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教育理論的精髓，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旨在“做人”--這是教育的宗旨、目標。葉氏認為，教育的宗旨不是別的，就是讓受教育者學會“做人”。如果把受教育僅僅看作是讀書，僅僅看作是讀懂幾本教科書，那是不正確的。讀書，讀教科書，只是一種手段，最終目的在學會做人。受教育，學做人，手段不止於讀書，更不止於在學校裡讀教科書;出了校門，走上社會，接觸各種各樣的問題，處理各種各樣的矛盾，吸收各種各樣的資訊，都是受教育。在“做人”的問題上，應該是活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的。說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種做法。葉氏說:“受教育的意義和目的是做人，做社會的夠格的成員，做國家的夠格的公民。”什麼是葉氏心目中的“夠格”呢?首先，要懂得人活著是為了推動社會和國家向前發展，是為公而不是為私。早在1932年，他就向中學生們提出了“何所為而學習”的問題，他認為:“學習不能沒有中心;換句話說，學習這個，學習那個，要明白何所為。將趨向‘封建時代的權威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呢，還是趨向‘使人類的勞動力無限發展的集體主義’?對這個問題不作決定，學習就像盲人騎瞎馬。”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在現代社會，只有懷有集體主義廣闊胸襟的人，才能是一個真正有益於人類、有益於社會、有益於國家的人。其次，要懂得世間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問題和矛盾能“知”也能“行”。葉氏說:“做一個人必須與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須憑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將一塌糊塗，這如何要得?”有知識，也有本領，這是做人的起碼條件。在現代社會，新的問題、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斷湧現，各種社會關係益趨複雜，一個“夠格”的社會成員和國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無論在量上還是在質上，要求都將比以往高得多。受教育即學做人這個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又將在實踐上充實新的歷史內容。做人，怎麼做法?葉氏認為，在校學生說起來是在學做人，實際上，“學”的過程也必須是“做”的過程。不能說，學生時代只是未來做人的“準備”階段;否則，就意味著做學生與做人是一前一後的兩回事，決無這個道理。葉氏說:“學生在學校裡唸書做功課，理由是預備將來做人，將來做事，這是成千成萬的教師父母們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萬的學生們信守著的。換句話說，學生過的並不是生活，只是預備生活。所以一切行為，一切思慮，都遙遙地望著前面的將來，卻抹殺了當前的現在。因此，從初級小學以至高等大學校裡的所有一個個生物只能算‘學生’，還不能算‘人’，他們只學了些‘科目’，還沒有作‘事’。”這種觀念是非常有害的，因為將來固然重要，現在卻是通向將來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也同樣重要。現在學會做一個夠格的學生，將來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夠格的公民。學，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實行。所以，葉氏十分強調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過程中，必須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決不能僅止於頭腦裡能懂、口頭上能說，必須行動上真正能做才行。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學會做人，那麼做人是人人必須學會的，否則要影響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影響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須是受教育者的全體，而不是少數個別“超群”人物。葉氏在40年代就曾大聲疾呼:“教育要為全社會而設計，要為訓練成對社會作點事的人而設計;教育決不能為挑選少數選手而設計，結果使這些人光榮顯耀，站在眾人的頭頂上，伸出手來，收受眾人的供養。”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8年，他在呼籲“大力研究語文教學，儘快改進語文教學”的時候，又強調:“語文是工具，自然科學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數、理、化，社會科學方面的文、史、哲、經，學習、表達和交流都要使用這個工具。要做到個個學生善於使用這個工具(說多數學生善於使用這個工具還不夠)，語文教學才算對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盡了分內的責任，才算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盡了分內的責任。”“多數”還不夠，必須是全體。這對那種以為普通教育僅僅是為了培養少數“尖子”的教育思想是嚴肅的否定。第二，重在“習慣”--這是實現教育宗旨的關鍵。