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無字碑是哪個皇帝所立到現在還沒有定論。其實，無論泰山無字碑是秦始皇所立，還是漢武帝所立。對於我們來說，他們的事蹟不是靠一塊碑所能說明的，史書對這些皇帝的記載與評價才是最為重要的。

秦始皇所立。當時秦始皇立此碑是為了焚書。但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東巡時，在泰山立了一塊石碑，但石碑上是有字的。而且，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立的碑。

目前史學研究主流意見認為，泰山頂上的無字碑相傳是漢武帝所立。說秦始皇的那位把秦刻石和無字碑搞混了吧，秦始皇登封泰山所留碑刻目前保存於泰安岱廟，殘碑僅存七個半字，由李斯所書。

無字碑，位於泰山極頂玉皇廟山門前八米處，因通體無字，故俗稱無字碑。通石由石柱、頂蓋石和頂柱石三部分組成。石柱高499.5釐米；左右二側面上寬約69.3釐米，下寬約83.2釐米；前後二面上寬約110釐米，下寬約124.7釐米，四隅稜面寬皆約6.93釐米。石柱之下無榫，直接下寢於自然石穴內。頂覆頂蓋石，呈覆鬥形，類似四阿頂式屋頂，高40釐米；鬥沿厚13.8釐米，東西長166.4釐米，出簷28.2釐米，南北寬約97釐米，出簷13.8釐米。頂蓋石無任何紋飾，其石質與石柱同，皆為花崗岩質。頂蓋之上為頂柱石，高60釐米，東西寬約30釐米，南北厚約20釐米，最頂部略呈圓形，亦無紋飾，其石質為石灰岩，疑為後人更換。因此石無一字痕可考，故對立石人及立石時間等眾說不一。世人多傳為秦始皇立，說秦始皇功德難銘，又焚書黜字，故所立石也“一字不鏨”。也有人認為此石的長短廣狹制度與《秦琅琊刻石》極相似，由此推斷此石為始皇立。唯明清之際的學者顧炎武力辨眾說，改定為漢武帝立。他在《日知錄》裡說：“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及二世詔書鹹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上泰山，立石，封祀’，其下雲‘刻所立石’，是秦有文字之證，李斯篆是也。《封禪書》雲：‘東上泰山，泰山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而不言石刻，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指無字碑）是也。《後漢書》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郭沫若先生亦主此說，他的《登泰山觀日未遂》詩云：“夙興觀日出，星月在中天。飛霧嶺頭急，稠雲海上旋。晨曦光晦若，東闢石巍然。摩撫碑無字，回思漢武年。”筆者認為，世人稱無字碑為始皇立，僅傳說而已，並未提供足夠的證據；顧炎武改定為漢武帝立，也僅是依《史記》、《後漢書》中的某幾句話，若全面考查有關歷史記載，許多史實與顧炎武的說法相悖，難以圓其說。本文擬就這些有爭議的問題再予以討論，以求得出一個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

一、漢武帝登封泰山的立石究竟有無文字，這是斷定無字碑是否為漢武帝立的關鍵。顧炎武在考查這一問題時，儘管自稱“取《史記》反覆讀之”，說“後之人不讀史，誤以為秦耳”而實際上他並沒有全面考查有關歷史記載，只是片面強調《封禪書》只言“上石立之泰山巔”，不言石刻這一事實，卻有意或無意忽視了以下兩個重要情節。

其一，在《史記·封禪書》裡，司馬遷不僅對漢武帝登封泰山的記載只言“上石立之泰山巔”，不言石刻；對秦始皇登封泰山的記載，也是隻言“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同樣不言石刻。按顧炎武的推理方法，秦始皇的立石也應無文字，這顯然與事實不符。由此可見，不言石刻不等於立石無文字。

為什麼司馬遷同是記載秦始皇登封泰山的事件，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既言“立石”，也言“刻所立石”，而在《史記·封禪書》裡，卻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清“立石”、“刻石”的含義及其相互關係。所謂立石，馬第伯《封禪儀記》雲：

“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

由此可見，紀號石名曰“立石”。立石有固有的尺寸，必須經過雕刻加工，並非因其自然，所以刻石的意義也就在立石的含義之中。立石的目的是什麼呢？應劭《風俗通義》又作了具體說明：

“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班固《白虎通·封禪篇》亦云：“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以自效也。”

