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過副相，主持過慶曆新政，已經算是蘇州人中混的比較好的了，所謂立德，立言，立功都有，諡號“文正”，算是相當可以了。

但是不管是韓琦，文彥博之類的，有的是資歷比他老，有的是軍功比他厲害，為什麼範一定要當相呢？

范仲淹作為慶曆新政的領袖之一，和富弼一同為振興宋朝，解決冗兵冗官冗費問題而奮鬥，他曾擔任參知政事，也屬於宰相之一。此後因為官制改革碰了太多人的乳酪，於是大家紛紛彈劾范仲淹結黨營私，而皇帝最忌諱的就是大臣結黨，因此范仲淹很快被外放到西北指揮宋軍抵抗西夏。當時邊民有云，“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可見范仲淹聲威之高。

當范仲淹開展新政之時，他就已經預料到前路艱險、困難重重，但他並沒有退縮，因為他一直為華夏大國受困於東北、西北的地方政權而痛心，特別是宋朝透過歲幣向遼國買和，這是范仲淹這種在乎氣節尊嚴計程車大夫所難以忍受的。但在新政過程中，范仲淹為首的改革者絲毫不避諱結黨之稱，甚至提出要用君子之黨驅逐小人之黨，這樣公然撫弄皇帝的逆鱗，自然只能含恨結束新政了。

范仲淹

范仲淹主持慶曆新政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這是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的名言，可以說這句話，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讓我震撼，這句話完全說明了范仲淹這個人的人生理念。

在范仲淹額的人生信條之中，君和民對他來說都很重要。在任何時期，有多少當官的，可以真正想到、做到這一點呢？

一般做官的能夠忠君愛國就已經相當了不起了，畢竟絕大多數都是貪汙分子，禍害天下。可是范仲淹除了忠君愛國之外，還注重老百姓的安危，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我們知道範仲淹對宋朝最大的貢獻，並不是在軍務和政務上，而是在教育上。他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首先要做的就是興辦私塾。

所以說但凡范仲淹待過的地方，都出了不少進士。所以說，范仲淹做不做宰相，我覺得並不是很重要，他的貢獻已經遠遠超過了很多宰相。

宋仁宗是個窩囊皇帝，但正是因為他的軟弱，使得他在位期間，一大批名臣湧現而出。君王弱則臣子強，君主立憲的局面差點就形成了。

宋仁宗在位期間，也想著實行變法。他提拔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始了慶曆新政。這個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職位，算是位極人臣了。

不過很可惜，慶曆新政只維持了一年多時間就折戟沉沙了。為什麼呢？因為新政得罪了一大批貴族子弟們的利益，他們知道宋仁宗軟弱，所以每天跑宋仁宗跟前號喪，宋仁宗迫於壓力，只好取消了這次改革。

慶曆新政失敗後，所有參與者都被貶謫出了京城，包括韓琦、歐陽修以及范仲淹。范仲淹作為參知政事，這個時候也頂不住壓力，只好主動申請到邠州做知州去了。

此後范仲淹一路都在做知州，再也沒有回到朝中做官。在他64歲的時候，終於病逝在了徐州，慶曆新政的失敗，給他仕途上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

如果宋仁宗稍微強硬一點，哪怕能夠做到宋神宗那樣，或許慶曆新政還能堅持個幾年，那麼范仲淹憑藉自己在新政中的作為，升任宰相根本不是什麼大問題。

宋朝有多少宰相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呢？韓琦算是比較牛了，可是他有什麼政績是人盡皆知的嗎？王安石是個大牛，可是王安石還處於褒貶不一的狀態之中。

剩下哪個宰相是名留青史的呢？基本沒有。反倒是范仲淹卻留下了很好的名聲。無論是在文壇上，還是在政績上，范仲淹都有可圈可點的地方。

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宋史》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范仲淹幾乎做到了行業大拿的地位。慶曆新政失敗以後，他到了各地去做知州，每去一個地方就興辦各種學校。

