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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使用者1526657526288

    天啟皇帝,本名朱由校,廟號為“明熹宗”,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在傳統觀裡,天啟皇帝昏庸無道、不理朝政而沉溺於木匠遊戲,被大太監魏忠賢奪權,釀造了明朝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

    在魏忠賢執政時期,廠衛橫行、太監當道,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對東林黨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整個社會上下都為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後來天啟皇帝病逝,崇禎皇帝登基,剷除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再次啟用東林黨人,壞人得以消滅,正義得以伸張,但是此刻的大明王朝已經被魏忠賢折騰的積重難返,縱然崇禎皇帝勵精圖治,可也無力迴天,明朝最終走向亡國的厄運。

    而近年來,一種新型的觀點開始流行——那就是認為天啟皇帝並非不學無術,而是內有心計,他扶植魏忠賢打壓東林黨,加強皇權,徵收商業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望成為一代中興之主。只可惜英年早逝,新登基的崇禎皇帝剷除魏忠賢,重新提拔東林黨人,廢除商業稅,導致龐大的稅負壓力轉移到了農民的身上,最終釀造了明末農民起義,埋葬了明朝。

    那麼,這兩種觀點究竟哪一個正確?

    我認為,要解開這個謎題,就要先從天啟皇帝本人說起。

    一、天啟皇帝究竟叫什麼

    眾所周知,天啟皇帝的本名叫朱由校,這點沒有任何問題。

    但關鍵在於,天啟帝名字最後一個字“校”,是一個多音字,它有兩個音,一個是xiao、另一個是jiao。那麼,朱由校的名字究竟該這麼讀呢?若這個不瞭解的話,我們研究這個君主,卻連名字都念錯,豈不是鬧了大笑話了?

    在大眾歷史節目《百家講壇》裡,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的《明亡清興六十年》的系列講座中,對朱由校名字的最後一個字一律讀“xiao”,後來廈門大學的傅小凡老師在《大明悲歌:崇禎那些年》中,也將朱由校的“校”字念成“xiao”,不過,傅小凡老師在之後的《大明疑案》系列裡,卻又忽然改口,將“校”又改讀為“jiao”了。

    很顯然,傅小凡老師之前讀的“xiao”是錯誤的,不過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失誤後,在新的節目中很快的訂正成了“jiao”。

    為什麼讀“jiao”而不讀“xiao”?

    這是因為天啟元年正月,朱由校剛剛登基稱帝沒多久,禮部便上奏,要求但凡其他人名字裡有“洛”的,一律改成“雒”,名字有“校”的,一律改成“較”。

    很顯然,這是在避諱,因為朱由校的父親、也就是明光宗的名字叫朱常洛,為了避諱所以一律將犯君諱的字改為“雒”,這在古代屬於同音互換,所以說,朱由校的“校”字應該和“較”同音,故而,我們得出結論,天啟皇帝名字裡最後一個字,應該念“jiao”。

    二、天啟皇帝是不是文盲

    在世人的流傳中,亦或者是在歷代乃至如今的史學界裡,對天啟皇帝的一個特點都十分明瞭,那就是不識字。

    這個說法,實際上是來自近人,在明朝根本沒有此說。明史通俗讀物《明朝那些事兒》的影響尤其廣大,在書中,當年明月為我們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個關於天啟皇帝不識字的故事。

    故事大概如下:天啟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上奏彈劾天啟帝身邊的大太監魏忠賢,一共列舉了“二十四條大罪”,要求立即處死魏忠賢,而楊漣害怕這封奏疏被魏忠賢的爪牙截斷,交不到天啟帝的手上,所以大造聲勢,弄得朝內朝外沸沸揚揚,最終上達天聽。

    在大殿上,魏忠賢戰戰兢兢、面如土色,可誰知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天啟帝因為不識字,所以隨手將這封極為重要的奏疏交給了身邊侍奉的王體乾,這個王體乾是魏忠賢的人,所以他特意將這封奏疏掐頭去尾,撿了一些瑣事誦讀,於是天啟帝一聽,也覺得沒什麼呀,於是魏忠賢就這樣逃過了一劫。

    廈門大學傅小凡老師的《大明悲歌:崇禎那些年》、民國史學家孟森先生的《明史講義》、以及林金樹、高壽仙的《天啟皇帝大傳》也都記錄了這件事,與當年明月的敘述基本上大同小異,其中幾人最統一的觀點,就是天啟皇帝之所以把奏疏給王體乾,就是因為天啟皇帝不識字。

    那麼,這個說法出自哪裡呢?

