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主要是指現在的安徽省績溪縣、歙縣、黟縣、屯溪、江西省婺源縣及其周邊等地方。徽派建築，顧名思義，就是主要流行在徽州地區的建築流派。徽派建築是中國古建築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徽派建築集徽州山川風景之靈氣，融風俗文化之精華，雕鏤精湛，風格獨特，黛瓦粉牆，結構嚴謹。佈局上，依山就勢，自然得體；平面上，形狀設計靈活，富於變化；空間上，造型多樣，講究韻律；工藝上，材質豐富，技法純熟。其中，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為典型，被譽為“徽州古建三絕”，為中外建築界所重視和歎服。
徽州建築的大門作為整個民居的重點，其位置與造型、裝飾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採光、保溫等功能，還具有風水、象徵功能，是房屋建設的重中之重。門樓是位於家宅宅院門外部，裝飾大門之用。門樓設計則是徽派建築的亮點之一，盛行於民居建築之中。徜徉於徽州古村鎮街巷，那些或單體高聳、或沿街成排相連，形制各異的門樓尤為引人注目。門樓頂部結構和築法類似房屋，門框和門扇裝在中間，門扇外面鑲有鐵製的門環。門樓頂部有挑簷式建築，門楣上有雙面磚雕，一般刻有“紫氣東來”、“竹苞松茂”的匾額等。鬥框邊飾有花卉、蝙蝠等吉祥圖案，有錦上添花之美感。
門樓的分類
徽派建築中常見的門樓形式有城門、宮門、殿宇門、府第門、山門、如意門、五脊門樓、牌樓門、垂花門、花門、隨牆門、什錦門、字匾門、拱形門等。現存徽州古民居多為明清及民國遺構，門多為隨牆門，其所處位置境況、造型、色調、材質既具有鮮明的地域性。
明至清初，徽派民居門樓造型常見有八字形、牌樓形、垂花式、字匾式等。一般官吏和商賈居住在衚衕的南半部，門樓在主房的西北，多用如意門。門樓雖小卻十分華麗。門小院大房屋多，屬於那種顯貴不漏富之意。
字匾門
字匾門是徽州地區最為常見的一種門樓制式，又被稱之為門楣式門樓，在徽州民居中被廣泛的使用。既然稱為字匾門，門前最為顯著的地方自然留有字匾門的空間，在淡淡的文字區域薰陶後，圍繞字匾的四周，磚雕工藝幵始淋滴盡致的發揮。
字匾門的構件由上至下主要構件為：魚吻、束腰脊、瓦當，滴水、五路簷線、門簪、浮雕橫枋、匾額、下枋、掛落、輔首、門濫、抱鼓石或石獅。在字門的屋頂樣式中，除卻歇山頂多用於宮殿式或公共祠堂類建築，所以不能用於以民居建築外，懸山式與硬山式屋頂結構在徽州民居建築都較為常見。其中，懸山式屋頂又分為雙角起翅的小挑簷，下伸簷口，上覆以瓦片，脊部最上部多附加各式俄脊獸的；雙角不起翅的小批簷，多覆以青灰色板瓦，形制較為簡單。
垂花門
垂花門又被稱之為垂蓮門，因其簷柱不似字匾門一樣平行於下枋，而是垂吊在屋簷下，垂柱底部有一垂珠，通常雕刻成蓮花或花籃的形式，端莊華麗較為醒目，故此得名。垂花門在宋元符三年(1100年)成書的宋營造法式上就被數處模糊的提及，其作為徽州古民居門樓裝飾的另一種歷史悠久的形制，營造法式中提及的“虛柱蓮華蓬五層”就與徽州明清時期的垂花門極為相似。嚴格意義上說，徽州的垂花門源自於北方四合院垂花門的變體，北方建築多木構，但是徽州地區空氣溼潤多梅雨，木構建築不僅不易儲存而且有安全隱患，徽商返鄉後把垂花門的形制與徽州字匾門相結合，並運用了徽州地區的磚雕工藝，形成了現如今我們看到的具有徽州地方特色的垂花門。
垂花門與字匾門的裝飾結構大體相似，但與字區門相比，垂花門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左右兩端伸出下枋的垂花柱了。正是由於兩端各伸出的垂花柱，所以不能像字匾門一樣可以直接落於門框石柱的上面，必須要向兩側外擴，所以垂花門整體的形象比之字匾門要寬、長，不似字匾門給人感覺那麼的緊湊。另外，由於垂花門向兩側擴充套件的原因，源自於字匾門的字區空間也相應的拉長變窄，到了民國時期的垂花門甚至已經把字區的空間用浮雕橫枋和梁蛇等純粹裝飾構件進行了替代。在垂花門字匾的下方，原本字匾門上的浮雕下枋和掛落也被建築上的月梁和雀替所替代，這也是垂花門與字匾門最為明顯的區別之一，而雀替的造型也不似字匾門上的掛落一樣簡單，其造型紋樣十分豐富，主要分為幾何紋、捲雲紋和動物紋三類
拱形門
拱形門作為字匾門的另一種變體，通常設定在徽州民居建築次要位置的偏門或側面等處，其整體的裝飾結構自字匾以上，與字匾門極為相似。但是由於石制的門框上方採取了弧形設計，字匾的形態為了迎合門框的形狀，也擺脫了字匾門和垂花門上面方正的形態，而採取了弧形字匾。而多數徽州民居建築中的拱形門甚至取消了字匾上方的房簷、橫枋、梁駐等裝飾性構件，只留下了光秀秀的弧形字匾和門框以供行人出入。
