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皇帝，本名朱由校，廟號為“明熹宗”，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在傳統觀裡，天啟皇帝昏庸無道、不理朝政而沉溺於木匠遊戲，被大太監魏忠賢奪權，釀造了明朝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
在魏忠賢執政時期，廠衛橫行、太監當道，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對東林黨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整個社會上下都為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後來天啟皇帝病逝，崇禎皇帝登基，剷除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再次啟用東林黨人，壞人得以消滅，正義得以伸張，但是此刻的大明王朝已經被魏忠賢折騰的積重難返，縱然崇禎皇帝勵精圖治，可也無力迴天，明朝最終走向亡國的厄運。
而近年來，一種新型的觀點開始流行——那就是認為天啟皇帝並非不學無術，而是內有心計，他扶植魏忠賢打壓東林黨，加強皇權，徵收商業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望成為一代中興之主。只可惜英年早逝，新登基的崇禎皇帝剷除魏忠賢，重新提拔東林黨人，廢除商業稅，導致龐大的稅負壓力轉移到了農民的身上，最終釀造了明末農民起義，埋葬了明朝。
那麼，這兩種觀點究竟哪一個正確？
我認為，要解開這個謎題，就要先從天啟皇帝本人說起。
一、天啟皇帝究竟叫什麼
眾所周知，天啟皇帝的本名叫朱由校，這點沒有任何問題。
但關鍵在於，天啟帝名字最後一個字“校”，是一個多音字，它有兩個音，一個是xiao、另一個是jiao。那麼，朱由校的名字究竟該這麼讀呢？若這個不瞭解的話，我們研究這個君主，卻連名字都念錯，豈不是鬧了大笑話了？
在大眾歷史節目《百家講壇》裡，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的《明亡清興六十年》的系列講座中，對朱由校名字的最後一個字一律讀“xiao”，後來廈門大學的傅小凡老師在《大明悲歌：崇禎那些年》中，也將朱由校的“校”字念成“xiao”，不過，傅小凡老師在之後的《大明疑案》系列裡，卻又忽然改口，將“校”又改讀為“jiao”了。
很顯然，傅小凡老師之前讀的“xiao”是錯誤的，不過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失誤後，在新的節目中很快的訂正成了“jiao”。
為什麼讀“jiao”而不讀“xiao”？
這是因為天啟元年正月，朱由校剛剛登基稱帝沒多久，禮部便上奏，要求但凡其他人名字裡有“洛”的，一律改成“雒”，名字有“校”的，一律改成“較”。
很顯然，這是在避諱，因為朱由校的父親、也就是明光宗的名字叫朱常洛，為了避諱所以一律將犯君諱的字改為“雒”，這在古代屬於同音互換，所以說，朱由校的“校”字應該和“較”同音，故而，我們得出結論，天啟皇帝名字裡最後一個字，應該念“jiao”。
二、天啟皇帝是不是文盲
在世人的流傳中，亦或者是在歷代乃至如今的史學界裡，對天啟皇帝的一個特點都十分明瞭，那就是不識字。
這個說法，實際上是來自近人，在明朝根本沒有此說。明史通俗讀物《明朝那些事兒》的影響尤其廣大，在書中，當年明月為我們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個關於天啟皇帝不識字的故事。
故事大概如下：天啟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上奏彈劾天啟帝身邊的大太監魏忠賢，一共列舉了“二十四條大罪”，要求立即處死魏忠賢，而楊漣害怕這封奏疏被魏忠賢的爪牙截斷，交不到天啟帝的手上，所以大造聲勢，弄得朝內朝外沸沸揚揚，最終上達天聽。
在大殿上，魏忠賢戰戰兢兢、面如土色，可誰知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天啟帝因為不識字，所以隨手將這封極為重要的奏疏交給了身邊侍奉的王體乾，這個王體乾是魏忠賢的人，所以他特意將這封奏疏掐頭去尾，撿了一些瑣事誦讀，於是天啟帝一聽，也覺得沒什麼呀，於是魏忠賢就這樣逃過了一劫。