    想都不用想,肯定出自清朝人修編的《明史》,根據記載:

    “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遣。”

    然而,即使是《明史》,也只是記載了天啟帝把奏疏給王體乾的事實,而沒有說原因,可是,我們如果向上追溯,就會發現連這個說法很成問題。谷應泰言:“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曲調之……”。在明末清初史學家谷應泰的記載中,在御前時,王體乾壓根就沒有出現過,只有天啟帝的奶媽客氏出現,在天啟帝的身邊給魏忠賢說情。客氏不過一農村婦女,文化水平會比天啟帝高多少?所以肯定不是客氏給天啟帝唸的。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史學家為了簡便,所以略過了,那好,我們再把時間向前調,選一個早期記載,那就是明末清初人文秉的筆記中的記錄:“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護……”

    文秉是文震孟之子,東林黨後裔,一定程度上來講,他也算是那次東林黨與魏忠賢直面交鋒的局中人,所知內情應該較多,連他的記載也沒有提及王體乾的存在。可見,谷應泰在引用的時候根本不是什麼圖簡略,而是因為那封奏疏根本就是天啟皇帝親自看的。

    事實上,對天啟帝不識字的認知,並非清朝人所獨有,如民國史學家孟森先生就說:“蓋熹宗為至愚至昧之童蒙,固不足預於是非恩怨之理解者也。國勢之危至此,而明之主器者如彼,此即天亡之兆矣。”意思就是說,明熹宗朱由校就是一個愚昧的傻小子,沒長大一樣,對國家是非都不瞭解,明朝的國運已經如此危險了,明朝的君主還是這樣,真是亡國的徵兆啊。而王桐齡先生更是直接:“熹宗一黃口孺子”,就是說,朱由校就是一個黃口小兒,朱東潤先生說得更詳盡:“(朱由校)一字不識,不知國事”,可見,清朝以後的民國,對天啟皇帝朱由校的認知,也是覺得他就是一個不懂事的文盲小鬼。

    至於到了現代,因為暢銷書《明朝那些事兒》的影響,天啟皇帝文盲的名聲則更是傳遍四海了。

    可是,天啟皇帝真的是文盲嗎?

    很顯然,根本不是。按照西南政法大學劉雲生教授的說法:“這就是一個政治家主導,史學家配合的一個迷局。”

    關於天啟皇帝為文盲的說法,史學界給出的解釋是這樣的,即明神宗因為不喜歡自己的大兒子,也就是天啟帝的父親明光宗,所以遲遲不讓孫子天啟帝出閣讀書,最後導致天啟皇帝“歷年如斯而講讀未就”。這話是大臣們說的,可是,大臣在朝堂之上,又怎麼能知道九重深宮裡所發生的事情呢?而且,天啟帝早年雖然沒有出閣讀書,也只能證明他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而已,並不代表他就沒有學習過。

    事實上,根據明末宮中的太監劉若愚的記載,說:“先帝(朱由校)髫齔時,教習書仿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劉良相也。”意思是,天啟帝在年幼的時候,他父親當年的伴讀吳進忠便臨時充當了天啟帝的老師。這樣雖然不能保證教育質量,但至少可以證明,天啟帝絕不是一無所知的文盲。

    況且,天啟皇帝之前沒有進行正規教育,不代表他之後就沒有進行過,在天啟元年正月,大臣就上書天啟帝:“以帝為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

    而給天啟皇帝教書的老師,便是東林黨人孫承宗。天啟皇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在講到《尚書》時,每次說到“人主臨天下處,皇上聳然拱聽”,“至說先皇帝,便忽令乂手,肅然改容”。可見天啟皇帝的學習態度還是非常不錯的。

