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定義什麼是國學？我以為凡是中華民族引以為傲的，都應當算作是國學，這是前提。

而對於何者對與國學貢獻更大，我以為是陳寅恪先生。

王國維生於清末終於民國，是民國"國學四大家"之一，著名的詞人，著有《人間詞話》，這是我們熟知的。陳寅恪生於清末終於文革，是"史學四大家"之一，代表作《柳如是別傳》。

除此之外，王國維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學等方面均有深詣和創新，算得上是為全才。而陳寅恪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同樣全面發展。

由此可見，雖然二人的主要研究領域不同，一個是詩詞，一個是歷史，但都歸於國學一類。

從著書立說的角度來看，明顯陳寅恪略勝一籌，其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王國維著有《人間詞話》、《曲錄》、《觀堂集林》等。

從對於後世的影響來看，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仍具有極大的意義。

【原創回答】謝邀。就國學而言，王國維比陳寅恪厲害，因為王國維的學問仍然主要還在傳統國學中，儘管加入了一些西學的要素，就王國維學問的治學方法，治學範圍，問題意識，都沒有離開傳統國學傳統很遠，而國學乃清遺老遺少之學，故如果就題主限定的範圍而言——國學，王國維比陳寅恪更純正。陳寅恪的學問，就國學而言，主要在史學，史學在國學中居於二等位置，就這一點來說，王國維的學問依然以經學為主，儘管它側重於經學中的小學，小學乃經學門徑，同時也是傳統史學門徑。陳寅恪的史學，則更多非國學因素，主要為新學模式。國學史學考據僅僅居於次要地位。是以，就國學來說，王國維高於陳寅恪。

如果超出國學來說，比如就新學方向而言，陳寅恪的學問比王國維更進一步，更接近於西學模式，

各有貢獻，陳寅恪在隨唐政治、經濟、軍事、魏晉史等方面有卓越研究、部分文學家如杜甫、白居易、元稹、陳端生、柳如是等方面也有卓有研究。王國維在甲骨文、戲劇、邊境地理、服裝史、繪畫史、部分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方面有卓越研究、對西哲如叔本華康德也有自己的體悟。可觀暢鍾著《民國十家》，有詳論。

陳老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這十字金句，便可奠定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崇高地位。這是中國眼下最急需的人文精神。。。。

陳老，無愧於大師，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屈從於權奸，堅持自己獨立自由思想與人格。即使沿街乞討亦未放棄自己的一貫堅持與主張。這是何等的高風亮節。他是中華文人的標杆。

看到有些無知又無恥的網友對此等大師進行人格汙辱，深感憤怒。

如果無知矇蔽了有些網友的眼睛，請你趕快醒醒，停止漫罵與汙衊，否則你就是無恥了。

陳寅恪大師是亂世中最有節操的人之一。他是那個亂世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存在讓我們知道中國文人的氣節尚未喪盡。

陳寅恪，學貫中西，治學嚴謹，操守高潔，晚年寫，柳如是傳，諷喻在亂世中，許多人不如一個婊子，可惜，並未警醒幾個世人。他晚年被趕出家門，沿街乞討，即使凍死餓斃於風雪中亦未向權奸們折腰屈服。何等的氣節，何等的操守，此等人物如果還不能讓我們肅然起敬，你的良知何在？

記住他的金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沒有學貫中西的通儒--------有則是兩個“半個”：半個是王國維，半個是陳寅恪。

什麼是國學？

在談陳王二家造詣之前，我們不得不去了解一個問題，即“什麼是國學？”

“國學”這個詞至今在學術界並沒有一個確切定義，甚至“國學”是否成立都頗有爭論：

有如陳獨秀、曹聚仁、何兆武等人便是“無國學說”的既定支持者。

陳獨秀：“就是再審定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確的概念，因為‘國學’本身就是一個含糊不清的名詞”曹聚仁：“國學無確定之界說、無確定之範圍，籠統不著邊際，人乃得盜竊而比附之”

（民國學者曹聚仁）

而支援國學論者，也頗多論述：

有章太炎、黃節等人倡導的“國粹說”:章太炎、鄧實、黃節等人彼時便以“國粹”相號召，並以“研究國學，保護國粹”為要旨，創辦了《國粹學報》，鄧實更是在學報的致辭中這麼寫道：“一國之立必有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為一國之粹，精神不滅，則國亦不滅。”