葉氏教育理論的閃光點，不僅是在強調教育的根本目標在養成夠格的社會成員和國家公民，而且是在強調“養成”的關鍵就是要努力培養各種各樣良好的習慣。學會做人，質言之，就是要逐步養成各種各樣做人的好習慣。葉氏要求受教育者個個成為真知真能的人。這“真能”的標誌是什麼?葉氏的觀點是:要習慣成自然。葉氏說:“無論哪一種能力，要達到了習慣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們有了那種能力。不達到習慣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強強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們有了那種能力。”“習慣養成得越多，那個人的能力越強。我們做人作事，需要種種的能力，所以最要緊的是養成種種的習慣。”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葉氏確信:教育的本旨就在於養成良好的習慣，並且終身以之。習慣，是一種持久而穩定的行動方式。習慣有好的，也有壞的。好的習慣養成了，終身得益;壞的習慣養成了，終身受累，甚至還會殃及旁人、貽害社會。葉氏認為，在說不盡的眾多習慣中，有兩種習慣萬萬不可養成:一是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二是妨害他人的習慣。所謂“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就是對待任何事情都隨隨便便，想怎樣就怎樣，不上任何規矩，也根本不想上什麼規矩，一切隨心所欲。這樣的想法和做法成了習慣，於是一切真正好的習慣都無法養成。“夠格”的要求就在於要嚴於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無所謂的人，是永遠達不到這個要求的。所以，從實質上看，這就是一種不願接受任何教育的習慣。另外一種是“妨害他人的習慣”，小而言之如隨地吐痰、大聲喧譁;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別國。這些都是以個人至上主義為核心的有害行為。一切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葉氏認為，養成好習慣，要從“早”抓起，從“小”抓起。從“早”抓起，就是強調要抓“開端”，抓起始的第一步。葉氏說:“大凡一輩子需用的事最需養成好習慣。在習慣沒有養成之前，取個正當適宜的開端，集中心力，勉強而行之。漸漸的不大覺著勉強了，漸漸的習慣成自然，可以行所無事了。這就是好習慣已經養成，足夠一輩子受用。如果開端不怎麼正當適宜，到後來就成了壞習慣。”所謂從“小”抓起，就是強調要從細微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上注意養成好習慣，這樣，才能在對待大事、處理大局上也處處正當適宜。葉氏在抗戰期間論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時，曾對“立身為公”作過精闢的分析，他說:“說到養成行為習慣，必須在最微細最平常的場合入手，積漸功深，遇到不微細不平常的場合也自然而然能夠為公。公家的信封信箋硬是不寫私信，買什麼票上什麼車硬是遵守秩序，這些事似乎無關大體，但是成了習慣之後，就可以保證自己不至於貪汙，不至於侵犯他人的自由。”學生在校讀書，言行舉止多數不是什麼關涉社會和國家的大事，然而好習慣就應該從這些細小的事上逐漸培養起來。葉氏說:“養成習慣，換個說法，就是教育。”這樣看來，在葉氏心目中，養成習慣和接受教育，是二而一的事。第三，貴在“自得”--這是實施教育的原則。葉氏確認，實施教育的關鍵既在養成種種好的習慣，那麼習慣的養成必須靠受教育者自己嘗試著去做，嘗試著按照規定的要求去做。習慣的養成靠自勵，一切知識和能力的獲取靠自得;外力灌注是無濟於事的，至少是勞多而功少的。對於教育，葉氏提出過一條著名的原則，即: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他說:“我近來常以一語語人，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所謂“不需要教”，是怎樣的一種境界呢?就是:自能讀書，不待老師講;自能作文，不待老師改。換句話說，就是具備了自我教育的本領。在葉氏看來，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必須是一個具備足夠的自學能力的人，能夠隨時隨地進行自我教育的人;否則，算不得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因此，葉氏進一步強調說:“所有各級各類學校以及補習、進修機構的主要職能，全都在引導來學的人向自學方面不斷進展。”葉氏曾經從知識的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來論證自學能力的重要。從知識的廣度上看，在現代社會要做個“夠格”的現代人，應該掌握的知識太多太多，說也說不盡。各種教育機構只能取其重要的、基本的，作為例子教給學生;其他的更多的東西，必須由學生學會舉一反三，自己去學習，去研究，去掌握，去擴充。從知識的深度上看，人類的知識財富，其積累主要不是機械相加，而是發展演進。因此，受教育者對於現成的知識，決不可“光知守而不知變”;一定要在接受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透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有所發現，有所改革，有所創新才是。這種發現、改革、創新，是別人不能代庖的;必須在自學過程中逐步到達這樣的境地。要培養自學能力，教者就必須在“導”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說，善教者必須首先是個善導者。葉氏說:“教師當然須教，而尤宜致力於‘導’。導者，多方設法，使學生能逐漸自求得之，卒底於不待教師教授之謂也。”