    而錢謙益也曾回憶一樁孫承宗與天啟帝的往事,有一次,天啟皇帝感冒了,在講課時不停的咳嗽,孫承宗恭恭敬敬地站著,面無表情,等到天啟皇帝擦完鼻涕,整理好衣衫,孫承宗這才繼續講課,等到天啟皇帝再咳嗽的時候,孫承宗就又停下,這下天啟皇帝也覺得不好意思了,連忙肅容,再也不擦嘴了。

    除了這件事外,錢謙益還記載了另一件事,也十分溫情,眾所周知,天啟皇帝的祖父萬曆皇帝,年少時的老師是名臣張居正,有一次還是少年的萬曆帝讀《論語》時,把“色勃如也”的“勃”不小心讀成了“背”的音,結果被張居正厲聲何止,把小萬曆嚇的面如土色。

    其實,天啟皇帝和孫承宗也遇見過類似的情況,有一次,天啟皇帝把“三百六旬有六日”中的“六”讀成了“溜”,孫承宗的更正方法就比較有技巧了,聽到天啟帝讀錯,他也連忙高聲讀“祿”三次,天啟皇帝這才知道自己讀錯了,於是連忙改正。

    難怪天啟皇帝日後用血腥手段清理東林黨人,卻唯獨放過了孫承宗,這等昔年的師生之情,至今讀來,依舊令人無比感懷。

    當然,天啟皇帝學習過、而且學習態度不錯,可並不能代表他的文化水平就高,所以,我們接著看如下記載。

    天啟元年十二月,內閣首輔葉向高上奏:“我皇上聰明天縱,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嘗朝,既是套數具文,無關於政事。而日講開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於義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也就是說,天啟皇帝很勤奮,學習也很認真,同時也說:“皇上尤於燕閒遊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蒼生之大幸也。”也就是希望天啟皇帝可以在閒暇的時候,戒驕戒躁,繼續努力學習。

    除了葉向高以外,天啟皇帝的講師丁紹軾也曾說過:

    “今上衝年嗜學,經筵、日講二者兼舉,經筵以季舉,日講則日日舉之,非甚寒暑不輟也。”

    意思就是說,天啟皇帝雖然年少,但卻十分好學,經筵和日講頻繁舉辦,除非寒風酷暑,不然絕不曠課。

    而《實錄》上,更是把天啟皇帝的“日常課表”記錄了下來,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六日,方從哲便制定了天啟皇帝的學習計劃,明確日講要先從《大學》講起,把四書講完,然後講五經,從《尚書·堯典》講起。⑱之後還加上了張居正當年為天啟皇帝祖父,即萬曆皇帝所編輯的《帝鑑圖說》,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天啟皇帝熱愛學習,以至於他的另一位老師丁紹軾就曾賦詩一首:

    “牙籤手指口披宣,撫幾從容意更虔。

    幸得至尊傾耳聽。齎心入告不徒然。”

    得到這樣一位好學生,連做老師都感到一陣的輕鬆和愉悅。

    除了熱愛學習外,天啟皇帝與他的祖父一樣,對書法十分熱衷,孫承宗在談起天啟皇帝練字的時候“御筆飛動”,每次寫完聽到閣臣們的表揚時,常常“喜動點頭,稍以語答”。

    當然,天啟皇帝最後的書法成就顯然是不如他那些多才多藝的祖先們,清初學者朱彝尊曾親眼見過天啟皇帝的三道手敕,而且特意強調:“今觀三敕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內監。”[21]這話就是天啟皇帝的字跡雖然不怎麼樣,但至少證明他確實沒有請槍手,的確是他寫的。

    當然,也許你又要說了,天啟皇帝喜歡這些儒家經典,喜歡書法,那都是務虛的,不務實,一個君主,還是要看政績的。

    實際上,天啟皇帝在學習過程中,絕不是死學習,而是在學習中探討時政,以方便自己可以更好的治理國家。

    譬如天啟皇帝在經筵中,每次講到論語,就“皇帝日御經筵,詢政事,字字商榷。”,可見,經筵也會和時政聯絡在一起。

    經過以上介紹,我們可以知道,天啟皇帝未必是一位天才君主,他對經史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天賦,但至少他的文化素養是有的,足以應付身為皇帝的能力需要,實在和文盲扯不上任何邊兒。

    三 、天啟皇帝真的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木匠君主嗎

    對於明代的君主,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十個皇帝九個昏”,除了愛煉丹的嘉靖帝、不上朝的萬曆帝,再下來受到批評的,那當屬愛做木匠活兒的天啟帝了。

    那麼,我們就來探究下,天啟帝愛做木匠活兒的原委究竟如何?