廈門大學傅小凡老師的《大明悲歌：崇禎那些年》、民國史學家孟森先生的《明史講義》、以及林金樹、高壽仙的《天啟皇帝大傳》也都記錄了這件事，與當年明月的敘述基本上大同小異，其中幾人最統一的觀點，就是天啟皇帝之所以把奏疏給王體乾，就是因為天啟皇帝不識字。
那麼，這個說法出自哪裡呢？
想都不用想，肯定出自清朝人修編的《明史》，根據記載：
“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遣。”
然而，即使是《明史》，也只是記載了天啟帝把奏疏給王體乾的事實，而沒有說原因，可是，我們如果向上追溯，就會發現連這個說法很成問題。谷應泰言：“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曲調之……”。在明末清初史學家谷應泰的記載中，在御前時，王體乾壓根就沒有出現過，只有天啟帝的奶媽客氏出現，在天啟帝的身邊給魏忠賢說情。客氏不過一農村婦女，文化水平會比天啟帝高多少？所以肯定不是客氏給天啟帝唸的。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史學家為了簡便，所以略過了，那好，我們再把時間向前調，選一個早期記載，那就是明末清初人文秉的筆記中的記錄：“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護……”
文秉是文震孟之子，東林黨後裔，一定程度上來講，他也算是那次東林黨與魏忠賢直面交鋒的局中人，所知內情應該較多，連他的記載也沒有提及王體乾的存在。可見，谷應泰在引用的時候根本不是什麼圖簡略，而是因為那封奏疏根本就是天啟皇帝親自看的。
事實上，對天啟帝不識字的認知，並非清朝人所獨有，如民國史學家孟森先生就說：“蓋熹宗為至愚至昧之童蒙，固不足預於是非恩怨之理解者也。國勢之危至此，而明之主器者如彼，此即天亡之兆矣。”意思就是說，明熹宗朱由校就是一個愚昧的傻小子，沒長大一樣，對國家是非都不瞭解，明朝的國運已經如此危險了，明朝的君主還是這樣，真是亡國的徵兆啊。而王桐齡先生更是直接：“熹宗一黃口孺子”，就是說，朱由校就是一個黃口小兒，朱東潤先生說得更詳盡：“（朱由校）一字不識，不知國事”，可見，清朝以後的民國，對天啟皇帝朱由校的認知，也是覺得他就是一個不懂事的文盲小鬼。
至於到了現代，因為暢銷書《明朝那些事兒》的影響，天啟皇帝文盲的名聲則更是傳遍四海了。
可是，天啟皇帝真的是文盲嗎？
很顯然，根本不是。按照西南政法大學劉雲生教授的說法：“這就是一個政治家主導，史學家配合的一個迷局。”
關於天啟皇帝為文盲的說法，史學界給出的解釋是這樣的，即明神宗因為不喜歡自己的大兒子，也就是天啟帝的父親明光宗，所以遲遲不讓孫子天啟帝出閣讀書，最後導致天啟皇帝“歷年如斯而講讀未就”。這話是大臣們說的，可是，大臣在朝堂之上，又怎麼能知道九重深宮裡所發生的事情呢？而且，天啟帝早年雖然沒有出閣讀書，也只能證明他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而已，並不代表他就沒有學習過。
事實上，根據明末宮中的太監劉若愚的記載，說：“先帝（朱由校）髫齔時，教習書仿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劉良相也。”意思是，天啟帝在年幼的時候，他父親當年的伴讀吳進忠便臨時充當了天啟帝的老師。這樣雖然不能保證教育質量，但至少可以證明，天啟帝絕不是一無所知的文盲。
況且，天啟皇帝之前沒有進行正規教育，不代表他之後就沒有進行過，在天啟元年正月，大臣就上書天啟帝：“以帝為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
而給天啟皇帝教書的老師，便是東林黨人孫承宗。天啟皇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在講到《尚書》時，每次說到“人主臨天下處，皇上聳然拱聽”，“至說先皇帝，便忽令乂手，肅然改容”。可見天啟皇帝的學習態度還是非常不錯的。
而錢謙益也曾回憶一樁孫承宗與天啟帝的往事，有一次，天啟皇帝感冒了，在講課時不停的咳嗽，孫承宗恭恭敬敬地站著，面無表情，等到天啟皇帝擦完鼻涕，整理好衣衫，孫承宗這才繼續講課，等到天啟皇帝再咳嗽的時候，孫承宗就又停下，這下天啟皇帝也覺得不好意思了，連忙肅容，再也不擦嘴了。
除了這件事外，錢謙益還記載了另一件事，也十分溫情，眾所周知，天啟皇帝的祖父萬曆皇帝，年少時的老師是名臣張居正，有一次還是少年的萬曆帝讀《論語》時，把“色勃如也”的“勃”不小心讀成了“背”的音，結果被張居正厲聲何止，把小萬曆嚇的面如土色。