這裡的關鍵是要隨時注意“減輕學生之依賴性”。學生對於教師，養成了種種依賴的習慣，這是教育的失敗。要理解一個問題，依賴教師的講述;要記錄知識的要點，依賴教師的板書;要知道章句的錯失，依賴教師的批改;再進一步，檢查自己學得怎樣，依賴教師的測試;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勿使放縱，依賴教師的管教。這樣下去，離校以後他還能成為一個具有自治、自理能力的人嗎?所以葉氏竭力主張，教育工作“如扶孩子走路，雖小心扶持，而時時不忘放手也”。這“時時不忘放手”，正是葉氏形象表述的一條教育原則。堅信教育的原則在“自求得之”，還須充分認識任何受教育者都有“自求得之”的內在潛力。葉氏說:“善於啟發的老師都把學生看成有機的種子，本身具有萌發生長的機能，只要給以適宜的培育和護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長成佳谷、美蔬、好樹、好花。”學生，即使是剛剛接受啟蒙教育的孩子，也不是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木頭，他總有接受新知識、掌握新本領的某種基礎，善教者無非是善於利用這種基礎，透過啟發誘導，讓學生憑藉自己原有的潛力去獲取新知識，鍛鍊新本領。而拙於教者，總是過低地估計學生的學習潛力，在學生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去掌握的地方，還在喋喋不休，以致學生聽而生厭、昏昏欲睡。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種多樣，但實施教育的原則應該是確定的。葉氏說:“方法問題，我以為總不宜定於一(定於一相當於近年來流行的‘一刀切’)。”而多種多樣的方式方法，其目標都應該是“達到不需要教”的境地，“把學生培育成在各個方面都超過他們的前輩的新的一代”。第四，效在“直觀”--這是實施教育的一種有效方法。“紙上得來總覺淺，須知此事要躬行。”教育即讀書這種陳腐觀念，造成了學校教育單純地、片面地重視書本知識的偏頗。而葉氏則主張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就必須重視直觀。葉氏提出的“直觀”，決不僅僅是指課堂教學中運用圖片或其他直觀教具。它的內涵要豐富、深刻得多。葉氏認為，學校生活也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學生在學校裡接受教育，實際上就是學習怎樣生活，怎樣做人，因此，學校應該為學生設定種種環境，讓他們能在這種種環境裡直接去學習生活、學習做人。早在任教於吳縣甪直高小的時候，葉氏就同吳賓若、王伯祥等好友在學校裡開闢“生生農場”、開辦“利群書店”，還設定“百覽室”“音樂室”“篆刻室”，組織戲劇隊、演講隊等等，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實踐活動，讓學生早早地去接觸生活，鍛鍊生活能力。在30年代，他針對當時學校教育脫離實際的嚴重弊病，尖銳地指出:國語科光讀書固然不妥，“而自然科、社會科的功課也只是捧著一本書來讀，這算什麼呢?一隻貓，一個蒼蠅，一處古蹟，一所公安局，都是實際的東西，可以直接接觸的。為什麼不讓小孩直接接觸，卻把這些東西寫在書上，使他們只接觸一些文字呢?這樣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為閉塞智慧的阻障”。直到現在，他對這一點仍然堅信不疑:教育必須重視直觀，而直觀“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觸”。從學校範圍內說，有條件的要開闢動植礦標本室、理化實驗室、圖書閱覽室、實習工場、種植園地之類;從學校範圍之外說，要組織學生到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天文館、地質館、科技館、圖書館去參觀學習;再擴大言之，工廠參觀，農村訪問，社會調查，假期旅行等等，也是使學生從直觀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徑。所以，葉氏的“直觀”論，是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實際、面向社會的簡要而樸素的表述。葉氏的“直觀”教育，不僅指直接接觸各種事、各種物，而且還指直接接觸各種人。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說法，所以，葉氏強調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應該多接觸品行端正的人，接觸足以為人楷模的人，使他們從中受到好的影響。葉氏說:“要使學生‘真能’實踐好行為，有沒有直觀的門徑呢?我說有。其一，教師以身作則，事事處處為人師表，這是學生最親切的直觀。其二，讓學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進人物，也是極為有益的直觀。”從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會看到自己的未來，這是十分重要的直觀。葉氏強調“直觀”的效能，是同他堅信教育的實踐性、感染性和綜合性直接聯絡著的。教育不僅要使人“知”，更要使人“行”，要能夠實地去做，這就非直接去接觸事物不可;教育不僅要訴諸人的理智，更要訴諸人的情感，要能夠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薰陶，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而這種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觸有關的人、有關的事物的過程中才能萌發，才能激起波瀾;教育不僅要傳授某項知識和技能，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發展，從而真能適應實際生活的需要，所以必須講究綜合性和整體性，而這種綜合性、整體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觸事事物物的過程中才能有效地實現。