    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明朝宮中太監劉若愚的《酌中志》: “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衝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讚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暱近臣如塗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後來到了清朝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談》中,記載又變成這樣了: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我們仔細看看這兩項記載,到底有什麼不同!

    首先,二則文獻相同的地方在於,天啟皇帝的確喜歡玩木工遊戲,但在明朝人劉若愚的記載中,天啟皇帝並沒有就此荒廢朝政。而是“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古人向來言簡意賅,這“傾耳”二字,可知天啟帝確實沒有落下朝政,得知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很好的推斷出後面的“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實際上是天啟皇帝把辦事權力交給了魏忠賢。

    也就是說,所謂的“太阿之柄下移”不過是天啟皇帝把執行的權力給了魏忠賢,決定權還在自己手裡。這顯然跟所謂的不理朝政,被大太監魏忠賢架空等等八竿子也打不著一塊。

    而到了清朝人的記載中,立馬就不對了,“傾耳注聽”不見了,連“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這樣的命令言辭也給改成了“汝好生看,勿欺我”,最後王士禛還煞有其事地來了一句“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如此欺騙後人,實在全無史家風骨。

    從上面我們的辨析看出,天啟皇帝確實喜歡做木匠活,但這也只是他本人的一種愛好,他也並沒有因為這樣的愛好而玩物喪志、不理朝政,將大權授予魏忠賢,是他本人有意識的主動行為,而不是被欺騙的被動行為。

    當然,李曉鵬博士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就是天啟皇帝之所以學習木工,是因為當時國家要修建三大殿工程,天啟皇帝害怕魏忠賢從裡面中飽私囊,所以才努力讓自己成為木工專家,姑且算作一種說法。

    解決了以上三個問題,我們便可以再繼續探究,為什麼天啟皇帝會提拔魏忠賢打壓東林黨?

    在天啟初年,東林黨憑藉明末三大案,獲取了強大的政治資本,遂獨掌朝政,《明史》將這一時期稱之為“眾正盈朝”。

    然而,就是在這個“眾正盈朝”的時期,明軍在遼東戰場上節節敗退,因為東林黨的自私自利,對楚黨人熊廷弼排擠打壓,最終導致廣寧兵敗,六萬大軍慘敗於努爾哈赤的八旗勁旅,東北戰場幾乎全線崩潰。

    訊息傳來,天啟皇帝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可是朝廷上的大臣們卻依舊互相黨爭,看著這些平日裡口若懸河、指點江山的東林黨人,在關鍵時刻就知道相互推諉、拿不出辦法,天啟帝終於生氣的下了這樣一道詔書:

    “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昨張鶴嗚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意思是說,現在國家處於危急關頭,你們怎麼還互相挑毛病、扣帽子?我們現在應該團結,今後不準在混淆是非了!

    可是,過了兩個月後,大臣們依舊是老樣子,這下天啟皇帝徹底憤怒了:“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極以來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墜。每見科道各官屢次紛囂,前有旨,不許擅出私揭。昨覽報,又見揭帖,顯是不遵。全無為國為民,肆行狂噪,囂訟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論難泯,自奴酋發難以來,徵兵轉餉,軍民塗炭已極,皆因偏見黨論,致使經撫不和,故將遼左疆土盡行失陷。未見恢復奇謀,朕深痛恨。新進後輩,遽司耳目,全無秉公,專行報復。逞意妄言,淆亂國政,本當杖褫。姑從輕薄懲,已後科道各官俱要虛心盡職,共襄國事。再有結黨排誣的,朕遵祖制憲章決不姑息。”

    這個意思和上面基本上大同小異,這道詔書發下來後,文官們還是老樣子,把天啟皇帝的話當成了耳旁風,從兩次“絕不姑息”中,我們也可以基本看出,此時年輕氣盛的天啟皇帝,已經對文官集團忍無可忍,於是,天啟皇帝決定罷黜東林黨人,對朝廷上來一次大換血。 就這樣,魏忠賢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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