其實，天啟皇帝和孫承宗也遇見過類似的情況，有一次，天啟皇帝把“三百六旬有六日”中的“六”讀成了“溜”，孫承宗的更正方法就比較有技巧了，聽到天啟帝讀錯，他也連忙高聲讀“祿”三次，天啟皇帝這才知道自己讀錯了，於是連忙改正。
難怪天啟皇帝日後用血腥手段清理東林黨人，卻唯獨放過了孫承宗，這等昔年的師生之情，至今讀來，依舊令人無比感懷。
當然，天啟皇帝學習過、而且學習態度不錯，可並不能代表他的文化水平就高，所以，我們接著看如下記載。
天啟元年十二月，內閣首輔葉向高上奏：“我皇上聰明天縱，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嘗朝，既是套數具文，無關於政事。而日講開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於義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也就是說，天啟皇帝很勤奮，學習也很認真，同時也說：“皇上尤於燕閒遊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蒼生之大幸也。”也就是希望天啟皇帝可以在閒暇的時候，戒驕戒躁，繼續努力學習。
除了葉向高以外，天啟皇帝的講師丁紹軾也曾說過：
“今上衝年嗜學，經筵、日講二者兼舉，經筵以季舉，日講則日日舉之，非甚寒暑不輟也。”
意思就是說，天啟皇帝雖然年少，但卻十分好學，經筵和日講頻繁舉辦，除非寒風酷暑，不然絕不曠課。
而《實錄》上，更是把天啟皇帝的“日常課表”記錄了下來，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六日，方從哲便制定了天啟皇帝的學習計劃，明確日講要先從《大學》講起，把四書講完，然後講五經，從《尚書·堯典》講起。⑱之後還加上了張居正當年為天啟皇帝祖父，即萬曆皇帝所編輯的《帝鑑圖說》，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天啟皇帝熱愛學習，以至於他的另一位老師丁紹軾就曾賦詩一首：
“牙籤手指口披宣，撫幾從容意更虔。
幸得至尊傾耳聽。齎心入告不徒然。”
得到這樣一位好學生，連做老師都感到一陣的輕鬆和愉悅。
除了熱愛學習外，天啟皇帝與他的祖父一樣，對書法十分熱衷，孫承宗在談起天啟皇帝練字的時候“御筆飛動”，每次寫完聽到閣臣們的表揚時，常常“喜動點頭，稍以語答”。
當然，天啟皇帝最後的書法成就顯然是不如他那些多才多藝的祖先們，清初學者朱彝尊曾親眼見過天啟皇帝的三道手敕，而且特意強調：“今觀三敕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內監。”[21]這話就是天啟皇帝的字跡雖然不怎麼樣，但至少證明他確實沒有請槍手，的確是他寫的。
當然，也許你又要說了，天啟皇帝喜歡這些儒家經典，喜歡書法，那都是務虛的，不務實，一個君主，還是要看政績的。
實際上，天啟皇帝在學習過程中，絕不是死學習，而是在學習中探討時政，以方便自己可以更好的治理國家。
譬如天啟皇帝在經筵中，每次講到論語，就“皇帝日御經筵，詢政事，字字商榷。”，可見，經筵也會和時政聯絡在一起。
經過以上介紹，我們可以知道，天啟皇帝未必是一位天才君主，他對經史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天賦，但至少他的文化素養是有的，足以應付身為皇帝的能力需要，實在和文盲扯不上任何邊兒。
三 、天啟皇帝真的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木匠君主嗎
對於明代的君主，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十個皇帝九個昏”，除了愛煉丹的嘉靖帝、不上朝的萬曆帝，再下來受到批評的，那當屬愛做木匠活兒的天啟帝了。
那麼，我們就來探究下，天啟帝愛做木匠活兒的原委究竟如何？
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明朝宮中太監劉若愚的《酌中志》： “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衝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讚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暱近臣如塗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後來到了清朝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談》中，記載又變成這樣了：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我們仔細看看這兩項記載，到底有什麼不同！