葉氏的教育理論博大精深，體現了鮮明性和豐富性的統一。以上概括的四個方面當然遠不能窮盡他的理論建樹的全部，但我相信這至少是他理論寶庫中的某些精髓。這些理論觀點，對於觀察、研究、推進我們當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導和借鑑的意義。二葉聖陶教育理論的形成，有著豐富、深厚的基礎。中國千百年來傳統教育中的精華，是葉氏教育理論形成的重要基礎。葉氏是五四時期高舉科學、民主的旗幟，勇猛地抨擊當時的封建舊教育的戰士。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舊式教育的“古典主義”和“利祿主義”為起點的。而他的抨擊、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舊式教育為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反科學、反民主的腐朽本質上。對於舊時代一些先哲和學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規律的理論觀點和實踐經驗，他決不妄加否定，相反，對於這些有價值的民族教育的精華，他總是精闢地加以闡述，以期在新的歷史時期能重放光彩。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說過:“華人雖然需要現代化，但是華人的現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這裡所謂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過去，尊重自己的歷史，對傳統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瞭然於胸。葉氏是真正做到了這一點的，在他的教育理論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對於傳統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銳批判，同時也可以看到對於傳統教育中那些精華的吸取和改造。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這是一條重要的教育原則。葉氏一貫主張教育要注重啟發，要引導學生舉一而反三。在最近為陳俠《論教育規律及其他》一書作序時，他還強調:“憤悱啟發是一條規律。”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提倡“自得”，葉氏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傾注全力反覆加以申說的，並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終身教育”的高度來予以解釋，賦予時代的新的內容。荀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從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學習必須求得自身真得實益的道理。葉氏為此專門寫過一篇題為“‘為己’”的文章，精闢地解釋了荀子的“為己”說:“為己，就是說所學都歸自己受用，生活從而美滿。為人，就是說所學跟生活不發生關係，學如未學，徒然說些空話，擺個空架子，使人家誤認為他已經學了。”葉氏認為，如果認定“為己”的目標，那麼就必須拋棄死讀書的做法，而要把印在書本上的各種道理跟做法“化為咱們的知和能”，要“隨時隨地使各種功課跟咱們的思想行為打成一片”，從而使自己真正成為有益於社會的人。以上所說的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無疑是葉氏教育理論體現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礎。在教育和教學的方法上，葉氏也是棄所當棄，取所當取，決不抱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孔子提倡“溫故”，認為“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後世的書塾學館，也大都強調要溫理舊課。葉氏對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說:“從前書塾裡讀書，既要知新，又要溫故，在學習的過程中，勻出一段時間來溫理以前讀過的，這是個很好的辦法。現在教學國文，應該採取它。”他認為，透過溫故，“回味那已有的瞭解與體會，更尋求那新生的瞭解與體會，效益決不會比上一篇新的來得少。”再如古代學文講究“吟誦”，葉氏深以為然，認為“語文學科，不該只用心與眼來學習;須在心與眼之外，加用口與耳才好。吟誦就是心、眼、口、耳並用的一種學習方法”，對吟誦的科學依據作了透徹的說明。但他也注意到了傳統吟誦法在運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數不注重內容與理法的討究，單在吟誦上用工夫”，這自然不是好辦法;其二是實行“強記”，這種“強記的辦法是要不得的，不久連字句都忘記了，還哪裡說得上體會”?所以葉氏認為，光注重內容與理法的討究，而忽視吟誦，是一種偏向;光注重吟誦，而忽視內容與理法的討究，也是一種偏向。“惟有不忽略討究，也不忽略吟誦，那才全而不偏。”可見，對於傳統教育理論的精華以及教育實踐的經驗，葉氏都十分珍視，並且能用比較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去進行分析，從而有選擇地予以吸取。這種立足於民族優秀傳統的創造精神，是葉氏教育理論的一個鮮明特色。
