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自己說：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順便也是完成父親的遺願.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是朝廷中的太史令，負責記載皇帝日常言語，觀星辰做曆法。司馬談對歷史很感興趣，他最喜歡在藏書豐富的皇家圖書館中查閱歷代史書，很想自己動筆寫一部大史書，上接孔子的《春秋》。

司馬遷從小跟隨父親學習，又跟隨父親廣泛社交，可謂學著各方面的學問。二十歲時，開始全國旅遊，到處尋訪名勝古蹟，參閱各地的風土人情以及歷史。遊歷歸來時，已經四十歲。此時司馬談病死，死時書卻未成。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可以博覽圖書館中的藏書，同時開始收集父親的材料，立志要將父親的史書完成。

這貨站在自己的立場妄加評論別人及歷史人物功過是非！你吧是魚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你不是當事人你怎麼知道他怎麼想的！任何事情都必然性和偶然性！沒有對錯！漢武帝窮兵黷武！取代留下了漢人漢文化及疆域！這是花多錢都無法買到的！這貨跟老二一樣崇尚賢聖不崇尚法治！崇尚人制不崇尚法治！典型的禍害！

首先要明白，田野調查被公認為是人類學學科的基本方法論，也是最早的人類學方法論。它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即“直接觀察法”的實踐與應用，也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

其次，司馬遷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也至關重要。

第一，司馬遷生長的地方歷史底蘊豐厚，在他飽覽故鄉山河名勝的同時，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濃厚的鄉土文化奠定了他撰寫《史記》的基礎。

第二，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一位勤奮刻苦、知識淵博的學者，司馬談對司馬遷有直接的影響。司馬遷在史官家庭長大，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基礎，博覽了各種文獻資料。而且，他對這些資料不是浮光掠影的瀏覽，而是認真的鑑別真偽，比較同異。這種客觀專注的治學態度決定了他撰寫《史記》的詳盡。

第三，司馬遷遊歷經驗豐富。到過長沙，登封，楚地等地，實地考察多許多文獻上的記載事蹟是否屬實。在漫遊過程中，司馬遷有機會接觸各個階層的人物，從他們處獲得許多歷史知識。比如說，周霸向他講述過項羽的傳說，公孫秀功向他講述過荊軻刺秦王的具體情節，蘇建向他介紹衛青的情況，馮唐的兒子和司馬遷也是好友。司馬遷還親眼見過李廣、郭解。這些交遊大大豐富了《史記》的材料來源，也呈現出許多可信的細節。

第四，司馬遷對《史記》的安排是獨具慧眼，對歷史事實充分尊重，並且在描寫中注重人物個性和共性、人格的複雜多維透視等，這就使《史記》事件非常詳細動人。

無論是史學意義的實地考察， 還是人類學學科裡的田野調查， 兩者都是作為學科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方法論同時存在的。 本文論述《史記》的實地考察是偏重於將其看作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來對待。

司馬遷的實地考察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型別是青年時期的壯遊。 《史記·太史公自序》雲：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第二種型別是奉命出使西南。元鼎六年，司馬遷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區，得到深入接觸民族地區的機會。《太史公自序》雲：“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這次實地考察和近代人類學家的民族誌調查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種類型是侍從之遊，司馬遷“仕為郎中” 之後，曾多次隨從漢武帝巡行天下。

主位研究是站在被調查物件的角度， 用他們自身的觀點去解釋他們的文化。客位研究是站在局外立場，用調查者所持的觀點去解釋所看到的文化。 《史記》的實地考察物件十分豐富，在分析主位研究時，須要從具體的角度展開論述。客位研究的表達，則是作為史家的司馬遷以歷史的追述者、 歷史的參與者的身份做出的評價。《封禪書》是歷史的追述與當代史的參與相結合的範例。 司馬遷敘述歷代先王的封禪是追述， 而敘述漢武帝的封禪則是參與當代史事。只有具備了這種歷時性的觀察，史家對當下歷史事件的關照才會更具深刻性。 司馬遷實地考察的主位視角則是要求他打破時空的界限，身臨其境地融入到具體的歷史場景中去領悟和感受當事人的心境，並記錄下他們的思想動態。但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主位與客位觀察是互補的，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在調查中將這兩者結合運用，才會得出深刻的見解， 才會分析出表層現象後面的深層結構， 才會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來。 ”