一時間范仲淹給了寒門子弟若干上升的通道，宋朝科舉為何如此發達？主要就是因為重視教育，可是如果沒有范仲淹這樣的人支援教育，教育又如何發展呢？

范仲淹諡號文正，因此我們當地以他命名的教育機構比較多，尤其是學校，很喜歡用文正來命名。

范仲淹要求提升相權，將更多權力賦予宰相，這就是為了給慶曆新政掃清障礙。可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范仲淹被人攻訐有朋黨之嫌。

其實提升相權，對當時的北宋來說，只有好處。為什麼？因為君主立憲的局面形成以後，皇帝成為擺設，國家大事宰相們坐下來商量，這難道不是新的出路嗎？

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裡中，以贍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嘆息。---《宋史》

君主立憲唯一犧牲的就是皇權，換來的卻是一個新世界。可惜很多守舊的大臣，為了拍足了皇帝的馬屁，居然反對這種做法。

日本的天皇一脈相承，從來沒有更迭過，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早就實行了君主立憲。所以說這也是保護皇族的一種手段，這麼做總比宋徽宗亡國滅種要強得多吧？

范仲淹沒有走上宰相的位置，所以他的那些政治構想都沒能得到實現，在全國普及教育的理念，也沒能得到完全徹底的實施，實在是北宋的悲哀。

這豈不是一種聖人的狀態？孔夫子立言，所以被稱之為聖人，王陽明立心也被稱之為聖人。可是我總覺得他們修行的始終是他們自己。

我認為真正的聖人，不僅要修行自我，更要幫助別人一起修行。普世觀才是真正的聖人所應該具備的。

因此我認為范仲淹有成為聖人的潛質，至少他願意花費自己的一生，將更多人帶入讀書、學習的殿堂。至於做不做宰相，就跟成不成狀元一樣，沒那麼重要，畢竟你還記得幾個狀元呢？

參考資料：《宋史》

范仲淹是宋代最著名的改革家、軍事家，文學家，他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千古傳頌。如此偉大的人物卻仕途坎坷，沒有登上宰相的寶座。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原因一:范仲淹性格直爽，不會保護自己

范仲淹的名言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本來只是一個縣令，由於政績突出，他被晏殊推薦到朝廷為官。在朝堂之上，他敢於直言，對於看不慣的事情立馬上書，表明立場。天聖七年（1029年），仁宗皇帝已經十九歲了，但實權掌握在章獻太后手裡，冬至這一天，仁宗竟然讓全體文武官員在會慶殿給太后祝壽。范仲淹覺得這樣做有損皇帝形象，就上書皇帝，意思是要國禮與家禮分開，皇帝要盡孝道，應該在內宮進行，不能要求文武大臣為太后行國禮，但被拒絕。後來他又上書太后，勸其還政於皇帝，但是奏書傳人內宮以後再次石沉大海。范仲淹的這種不怕得罪人，敢於直言的性格註定他在仕途方面會吃大虧。

原因二:：主持“慶曆新政”動人乳酪，慘遭報復

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書》，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等十件事，仁宗採納，頒佈詔書，以示天下。詔書一頒佈，那些指望靠恩蔭，靠投機取巧登上官位的人的上升空間沒有了。於是他們開始不停地誹謗汙衊范仲淹，說他結黨營私。“眾口鑠金”，最後仁宗也不信任他了。范仲淹被貶到地方做官。他主持新政時在朝廷裡面官位不低，離宰相之位比較接近了。但被貶以後，他離宰相的位置越來越遠了。