（章太炎和黃節）

而胡適緊隨其後，在章、黃等人的提出的“國粹說”之後，又提出了“國故說”；更後者張岱年則直接將“國學”定義成了“中國學術說”；甚至季羨林、馬一孚都分別提出了“大國學說”以及“六藝說”--------有意思的是，不管是誰家的“國學說”都是有“一爭執鼎”的學術私心在裡頭，業已不拘於獨為“中國文學”而純粹發聲了。

（胡適曾為清華學子開出來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目錄》，並不為清華學子接納）

但我們今天談王、陳之學術成就，自然是需要將國學定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上去衡量-------雖然我認為“國學”最佳的定義是“凡華人所學即是國學”。

西力東漸＆唯二的“通儒”

談完了“國學”概念的嬗變，我們再反過頭看看王國維和陳寅恪在“國學”領域的貢獻，或是是時人特重的列位分席。

竊以為，就算是王陳二人分列清華四導師之二，其舊學造詣也算不得完美的句號，我們講他們的貢獻，更多的是在“西學東漸”時期對古典文學的承前啟後之功。

舊學領域：於同代稱雄，卻比上不足

晚清以來，西方文學思想大量湧入國內，尤其以嚴復與林紓的西學譯著，直接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界，彼時日、美等國的學者以實證化論述中國文學史的域外漢學，竟讓國內學術界動盪不已---------還能這麼分？還能這麼談？到此，國內的目錄學遂以星火燎原之勢逐漸分崩離析。

中國古典文學的知識結構，是以經史子集的四庫而分類。其中自是以儒家學術的經學為中流砥柱，以史學為貫通脈絡，並復翼子部、集部等邊緣化的知識-------蓋因為這些東西無關乎名教旨意、無關於古典文化之“精髓”。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是王國維也好、陳寅恪也罷，他們作為學者本身的成就，僅是繼承了乾嘉時期篤實的考據學風，雖然在那個時代他們（王、陳）已稱翹楚，但就舊學而言，還是不能上並乾嘉遺老。

陳寅恪立言者有五（四稿一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王國維的著作則稍多：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

以文集著作觀之，我們很顯然的能看出來，二人的成就皆是立足在考據學之上的“反述舊學”，且王國維的貢獻要大於陳寅恪的：別的不說，陳寅恪盛名之下僅有五書傳世（其中一本還是無關痛癢的名妓列傳）......

但除去史學方面，在詩詞歌賦等本位舊學中，陳寅恪比及其父陳三立（之於詩）、王國維比及同輩朱祖謀（之於詞）都相去甚遠---------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流詩詞人”。

因此，除去“博學通才”、“天資縱橫”等褒揚互諛之詞，就“國學造詣”而言，當如是觀：皆以史學見長，未能比乾嘉諸老；

並可填詞作詩，但難敵同輩翹楚；

（這裡不是貶低二位先生，而是那個時代學者的通病，其實二人的成就在同代之中已經算是頂尖了）。

偉大的貢獻：參與了中國學術轉型的兩位“通儒”

話雖如此，但二人之於傳統文學的貢獻卻又有別人難到之處，即他們都參與了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

王國維和陳寅恪上承經史子集的四部舊學，同時又都經歷了西方邏輯學的實證洗禮，並都極力促成了西學知識結構在中國固有學術的生根發芽：

丨1902年，王國維致信張之洞，極力反對將經學列為中國文化之首，應當效仿西方大學的分科制度，並特例哲學，尤其表示在分科學上不能再重蹈覆轍；

“異日發明光大中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丨1925年，陳寅恪更是為清華大學的體制建設，寫下了《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

“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門造車者比”

總而言之，如果要以著作定高低，那麼在史學、文學上王國維自然是略勝於陳寅恪；但如果從文學史的地位以觀之，二人則同為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附

值得一提的是，時人大多熱衷於對文人武將分個高低一二，但僅僅是葉公好龍罷了，對於這些個“學術明星”，大家在意的不是學術，而是明星二。

陳寅恪因題祭王國維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標記成近代之文骨，但鮮有人讀完了他的"四稿一傳";