葉聖陶教育理論的精髓，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旨在“做人”--這是教育的宗旨、目標。葉氏認為，教育的宗旨不是別的，就是讓受教育者學會“做人”。如果把受教育僅僅看作是讀書，僅僅看作是讀懂幾本教科書，那是不正確的。讀書，讀教科書，只是一種手段，最終目的在學會做人。受教育，學做人，手段不止於讀書，更不止於在學校裡讀教科書;出了校門，走上社會，接觸各種各樣的問題，處理各種各樣的矛盾，吸收各種各樣的資訊，都是受教育。在“做人”的問題上，應該是活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的。說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種做法。葉氏說:“受教育的意義和目的是做人，做社會的夠格的成員，做國家的夠格的公民。”什麼是葉氏心目中的“夠格”呢?首先，要懂得人活著是為了推動社會和國家向前發展，是為公而不是為私。早在1932年，他就向中學生們提出了“何所為而學習”的問題，他認為:“學習不能沒有中心;換句話說，學習這個，學習那個，要明白何所為。將趨向‘封建時代的權威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呢，還是趨向‘使人類的勞動力無限發展的集體主義’?對這個問題不作決定，學習就像盲人騎瞎馬。”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在現代社會，只有懷有集體主義廣闊胸襟的人，才能是一個真正有益於人類、有益於社會、有益於國家的人。其次，要懂得世間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問題和矛盾能“知”也能“行”。葉氏說:“做一個人必須與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須憑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將一塌糊塗，這如何要得?”有知識，也有本領，這是做人的起碼條件。在現代社會，新的問題、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斷湧現，各種社會關係益趨複雜，一個“夠格”的社會成員和國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無論在量上還是在質上，要求都將比以往高得多。受教育即學做人這個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又將在實踐上充實新的歷史內容。做人，怎麼做法?葉氏認為，在校學生說起來是在學做人，實際上，“學”的過程也必須是“做”的過程。不能說，學生時代只是未來做人的“準備”階段;否則，就意味著做學生與做人是一前一後的兩回事，決無這個道理。葉氏說:“學生在學校裡唸書做功課，理由是預備將來做人，將來做事，這是成千成萬的教師父母們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萬的學生們信守著的。換句話說，學生過的並不是生活，只是預備生活。所以一切行為，一切思慮，都遙遙地望著前面的將來，卻抹殺了當前的現在。因此，從初級小學以至高等大學校裡的所有一個個生物只能算‘學生’，還不能算‘人’，他們只學了些‘科目’，還沒有作‘事’。”這種觀念是非常有害的，因為將來固然重要，現在卻是通向將來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也同樣重要。現在學會做一個夠格的學生，將來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夠格的公民。學，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實行。所以，葉氏十分強調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過程中，必須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決不能僅止於頭腦裡能懂、口頭上能說，必須行動上真正能做才行。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學會做人，那麼做人是人人必須學會的，否則要影響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影響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須是受教育者的全體，而不是少數個別“超群”人物。葉氏在40年代就曾大聲疾呼:“教育要為全社會而設計，要為訓練成對社會作點事的人而設計;教育決不能為挑選少數選手而設計，結果使這些人光榮顯耀，站在眾人的頭頂上，伸出手來，收受眾人的供養。”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8年，他在呼籲“大力研究語文教學，儘快改進語文教學”的時候，又強調:“語文是工具，自然科學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數、理、化，社會科學方面的文、史、哲、經，學習、表達和交流都要使用這個工具。要做到個個學生善於使用這個工具(說多數學生善於使用這個工具還不夠)，語文教學才算對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盡了分內的責任，才算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盡了分內的責任。”“多數”還不夠，必須是全體。這對那種以為普通教育僅僅是為了培養少數“尖子”的教育思想是嚴肅的否定。第二，重在“習慣”--這是實現教育宗旨的關鍵。葉氏教育理論的閃光點，不僅是在強調教育的根本目標在養成夠格的社會成員和國家公民，而且是在強調“養成”的關鍵就是要努力培養各種各樣良好的習慣。