上述記載使我們進一步明確，在班固、應劭所處的時代以前，凡封禪泰山的帝王皆有立石，立石必刻辭，立石的目的是為了刻文字紀功績，即所謂“紀號”。所以立石、刻石、紀號石三者的含義基本相似，而司馬遷、班固等史家在使用這些詞句時，依據不同情況各有所用。一般說來，在記載帝王登封泰山事件時，若著錄立石銘文，則先言“立石”，再言“刻石”、“刻所立石”，後言“其辭曰”，或統言“立石刻，其辭曰”。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凡記始皇立石七處，除嶧山立石外都著錄其銘文，故記載方法皆如上說。嶧山立石也刻有銘文，司馬遷為什麼不予著錄，有待進一步考查（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果在有些場合不需要著錄銘文，則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史記·封禪書》共記載漢武帝、秦始皇登封泰山事件二例，之所以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並不是因為立石無銘文，而是由於未著錄銘文。《史記·孝武本紀》、《漢書·武帝紀》、《漢書·郊祀志》和《後漢書·祭祀志》對漢武帝登封泰山的記載都是如此。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顧炎武單憑《封禪書》不言“刻所立石”這一事實，就斷言漢武帝立石無文字，這一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其二，漢武帝立石刻有銘文，並非無字。據《後漢書·張純傳》記載：“中元元年（公元56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並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張純所上的元封舊儀即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的禮儀，其刻石文即指漢武帝立石的銘文。此銘文，司馬遷修《史記》未予著錄，班固修《漢書》也未予著錄，到了東漢末年，泰山太守應劭才把漢武帝的立石銘文詳細著錄在《風俗通義》第二卷裡，使之得以留傳後世。此後顏師古注《漢書》，即引用應劭著錄的銘文作為漢武帝登封泰山的註解，劉昭補並注《後漢書·祭祀志》時，又引用此銘文作為漢武帝“上石立之泰山強”的註解。《風俗通義》尚存，現將其記載的武帝立石銘文摘錄如下：

“封者立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顏師古注引為‘事親以孝’），成民以仁（顏師古注引為‘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鹹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應劭，字仲瑗，東漢汝南郡南頓縣（今河南項城縣境）人。漢獻帝初平元年至興平元年（公元190—194年）任泰山郡太守，同時撰寫了《風俗通義》一書。他熟悉兩漢的典章制度，勤於著述，一生除著有《風俗通義》外，還撰有《中漢輯敘》、《漢官儀》、《禮儀故事》和《漢書集解音義》等。後人普遍認為，“漢代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漢武帝立石銘文之所以不亡，亦應歸功於應劭。應劭任泰山太守的時間，距漢武帝登封泰山僅三百年，當時武帝封禪遺址及立石銘文肯定仍有跡可尋，他著錄的銘文應當說是可信的，所以才被後來的顏師古、劉昭所引用。有人認為應劭著錄的銘文非武帝所為，有可能是秦始皇、光武帝或漢章帝、安帝所制，筆者以為非。據歷史記載，應劭所處時代以前，在泰山立石的帝王只有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帝三人，其他帝王雖然來過泰山，但未見其有立石的記載。秦始皇、光武帝的立石皆另有銘文在，且始皇為了合“五德之數”，“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史記·秦始皇本紀》），其立石銘文絕不會有“立身以義，成民以仁”的辭句出現。應劭著錄的銘文為漢武帝所制無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顧炎武所迴避的兩個事實，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漢武帝的立石並非無字，無字碑不是漢武帝立。

二、從形制看，無字碑不屬於碑碣，而是石闕。關於碣與碑的形制，許慎《說文》雲：“碣，特立之石也。”此解之為“立石”。又云：“碑，豎石也。”

許慎並未指出碣與碑的具體形制，唐李賢注《後漢書·竇憲傳》又作了具體說明：

“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此說甚是。所謂碣，皆指上小下大，上圓底平，文字環刻於四周的刻石。秦始皇刻石紀功，大開立石之風，其所立石皆為碣。與無字碑相比較，碣的頂部無石蓋和頂柱石，無字碑則有；碣的四周刻有文字，無字碑則無。所以無字碑不屬於碣。所謂碑，是指方形和長方形的豎石。起初，碑多立於宮、廟門口或墓道口，用以測日影、拴牲口或用以引棺木下墓穴，後來逐步發展為在碑上刻文記事。至東漢，刻辭之碑代替了碣，其形制也漸趨統一，但在東漢以前未見有碑上覆石蓋和頂柱石的記載。由此可知，無字碑實際上不屬於碑。