拱形門的形態中國自古便有之，從建築的角度上面說，弧形的設計能起到穩固、節省建築材料和便於施工的優點；從人文的角度上面說，徽州民居建築中的拱形門採取的上圓下方的造型結構，也暗合了徽州地區崇尚的天圓地方的文化理念，而與正門處的矩形門框意味著保護、守財的意義不同，拱形門位於偏門意味著流通和招財的含義，以經商聞名的徽商們是絕不會放過這麼一個具有好兆頭的側門的。
門樓裝飾藝術風格
明清時期徽州經濟、文化成為中原地區一顆璀壞的明星，經濟文化的興盛帶動了建築以及裝飾工藝的進步，並奠定了徽州建築在中國傳統建築史上不可替代的一席。這一切都於徽商的崛起、工匠技藝的純熟、儒家文化的傳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徽州門樓作為徽州建築中的點睛之筆，在發展過程中也日趨從明代門樓的造型簡潔、雕飾上的古樸素雅，發展成清代的細膩和繁複。
明代——精煉、古樸
明初，徽州地區的建築與江浙地區的傳統做法一起形成了南京官式風格，從徽州地區現存的明代門樓我們可以看到，與北方建築體系有著明顯的差別。徽州地區本身就有崇尚樸素而又鄙夷華麗的傳統，工藝上較簡單，風格上樸素嚴謹，雕飾上深受漢代畫像磚的影響，造型渾圓結實，刀法簡練挺拔。此時的垂花門作為北方的門樓樣式，尚未被徽州地區接納，字區門仍為徽州的主要門樓樣式，大型門樓普遍使用月梁且月梁的斷面近乎圓形，使用斗拱逐漸減少，門簪使用程度也相比較低，屋簷大多以兩邊不起翹的平屋頂等等。
而明朝是個天崩地裂的時代，明初的社會上追求一種講實用輕裝飾的建築風尚，但是這裡的“實用”並不是通常人們字面理解的“實用功能”，而是廣義生活中尊重生命的“實”和便於居住的“用”，是相較於儒家“禮制”文化中提倡的尊師重教、天人合一觀念等“虛”文化的一種對比。明太祖朱元瑋就提倡:“宮室器用，一從簡樸，飲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過奢，傷財害民。”一時之間“崇實黜虛”思想成了明初文化的主流。徽州地處偏遠，作為徽州建築主要推動力量的徽商也深受明朝“重農抑商”的約束，遠遠沒有達到清朝時富可敵國的程度。明朝對於工匠制度的約束，使得當時全國大部分工匠都隸屬於朝廷，私家住宅想要修建門樓只得尋找散工，一般家庭的門樓只是以水磨磚罩疊加幾層簷線，挑出牆面後頂上覆加瓦簷，大門上方附加一條橫枋了事。
但是在明代中後期，由於政治上的腐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工匠制度的相對寬鬆，奢侈之風瀰漫整個社會，這一切都給了當時建築風格的改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徽商的活動範圍逐漸遍及全國，這也使得外面的建築風格不斷的對徽州傳統建築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官府對於工匠制度的放鬆，使得大部分工匠擁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時間，如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徽州府註冊班匠就有3066名，由於工匠們追求的師承製，從而營造出建造界的“徽州幫”。經濟和工藝上的幫助使得徽州門樓也逐漸發生了質的改變，徽州門樓因其自身衍化而成的邏輯發展，使其在裝飾程度上日趨程式化、精細化，風格依舊渾厚古拙，但是裝飾構圖風格方面開始模仿國畫手卷、冊頁等，題材也發展為了逐漸帶有卷草樣雲等複雜程度的圖案，而磚材質價格的低廉也使得工匠們敢於甩開手腳，從而使得磚雕比木、石雕更多出了自由的創造意境。
門樓整體形態已經看出北方垂花門的雛形，屋簷沒有采用清代、民國時期的歇山頂等樣式，而是採用了兩側不起翅的平屋頂，而立於斜屋頂之上的魚吻獸和清代屋簷上常見的瓦當、滴水等小構件也被刪減一空。屋簷下方沒有采用門簪樣式，而是採取了傳統建築中承重的斗拱形態，上下橫枋間雕飾的祥雲卷草，則仿製漢代畫像磚的風格，刀風古樸、自然。下枋與垂花柱之間的雀替，也不似建築中採用的等腰三角形的形態，而是運用了更加實用的矩形，並雕飾了祥雲紋，仍然起到了縮短梁枋橫跨距離的些許功能作用。
清代——奢華、細膩
清代是徽州建築發展的鼎盛時期，清代的官式建築是在明代建築的基礎上形成的，對徽州地區也自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就以垂花門的廣泛使用為典型。清代自乾隆之後，奢靡之風相較於明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且明顯表現出一種世俗化的發展態勢，門樓的造型H漸複雜，磚雕程度日趨繁瑣，但如果說徽商經濟上的富庶和工匠技藝上的嫻熟為徽州門樓的建造提供了物質基礎的話，明末清初興起的新安畫派就為其藝術風格上的完善增加了文化保障。