司馬遷的訪談除了個別訪談之外， 也有群體訪談的存在。 《樊酈滕灌列傳》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遺老是一個集體概念，此時的訪談當是一對多的訪談形式。 司馬遷的訪談物件除了實地考察中的當地人外， 還有眾多就是其身旁的親朋好友。《酈生陸賈列傳》：“至平原君子與餘善，是以得具論之。”平原君子是司馬遷的直接報道人。《刺客列傳》雲：“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公孫季功和董生將從歷史見證人那裡得到的荊軻刺秦王的歷史真實轉述給了司馬遷。

司馬遷的訪談也十分重視個人生平史， 寄希望於全面掌握傳主的個人發展歷程而從側面來反映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 如上文對“豐沛遺老”的訪問中，司馬遷洞悉了漢初名臣的生命軌跡，深化了他對“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的真切認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蘇建講述大將軍衛青“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的故事，使人們對位高權重的衛青將軍的性格特點的認識更為飽滿。

《史記》 不僅貫注了司馬遷的大量訪談成果，也同樣凝聚了其補續者褚少孫的訪談材料。《外戚世家》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梁孝王世家》中褚先生稱：“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 ”《三王世家》載褚少孫“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褚少孫對漢初故事的收集與訪談確有力焉。

司馬遷在實地考察的過程中， 注重收集反映民風、民情的民俗歌謠和傳說，這是歷史人類學發掘“文獻資料”的主要途徑。 其中一部分是有文字記載的材料，另一部分即是我們所說的口述史料。周秦時代透過採風制度蒐集和儲存的不少風俗史料隨秦朝的滅亡而遺脫漏棄了。“司馬遷討論各地風俗， 實際上是繼承了周秦以來注重民風民俗的傳統。 ”我們可以推想在遊歷的過程中，司馬遷花費大量筆墨記錄下這些調查日記， 特別是實現了“口述史料”向文字資料的轉化。

人類學意義上的 “口述傳統指一種文化中透過口頭形式世代相傳的文化傳承， 主要包括神話故事、民間傳說、諺語、史詩等民間文學形式。 ”史學意義上的口述歷史是作為口述史訪談的結果：“所謂口述歷史，簡單地說，就是透過傳統的筆錄或者錄音和錄影等現代技術手段的使用， 記錄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或者目擊者的回憶而儲存的口述憑證。”歷史研究中的口述方法，古已有之；但作為歷史學的分支學科， 口述史學的誕生卻是二戰之後的事情。

記述無文字的古代史，於司馬遷而言，口述史資料尤為重要；然而，即使是在文字產生以後，口述史料之於歷史著述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原因有三。 第一：文字的所有權、使用權掌握在少數權貴手中， 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還在被迫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 文字活動的權利被剝奪了。 第二：作為文字材料載體的最普遍性的紙張還未出現，甲骨、鐘鼎及竹木簡所承載之內容相當有限。 大量史事在民眾中間流傳卻無法訴諸文字。 “由於種種原因，也並不是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都能留下文字記錄， 下層民眾的狀況和心聲，就更少見之於竹帛。 ”第三：秦始皇“焚書”和項羽火燒阿房宮毀壞了大量圖書資料。 這諸多因素的作用使得太史公所能見到的文字材料亦相當有限,主要是漢惠帝四年廢挾書之律後民間所獻私藏之書。 在此種情況之下，司馬遷採集民間口述史料作為資料來源的補充亦成為一種必要， 特別是距他本人時代不遠的口述史料則相對更為真實可信。

由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參與觀察”方法被認為是現代人類學田野工作最基本的方法，“參與觀察”方法對田野調查者有居住時間和觀察體驗細緻程度上的要求。 司馬遷遊歷中的參與觀察與這個要求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 我們不敢斷然否認司馬遷觀察社會生活的細緻，但至少在時間上他不能達到人類學田野調查要求的年度週期。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司馬遷實地考察的判斷：參與觀察是事實存在的，司馬遷在參與觀察中獲益匪淺。 能夠直接參與的活動主要體現在當代史上。 司馬遷生平幾乎與漢武帝相始終，在武帝盛世這樣一個跌宕起伏的時代，他得以能夠目睹文物昌明。 以《封禪書》、《平準書》、《河渠書》為其中的代表最能印證。“《封禪》、《平準》、《河渠》三書，所敘皆孝武朝大條目事， 與後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詳考先代典故，敘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所稱，皆目睹事蹟……學者第能細按當日事勢情形，如身執簡其側。 ”這是說“其他史書作志大多排比史料，敘述明晰，而司馬遷作三書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描寫當代史事，並能使當時的情形真實生動地呈現出來，使人讀了如身臨其境。 ” 參與當代史事的優點不言而喻。 還如《河渠書》中，司馬遷扈從武帝“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並親自參加了“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 的壯舉， 目睹了天子悼功之不成而作《瓠子之歌》的歷史場景。 對一個描述當代史的史家來說，這種親自參與給他留下的印象更為深刻。

