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貧富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但我個人認為這並不是因科技進步造成的。相反，只有依靠科技進步才能最終解決人類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實現要依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

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貧富差距曾一度有所縮小，特別是二戰後，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曾顯著縮小。《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戰爭的影響，但我個人認為這主要是因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

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利於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有利於提高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資本收入的比重。

勞動者出賣勞動力是為了獲得工資滿足自己的需求。在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過程中，工資會給勞動者帶來效用(需求的滿足)，勞動的付出會給勞動者帶來負效用(辛苦和受累)，只要工資的效用大於勞動的負效用，勞動者便會願意出賣勞動力。

工資(所能購買的商品或服務)的效用其實是由勞動者(消費者)的“基礎消費量”所決定的。消費者消費的第一個麵包和第二個麵包帶給消費者的效用是不一樣的，第一個麵包的效用要大於第二個麵包。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邊際效用遞減定理。 當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如食品、住房、醫療等需求的滿足程度很低時，這些需求很少量的滿足就能給勞動者帶來很大的效用。那麼實際上等於說很低的工資水平，勞動者也願意(不得不)付出勞動。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所面臨的勞動力市場通常是供大於求的。

那麼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提高勞動者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程度(基本消費量)，就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會提高，資本收入的比重會減少。

在社會貧富差距較大的情況下，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社會消費，與民生產業相關的企業利潤會因此增加，民生產業會因此而擴張，“富人產業”(奢侈品產業)的發展會受到抑制，社會貧富差距會因此而縮小。

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在一些西歐國家建立後，這些國家的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建立起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後，社會貧富差距也開始縮小。“二戰”後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力推進福利國家建設，社會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社會貧富差距因此顯著縮小。

不過由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二戰後，長期遠快於經濟增長速度，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國家出現福利相對過度，遭遇了“福利危機”，社會經濟陷入長期“滯脹”。此後一些國家便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去國有化，造成的後果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科技越發達，

貧富差距，

只會是，

越縮越小，

以致，最後達到，

物質上面的，

貧富消失。

科技發達會拉大國與國之間的各方面差距。包括：經濟、軍事、教育、社會福利…這是全方位的差異。

科技發達首先是體現了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否順應民主意願。因為民主的政府讓民眾能放開身心和想象、創造力為民族和國家的美好未來努力，因為他們是主人。他們沒有什麼壓力，不必日日擔憂美其名曰的下崗、靈活就業所帶來的噩夢。正是如此產生的動力是無窮的，看到那麼多的諾貝爾獎，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差距。看到那麼多移民的流向，你就知道光明在哪。

如果你生長在不幸的國家，看看威爾史密斯的《我是傳奇》，希望你成為主人公一樣的堅強者。

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矽谷，孕育了成千上萬的各種高科技企業，成為各國政府羨慕和模仿的物件。在全球科技界呼風喚雨的那些科技巨頭，比如谷歌，蘋果，Facebook, 特斯拉，Intel等等，其公司總部都設在矽谷。矽谷所有的人口中，大約45%有大學本科以上的學歷，而全美國該比例為28%。毫不誇張的說，矽谷每平方公里的科技含量和科技人才數量應該是全球最高的。

矽谷究竟有什麼與眾不同的，特殊的地方？全世界好多國家都模仿矽谷建立自己的科技園區，但是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和矽谷匹敵。這背後有什麼更深層次的原因？今天就這個話題，我想和大家談一談“矽谷價值”。

什麼是矽谷價值？可能每個人對此都有不同的定義。讓我們先來引用一些“矽谷客”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矽谷著名的投資人，Paypal的聯合創始人之一，Facebook最早期的投資人之一，書本《零到一》的作者Peter Thiel, 在多次場合公開表示：在矽谷，政府是一個罪惡的名詞。也就是說，對於Peter Thiel來說，矽谷價值代表著突破政府管制的束縛，追求更大的自由，用科技革命來顛覆舊的秩序和傳統。