首先，二則文獻相同的地方在於，天啟皇帝的確喜歡玩木工遊戲，但在明朝人劉若愚的記載中，天啟皇帝並沒有就此荒廢朝政。而是“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古人向來言簡意賅，這“傾耳”二字，可知天啟帝確實沒有落下朝政，得知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很好的推斷出後面的“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實際上是天啟皇帝把辦事權力交給了魏忠賢。
也就是說，所謂的“太阿之柄下移”不過是天啟皇帝把執行的權力給了魏忠賢，決定權還在自己手裡。這顯然跟所謂的不理朝政，被大太監魏忠賢架空等等八竿子也打不著一塊。
而到了清朝人的記載中，立馬就不對了，“傾耳注聽”不見了，連“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這樣的命令言辭也給改成了“汝好生看，勿欺我”，最後王士禛還煞有其事地來了一句“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如此欺騙後人，實在全無史家風骨。
從上面我們的辨析看出，天啟皇帝確實喜歡做木匠活，但這也只是他本人的一種愛好，他也並沒有因為這樣的愛好而玩物喪志、不理朝政，將大權授予魏忠賢，是他本人有意識的主動行為，而不是被欺騙的被動行為。
當然，李曉鵬博士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就是天啟皇帝之所以學習木工，是因為當時國家要修建三大殿工程，天啟皇帝害怕魏忠賢從裡面中飽私囊，所以才努力讓自己成為木工專家，姑且算作一種說法。
解決了以上三個問題，我們便可以再繼續探究，為什麼天啟皇帝會提拔魏忠賢打壓東林黨？
在天啟初年，東林黨憑藉明末三大案，獲取了強大的政治資本，遂獨掌朝政，《明史》將這一時期稱之為“眾正盈朝”。
然而，就是在這個“眾正盈朝”的時期，明軍在遼東戰場上節節敗退，因為東林黨的自私自利，對楚黨人熊廷弼排擠打壓，最終導致廣寧兵敗，六萬大軍慘敗於努爾哈赤的八旗勁旅，東北戰場幾乎全線崩潰。
訊息傳來，天啟皇帝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可是朝廷上的大臣們卻依舊互相黨爭，看著這些平日裡口若懸河、指點江山的東林黨人，在關鍵時刻就知道相互推諉、拿不出辦法，天啟帝終於生氣的下了這樣一道詔書：
“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昨張鶴嗚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意思是說，現在國家處於危急關頭，你們怎麼還互相挑毛病、扣帽子？我們現在應該團結，今後不準在混淆是非了！
可是，過了兩個月後，大臣們依舊是老樣子，這下天啟皇帝徹底憤怒了:“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極以來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墜。每見科道各官屢次紛囂，前有旨，不許擅出私揭。昨覽報，又見揭帖，顯是不遵。全無為國為民，肆行狂噪，囂訟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論難泯，自奴酋發難以來，徵兵轉餉，軍民塗炭已極，皆因偏見黨論，致使經撫不和，故將遼左疆土盡行失陷。未見恢復奇謀，朕深痛恨。新進後輩，遽司耳目，全無秉公，專行報復。逞意妄言，淆亂國政，本當杖褫。姑從輕薄懲，已後科道各官俱要虛心盡職，共襄國事。再有結黨排誣的，朕遵祖制憲章決不姑息。”