直接觀察則側重在對各種歷史遺蹟的直觀認識。《孔子世家》中，太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雲”這個場景則是對儀式的觀摩。 儀式問題也是當代人類學田野實踐最注重的觀察專案之一。 這個儀式重溫了歷史畫面，對太史公領略“孔子之遺風” 自然是最好的教材。

在參與觀察、 訪談與口述史料等上述調查方法之外， 其他調查方法是否採用則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考證。如對於文物文獻蒐集方法，我們不能肯定哪些文獻是司馬遷在調查中搜集到的； 還譬如譜系法，雖然《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等篇目都是譜系的敘述，但我們卻未能找到這些內容是由調查得來的直接證據。 此類問題，本文闕如。

實地考察是中國傳統史家著述歷史時的優良傳統，司馬遷之《史記》乃此中翹楚之作，對後世學人產生了積極影響。 西方史學傳統中的實地考察也是長盛不衰，希羅多德之《歷史》足可與司馬遷之《史記》分庭抗禮。 人類學學科中的田野調查則可以說是與其史學傳統中的實地考察一脈相承。將實地考察置於中西文化的視野之下, 我們可以認為近代人類學的實地調查其實是傳統的實地考察的一種延續和發展，在近代以後，這種考察作為一種特定的研究正規化被規範化和學科化。 但何以人類學學科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在東方中國則系一個更加複雜的命題； 這也是本文日後當用功盡心之處。毋庸置疑的是，史學傳統中的實地考察與人類學田野調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這種聯絡彰顯了學科發展的連續性和學者們孜孜以求探索未知領域的企圖。

最後，需要明白一點，司馬遷的實地考察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型別是青年時期的壯遊。 《史記·太史公自序》雲：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第二種型別是奉命出使西南。元鼎六年，司馬遷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區，得到深入接觸民族地區的機會。《太史公自序》雲：“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這次實地考察和近代人類學家的民族誌調查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種類型是侍從之遊，司馬遷“仕為郎中” 之後，曾多次隨從漢武帝巡行天下。

司馬遷從小就聰明好學，對文字故事充滿興趣。父親司馬談是個史官。司馬遷經常被父親嘴裡一個又一個有趣生動的故事所吸引。後來他知道，父親的故事都是從書上得來的。他開始央求父親教他認字。

司馬遷很勤奮。十歲的時候就讀了很多的古代典籍。有一次，司馬談想考考他昨天學過的知識。讓司馬談驚訝的是，司馬遷竟然把整本書都背了下來。司馬談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兒？難道兒子是傳說中的天才嗎？第二天司馬遷去放羊，他就在後面偷偷的跟著。司馬遷把羊趕到水草豐美的地方，然後便從懷裡拿出書本，大聲朗讀起來。司馬談這才恍然大悟，心裡暗道，孺子可教啊！

從此司馬談更加傾力培養兒子。司馬遷先後拜大學者孔安國，董仲舒為師，學習《尚書》和《春秋》。

司馬談作為漢朝的太史令，常常因漢朝以前的歷史空白而深感遺憾。他把這個期望放到了兒子司馬遷身上。

20歲開始，司馬遷開始離家遊歷各地，考察歷史和風土人情。他到過汨羅江畔含淚弔唁屈原。登九嶷山，熱血找禹墓。上姑蘇山，辛苦蒐集吳王闔間和夫差的陳年軼事。去鄒嶧山，瞻仰秦始皇記錄自己豐功偉績的石刻。

司馬遷蒐集史料的方式很原始。他走街穿巷跟當地的人打聽歷史的細節，瞭解那些存留於人們口碑上的故事。他曾到韓信的故鄉淮陰，記下了胯下之辱的故事；到孟嘗君的故鄉薛城，到孔子的故鄉曲阜。還到過涿鹿縣黃帝城，手拿太史令的褶子，斥責囂張跋扈縣令。幾年間，全國各地都留下了司馬遷徘徊的足跡。一個個膾炙人口的故事給司馬遷提供了鮮活生動的人物史料。