《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鹹懷思不能已。”

王國維則是因《人間詞話》的“人生三境界”說，被當做學海致舟的標杆，但也是鮮有人知王國維所學精要-------被奉為圭臬的《人間詞話》僅是王國維的“深悔少作”罷了。

我有個朋友說的挺不錯的：如今所謂的“國學大師”，不外乎是一群不懂國學的人選出來的大師罷了--------雖然略顯刻薄，但卻鮮血淋漓。

愚同意國學至今難以定義之說，也認為學問與人品不是一回事。王國維與陳寅恪在國學中，誰是第一，誰是第二，更是無從談起。

如果要從著作定高低，那麼在史學文學上王國維自然是略勝於陳寅恪;但如果從文學史的地位觀之，二人則同為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我覺得陳先生強一些。王先生的考據文章我看過一些。有些小毛病。比如說王先生用《楚辭》來印證他的學術新發現。結果有的地方對不上，於是王先生就說《楚辭》原文有個字錯了，把《楚辭》原文按照自己的意思改一個字，然後就能印證上了。

王、陳二位大師治學的領域並不完全相同，均給後世留下了煌煌鉅著。硬把他們放在一起排座次，極不科學，毫無意義。

提及兩位大師王國維與陳寅恪，他們均被稱為中國文化託命之人。至於在國學領域，誰更厲害，還是那句老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王國維

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

王國維坦然說過自己愚闇，對於《尚書》大約有十分之五還讀不懂，對於《詩經》也有十分之一二讀不懂。這使當時的研究生大為震動。

王國維是詩人、哲學家、美學家。他有詩人的靈動、美術家的敏感、哲學家的參悟，當他深入體味晏殊的《蝶戀花》、歐陽修的《蝶戀花》、辛稼稈的《青玉案》的三首詞時，靈光照徹，發現了人生的大境界。他把本來不相干的三句話連綴成“三境界”說，從而玲瓏剔透，成了一個美妙的經典！

《人間詞話》裡的原文是這樣的——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利之境界：“昨夜西風凋必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

王國維

陳寅恪，清末清流陳寶箴之孫，大詩人陳三立之子。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聚會，陳寅恪作了一幅對聯。

上聯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為）是梁啟超的老師，而這幫學生又是梁啟超的學生。

下聯是“大清天子同學門人”，意思是王國維是南書房行走，在某種意義上是宣統的師傅，你們呢，就是宣統師傅的弟子，與天子是同學啦！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

陳寅恪對弟子要求極為嚴格：”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王國維歷經“少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子”的人生三苦，不堪中國文化之淪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

王國維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謝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

陳行孔孟之道，莫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馮友蘭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所寫碑文，可與清華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媲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軟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相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陳寅恪和王國維都是當之無愧的真正的國學大師。

王國維從小受到的教育沒有陳寅恪那麼好，但他確實是真正的天才。在文學批評領域、戲曲研究領域、甲骨文研究領域、歷史領域、紅學領域都做出了極為重要的開創性的貢獻。民國時期，出現了很多眾望所歸的國學大師，但卻沒有一個人的成就能夠涉及如此廣泛。值得一提的是，王國維五十歲時就英年早逝了，五十歲之前做出的成果就達到了讓人無法超越的地步，這就更加難能可貴了。

相比較而言，陳寅恪的研究的領域比較專一，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明清歷史。陳寅恪先生的文章，每一篇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如果有之前人已經做出過相同的結論，他就不再研究。這使得他的文章具有很強的獨創性以及啟發意義。比如他提出的關東豪傑、關中集團等概念就很好地解釋了隋唐時期的種種歷史現象，並引起了學者的廣泛討論。

可以看到，王國維涉及的領域更廣泛，而陳寅恪更為專一，兩人是各有所長，難分高下。但陳寅恪能夠在目盲之後堅持著書，並在暮年完成了百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堪稱史學奇蹟。其風骨之傲岸，學養之深厚，已經是神州第一人。如果對國學大師的考量還要算上品格因素的話，那王國維就不如陳寅恪了。陳寅恪是用生命實踐了他給王國維寫得悼詞，踐行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