在新安畫派與徽州建築兩者之間的聯絡中，徽商起到了關鍵的紐帶作用。首先，新安畫派的畫風追求一種超塵拔俗和凜若冰霜的氣質，這與當時社會上追逐繁複、奢侈的審美情趣相反，新安畫派也正如一股清流，洗漆了徽州建築獨特的藝術格調。徽商自古被稱為儒商，舞文弄墨、愛好清雅的徽商在這一點上與新安畫派不謀而合，在兩者的不斷交流中，新安畫派的繪畫藝術也逐漸對徽州建築藝術的審美和格調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使得徽州門樓雕刻藝術上在不斷吸取外界題材、手法的基礎上，仍然保留了徽州當地獨有的審美情趣和雕飾意境。
磚雕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雕塚而成的，這使得清代門樓在造型結構上也逐漸豐富起來，門上不但有梁枋、雀替，支援屋簷的斗拱由於可雕飾面過少，從而演變為北方門簪的元寶造型，梁彷下的五路簷線被成條或成快的磚雕代替，梁枋外側一般有華板相疊，雕飾勻布其上，題材也由明代以卷草、植物紋樣，演化為了戲曲人物、花鳥山水等各式題材，簡繁有序，且多用淺浮雕，平整而不唐突，門樓兩側的壁柱多於牆面相平，總體保持一種簡單、明快的風格。
門樓的裝飾特色
徽州建築作為一種在徽州土生土長的構築體系，其木構的結構框架和帶有坡度的挑簷是其骨架。徽州木構建築的結構中，月樑架設與兩根柱之間，梁下設雕飾精美的雀替，梁與柱之間的隔扇作為區分內外空間的隔斷，無需提供承重的功能，因此可以視情況決定設或不設。其中，徽州牌坊就是徽州地區利用這種建築原理所建造出來的傑出代表，沒有任何功能上的需求，只是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牌坊也叫牌坊門，或稱牌樓。著名建築學者朱永春就把牌樓式門樓劃分成徽州門樓的一種分支。透過對造型特徵和起始年代進行考察，徽州牌坊和徽州門樓兩者皆可視為徽州建築從功能性轉變成裝飾性中，徽派建築文化藝術、社會環境等共同影響下的副產物。而從裝飾上的多寡區分，徽州門樓顯然更勝牌坊一籌。門樓裝飾上的豐富多樣和造型結構上的模式化，不僅是儒家禮制文化、宗族教義和封建等級制度上的影響，更是徽州人民主觀意識上的和文化藝術上的直觀體現。裝飾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9，並不是一幵始就存在的，不同於因物質需求的增加而產生的功能性要求，裝飾則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產物，是人民意識形態的衍生物。正如中國古代紋飾變化的規律一樣，從結構上的實用性到裝飾上的審美效果，中國古代紋飾也是從一種具象的動植物紋樣逐漸演變為抽象的幾何線條的，這種由寫實到抽象符號化的演變，正是一種從內容到形式上不斷積澱的過程，這種過程和徽州本土藝術文化以及徽州人民審美上的提高不無關係。從早期建築結構上功能性構件到貼覆於牆面作為一種純粹的裝飾符號，徽州門樓裝飾性的演變也是迎合了這種發展趨勢。月梁、橫枋、雀替等等建築結構上的功能構件同樣移植到了徽州門樓上面，透過徽州磚雕藝人精妙的工藝製作、徽商雄厚資金的支援以及徽州當地本土藝術文化的浸染，這些昔日在建築中僅僅提供結構支撐作用的功能構件，也舊貌換新顏的被裝飾一新，成為了徽州門樓上面不可或缺的重點裝飾物件。這不僅是簡單的從功能性到裝飾性演變的過程，更是徽州地區藝術文化、人民審美意識不斷髮生變化的過程。裝飾是由寫實到符號化不斷轉變的過程，徽州古民居門樓裝飾的發展也同樣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由功能結構不斷抽象化並逐漸演變為現如今我們所看到的一種裝飾符號的過程。
徽州磚雕是在徽州地區盛產的質地堅細的青灰磚上經過精緻的雕鏤而形成的一種建築裝飾，是徽州建築裝飾中重要的展示平臺之一。徽州磚雕起源於漢代畫像磚，發展至明初，徽州磚雕手法粗礦簡練、平穩深厚，藉助淺刻造型，多為填充式構圖，風格也接近於漢代畫像磚。隨著徽商外出經商，徽州地區在乾隆末期已擁有了驚人的經濟實力，且徽商致力於培養後人讀書致仕，因此徽州歷代中舉之人極多。有錢有勢後徽商不計成本的建造大批建築，尤其是當地人謂之房宅之首面的門樓，更是磚雕裝飾的重點。徽州磚雕從明代之前簡單質樸的雕飾手法演化為清代以及民國時期精細繁複、玲瓏剔透的構成形態，其中“門罩迷藻悅，照壁變雕牆”就是形容徽州磚雕裝飾藝術之高深的真實寫照。
徽州磚雕普遍被用於裝飾民居、祠堂等建築的門樓、門罩上，而門罩裝飾手法一般較門樓簡單，出現的年代也較早。門樓的磚雕工藝刻意求工、精妙繁複，尤其是門樓字匾上下的橫枋、月梁、垂花柱等，都裝飾的華麗精美。一般綴有梁馬它型的門樓更是會有二至四層的華板，上面精妙絕倫的鏤空磚雕更是引人注目。門樓上面兩道鑲滿雕飾的橫枋間隔處，為門上的區額留下了足夠的展示空間，匾額兩端鑲嵌的方形雕板，以及一些大戶人家的大門外，兩邊各砲一道八字分幵的磚雕花牆，這些均是徽州磚雕工藝的重點表現所在。