再看石闕的形制，它主要由三個部位組成。中部為闕柱，有四個面，多為長方形或略呈梯形，無字碑亦如是；下部為柱礎，聞柱之下無榫，一般將闕柱直接下寢於柱礎內，無字碑也是這樣；闕柱之上有頂蓋，多為屋形出脊，其最頂部有頂柱石，無字碑也與此基本相似。

從以上比較可以斷定，無字碑既不屬於碑，也不屬於碣，而是石闕。所謂無字碑，俗稱而已。

三、無字碑是秦始皇登封泰山所立的石闕。其主要依據有二：

其一無字碑的長短廣狹制度符合秦代“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經現場測量，泰山無字碑四隅稜面寬6.93釐米，合秦尺三寸；左右二側面上寬約69.3釐米，合秦尺三十寸，下寬83.2釐米，合秦尺三十六寸；前後二面上寬110釐米，合秦尺四十八寸，下寬124.7釐米，合秦尺五十四寸；石柱高499.5釐米，合秦尺二百一十六寸；頂蓋石東西長166.4釐米，合秦尺七十二寸，南北寬97釐米，合秦尺四十二寸，下簷厚13.86釐米，合秦尺六寸。在以上實測的九組資料中，六為本身數，三為六的減倍數，其餘的三十、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八、五十四、七十二和二百一十六，分別為六的五倍、六倍、七倍、八倍、九倍、十二倍和三十六倍，即都是六的加倍數，這一規律正符合秦代“數以六為紀”的制度。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始皇推五德終始之傳”（謂五行之德終始相次），以為“周為火德”，“秦既滅周”，“能滅火者水也”，故秦為水德。水，北方，黑，終數六。故“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規定的“數以六為紀”的制度，是否貫徹於其他領域，有待進一步考查，但從現存秦代的刻石資料看，凡涉及到數，都嚴格遵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現再略舉幾例：

1．據清阮元《山左金石志》記載，《秦琅琊刻石》的長短廣狹為：

南北厚二尺五寸（清尺），合秦尺約36寸。

前後面上寬約三尺，合秦尺約42寸。

前後面下寬約六尺，合秦尺約84寸。

高一丈五尺，合秦尺約216寸。

以上的三十六、四十二、八十四和二百一十六，分別是六的六倍、七倍、十四倍和三十六倍，誤差不超過±1.5寸，基本符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

2．《秦泰山刻石》的二十二個字行在四個主面上的分配，也符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據宋劉跂《秦篆譜序》記載，始皇刻辭共十二行，分別刻於西、北、東三個面上，西面刻六行，北面刻三行，東面刻三行，形成六、三、三的格式；十年後二世胡亥即位，又在同一立石的空閒處補刻二世詔書及隨從大臣銜名，計十行七十八字，在東面補刻三行，在南面刻六行，最末行“制曰可”三字刻在西南稜面上。補刻後全部字行在四個面的分配成為六、三、六、六的格式，也符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

3．經詳細考查，秦始皇七處刻辭的句、韻、段的組合格式，也嚴格遵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秦泰山刻石》、《秦嶧山刻石》、《秦芝罘刻石》、《東觀刻辭》和《碣石刻石》的銘文，都是三句為一韻，六句為一段，形成六段、十二韻、三十六句的格式。《碣石刻石》的銘文，司馬遷只著錄九韻，疑脫錄三韻。《秦會稽刻石》的銘文為十二段、二十四韻、七十二句的格式。《秦琅琊刻石》雖然二句為一韻，但仍然是六句為一段，形成十二段、三十六韻、七十二句的格式。

以上事實足以說明，秦始皇時期刻石的銘文格式、字行排列和立石的高寬尺寸等，都嚴格遵守“數以六為紀”的制度。無字碑的長短廣狹既然符合這一制度，它必定為始皇所立。

其二，從無字碑所在位置分析，馬第伯《封禪儀記》所記載的始皇石闕就是無字碑。馬第伯是東漢光武帝登封泰山的侍從官，他自稱在光武帝登封泰山之前，於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公元56年）與七十人先上山視察封禪壇等設施，他記載說：