范仲淹雖然沒有當上宰相，但是他被貶時留下的名篇《岳陽樓記》被人傳頌，他心懷天下的高貴品質被後人讚揚。

范仲淹確實是北宋時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為北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詩人，一生政績卓著，若宋仁宗能夠堅持任范仲淹的改革，北宋的“三冗”弊政可以及早改除，宋仁宗時代將會是一箇中興的局面。可范仲淹這個人性格太過耿直，這是影響他仕途的主要原因，但他已經作到參政知事，即副宰相，可在“慶曆新政”中得罪人太多，再加上宋仁宗對改革的決心不堅定，最終慶曆改革失敗，范仲淹被貶到地方。

任何人都喜歡阿諛奉承之人，包括英明的皇帝也不例外，李世民表面上喜歡魏徵直諫，內心裡其實恨死他了，只不過是互為利用吧了！范仲淹性格非直，他以天下為己任，什麼時候都是公事公辦、就事說事，得罪了許多人，不死就算萬幸了，下面我們來看看范仲淹做的比較出名的幾件事。

章獻太后劉娥在歷史是差點成為第二個女皇的人物，在宋仁宗當皇帝的前十年垂簾聽政，最後想效仿女皇武則天，無奈大臣的對，臨那一年穿著龍袍進太廟朝拜太祖、太宗，名相寇準和寵臣丁謂都是栽在她手裡。就這樣一個人物范仲淹豪不畏懼，直接反對宋仁宗率百官為她拜壽，那不是找死的。

太家都知“狸貓換太子”的故事，講的就是宋仁宗和劉娥的事，雖然是傳說，但宋仁宗確實不是劉娥生的。宋仁宗登基時才十二歲，皇太后劉娥便總攝朝政，直到她死後仁宗才掌握權力，前後攝政十一年，險些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在宋仁宗十九歲那一年，仁宗準備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范仲淹當時只是個皇家書籍的校理員，但他認為這一做法不符合禮儀，混淆了家禮與國禮，就上奏仁宗說：“皇帝有事奉親長之道，但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盡孝心，於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若與百官朝拜太后，有損皇上威嚴”，諫言仁宗放棄朝拜事宜。

結果仁宋沒有答覆他，范仲淹便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奏書送到入宮裡後，再次石沉大海。副宰相晏殊知道後大驚，批評他說你小子這麼輕率用事，不但影響你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你的人（晏殊舉薦了范仲淹）。范仲淹不但不聽勸，反而據理力爭，並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詳述自己做法的緣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於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

好在這一次太后劉娥沒有象武則天那樣嚴厲處罰他，但第二年范仲淹自請離京到地方上任職。劉娥死後仁宗又召他回京任職，這時候很多大臣都向仁宗上奏劉娥的罪過，請求仁宗降罪劉娥。這時范仲淹卻上奏說劉娥養護仁宗有功，建議朝廷要掩飾她的過失，維護她的名譽。

郭皇后是宋仁宗第一個皇后，她是節度使郭崇的女兒，又是在太后劉娥的支援下當上皇后的，宋仁宗不喜歡她。郭皇后仗著有劉太后撐腰，性格十分妒忌，並派人嚴密監視宋仁宗的行蹤，使他不得親近其他宮女妃嬪，宋仁宗心中十分憤怒，但有劉太后在卻不敢明說。

劉太后死後宋仁宗便不理郭皇后了，但她卻不知道收斂，反而醋意大發，經常對仁宗的寵妃尚氏、楊氏破口大罵。一次宋仁宗正在尚氏那郭皇后趕到，二人起爭執，郭皇后舉扇打尚氏，仁宗上前救尚氏，結果郭皇后收不住手，扇子打在仁宗的脖子上，宋仁宗大怒要廢掉郭皇后。

這事被宰相呂夷簡知道了，呂夷簡與郭皇后有間隙，便以郭皇后無子為名上奏支援宋仁宗廢掉郭皇后。這時候范仲淹又反對宋仁宗廢后，說廢立皇后事關朝局，請仁宗收回成命，後來又聯合十幾名大臣求見仁宗，仁宗讓呂夷簡與他們解釋，結果呂夷簡被范仲淹辯的理屈詞窮，無以為對。最後宋仁宗廢后決心已定，將范仲淹等一干人都貶出了京。