這個意思和上面基本上大同小異，這道詔書發下來後，文官們還是老樣子，把天啟皇帝的話當成了耳旁風，從兩次“絕不姑息”中，我們也可以基本看出，此時年輕氣盛的天啟皇帝，已經對文官集團忍無可忍，於是，天啟皇帝決定罷黜東林黨人，對朝廷上來一次大換血。 就這樣，魏忠賢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天啟皇帝，本名朱由校，廟號為“明熹宗”，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在傳統觀裡，天啟皇帝昏庸無道、不理朝政而沉溺於木匠遊戲，被大太監魏忠賢奪權，釀造了明朝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
在魏忠賢執政時期，廠衛橫行、太監當道，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對東林黨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整個社會上下都為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後來天啟皇帝病逝，崇禎皇帝登基，剷除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再次啟用東林黨人，壞人得以消滅，正義得以伸張，但是此刻的大明王朝已經被魏忠賢折騰的積重難返，縱然崇禎皇帝勵精圖治，可也無力迴天，明朝最終走向亡國的厄運。
而近年來，一種新型的觀點開始流行——那就是認為天啟皇帝並非不學無術，而是內有心計，他扶植魏忠賢打壓東林黨，加強皇權，徵收商業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望成為一代中興之主。只可惜英年早逝，新登基的崇禎皇帝剷除魏忠賢，重新提拔東林黨人，廢除商業稅，導致龐大的稅負壓力轉移到了農民的身上，最終釀造了明末農民起義，埋葬了明朝。
那麼，這兩種觀點究竟哪一個正確？
我認為，要解開這個謎題，就要先從天啟皇帝本人說起。
一、天啟皇帝究竟叫什麼
眾所周知，天啟皇帝的本名叫朱由校，這點沒有任何問題。
但關鍵在於，天啟帝名字最後一個字“校”，是一個多音字，它有兩個音，一個是xiao、另一個是jiao。那麼，朱由校的名字究竟該這麼讀呢？若這個不瞭解的話，我們研究這個君主，卻連名字都念錯，豈不是鬧了大笑話了？
在大眾歷史節目《百家講壇》裡，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的《明亡清興六十年》的系列講座中，對朱由校名字的最後一個字一律讀“xiao”，後來廈門大學的傅小凡老師在《大明悲歌：崇禎那些年》中，也將朱由校的“校”字念成“xiao”，不過，傅小凡老師在之後的《大明疑案》系列裡，卻又忽然改口，將“校”又改讀為“jiao”了。
很顯然，傅小凡老師之前讀的“xiao”是錯誤的，不過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失誤後，在新的節目中很快的訂正成了“jiao”。
為什麼讀“jiao”而不讀“xiao”？
這是因為天啟元年正月，朱由校剛剛登基稱帝沒多久，禮部便上奏，要求但凡其他人名字裡有“洛”的，一律改成“雒”，名字有“校”的，一律改成“較”。
很顯然，這是在避諱，因為朱由校的父親、也就是明光宗的名字叫朱常洛，為了避諱所以一律將犯君諱的字改為“雒”，這在古代屬於同音互換，所以說，朱由校的“校”字應該和“較”同音，故而，我們得出結論，天啟皇帝名字裡最後一個字，應該念“jiao”。
二、天啟皇帝是不是文盲
在世人的流傳中，亦或者是在歷代乃至如今的史學界裡，對天啟皇帝的一個特點都十分明瞭，那就是不識字。
這個說法，實際上是來自近人，在明朝根本沒有此說。明史通俗讀物《明朝那些事兒》的影響尤其廣大，在書中，當年明月為我們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個關於天啟皇帝不識字的故事。
故事大概如下：天啟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上奏彈劾天啟帝身邊的大太監魏忠賢，一共列舉了“二十四條大罪”，要求立即處死魏忠賢，而楊漣害怕這封奏疏被魏忠賢的爪牙截斷，交不到天啟帝的手上，所以大造聲勢，弄得朝內朝外沸沸揚揚，最終上達天聽。
在大殿上，魏忠賢戰戰兢兢、面如土色，可誰知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天啟帝因為不識字，所以隨手將這封極為重要的奏疏交給了身邊侍奉的王體乾，這個王體乾是魏忠賢的人，所以他特意將這封奏疏掐頭去尾，撿了一些瑣事誦讀，於是天啟帝一聽，也覺得沒什麼呀，於是魏忠賢就這樣逃過了一劫。
