡,漢族文臣就提出了反對意見。康熙表揚了這位大臣,也聽從了他的建議,取消了計劃。但是,這件事讓他有一個意外的收穫,他發現出巡是一個特別好的話題,可以借它跟漢族文臣辯論,達到貫徹滿人意識形態的目的。
從漢代開始,反對皇帝出巡就是漢族文臣的一個傳統。他們有一個很強大的理由,就是皇帝不應該身處險境,因為歷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就是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歷代文人筆下,出巡,尤其是為狩獵出巡,逐漸成了皇帝鋪張、浪費、勞民傷財、不顧大局的一大罪證。宋代以後,皇帝為了分化軍隊、貴族的權力,更是大力扶植文官集團,提倡文治。相應地,批評皇帝出巡,也就成了主流的聲音。
考慮到這些背景,你就會明白,在康熙和乾隆的時代,皇帝提出要出巡,那就等於是要跟整個漢族文官集團的傳統對著幹。你想想,皇帝出巡是為了強調武力的重要,這本身就是對漢族文官集團和文治傳統的挑戰。進一步說,皇帝出巡有一個目的是擴大皇權、監督官員。地方官員當然也不願意皇帝的手伸得太近,治理的具體細節,他們還是希望自己說了算。
康熙和乾隆,就是想要借這個事跟大臣爭論,從而貫徹自己的想法。這才是出巡江南的終極目的,也是最有價值的洞見——出巡江南有多重的意識形態意義。
康熙第一次要求出巡失敗之後,過了幾年,他就找了更合適的理由,說要祭祖和祭天,所以要去盛京和泰山。這兩個理由,就不是文官們可以輕易提反對意見的了,因為它們遵循的是漢人的傳統,無比正當。康熙還搬出了漢文化中聖明君王的代表人物舜,說自己出巡、狩獵,繼承的是舜。
就著這個點,康熙給自己的出巡賦予了一系列美德,包括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等等。有一個很典型的小細節,可以來幫你理解皇帝這種主動附會和積極塑造的用心:康熙出巡五臺山的時候,順路射殺了一隻老虎,這個故事馬上就被隨行的人演繹成了類似武松打虎的故事——這裡猛虎潛伏,百姓飽受其苦,皇帝出巡路過此地,射殺老虎,百姓才得安生。後來,康熙應大臣的強烈要求,給這個地方賜名叫射虎川,還立了一個碑,擺明了是要把出巡和自己聖王的形象聯絡起來。
康熙這幾步棋可以說是佈局,給乾隆後來借題發揮打好了基礎。到了乾隆下江南的時候,他就展開輿論攻勢,開始藉著跟大臣爭論要不要出巡,從容地批評文官傳統了。有一次,乾隆舉了漢高祖劉邦和官員陸賈爭論的例子。那場爭論裡,劉邦說治國應該重武輕文,陸賈卻說應該重文輕武。乾隆說,他們倆都不對,歷史上,開創王朝的皇帝都是馬上得天下,失敗的皇帝,也都是因為忘記了祖輩的軍事傳統,上不了馬了。所以,雖然和平時代大多采用文治,武力上也絕對不能放鬆。
▲盡在掌握
這話表面聽起來沒什麼,但是在當時的語境下,乾隆就等於是在說,跟陸賈觀點一致的文官很危險,他們提倡文治,蔑視軍務,會讓朝廷越來越虛弱,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全。乾隆這就是在批評當時的文官集團。乾隆還進一步把文治跟尋求安逸、不負責任畫上等號,把重武跟堅毅勤勉的美德掛鉤,潛臺詞就是,你們這些文官反對出巡,就是置國家安危於不顧,而我出巡是居安思危,是聖王美德的體現。作者說,這甚至可以說,是乾隆在批評宋代以來漢人的文治傳統了。
出巡的時候,乾隆特別定了一個規矩,說文官也必須騎馬。聽說有大臣出巡時坐車,他還發過一次脾氣,斥責道:你們這幫人,怎麼會這麼貪圖安逸。如果有急事,必須得騎馬怎麼辦?你看,騎不騎馬,在乾隆眼裡,成了道德品質問題,不騎馬,就是養尊處優、貪圖享樂。他這其實就是找個茬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千方百計尋找手段來貫徹自己的想法。
現在來看,康熙和乾隆這祖孫倆真是默契地在下同一盤大棋。先是欲進還退,給出巡找了個遵循漢文化傳統的幌子,然後又步步為營,利用宋代以來愈演愈烈的文武對立,一手推崇武力,一手貶低文治,藉此敲打漢人文官集團。背後的目的一目瞭然,就是要擴大皇權,強調整個帝國是愛新覺羅家的天下,整個漢人文官集團應該把皇帝的意志貫徹到底。
漢人丟失了自己聖王的美德,但滿人卻繼承了下來,而這個傳統,同時也是遊牧民族的傳統。按照這個邏輯,滿漢的對立是不是就消解了?漢族文官接受出巡,就等於接受了皇帝要宣揚的意識形態。