磚雕像所有的傳統工藝圖案一樣，需在一個固定的器型內組成一個恰當的紋樣。因此需要採用適當的誇張和變形的手法，加之濃重的裝飾性，從而服務於徽州建築。經過徽州匠師們長期的藝術實踐，各類題材已經有了較為系統化的發展，例如雀替、門簪內各式各樣的吉祥瑞獸；梁馬它、華板內優美動人的花鳥人物畫；橫枋內的民間戲曲人物故事等，這些都令人感受到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
徽州門樓磚雕圖案的題材非常廣泛，大體分以下幾種:
以人物為主的題材，內容包括神話傳說、戲曲故事、風俗民謠等。常見的有“八仙過海”、“郭子儀拜壽”、“包公斷案’’、“百子鬧元宵”、“五子登科”、“五穀豐登”等，其中，磚雕人物的動作、服飾各不相同，所處的環境以及人物周邊的建築表現也形態各異。由於人物題材在門樓磚雕工藝中被視為精工細作的重中之重，所以其鑲嵌的地方也比較考究，一般都嵌於門樓橫枋、華板等顯著位置。在繁複的雕飾中，人物尺寸也被刻意誇大，所以與建築形成不同的比例。徽州民謠說:“刀頭具眼、指節靈通”，正是描述了徽州磚雕工匠們在質地鬆軟的磚還上刻出如此活靈活現的人物、建築是何等的不易。
以動植物為主的題材，其中出現較多的是象徵吉祥喜慶的圖案的獅子、麒麟、蝙蝠、大象、仙鶴等動物，龍與鳳雖然是封建社會較常見的裝飾動物，但是涉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約束，所以在徽州民間使用有嚴格的限制。這些瑞獸同樣不是單獨出現的，動物之間穿插各類植物也是徽州磚雕工匠們常用的雕飾手法。除了大家熟悉的梅蘭竹菊四君子外，石權、葡萄、惹枝、纏枝、散花等，也是屢見不鮮的裝飾題材。
至於傳統的景物磚雕“博古圖”，也在徽州門樓磚雕中佔有一定的地位，這些琴棋書畫、珍儘古玩也被設定在樣雲、幾何紋理和卷草藤蔓中，玲現剔透、妙趣橫生，其中以“暗八仙”為最常見。
徽州門樓以磚為主要材質，牆面覆以白石灰，由於風雨的侵燭，原本潔白的牆壁慢慢變成了灰色，青石磚也逐漸變的墨黑起來，大面積的灰色調映入眼簾，也使得初到徽州的人都不僅為她散發出的歲月的滄桑感到讚歎。
無論是富商大賈還是普通民居，徽州門樓上面一律展露出材質上的自然美，給人營造出一種親切和淡泊的直觀感受。門樓底部的牆基上堆疊的青石磚，質地鮮明、雕塚工整；上下樑枋和華板上精緻的雕鏤也不似北方建築一樣濃墨重彩，而是保留磚本身的天然色澤，不施加任何塗料；頂部的瓦當也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的翻黑。在欣賞完精妙絕倫的徽州雕飾之後，灰色的門樓所表現出的這種本色美，更能讓人在動、靜中找到一個契合點，從而使得這些沒有生命的物質材料，顯示出豐富的美學意境。
灰色是黑色與白色對色彩的最後抽象，從色彩上面來說徽州地區表現出來的灰色是一種本色之美；從寓意表達方面，灰色則代表了超脫俗世的空靈平淡之美，同樣也表達了徽州人民對待生活的那份淡雅和灑脫。徽商榮歸故里後，不惜花費巨資精心裝飾的門樓，在色彩上面大量的運用了黑、白、灰的本色，即是對自然環境的融合，同樣也是對紛亂世俗的一種逃避。因此，如果說豔麗的色彩代表的是一種世俗的喜愛，是入世的表現；那淡雅的灰色則代表了出世和對美的態度上面的適可而止和對生活的隨遇而安。
徽州民居作為中國傳統民居的一支，其群體組合方式符合中國江南地區傳統建築體系的組合特徵，通常以“間”為單位構成單座建築，再以單座建築組成庭院，進而以庭院為單元，組成各種形式的組群。門樓作為單間建築的重點裝飾物件，不僅表現了屋主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和財富的多寡，更體現了徽州崇尚自然環境，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徽州民居把後天人工修飾與先天自然環境相結合，是中國傳統生態觀在建築中的反映，在哲學本質上是充分吸收了“天人合一”和“物我為一”的理論精神，人與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是一種和諧統一的關係。門樓作為後天修飾的一種，在整體建築風格方面，微微翅起的屋簷與屋脊上面層層疊疊的馬頭牆，給人以層次上的遞進；色彩方面，年代久遠的青石磚雕與略帶斑駁的粉牆組成了水墨畫般的美麗圖畫，並與周圍的青山碧水相照應；雕飾藝術方面，門樓上精工細作的磚雕與略顯蒼白的牆壁又起到了疏密有序的結合。徽州門樓不僅表現了徽州當地的藝術趣味和起裝飾建築作用，更融自然美與藝術美為一體，最終實現了由自然美到藝術美的轉化。
ps：部分選自《徽州古民居門樓裝飾藝術研究》