廈門大學傅小凡老師的《大明悲歌：崇禎那些年》、民國史學家孟森先生的《明史講義》、以及林金樹、高壽仙的《天啟皇帝大傳》也都記錄了這件事，與當年明月的敘述基本上大同小異，其中幾人最統一的觀點，就是天啟皇帝之所以把奏疏給王體乾，就是因為天啟皇帝不識字。
那麼，這個說法出自哪裡呢？
想都不用想，肯定出自清朝人修編的《明史》，根據記載：
“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遣。”
然而，即使是《明史》，也只是記載了天啟帝把奏疏給王體乾的事實，而沒有說原因，可是，我們如果向上追溯，就會發現連這個說法很成問題。谷應泰言：“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曲調之……”。在明末清初史學家谷應泰的記載中，在御前時，王體乾壓根就沒有出現過，只有天啟帝的奶媽客氏出現，在天啟帝的身邊給魏忠賢說情。客氏不過一農村婦女，文化水平會比天啟帝高多少？所以肯定不是客氏給天啟帝唸的。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史學家為了簡便，所以略過了，那好，我們再把時間向前調，選一個早期記載，那就是明末清初人文秉的筆記中的記錄：“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護……”
文秉是文震孟之子，東林黨後裔，一定程度上來講，他也算是那次東林黨與魏忠賢直面交鋒的局中人，所知內情應該較多，連他的記載也沒有提及王體乾的存在。可見，谷應泰在引用的時候根本不是什麼圖簡略，而是因為那封奏疏根本就是天啟皇帝親自看的。
事實上，對天啟帝不識字的認知，並非清朝人所獨有，如民國史學家孟森先生就說：“蓋熹宗為至愚至昧之童蒙，固不足預於是非恩怨之理解者也。國勢之危至此，而明之主器者如彼，此即天亡之兆矣。”意思就是說，明熹宗朱由校就是一個愚昧的傻小子，沒長大一樣，對國家是非都不瞭解，明朝的國運已經如此危險了，明朝的君主還是這樣，真是亡國的徵兆啊。而王桐齡先生更是直接：“熹宗一黃口孺子”，就是說，朱由校就是一個黃口小兒，朱東潤先生說得更詳盡：“（朱由校）一字不識，不知國事”，可見，清朝以後的民國，對天啟皇帝朱由校的認知，也是覺得他就是一個不懂事的文盲小鬼。
至於到了現代，因為暢銷書《明朝那些事兒》的影響，天啟皇帝文盲的名聲則更是傳遍四海了。
可是，天啟皇帝真的是文盲嗎？
很顯然，根本不是。按照西南政法大學劉雲生教授的說法：“這就是一個政治家主導，史學家配合的一個迷局。”
關於天啟皇帝為文盲的說法，史學界給出的解釋是這樣的，即明神宗因為不喜歡自己的大兒子，也就是天啟帝的父親明光宗，所以遲遲不讓孫子天啟帝出閣讀書，最後導致天啟皇帝“歷年如斯而講讀未就”。這話是大臣們說的，可是，大臣在朝堂之上，又怎麼能知道九重深宮裡所發生的事情呢？而且，天啟帝早年雖然沒有出閣讀書，也只能證明他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而已，並不代表他就沒有學習過。
事實上，根據明末宮中的太監劉若愚的記載，說：“先帝（朱由校）髫齔時，教習書仿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劉良相也。”意思是，天啟帝在年幼的時候，他父親當年的伴讀吳進忠便臨時充當了天啟帝的老師。這樣雖然不能保證教育質量，但至少可以證明，天啟帝絕不是一無所知的文盲。
況且，天啟皇帝之前沒有進行正規教育，不代表他之後就沒有進行過，在天啟元年正月，大臣就上書天啟帝：“以帝為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
而給天啟皇帝教書的老師，便是東林黨人孫承宗。天啟皇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在講到《尚書》時，每次說到“人主臨天下處，皇上聳然拱聽”，“至說先皇帝，便忽令乂手，肅然改容”。可見天啟皇帝的學習態度還是非常不錯的。
而錢謙益也曾回憶一樁孫承宗與天啟帝的往事，有一次，天啟皇帝感冒了，在講課時不停的咳嗽，孫承宗恭恭敬敬地站著，面無表情，等到天啟皇帝擦完鼻涕，整理好衣衫，孫承宗這才繼續講課，等到天啟皇帝再咳嗽的時候，孫承宗就又停下，這下天啟皇帝也覺得不好意思了，連忙肅容，再也不擦嘴了。
除了這件事外，錢謙益還記載了另一件事，也十分溫情，眾所周知，天啟皇帝的祖父萬曆皇帝，年少時的老師是名臣張居正，有一次還是少年的萬曆帝讀《論語》時，把“色勃如也”的“勃”不小心讀成了“背”的音，結果被張居正厲聲何止，把小萬曆嚇的面如土色。