景祐三年，范仲淹在開封府知府任上時，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用親信，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皇帝制定製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誣衊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

這次事件引起大範圍黨爭，被稱為景祐黨爭，范仲淹又被貶出京，出京時大臣們畏懼呂夷簡的勢力，竟無人敢送。第二年呂夷簡也被罷了相，有很多大臣上書替范仲淹辯白，這又引起另一派人的爭論，雙方互相辯駁，朋黨爭論四起，最仁宗下詔禁止互結朋黨。

1038年，西北軍閥党項人李元昊叛宋獨立建立西夏，大舉進犯宋境，宋仁宗又起用范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使，抗擊西夏。在西北的幾年內范仲淹與韓琦等將領共同抗擊西夏，取得很大的戰功，最終迫使西夏求和。當時西北有民謠“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羌人稱范仲淹為“龍圖老子”；西夏人稱其為“小范老子”，認為“小范老子胸有十萬甲兵！”

慶曆三年，西夏同宋朝完成“慶曆議和”後，范仲淹被宋仁宗調回京城任參知政事（副宰相）。這時候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已經很嚴重，宋仁宗欲改除朝廷弊病，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便任用范仲淹、富弼等實施改革。范仲淹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僥倖”等十件事。仁宗採納，詔書統一頒佈，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輔臣反對而作罷。

慶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到慶曆五年，反對聲愈加激烈，宗室、勳貴等既得利益集團都加入到反對的行列中，宋仁宗改革向決心開始動搖，范仲淹請求辭去參知政事一職，外放到邠州，後來又到鄧州。隨著范仲淹、富弼等改革人士的離去，實施近一年的慶曆新政停止，改革失敗。

這一次改革失敗使宋朝去中興的機會，若是這次改革成功，便不會再有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北宋晚期也不會陷入新舊兩黨鬥爭的惡性迴圈，也不至於很快滅亡。范仲淹這一次離開京後沒有再回京任職，先後到邠州、鄧州、杭州任職，最後死在赴潁州的路上。

范仲淹身為天下士人清流的精神領袖，有著引領天下士風的責任，而如果入主中書成為首相則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一樣。

晏殊說：“若入主中書，主政國事，周旋於君、臣、民之間。萬事便不止需得有所主張，更需得要承擔後果，掃尾善後。所慮之事，所做權衡，便是整個天下。這把尺子，並不全是文人奉信的道義。孔孟是聖人吧，試問，他們何曾身居要職，何曾手握實權，何曾左右過一國之政事呢？”

這正是一些清流名士難以真正的主政朝堂真正所在。成也書生，敗也書生。像李白雖然詩才橫溢，卻在政治上並不定能夠如他寫下詩文那樣，政令條文也不需要詩文的浪漫想象，要有著各方面的權衡考量。也不全是照著聖賢之書的教條循規蹈矩。要處理各種複雜易變的政事，靠著一股子書生氣是行不通的。

雖然後來范仲淹還是入主中書，並支援了“慶曆新政”但結果卻很不理想。這和後來的王安石“熙寧變法”一樣，總想靠著一些聖賢哲理和一腔熱血去改革時政，卻敗在了現實面前。

就像孔孟一樣，被天下士人奉為聖人，言語成為文人奉信的道義。可他們生前卻都無法真正地左右一國之政事，後世的當權者推崇儒家學說只是為了籠絡安定天下士人百姓，卻並不一定真正地在政治上完全遵循孔孟之言。儒生治國可以，需要的是如王陽明曾國藩一樣的通儒，雜眾家所長。而不是一味照著書本來執行的腐儒。

范仲淹為人剛正不阿，為首相行新政則朝堂沒有迴旋餘地，作為副相卻可以由首相來隨時調整政策，不會讓整個朝堂陷入必須分出勝負的尷尬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