古徽州，主要是指現在的安徽省績溪縣、歙縣、黟縣、屯溪、江西省婺源縣及其周邊等地方。徽派建築，顧名思義，就是主要流行在徽州地區的建築流派。徽派建築是中國古建築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徽派建築集徽州山川風景之靈氣，融風俗文化之精華，雕鏤精湛，風格獨特，黛瓦粉牆，結構嚴謹。佈局上，依山就勢，自然得體；平面上，形狀設計靈活，富於變化；空間上，造型多樣，講究韻律；工藝上，材質豐富，技法純熟。其中，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為典型，被譽為“徽州古建三絕”，為中外建築界所重視和歎服。
徽州建築的大門作為整個民居的重點，其位置與造型、裝飾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採光、保溫等功能，還具有風水、象徵功能，是房屋建設的重中之重。門樓是位於家宅宅院門外部，裝飾大門之用。門樓設計則是徽派建築的亮點之一，盛行於民居建築之中。徜徉於徽州古村鎮街巷，那些或單體高聳、或沿街成排相連，形制各異的門樓尤為引人注目。門樓頂部結構和築法類似房屋，門框和門扇裝在中間，門扇外面鑲有鐵製的門環。門樓頂部有挑簷式建築，門楣上有雙面磚雕，一般刻有“紫氣東來”、“竹苞松茂”的匾額等。鬥框邊飾有花卉、蝙蝠等吉祥圖案，有錦上添花之美感。
門樓的分類
徽派建築中常見的門樓形式有城門、宮門、殿宇門、府第門、山門、如意門、五脊門樓、牌樓門、垂花門、花門、隨牆門、什錦門、字匾門、拱形門等。現存徽州古民居多為明清及民國遺構，門多為隨牆門，其所處位置境況、造型、色調、材質既具有鮮明的地域性。
明至清初，徽派民居門樓造型常見有八字形、牌樓形、垂花式、字匾式等。一般官吏和商賈居住在衚衕的南半部，門樓在主房的西北，多用如意門。門樓雖小卻十分華麗。門小院大房屋多，屬於那種顯貴不漏富之意。
字匾門
字匾門是徽州地區最為常見的一種門樓制式，又被稱之為門楣式門樓，在徽州民居中被廣泛的使用。既然稱為字匾門，門前最為顯著的地方自然留有字匾門的空間，在淡淡的文字區域薰陶後，圍繞字匾的四周，磚雕工藝幵始淋滴盡致的發揮。
字匾門的構件由上至下主要構件為：魚吻、束腰脊、瓦當，滴水、五路簷線、門簪、浮雕橫枋、匾額、下枋、掛落、輔首、門濫、抱鼓石或石獅。在字門的屋頂樣式中，除卻歇山頂多用於宮殿式或公共祠堂類建築，所以不能用於以民居建築外，懸山式與硬山式屋頂結構在徽州民居建築都較為常見。其中，懸山式屋頂又分為雙角起翅的小挑簷，下伸簷口，上覆以瓦片，脊部最上部多附加各式俄脊獸的；雙角不起翅的小批簷，多覆以青灰色板瓦，形制較為簡單。
垂花門
垂花門又被稱之為垂蓮門，因其簷柱不似字匾門一樣平行於下枋，而是垂吊在屋簷下，垂柱底部有一垂珠，通常雕刻成蓮花或花籃的形式，端莊華麗較為醒目，故此得名。垂花門在宋元符三年(1100年)成書的宋營造法式上就被數處模糊的提及，其作為徽州古民居門樓裝飾的另一種歷史悠久的形制，營造法式中提及的“虛柱蓮華蓬五層”就與徽州明清時期的垂花門極為相似。嚴格意義上說，徽州的垂花門源自於北方四合院垂花門的變體，北方建築多木構，但是徽州地區空氣溼潤多梅雨，木構建築不僅不易儲存而且有安全隱患，徽商返鄉後把垂花門的形制與徽州字匾門相結合，並運用了徽州地區的磚雕工藝，形成了現如今我們看到的具有徽州地方特色的垂花門。
垂花門與字匾門的裝飾結構大體相似，但與字區門相比，垂花門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左右兩端伸出下枋的垂花柱了。正是由於兩端各伸出的垂花柱，所以不能像字匾門一樣可以直接落於門框石柱的上面，必須要向兩側外擴，所以垂花門整體的形象比之字匾門要寬、長，不似字匾門給人感覺那麼的緊湊。另外，由於垂花門向兩側擴充套件的原因，源自於字匾門的字區空間也相應的拉長變窄，到了民國時期的垂花門甚至已經把字區的空間用浮雕橫枋和梁蛇等純粹裝飾構件進行了替代。在垂花門字匾的下方，原本字匾門上的浮雕下枋和掛落也被建築上的月梁和雀替所替代，這也是垂花門與字匾門最為明顯的區別之一，而雀替的造型也不似字匾門上的掛落一樣簡單，其造型紋樣十分豐富，主要分為幾何紋、捲雲紋和動物紋三類
拱形門
拱形門作為字匾門的另一種變體，通常設定在徽州民居建築次要位置的偏門或側面等處，其整體的裝飾結構自字匾以上，與字匾門極為相似。但是由於石制的門框上方採取了弧形設計，字匾的形態為了迎合門框的形狀，也擺脫了字匾門和垂花門上面方正的形態，而採取了弧形字匾。而多數徽州民居建築中的拱形門甚至取消了字匾上方的房簷、橫枋、梁駐等裝飾性構件，只留下了光秀秀的弧形字匾和門框以供行人出入。