其實，天啟皇帝和孫承宗也遇見過類似的情況，有一次，天啟皇帝把“三百六旬有六日”中的“六”讀成了“溜”，孫承宗的更正方法就比較有技巧了，聽到天啟帝讀錯，他也連忙高聲讀“祿”三次，天啟皇帝這才知道自己讀錯了，於是連忙改正。
難怪天啟皇帝日後用血腥手段清理東林黨人，卻唯獨放過了孫承宗，這等昔年的師生之情，至今讀來，依舊令人無比感懷。
當然，天啟皇帝學習過、而且學習態度不錯，可並不能代表他的文化水平就高，所以，我們接著看如下記載。
天啟元年十二月，內閣首輔葉向高上奏：“我皇上聰明天縱，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嘗朝，既是套數具文，無關於政事。而日講開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於義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也就是說，天啟皇帝很勤奮，學習也很認真，同時也說：“皇上尤於燕閒遊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蒼生之大幸也。”也就是希望天啟皇帝可以在閒暇的時候，戒驕戒躁，繼續努力學習。
除了葉向高以外，天啟皇帝的講師丁紹軾也曾說過：
“今上衝年嗜學，經筵、日講二者兼舉，經筵以季舉，日講則日日舉之，非甚寒暑不輟也。”
意思就是說，天啟皇帝雖然年少，但卻十分好學，經筵和日講頻繁舉辦，除非寒風酷暑，不然絕不曠課。
而《實錄》上，更是把天啟皇帝的“日常課表”記錄了下來，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六日，方從哲便制定了天啟皇帝的學習計劃，明確日講要先從《大學》講起，把四書講完，然後講五經，從《尚書·堯典》講起。⑱之後還加上了張居正當年為天啟皇帝祖父，即萬曆皇帝所編輯的《帝鑑圖說》，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天啟皇帝熱愛學習，以至於他的另一位老師丁紹軾就曾賦詩一首：
“牙籤手指口披宣，撫幾從容意更虔。
幸得至尊傾耳聽。齎心入告不徒然。”
得到這樣一位好學生，連做老師都感到一陣的輕鬆和愉悅。
除了熱愛學習外，天啟皇帝與他的祖父一樣，對書法十分熱衷，孫承宗在談起天啟皇帝練字的時候“御筆飛動”，每次寫完聽到閣臣們的表揚時，常常“喜動點頭，稍以語答”。
當然，天啟皇帝最後的書法成就顯然是不如他那些多才多藝的祖先們，清初學者朱彝尊曾親眼見過天啟皇帝的三道手敕，而且特意強調：“今觀三敕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內監。”[21]這話就是天啟皇帝的字跡雖然不怎麼樣，但至少證明他確實沒有請槍手，的確是他寫的。
當然，也許你又要說了，天啟皇帝喜歡這些儒家經典，喜歡書法，那都是務虛的，不務實，一個君主，還是要看政績的。
實際上，天啟皇帝在學習過程中，絕不是死學習，而是在學習中探討時政，以方便自己可以更好的治理國家。
譬如天啟皇帝在經筵中，每次講到論語，就“皇帝日御經筵，詢政事，字字商榷。”，可見，經筵也會和時政聯絡在一起。
經過以上介紹，我們可以知道，天啟皇帝未必是一位天才君主，他對經史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天賦，但至少他的文化素養是有的，足以應付身為皇帝的能力需要，實在和文盲扯不上任何邊兒。
三 、天啟皇帝真的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木匠君主嗎
對於明代的君主，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十個皇帝九個昏”，除了愛煉丹的嘉靖帝、不上朝的萬曆帝，再下來受到批評的，那當屬愛做木匠活兒的天啟帝了。
那麼，我們就來探究下，天啟帝愛做木匠活兒的原委究竟如何？
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明朝宮中太監劉若愚的《酌中志》： “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衝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讚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暱近臣如塗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後來到了清朝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談》中，記載又變成這樣了：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我們仔細看看這兩項記載，到底有什麼不同！