在此後的十幾年間，司馬遷忍辱負重，歷盡辛酸，終於完成了這本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給中華民族和子孫後代留下了一份無上瑰寶。

司馬遷寫《史記》，不僅飽覽天下典籍，還花很多時間做了大量“田野調查”，堪稱治史和治學的典範，寫就了全世界為之讚歎的史學和文學鉅著。

一，司馬遷祖上的重黎氏，曾為顓頊帝的史官，世代相襲。至周初，因有先祖官至司馬，賜司馬為姓。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漢武帝朝任太史令。淵源的家學，使司馬遷從小得以深受薰陶；他本人從小聰慧，且得到當時的大學問家董仲舒、孔安國等名師耳提面命的指點，加之讀遍皇家館藏的“石室金匱之書”，使之對文獻典籍瞭然於胸。但是，司馬遷仍然遊歷天下，做了大量“田野調查”，把了解到的實情與傳世文獻相印證，使《史記》的真實和準確度大大提高。 二，上世紀初，王國維提出了以地下材料印證傳世文獻的“二重證據法”，後來被學界奉為圭臬；上世紀末，饒宗頤等又提出加上民俗、民族調查資料的“三重證據法”，亦得到廣泛贊成。其實，這兩種方法，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已早已運用了。司馬遷的“田野調查”，大規模的有三次——青年時期對江南的考察；入仕任郎中至太史令期間，多次隨從漢武帝巡行天下過程中的考察；奉使出行，對巴蜀、雲貴等西南地區的考察。除此之外，司馬遷還有不少零星短期的考察。 （司馬遷“田野調查”路線圖）

三，關於這些考察，用現在的語言描述，就是司馬遷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他在《報任安書》裡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就是更多地瞭解實情，以便能夠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所以，他年剛“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後來又周遊河洛，東遊泰山，西登崆峒，北出蕭關，放馬秦中。出使西南，使他對少數民族歷史有了直接瞭解，這是《史記》能有《西南夷列傳》的重要條件。 四，司馬遷自己說到了“田野調查”對他寫《史記》的重大幫助。《五帝本紀》說：“餘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周本紀》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孟嘗君列傳贊》曰：“吾嘗過薛， 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魏世家贊》言：“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餘以為不然。”《孔子世家贊》載：“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淮陰侯列傳贊》雲：“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冢，良然。”司馬遷在“田野調查”中，既印證了不少文獻記載，也更正了許多不實之傳。因此，兩千年來的絕大部分學者才會認為，“《史記》 一書的歷史真實可靠性實非一般坐擁書城而成的史書所能比擬”。 五，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沒有不足，後人公認的有兩個——一是秦始皇焚書，大量的古代典籍被燒掉了，特別是三代的資料極其匱乏，使司馬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二是，他受到老師董仲舒的影響，過於看重“六經”，“正統”觀點對《史記》成書有一定影響。但是，這種“白璧微瑕”並不影響這部著作的偉大。要知道，司馬遷並非受命撰史，而是出於祖上史官獨立立場寫《史記》，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正因為這部煌煌鉅著的影響力，東漢即已逐漸形成“史記學”。在國外，《史記》影響同樣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說：史記記載3000多年曆史，“全書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部分。本紀、世家、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也包括少數民族和鄰國曆史；書，記典章制度天文曆法及社會經濟生活；表，則通絡史事。《史記》寫歷史人物語言生動，形象鮮明，在文學史及史學上都有很高地位。歷代考訂《史記)的著作繁多”。與司馬遷時代差不多的，西方，主要是古希臘和羅馬，也有一些偉大的史學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奧斯、薩盧斯特、李維、塔西陀等等，他們的著作，記載的歷史多則百多年少則幾十年，或者是宮廷史或者是戰爭史，確實是無法與《史記》相媲美的。 令人不解的是，個別華人，說起司馬遷一副不屑的口氣。這不僅可笑，也很可悲。書沒看幾本，字不識幾個，竟還口出狂言，不大好吧。比如，說到司馬遷對漢武帝的評價，難道不知道《史記》裡的《五帝紀》及武帝天漢以後史事缺佚，都是由漢代褚少孫所補的嗎？《史記》是中華文化之瑰寶，世界上尚且如此認為，作為一個華人，一點尊崇先賢的敬畏之心也沒有，這好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