拱形門的形態中國自古便有之，從建築的角度上面說，弧形的設計能起到穩固、節省建築材料和便於施工的優點；從人文的角度上面說，徽州民居建築中的拱形門採取的上圓下方的造型結構，也暗合了徽州地區崇尚的天圓地方的文化理念，而與正門處的矩形門框意味著保護、守財的意義不同，拱形門位於偏門意味著流通和招財的含義，以經商聞名的徽商們是絕不會放過這麼一個具有好兆頭的側門的。
門樓裝飾藝術風格
明清時期徽州經濟、文化成為中原地區一顆璀壞的明星，經濟文化的興盛帶動了建築以及裝飾工藝的進步，並奠定了徽州建築在中國傳統建築史上不可替代的一席。這一切都於徽商的崛起、工匠技藝的純熟、儒家文化的傳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徽州門樓作為徽州建築中的點睛之筆，在發展過程中也日趨從明代門樓的造型簡潔、雕飾上的古樸素雅，發展成清代的細膩和繁複。
明代——精煉、古樸
明初，徽州地區的建築與江浙地區的傳統做法一起形成了南京官式風格，從徽州地區現存的明代門樓我們可以看到，與北方建築體系有著明顯的差別。徽州地區本身就有崇尚樸素而又鄙夷華麗的傳統，工藝上較簡單，風格上樸素嚴謹，雕飾上深受漢代畫像磚的影響，造型渾圓結實，刀法簡練挺拔。此時的垂花門作為北方的門樓樣式，尚未被徽州地區接納，字區門仍為徽州的主要門樓樣式，大型門樓普遍使用月梁且月梁的斷面近乎圓形，使用斗拱逐漸減少，門簪使用程度也相比較低，屋簷大多以兩邊不起翹的平屋頂等等。
而明朝是個天崩地裂的時代，明初的社會上追求一種講實用輕裝飾的建築風尚，但是這裡的“實用”並不是通常人們字面理解的“實用功能”，而是廣義生活中尊重生命的“實”和便於居住的“用”，是相較於儒家“禮制”文化中提倡的尊師重教、天人合一觀念等“虛”文化的一種對比。明太祖朱元瑋就提倡:“宮室器用，一從簡樸，飲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過奢，傷財害民。”一時之間“崇實黜虛”思想成了明初文化的主流。徽州地處偏遠，作為徽州建築主要推動力量的徽商也深受明朝“重農抑商”的約束，遠遠沒有達到清朝時富可敵國的程度。明朝對於工匠制度的約束，使得當時全國大部分工匠都隸屬於朝廷，私家住宅想要修建門樓只得尋找散工，一般家庭的門樓只是以水磨磚罩疊加幾層簷線，挑出牆面後頂上覆加瓦簷，大門上方附加一條橫枋了事。
但是在明代中後期，由於政治上的腐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工匠制度的相對寬鬆，奢侈之風瀰漫整個社會，這一切都給了當時建築風格的改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徽商的活動範圍逐漸遍及全國，這也使得外面的建築風格不斷的對徽州傳統建築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官府對於工匠制度的放鬆，使得大部分工匠擁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時間，如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徽州府註冊班匠就有3066名，由於工匠們追求的師承製，從而營造出建造界的“徽州幫”。經濟和工藝上的幫助使得徽州門樓也逐漸發生了質的改變，徽州門樓因其自身衍化而成的邏輯發展，使其在裝飾程度上日趨程式化、精細化，風格依舊渾厚古拙，但是裝飾構圖風格方面開始模仿國畫手卷、冊頁等，題材也發展為了逐漸帶有卷草樣雲等複雜程度的圖案，而磚材質價格的低廉也使得工匠們敢於甩開手腳，從而使得磚雕比木、石雕更多出了自由的創造意境。
門樓整體形態已經看出北方垂花門的雛形，屋簷沒有采用清代、民國時期的歇山頂等樣式，而是採用了兩側不起翅的平屋頂，而立於斜屋頂之上的魚吻獸和清代屋簷上常見的瓦當、滴水等小構件也被刪減一空。屋簷下方沒有采用門簪樣式，而是採取了傳統建築中承重的斗拱形態，上下橫枋間雕飾的祥雲卷草，則仿製漢代畫像磚的風格，刀風古樸、自然。下枋與垂花柱之間的雀替，也不似建築中採用的等腰三角形的形態，而是運用了更加實用的矩形，並雕飾了祥雲紋，仍然起到了縮短梁枋橫跨距離的些許功能作用。
清代——奢華、細膩
清代是徽州建築發展的鼎盛時期，清代的官式建築是在明代建築的基礎上形成的，對徽州地區也自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就以垂花門的廣泛使用為典型。清代自乾隆之後，奢靡之風相較於明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且明顯表現出一種世俗化的發展態勢，門樓的造型H漸複雜，磚雕程度日趨繁瑣，但如果說徽商經濟上的富庶和工匠技藝上的嫻熟為徽州門樓的建造提供了物質基礎的話，明末清初興起的新安畫派就為其藝術風格上的完善增加了文化保障。