矽谷的另一天使投資人，Tim Draper, 在接受BBC採訪時也說：我認為政府在很多方面成為我們進步的阻力。他們（指政府）在創造就業方面幫了倒忙。他們說他們花很多精力去幫助那些窮人，但是從效果來看，政府的干預反而製造了更多窮人。可見，這位矽谷朋友對於政府也是非常不待見的，簡直是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矽谷創業型企業優步（Uber）的創始人Travis Kalanick說：政府管制對創新不利。要跟政府的法律法規打交道非常費時費力。事實上，Kalanick的創業之旅本身就是一部反政府管制的教科書。他創辦的優步在極大程度上打亂了原來每個國家和城市依賴的傳統的計程車交通模式，給整個行業以及交通管制部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優步的巨大的爭議性恰好也是上面提到的“反政府”的矽谷價值最好的一個註腳。

矽谷價值和政府的這場“大戰”，值得我們關注。在這裡讓我和大家分享一個具體的案例，來仔細研究一下這其中涉及的各種問題。

Airbnb, 空中食宿，是一家典型的矽谷顛覆型企業。Airbnb創造性的讓每個人可以自由出租自己的住房，甚至只是客廳裡的一張地鋪，從而將共享化經濟發揮到了極致。從消費者角度來說，他們可以有機會在世界各地居住各種不同的住所，領略不同的風情。而對於房東來說，他們則可以收到一些額外的房租。這樣的科技創新難道不是給大家帶來了共贏的局面麼？

1）房地產泡沫

拜Airbnb所賜，某些地區的房租上升極快，開始有了房地產泡沫的跡象。

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是全球著名的旅遊勝地。在巴塞羅那城中，有一個地區叫做Gracia，受到很多短期旅客的青睞。上面的這張告示寫著：在Gracia的那些短期旅遊公寓房正在傷害我們當地的社會文化凝聚力，並且引發了房地產投機風。很多當地的居民被逼搬出了他們的家鄉。

上面這張圖對比的是巴塞羅那和西班牙全國平均房租的價格變化。在2013年以前（即Airbnb開始在西班牙開通的年份），巴塞羅那的房租變化和全國平均房租變化基本同步，兩者大致上同升同降。但是在2013年以後，兩者之間開始有了明顯差別。巴塞羅那的房租要比全國平均堅挺很多。

當然，這樣的變化可能需要一分為二來看。從巴塞羅那的房東角度來看，這應該是一件好事，因為Airbnb幫助他們招徠到了更多的國際遊客，抵擋了經濟蕭條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對於收入比較低的靠租房過活的當地人，這樣的變化不啻為雙重打擊：經濟不景氣，工作比較難找，而房租不降反升，因此有些人只能被迫搬出原來的居住地。

巴塞羅那市長，Ada Colau女士在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她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對Airbnb採取任何政府管制，而事態的發展有可能會失去控制。在上一次的房地產泡沫危機（注：指西班牙在歐債危機時經歷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中，由於我們的短視造成了嚴重後果。這次我們應該吸取教訓，防止再次犯相同的錯誤。

2）新瓶裝老酒

但這個宣傳和事實並不一定相符。

比如上圖顯示的是巴塞羅那的酒店和Airbnb列出的供短租的房屋的地圖。巴塞羅那的酒店在上圖中由藍色小點表示，而Airbnb的短租房則由上圖中的黃色小點表示。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兩者的地理位置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說，去租Airbnb短租房的國際遊客，他們感興趣的正是那些靠近旅遊景區的房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Airbnb增加了景區供出租的房屋的供給，對酒店業形成了直接競爭，和所謂的體驗”回家“的感覺關係不大。

同時，由於來訂購Airbnb的國際遊客大多隻會說英語，因此能夠招徠到這些遊客的Airbnb房東也屬於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英語比較流利的中上階層。同時這一階層通常來說孩子比較少，房子比較大（因此有多餘的房間可以出租），而普通的巴塞羅那草根階層（比如那些不會說英語的西班牙當地人，以及住房本來就很擁擠的普通人）很難去把握這樣的商機。Airbnb的盛行，無形中將社會中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了。