“早食上，晡後（下午三點到五點以後）到天門（指今南天門）。郭使者（即郭堅伯）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陽名通。東上一里餘（指從南天門東上。漢代一里為三百六十步，每步六尺，每尺合0.231米，一里約合498.96米），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經現場測量，從南天門東上至碧霞祠為五百四十米，與馬第伯所說一里餘符合，由此推知，木甲神的位置在今碧霞祠處）。東北百餘步（指木甲神東北。百餘步，合今138.6米餘），得封所（從下文看，此指光武帝封禪臺之所。據測量，從碧霞祠大殿到玉皇廟山門的直線距離為144.66米，與馬第伯所記百餘步符合，故知光武帝封禪臺的具體位置在玉皇廟山門前後。清乾隆年間補刻的“古封禪臺”標誌碑仍立玉皇廟院內），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立石，指《秦泰山刻石》。闕，系壇上石，即現存的無字碑。在南方，指光武帝封禪壇的南方，即玉皇廟山門以南。據測量，玉皇廟山門前為南北長八米的平臺，平臺下為無字碑，無字碑前為南北長10.4米的方形平臺，再南為高約20米的懸崖。由此可知，無字碑前之平臺即始皇封禪壇，無字碑即始皇封禪壇北邊的石闕。），漢武在其北（指漢武帝立石及闕在光武帝封禪壇之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指光武帝封禪壇以北二十餘步，合27.72米。北垂，即北邊。圓臺，即漢武帝封禪臺。據測量，玉皇廟山門至廟院最北沿長28.5米，再北為懸崖，形似圓臺，與馬第伯所記“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吻合），高九尺，方圓（即周圍）三丈所，有二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按古制，臺為圓形，壇為方形，象天圓地方），方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維，指方壇的四個角。四維距石，即維繫大地的地維。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天有九柱支援，地有四維繫綴），四面有闕（四面，指方壇的四個邊，闕，象通往天宮的四個大門）。

以上馬第伯記載的幾個主要地段的距離比較準確，與實測的結果基本一致，這可能與他專為皇帝封禪作準備有關。從他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秦漢封禪壇皆在岱頂玉皇廟院前後。光武帝封禪壇在玉皇廟院山門附近，漢武帝封禪壇、立石及闕在廟院最北沿，始皇封禪壇及闕在山門以南八米的平臺上，現存無字碑即始皇封禪壇北邊的石闕，用以象徵通往天宮的北大門。

立闕以為門，在秦始皇時期不只泰山一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三十五年建阿房宮，“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並“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亦載：“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稱：“游水又東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寶刻類編》亦有“海州有始皇朐山碑”之記載。按贛榆、海州、朐山皆在今江蘇省連雲港市附近。朐，即朐縣，秦置，治所在今連雲港市西南錦屏山側，漢屬東海郡，北周建德六年改名朐山。贛榆，位於江蘇省東北角，與山東接界，在連雲港市西北，今屬連雲港市。海州，古州名，治所在今龍沮（今連雲港市灌雲西南），北齊移治朐縣。由此可知，上述文獻所記載的“始皇立石”、“秦始皇碑”或“始皇朐山碑”，都是指始皇三十五年在東海邊朐縣境內所立的石闕，以作秦東門之標誌。從《水經注》的記載可知，此闕在北魏時期已經傾倒，對其頂蓋石、頂柱石的具體形制已無從查考，所以酈道元只記載了闕柱的長為一丈八尺（約合4.99米，），廣五尺（約合1.39米，合秦尺約60寸），厚三尺八寸（約合1.11米，），這些資料說明，朐山石闕的形制與無字碑基本相似。不難看出，朐山石闕亦是斷定無字碑為始皇所立的有力旁證。

綜上所述，所謂泰山無字碑，俗稱而已，實為石闕。它是秦始皇封禪壇上北邊的石闕，非漢武帝所立。

泰山無字碑位於泰山玉皇頂的大門下，碑高5.2米，上段捎細，頂上有蓋，碑色黃白，兩面無字，所以叫無字碑，關於無字碑眾說紛紜，對於此碑的來歷，古代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秦始皇立的，當時因為秦始皇公德之大，難以用文字形容，因此無字。

目前史學研究主流意見認為，泰山頂上的無字碑相傳是漢武帝所立。但有個別說法是秦始皇所立，無從考究。

關於無字碑，還有人說是武則天所立。這是不對的，因為武則天所立的無字碑在乾陵，具體地點位於陝西省咸陽市區西北方五十公里處。

背景：唐高宗李治在泰山封禪時沒有跟其他帝王一樣選在“古登封臺”，也沒有立封襌用的“記號石”，只是立了個登封碑（已不知去向）。

想象：在封襌兩年之後，有“彗星”出現，高宗李治召群官，皆認為是不祥之兆。

結論：高宗對與“彗星”的出現，心懷忐忑，對當年沒有遵照禮法的封襌行為，產生了恐懼。所以補立了這一無字碑作為封襌用的“紀號石”，側面書有“正書,在泰山頂”。

詳情可詢證泰山考古所——溫兆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