在新安畫派與徽州建築兩者之間的聯絡中，徽商起到了關鍵的紐帶作用。首先，新安畫派的畫風追求一種超塵拔俗和凜若冰霜的氣質，這與當時社會上追逐繁複、奢侈的審美情趣相反，新安畫派也正如一股清流，洗漆了徽州建築獨特的藝術格調。徽商自古被稱為儒商，舞文弄墨、愛好清雅的徽商在這一點上與新安畫派不謀而合，在兩者的不斷交流中，新安畫派的繪畫藝術也逐漸對徽州建築藝術的審美和格調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使得徽州門樓雕刻藝術上在不斷吸取外界題材、手法的基礎上，仍然保留了徽州當地獨有的審美情趣和雕飾意境。
磚雕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雕塚而成的，這使得清代門樓在造型結構上也逐漸豐富起來，門上不但有梁枋、雀替，支援屋簷的斗拱由於可雕飾面過少，從而演變為北方門簪的元寶造型，梁彷下的五路簷線被成條或成快的磚雕代替，梁枋外側一般有華板相疊，雕飾勻布其上，題材也由明代以卷草、植物紋樣，演化為了戲曲人物、花鳥山水等各式題材，簡繁有序，且多用淺浮雕，平整而不唐突，門樓兩側的壁柱多於牆面相平，總體保持一種簡單、明快的風格。
門樓的裝飾特色
徽州建築作為一種在徽州土生土長的構築體系，其木構的結構框架和帶有坡度的挑簷是其骨架。徽州木構建築的結構中，月樑架設與兩根柱之間，梁下設雕飾精美的雀替，梁與柱之間的隔扇作為區分內外空間的隔斷，無需提供承重的功能，因此可以視情況決定設或不設。其中，徽州牌坊就是徽州地區利用這種建築原理所建造出來的傑出代表，沒有任何功能上的需求，只是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牌坊也叫牌坊門，或稱牌樓。著名建築學者朱永春就把牌樓式門樓劃分成徽州門樓的一種分支。透過對造型特徵和起始年代進行考察，徽州牌坊和徽州門樓兩者皆可視為徽州建築從功能性轉變成裝飾性中，徽派建築文化藝術、社會環境等共同影響下的副產物。而從裝飾上的多寡區分，徽州門樓顯然更勝牌坊一籌。門樓裝飾上的豐富多樣和造型結構上的模式化，不僅是儒家禮制文化、宗族教義和封建等級制度上的影響，更是徽州人民主觀意識上的和文化藝術上的直觀體現。裝飾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9，並不是一幵始就存在的，不同於因物質需求的增加而產生的功能性要求，裝飾則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產物，是人民意識形態的衍生物。正如中國古代紋飾變化的規律一樣，從結構上的實用性到裝飾上的審美效果，中國古代紋飾也是從一種具象的動植物紋樣逐漸演變為抽象的幾何線條的，這種由寫實到抽象符號化的演變，正是一種從內容到形式上不斷積澱的過程，這種過程和徽州本土藝術文化以及徽州人民審美上的提高不無關係。從早期建築結構上功能性構件到貼覆於牆面作為一種純粹的裝飾符號，徽州門樓裝飾性的演變也是迎合了這種發展趨勢。月梁、橫枋、雀替等等建築結構上的功能構件同樣移植到了徽州門樓上面，透過徽州磚雕藝人精妙的工藝製作、徽商雄厚資金的支援以及徽州當地本土藝術文化的浸染，這些昔日在建築中僅僅提供結構支撐作用的功能構件，也舊貌換新顏的被裝飾一新，成為了徽州門樓上面不可或缺的重點裝飾物件。這不僅是簡單的從功能性到裝飾性演變的過程，更是徽州地區藝術文化、人民審美意識不斷髮生變化的過程。裝飾是由寫實到符號化不斷轉變的過程，徽州古民居門樓裝飾的發展也同樣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由功能結構不斷抽象化並逐漸演變為現如今我們所看到的一種裝飾符號的過程。
徽州磚雕是在徽州地區盛產的質地堅細的青灰磚上經過精緻的雕鏤而形成的一種建築裝飾，是徽州建築裝飾中重要的展示平臺之一。徽州磚雕起源於漢代畫像磚，發展至明初，徽州磚雕手法粗礦簡練、平穩深厚，藉助淺刻造型，多為填充式構圖，風格也接近於漢代畫像磚。隨著徽商外出經商，徽州地區在乾隆末期已擁有了驚人的經濟實力，且徽商致力於培養後人讀書致仕，因此徽州歷代中舉之人極多。有錢有勢後徽商不計成本的建造大批建築，尤其是當地人謂之房宅之首面的門樓，更是磚雕裝飾的重點。徽州磚雕從明代之前簡單質樸的雕飾手法演化為清代以及民國時期精細繁複、玲瓏剔透的構成形態，其中“門罩迷藻悅，照壁變雕牆”就是形容徽州磚雕裝飾藝術之高深的真實寫照。
徽州磚雕普遍被用於裝飾民居、祠堂等建築的門樓、門罩上，而門罩裝飾手法一般較門樓簡單，出現的年代也較早。門樓的磚雕工藝刻意求工、精妙繁複，尤其是門樓字匾上下的橫枋、月梁、垂花柱等，都裝飾的華麗精美。一般綴有梁馬它型的門樓更是會有二至四層的華板，上面精妙絕倫的鏤空磚雕更是引人注目。門樓上面兩道鑲滿雕飾的橫枋間隔處，為門上的區額留下了足夠的展示空間，匾額兩端鑲嵌的方形雕板，以及一些大戶人家的大門外，兩邊各砲一道八字分幵的磚雕花牆，這些均是徽州磚雕工藝的重點表現所在。