3）偷稅漏稅

如果在Airbnb上面列出自己的房子供短租，是否需要上稅？事實上這是一個有很大爭議性的問題。因為如果是傳統的房東，或者酒店，他們都需要上稅。但是如果打著共享經濟的招牌在Airbnb上面出租自己的房間或者公寓，那麼房東就不需要上稅。由於這個法律上的漏洞，導致很多人產生一些房東利用Airbnb去偷稅漏稅的擔憂。

根據Airdna網站的資料統計，在巴塞羅那大約共有18，000多個房東在Airbnb上面出租他們的住所。但是其中只有一個住所的房東僅8，000個左右。換句話說，這18，000多個房東里，超過一半有超過一個房屋列在Airbnb上面進行出租。如果我們假定出租的房屋超過一間的房東為職業房東，那麼顯而易見的，Airbnb上面有如此多的“職業房東”，其背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偷稅漏稅。

對於這樣的現象，巴塞羅那當時市政府的最新舉措是：規定所有的短租房都必須將租客資訊上傳到政府網站進行註冊，同時政府開始禁止私家住宅用於短租。Airbnb由於違反了這項規定，被加泰羅尼亞當地政府罰款三萬歐元。

Sour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jul/07/airbnb-fined-illegal-tourist-lets-barcelona-catalonia

透過上面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可以開始理解我在本文一開始說的”矽谷和政府之間的大戰“所涵蓋的意義了吧。事實上每次帶有革命性的科技創新，給我們帶來的不光是更高的生產力，同時也是對本來的經濟規律和社會秩序的一場挑戰。優步和滴滴出行的流行是另外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透過複製優步的商業模式，滴滴出行成為了中國網召用車市場裡的佼佼者。從共享經濟角度來看，滴滴出行讓每個有車一族都可以當一回計程車司機賺取外快，大幅度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空間，緩解了在交通擁擠時段計程車不夠用的瓶頸。所以從表面上來看，這是一個共贏的局面。

但是在這共贏的表面光鮮之下，也有很多令人擔憂的地方。比如說，滴滴出行本身並不是一家非常大的企業，根據媒體報道，滴滴出行的員工總人數在5，000人左右（http://tech.ifeng.com/a/20160518/41609961_0.shtml）。但透過滴滴出行提供招車業務的司機數量，則是百萬級別的。也就是說，絕大多數透過滴滴出行提供服務的司機，並不是滴滴出行的員工。

這樣的安排極大的節省了公司的費用，提高了效率，但同時也帶來一系列問題。首先是，這些司機由誰去管？在傳統的商業模式裡，計程車司機上崗需要透過一定的考試，計程車公司會幫他們購買保險，萬一出了什麼事故之類，計程車公司有一定的管理責任。如果乘客在車上丟失物品，或者想要投訴，都可以直接找出租車公司聯絡。但是滴滴出行的商業模式顛覆了這一安排，因為透過滴滴出行提供服務的司機都是臨時工。那麼他們的責任由誰去定義？萬一出了事故誰來負責？這些司機上崗前是否需要透過一定的資質考試？這些問題都是有關部門需要面對的新挑戰。在這場“針對計程車司機的革命”中，雖然消費者們享受到了一定的好處（打車更方便了），但是他們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甚至降低了自己打車的安全性。

第二，誰來保護司機們的權益？從本質上講，滴滴打車的註冊司機們打的都是零時工。他們沒有保險，沒有穩定的用工合同，沒有四金。因此消費者可以享受到比較廉價的打車服務的另一面，是這些臨時司機願意以小時工的身份向他人提供開車服務。當然從自由市場角度來看，很多人會覺得這種情況只是一個簡單的”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現象，好像並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但是也有充分的歷史證據顯示，完全忽略勞動力的勞動環境和待遇，只以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商業目標的做法，也會導致很多不良的後果，比如資本對於勞動力越來越懸殊的談判優勢，以及社會公義和和諧被犧牲掉的代價。

那麼透過科技革命來顛覆舊的經濟秩序的矽谷價值，能不能和政府和諧共生呢？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另一個例子：Premise。