學會做人，質言之，就是要逐步養成各種各樣做人的好習慣。葉氏要求受教育者個個成為真知真能的人。這“真能”的標誌是什麼?葉氏的觀點是:要習慣成自然。葉氏說:“無論哪一種能力，要達到了習慣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們有了那種能力。不達到習慣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強強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們有了那種能力。”“習慣養成得越多，那個人的能力越強。我們做人作事，需要種種的能力，所以最要緊的是養成種種的習慣。”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葉氏確信:教育的本旨就在於養成良好的習慣，並且終身以之。習慣，是一種持久而穩定的行動方式。習慣有好的，也有壞的。好的習慣養成了，終身得益;壞的習慣養成了，終身受累，甚至還會殃及旁人、貽害社會。葉氏認為，在說不盡的眾多習慣中，有兩種習慣萬萬不可養成:一是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二是妨害他人的習慣。所謂“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就是對待任何事情都隨隨便便，想怎樣就怎樣，不上任何規矩，也根本不想上什麼規矩，一切隨心所欲。這樣的想法和做法成了習慣，於是一切真正好的習慣都無法養成。“夠格”的要求就在於要嚴於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無所謂的人，是永遠達不到這個要求的。所以，從實質上看，這就是一種不願接受任何教育的習慣。另外一種是“妨害他人的習慣”，小而言之如隨地吐痰、大聲喧譁;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別國。這些都是以個人至上主義為核心的有害行為。一切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葉氏認為，養成好習慣，要從“早”抓起，從“小”抓起。從“早”抓起，就是強調要抓“開端”，抓起始的第一步。葉氏說:“大凡一輩子需用的事最需養成好習慣。在習慣沒有養成之前，取個正當適宜的開端，集中心力，勉強而行之。漸漸的不大覺著勉強了，漸漸的習慣成自然，可以行所無事了。這就是好習慣已經養成，足夠一輩子受用。如果開端不怎麼正當適宜，到後來就成了壞習慣。”所謂從“小”抓起，就是強調要從細微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上注意養成好習慣，這樣，才能在對待大事、處理大局上也處處正當適宜。葉氏在抗戰期間論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時，曾對“立身為公”作過精闢的分析，他說:“說到養成行為習慣，必須在最微細最平常的場合入手，積漸功深，遇到不微細不平常的場合也自然而然能夠為公。公家的信封信箋硬是不寫私信，買什麼票上什麼車硬是遵守秩序，這些事似乎無關大體，但是成了習慣之後，就可以保證自己不至於貪汙，不至於侵犯他人的自由。”學生在校讀書，言行舉止多數不是什麼關涉社會和國家的大事，然而好習慣就應該從這些細小的事上逐漸培養起來。葉氏說:“養成習慣，換個說法，就是教育。”這樣看來，在葉氏心目中，養成習慣和接受教育，是二而一的事。第三，貴在“自得”--這是實施教育的原則。葉氏確認，實施教育的關鍵既在養成種種好的習慣，那麼習慣的養成必須靠受教育者自己嘗試著去做，嘗試著按照規定的要求去做。習慣的養成靠自勵，一切知識和能力的獲取靠自得;外力灌注是無濟於事的，至少是勞多而功少的。對於教育，葉氏提出過一條著名的原則，即: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他說:“我近來常以一語語人，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所謂“不需要教”，是怎樣的一種境界呢?就是:自能讀書，不待老師講;自能作文，不待老師改。換句話說，就是具備了自我教育的本領。在葉氏看來，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必須是一個具備足夠的自學能力的人，能夠隨時隨地進行自我教育的人;否則，算不得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因此，葉氏進一步強調說:“所有各級各類學校以及補習、進修機構的主要職能，全都在引導來學的人向自學方面不斷進展。”葉氏曾經從知識的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來論證自學能力的重要。從知識的廣度上看，在現代社會要做個“夠格”的現代人，應該掌握的知識太多太多，說也說不盡。各種教育機構只能取其重要的、基本的，作為例子教給學生;其他的更多的東西，必須由學生學會舉一反三，自己去學習，去研究，去掌握，去擴充。從知識的深度上看，人類的知識財富，其積累主要不是機械相加，而是發展演進。因此，受教育者對於現成的知識，決不可“光知守而不知變”;一定要在接受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透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有所發現，有所改革，有所創新才是。這種發現、改革、創新，是別人不能代庖的;必須在自學過程中逐步到達這樣的境地。要培養自學能力，教者就必須在“導”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說，善教者必須首先是個善導者。葉氏說:“教師當然須教，而尤宜致力於‘導’。導者，多方設法，使學生能逐漸自求得之，卒底於不待教師教授之謂也。”這裡的關鍵是要隨時注意“減輕學生之依賴性”。學生對於教師，養成了種種依賴的習慣，這是教育的失敗。