首先，二則文獻相同的地方在於，天啟皇帝的確喜歡玩木工遊戲，但在明朝人劉若愚的記載中，天啟皇帝並沒有就此荒廢朝政。而是“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古人向來言簡意賅，這“傾耳”二字，可知天啟帝確實沒有落下朝政，得知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很好的推斷出後面的“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實際上是天啟皇帝把辦事權力交給了魏忠賢。
也就是說，所謂的“太阿之柄下移”不過是天啟皇帝把執行的權力給了魏忠賢，決定權還在自己手裡。這顯然跟所謂的不理朝政，被大太監魏忠賢架空等等八竿子也打不著一塊。
而到了清朝人的記載中，立馬就不對了，“傾耳注聽”不見了，連“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這樣的命令言辭也給改成了“汝好生看，勿欺我”，最後王士禛還煞有其事地來了一句“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如此欺騙後人，實在全無史家風骨。
從上面我們的辨析看出，天啟皇帝確實喜歡做木匠活，但這也只是他本人的一種愛好，他也並沒有因為這樣的愛好而玩物喪志、不理朝政，將大權授予魏忠賢，是他本人有意識的主動行為，而不是被欺騙的被動行為。
當然，李曉鵬博士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就是天啟皇帝之所以學習木工，是因為當時國家要修建三大殿工程，天啟皇帝害怕魏忠賢從裡面中飽私囊，所以才努力讓自己成為木工專家，姑且算作一種說法。
解決了以上三個問題，我們便可以再繼續探究，為什麼天啟皇帝會提拔魏忠賢打壓東林黨？
在天啟初年，東林黨憑藉明末三大案，獲取了強大的政治資本，遂獨掌朝政，《明史》將這一時期稱之為“眾正盈朝”。
然而，就是在這個“眾正盈朝”的時期，明軍在遼東戰場上節節敗退，因為東林黨的自私自利，對楚黨人熊廷弼排擠打壓，最終導致廣寧兵敗，六萬大軍慘敗於努爾哈赤的八旗勁旅，東北戰場幾乎全線崩潰。
訊息傳來，天啟皇帝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可是朝廷上的大臣們卻依舊互相黨爭，看著這些平日裡口若懸河、指點江山的東林黨人，在關鍵時刻就知道相互推諉、拿不出辦法，天啟帝終於生氣的下了這樣一道詔書：
“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昨張鶴嗚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意思是說，現在國家處於危急關頭，你們怎麼還互相挑毛病、扣帽子？我們現在應該團結，今後不準在混淆是非了！
可是，過了兩個月後，大臣們依舊是老樣子，這下天啟皇帝徹底憤怒了:“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極以來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墜。每見科道各官屢次紛囂，前有旨，不許擅出私揭。昨覽報，又見揭帖，顯是不遵。全無為國為民，肆行狂噪，囂訟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論難泯，自奴酋發難以來，徵兵轉餉，軍民塗炭已極，皆因偏見黨論，致使經撫不和，故將遼左疆土盡行失陷。未見恢復奇謀，朕深痛恨。新進後輩，遽司耳目，全無秉公，專行報復。逞意妄言，淆亂國政，本當杖褫。姑從輕薄懲，已後科道各官俱要虛心盡職，共襄國事。再有結黨排誣的，朕遵祖制憲章決不姑息。”
這個意思和上面基本上大同小異，這道詔書發下來後，文官們還是老樣子，把天啟皇帝的話當成了耳旁風，從兩次“絕不姑息”中，我們也可以基本看出，此時年輕氣盛的天啟皇帝，已經對文官集團忍無可忍，於是，天啟皇帝決定罷黜東林黨人，對朝廷上來一次大換血。 就這樣，魏忠賢登上了歷史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