Premise也是一家矽谷的新創企業。該公司的業務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比如上圖中顯示的奈及利亞，越南，印度，巴西等國）。這家公司的目標是將科技的力量和發展中國家的眾多人口數量相結合，去收集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Premise和上面提到的那些矽谷企業的一個很大的不同是：Premise並沒有將政府視為”革命“的物件。相反，Premise的商業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和政府的有效合作。

舉個例子來說，上面這張圖顯示的是Premise在東非做的一個專案。地圖上顯示的是在東非一個村莊裡通電和沒有通電的家庭。這樣的資訊對於當地政府來說應該有非常大的價值。

在巴西，Premise讓手機使用者去各地的超市裡把各種商品的價格用照片拍下來，然後上傳到Premise網站。Premise根據這些使用者上傳的資訊，編制巴西當地的物價指數。上傳這些照片的使用者，每個月大約需要花十小時去拍攝這些照片，同時可以獲得大約100美元的報酬。對於這些低收入家庭來說，每個月100美元的報酬，對於幫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應付必要的生活開支很有幫助。

Source: http://www.wired.co.uk/article/premise-app-food-tracking-brazil-philippines

結論

科技革命可以是把雙刃劍。如果運用得當，科技革命能夠極大的提高生產力，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如果運用不當，或者不加限制，那麼科技革命有時候也會帶來意料之外的負面作用。矽谷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有反對政府管制，透過科技革命去顛覆舊有的社會秩序的基因。這樣的顛覆，是一種壓力，強迫政府去進行改革，跟上時代的步伐。但如果任其發展，其造成的社會影響也可能過於劇烈，讓一些群體（比如計程車司機）難以適應，成為這場遊戲的輸家。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鼓勵科技變革的同時，合理的控制其對於社會造成的過於劇烈的撕裂性影響。這方面政府的管制應該不可或缺，需要發揮重要的作用。同時政府部門也需要與時俱進，不讓自己成為時代進步的絆腳石。矽谷的革命者們和世界各地的政府，只有互相合作，才可能實現雙贏，透過科技創新來為我們人類增加更多的福利，並避免由於科技革命而出現的贏家通吃，貧富差距加劇拉大的極端後果。

關鍵還是要建立起公正、公平的財富分配機制。

日本的科技很發達，日本的貧富差距就很小，日本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

科技發達與否，不是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更不是根本的原因。

雖然，科技發達會對貧富差距產生與拉大擁有一定的影響。但科技發達只要不以“智慧財產權保護為名”，人為設定和限制與提高科學技術的使用與利用的門檻，科學技術不僅不會拉大與放大貧富差距，相反則會最大化縮小貧富差距。

然而，強化與過分強調“智慧財產權保護”，抑或是加大對“智慧財產權”的收費與高收費，特別是對貧窮落後國家的收費與高收費。那麼，“智慧財產權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就會轉變成為文明化了的現代智慧財產權“種族隔離”：即把貧窮落後限制和隔離在現代科技之外，從而拉開和拉大其與現代文明的距離！

貧富差距的拉大，科技發達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根本原因的理論依據是：資本被區別對待了。即消費資本，完全不同和有別於生產資本、商業資本、貿易流通資本與銀行金融資本等。

因為生產資本、商業資本、貿易流通資本與金融銀行資本，均可以持續不斷地週轉、流通、交易、使用、增值與能夠賺錢和獲得收益與剩餘價值及利潤，或者有條件與機會能夠不斷地被收回。唯只有大多數人都持有與擁有的“消費資本”，只能是一次性的被使用即“肉包子打狗一一有去無回”。既不能持續週轉、流通與使用，更無法和不能賺取與分享任何剩餘價值及利潤。消費資本，受到了嚴重的歧視與區別對待。

所以，佔有生產資本、商業資本、貿易流通資本與金融銀行資本僅1~20%的人群與從業人員成為了富人與富裕階層。而持有消費資本99~80的人群與從業人員，則成為了窮人與貧困人群。因此，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與主要原因則是：資本被異化和扭曲與區別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