要理解一個問題，依賴教師的講述;要記錄知識的要點，依賴教師的板書;要知道章句的錯失，依賴教師的批改;再進一步，檢查自己學得怎樣，依賴教師的測試;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勿使放縱，依賴教師的管教。這樣下去，離校以後他還能成為一個具有自治、自理能力的人嗎?所以葉氏竭力主張，教育工作“如扶孩子走路，雖小心扶持，而時時不忘放手也”。這“時時不忘放手”，正是葉氏形象表述的一條教育原則。堅信教育的原則在“自求得之”，還須充分認識任何受教育者都有“自求得之”的內在潛力。葉氏說:“善於啟發的老師都把學生看成有機的種子，本身具有萌發生長的機能，只要給以適宜的培育和護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長成佳谷、美蔬、好樹、好花。”學生，即使是剛剛接受啟蒙教育的孩子，也不是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木頭，他總有接受新知識、掌握新本領的某種基礎，善教者無非是善於利用這種基礎，透過啟發誘導，讓學生憑藉自己原有的潛力去獲取新知識，鍛鍊新本領。而拙於教者，總是過低地估計學生的學習潛力，在學生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去掌握的地方，還在喋喋不休，以致學生聽而生厭、昏昏欲睡。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種多樣，但實施教育的原則應該是確定的。葉氏說:“方法問題，我以為總不宜定於一(定於一相當於近年來流行的‘一刀切’)。”而多種多樣的方式方法，其目標都應該是“達到不需要教”的境地，“把學生培育成在各個方面都超過他們的前輩的新的一代”。第四，效在“直觀”--這是實施教育的一種有效方法。“紙上得來總覺淺，須知此事要躬行。”教育即讀書這種陳腐觀念，造成了學校教育單純地、片面地重視書本知識的偏頗。而葉氏則主張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就必須重視直觀。葉氏提出的“直觀”，決不僅僅是指課堂教學中運用圖片或其他直觀教具。它的內涵要豐富、深刻得多。葉氏認為，學校生活也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學生在學校裡接受教育，實際上就是學習怎樣生活，怎樣做人，因此，學校應該為學生設定種種環境，讓他們能在這種種環境裡直接去學習生活、學習做人。早在任教於吳縣甪直高小的時候，葉氏就同吳賓若、王伯祥等好友在學校裡開闢“生生農場”、開辦“利群書店”，還設定“百覽室”“音樂室”“篆刻室”，組織戲劇隊、演講隊等等，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實踐活動，讓學生早早地去接觸生活，鍛鍊生活能力。在30年代，他針對當時學校教育脫離實際的嚴重弊病，尖銳地指出:國語科光讀書固然不妥，“而自然科、社會科的功課也只是捧著一本書來讀，這算什麼呢?一隻貓，一個蒼蠅，一處古蹟，一所公安局，都是實際的東西，可以直接接觸的。為什麼不讓小孩直接接觸，卻把這些東西寫在書上，使他們只接觸一些文字呢?這樣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為閉塞智慧的阻障”。直到現在，他對這一點仍然堅信不疑:教育必須重視直觀，而直觀“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觸”。從學校範圍內說，有條件的要開闢動植礦標本室、理化實驗室、圖書閱覽室、實習工場、種植園地之類;從學校範圍之外說，要組織學生到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天文館、地質館、科技館、圖書館去參觀學習;再擴大言之，工廠參觀，農村訪問，社會調查，假期旅行等等，也是使學生從直觀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徑。所以，葉氏的“直觀”論，是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實際、面向社會的簡要而樸素的表述。葉氏的“直觀”教育，不僅指直接接觸各種事、各種物，而且還指直接接觸各種人。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說法，所以，葉氏強調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應該多接觸品行端正的人，接觸足以為人楷模的人，使他們從中受到好的影響。葉氏說:“要使學生‘真能’實踐好行為，有沒有直觀的門徑呢?我說有。其一，教師以身作則，事事處處為人師表，這是學生最親切的直觀。其二，讓學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進人物，也是極為有益的直觀。”從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會看到自己的未來，這是十分重要的直觀。葉氏強調“直觀”的效能，是同他堅信教育的實踐性、感染性和綜合性直接聯絡著的。教育不僅要使人“知”，更要使人“行”，要能夠實地去做，這就非直接去接觸事物不可;教育不僅要訴諸人的理智，更要訴諸人的情感，要能夠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薰陶，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而這種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觸有關的人、有關的事物的過程中才能萌發，才能激起波瀾;教育不僅要傳授某項知識和技能，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發展，從而真能適應實際生活的需要，所以必須講究綜合性和整體性，而這種綜合性、整體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觸事事物物的過程中才能有效地實現。