不得不說,康熙和乾隆深得漢文化精髓。他們看似是在說出巡,其實暗指的卻是其他的事。這招借題發揮,可以說是古人磨鍊千年的一種智慧。最高的權力,就是穿透表層意義,透過借題發揮,成為意義的建立者。康熙和乾隆,可以說深諳此道。所以,他們才能利用出巡來撬動這樣一盤大棋。
但是他們最終成功了嗎?或許沒有。關於民間對下江南的反應,民間一直流傳著關於乾隆下江南的各種謠言,乾隆精心構建的完美民族-王朝形象,和完美帝王形象,都因為流言蒙上了陰影。歷史戰勝了意識形態。我覺得我們也可以這樣看:這兩位清代帝王似乎有一種錯覺,以為眼前的朝堂就是整個棋局,他們太關注內部,而忘了外部,忘了世界上還有其他更多的棋局。參考文獻名叫《馬背上的朝廷》,是一本講清代政治的書。不過,它切入的角度很特別,聚焦在康熙和乾隆這兩位皇帝都幹過的一件大事上,就是出巡,尤其是乾隆六次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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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為何六次下江南 關於乾隆六次下江南,原因諸多,但其主要不外乎是以下的幾個:
第一、飽覽山川美景。
他六次南巡每次都帶畫師隨行,將喜愛的江 南景色摹繪成圖,在圓明園和承德避暑山莊仿建。
南京的瞻園、海寧 的安瀾園、的小有天園和蘇州的獅子林,這江南的四大名園後來都在圓明園中一一重新造了一座。
的雷鋒夕照、三潭印月、平湖 秋月等十景,更是實景仿製,連景點的名稱都原樣照搬。
其中州 的獅子林乾隆特別喜愛,於是又在避暑山莊仿建一所。
搬進避暑山莊的,還有鎮江的金山寺、嘉興的煙雨樓和仿寧波天一閣而建的文津閣、 仿無錫的雙湖夾鏡等多處江南名勝。
第二、視察水利。
在六次南巡中乾隆有五次視察黃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視了浙江的海塘工程。
當時,解決黃河水患的關鍵工程在江蘇的清口,和洪澤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這兩個地方來看一看。
第三、乾隆皇帝性格好大喜功,自稱“十全老人”,文治武功、治國等,均效仿其祖康熙。
康熙 1684 年—1707 年間曾經六次南巡,但康熙六次南巡的核心目的是為了治河、導淮、濟運,其往返供儀,悉 發內帑,還曾要求“預飭官吏,勿累閭閻”,比較節儉。
乾隆則不然,他 坐享其成,崇尚浮華,好大喜功,為遊遍江南錦山繡水耗用了大量民 脂民膏,其目的與作用皆不可與其祖父同日而語。
第四、閱兵。
滿族歷來有重視騎射、崇尚勇武的傳統,歷代帝王也 都熟練掌握騎馬射箭。
乾隆歷次南巡,都在、南京等地舉行盛大的閱兵式。
乾隆本想透過閱兵,訓練士兵,扭轉頹敗的風氣,並向江 南人民顯示大清朝的力量。
但沒想到,閱兵反而鬧了許多笑話。
乾隆 最後一次南巡閱兵是在,嘉慶皇帝后來回憶那次閱兵時的情形說:射箭箭虛發,騎馬人墜地。
一時傳為笑談。
第五、籠絡人心。
一來凡是他經過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減免了 賦稅。
二來乾隆對接駕及辦差的官員大加賞賜,加官晉爵;將一些原來受過處分官員恢復原職。
特別是對前來接駕的老臣,他問寒問暖,賞賜人參、貂皮等物品,還要賞賜他的子孫功名。
三者在南巡途中乾隆在各地的孔廟行禮,對前來拜見的文人士子,他親自命題考試。
他出的不少考題,擺脫了科 舉考試的八股陋習而注重實際應用。
由於江南一帶人才薈萃,讀書應試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給江蘇、安 徽、浙江三省官辦學府增加名額。
《四庫全書》告成後,他個人掏腰包 讓人抄錄了三份,藏於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的文瀾閣, 並命令地方官吏允許學子們拿出來抄錄傳看。
這些舉措,對江浙一帶的文化事業,起到了推動作用。
四者當年清 兵入關,在江南殺掠太重,“嘉定十日”、“揚州三屠”等,造成了極壞的 影響,康熙、乾隆等均將籠絡當地士民人心作為重要處理,如重 修史可法廟等措施。
總體來說,乾隆六巡江南,過大於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