磚雕像所有的傳統工藝圖案一樣，需在一個固定的器型內組成一個恰當的紋樣。因此需要採用適當的誇張和變形的手法，加之濃重的裝飾性，從而服務於徽州建築。經過徽州匠師們長期的藝術實踐，各類題材已經有了較為系統化的發展，例如雀替、門簪內各式各樣的吉祥瑞獸；梁馬它、華板內優美動人的花鳥人物畫；橫枋內的民間戲曲人物故事等，這些都令人感受到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
徽州門樓磚雕圖案的題材非常廣泛，大體分以下幾種:
以人物為主的題材，內容包括神話傳說、戲曲故事、風俗民謠等。常見的有“八仙過海”、“郭子儀拜壽”、“包公斷案’’、“百子鬧元宵”、“五子登科”、“五穀豐登”等，其中，磚雕人物的動作、服飾各不相同，所處的環境以及人物周邊的建築表現也形態各異。由於人物題材在門樓磚雕工藝中被視為精工細作的重中之重，所以其鑲嵌的地方也比較考究，一般都嵌於門樓橫枋、華板等顯著位置。在繁複的雕飾中，人物尺寸也被刻意誇大，所以與建築形成不同的比例。徽州民謠說:“刀頭具眼、指節靈通”，正是描述了徽州磚雕工匠們在質地鬆軟的磚還上刻出如此活靈活現的人物、建築是何等的不易。
以動植物為主的題材，其中出現較多的是象徵吉祥喜慶的圖案的獅子、麒麟、蝙蝠、大象、仙鶴等動物，龍與鳳雖然是封建社會較常見的裝飾動物，但是涉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約束，所以在徽州民間使用有嚴格的限制。這些瑞獸同樣不是單獨出現的，動物之間穿插各類植物也是徽州磚雕工匠們常用的雕飾手法。除了大家熟悉的梅蘭竹菊四君子外，石權、葡萄、惹枝、纏枝、散花等，也是屢見不鮮的裝飾題材。
至於傳統的景物磚雕“博古圖”，也在徽州門樓磚雕中佔有一定的地位，這些琴棋書畫、珍儘古玩也被設定在樣雲、幾何紋理和卷草藤蔓中，玲現剔透、妙趣橫生，其中以“暗八仙”為最常見。
徽州門樓以磚為主要材質，牆面覆以白石灰，由於風雨的侵燭，原本潔白的牆壁慢慢變成了灰色，青石磚也逐漸變的墨黑起來，大面積的灰色調映入眼簾，也使得初到徽州的人都不僅為她散發出的歲月的滄桑感到讚歎。
無論是富商大賈還是普通民居，徽州門樓上面一律展露出材質上的自然美，給人營造出一種親切和淡泊的直觀感受。門樓底部的牆基上堆疊的青石磚，質地鮮明、雕塚工整；上下樑枋和華板上精緻的雕鏤也不似北方建築一樣濃墨重彩，而是保留磚本身的天然色澤，不施加任何塗料；頂部的瓦當也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的翻黑。在欣賞完精妙絕倫的徽州雕飾之後，灰色的門樓所表現出的這種本色美，更能讓人在動、靜中找到一個契合點，從而使得這些沒有生命的物質材料，顯示出豐富的美學意境。
灰色是黑色與白色對色彩的最後抽象，從色彩上面來說徽州地區表現出來的灰色是一種本色之美；從寓意表達方面，灰色則代表了超脫俗世的空靈平淡之美，同樣也表達了徽州人民對待生活的那份淡雅和灑脫。徽商榮歸故里後，不惜花費巨資精心裝飾的門樓，在色彩上面大量的運用了黑、白、灰的本色，即是對自然環境的融合，同樣也是對紛亂世俗的一種逃避。因此，如果說豔麗的色彩代表的是一種世俗的喜愛，是入世的表現；那淡雅的灰色則代表了出世和對美的態度上面的適可而止和對生活的隨遇而安。
徽州民居作為中國傳統民居的一支，其群體組合方式符合中國江南地區傳統建築體系的組合特徵，通常以“間”為單位構成單座建築，再以單座建築組成庭院，進而以庭院為單元，組成各種形式的組群。門樓作為單間建築的重點裝飾物件，不僅表現了屋主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和財富的多寡，更體現了徽州崇尚自然環境，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徽州民居把後天人工修飾與先天自然環境相結合，是中國傳統生態觀在建築中的反映，在哲學本質上是充分吸收了“天人合一”和“物我為一”的理論精神，人與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是一種和諧統一的關係。門樓作為後天修飾的一種，在整體建築風格方面，微微翅起的屋簷與屋脊上面層層疊疊的馬頭牆，給人以層次上的遞進；色彩方面，年代久遠的青石磚雕與略帶斑駁的粉牆組成了水墨畫般的美麗圖畫，並與周圍的青山碧水相照應；雕飾藝術方面，門樓上精工細作的磚雕與略顯蒼白的牆壁又起到了疏密有序的結合。徽州門樓不僅表現了徽州當地的藝術趣味和起裝飾建築作用，更融自然美與藝術美為一體，最終實現了由自然美到藝術美的轉化。
ps：部分選自《徽州古民居門樓裝飾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