葉氏的教育理論博大精深，體現了鮮明性和豐富性的統一。以上概括的四個方面當然遠不能窮盡他的理論建樹的全部，但我相信這至少是他理論寶庫中的某些精髓。這些理論觀點，對於觀察、研究、推進我們當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導和借鑑的意義。二葉聖陶教育理論的形成，有著豐富、深厚的基礎。中國千百年來傳統教育中的精華，是葉氏教育理論形成的重要基礎。葉氏是五四時期高舉科學、民主的旗幟，勇猛地抨擊當時的封建舊教育的戰士。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舊式教育的“古典主義”和“利祿主義”為起點的。而他的抨擊、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舊式教育為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反科學、反民主的腐朽本質上。對於舊時代一些先哲和學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規律的理論觀點和實踐經驗，他決不妄加否定，相反，對於這些有價值的民族教育的精華，他總是精闢地加以闡述，以期在新的歷史時期能重放光彩。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說過:“華人雖然需要現代化，但是華人的現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這裡所謂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過去，尊重自己的歷史，對傳統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瞭然於胸。葉氏是真正做到了這一點的，在他的教育理論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對於傳統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銳批判，同時也可以看到對於傳統教育中那些精華的吸取和改造。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這是一條重要的教育原則。葉氏一貫主張教育要注重啟發，要引導學生舉一而反三。在最近為陳俠《論教育規律及其他》一書作序時，他還強調:“憤悱啟發是一條規律。”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提倡“自得”，葉氏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傾注全力反覆加以申說的，並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終身教育”的高度來予以解釋，賦予時代的新的內容。荀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從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學習必須求得自身真得實益的道理。葉氏為此專門寫過一篇題為“‘為己’”的文章，精闢地解釋了荀子的“為己”說:“為己，就是說所學都歸自己受用，生活從而美滿。為人，就是說所學跟生活不發生關係，學如未學，徒然說些空話，擺個空架子，使人家誤認為他已經學了。”葉氏認為，如果認定“為己”的目標，那麼就必須拋棄死讀書的做法，而要把印在書本上的各種道理跟做法“化為咱們的知和能”，要“隨時隨地使各種功課跟咱們的思想行為打成一片”，從而使自己真正成為有益於社會的人。以上所說的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無疑是葉氏教育理論體現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礎。在教育和教學的方法上，葉氏也是棄所當棄，取所當取，決不抱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孔子提倡“溫故”，認為“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後世的書塾學館，也大都強調要溫理舊課。葉氏對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說:“從前書塾裡讀書，既要知新，又要溫故，在學習的過程中，勻出一段時間來溫理以前讀過的，這是個很好的辦法。現在教學國文，應該採取它。”他認為，透過溫故，“回味那已有的瞭解與體會，更尋求那新生的瞭解與體會，效益決不會比上一篇新的來得少。”再如古代學文講究“吟誦”，葉氏深以為然，認為“語文學科，不該只用心與眼來學習;須在心與眼之外，加用口與耳才好。吟誦就是心、眼、口、耳並用的一種學習方法”，對吟誦的科學依據作了透徹的說明。但他也注意到了傳統吟誦法在運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數不注重內容與理法的討究，單在吟誦上用工夫”，這自然不是好辦法;其二是實行“強記”，這種“強記的辦法是要不得的，不久連字句都忘記了，還哪裡說得上體會”?所以葉氏認為，光注重內容與理法的討究，而忽視吟誦，是一種偏向;光注重吟誦，而忽視內容與理法的討究，也是一種偏向。“惟有不忽略討究，也不忽略吟誦，那才全而不偏。”可見，對於傳統教育理論的精華以及教育實踐的經驗，葉氏都十分珍視，並且能用比較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去進行分析，從而有選擇地予以吸取。這種立足於民族優秀傳統的創造精神，是葉氏教育理論的一個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