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下旬，山東籍的年輕考古學家吳金鼎（1901-1948）到濟南以東的漢平陵故城作考古調查，在4月4日途經與龍山鎮（原屬歷城縣）隔武原河相望的城子崖時，從路溝斷崖上觀察到這裡可能有一個古文化地層。在以後的1年多時間裡，他先後5次到龍山鎮，對城子崖遺址以及龍山鎮周圍七八里範圍內的古蹟進行考古調查。在城子崖下層遺址中，他發現了一種光潔美麗的黑色陶片，而且這種陶片總是和石器、骨器同出。無疑，這是一處重要的史前文化遺址。

1930年1月，城子崖遺址第一次發掘工作正式展開。遺址出土的遠古遺物非常豐富，其中色澤漆黑、造型靈巧、器類繁多的黑陶最引人注目。這是在中國首次發現的一種以磨光黑陶為主要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和10年前發現的以紅陶和彩陶為主要特徵的仰韶文化有顯著區別這一發現非同尋常。仰韶文化發現後，國外考古學家根據其彩陶與中亞和近東的彩陶有近似之處，提出了中國史前文化西來的假說。而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存的發現，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國東部存在著一個土生土長、不同於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

就這樣，龍山黑陶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後，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由於其造型和工藝之精美為世人所折服，故考古學家稱之為黑陶文化”。又因它首次發現于山東章丘龍山鎮，所以又稱“龍山文化”，時代距今約為4600-4000年。

在早期龍山文化的發掘中，還有一個重要人物不能遺忘，他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梁啟超先生的次子梁思永。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學術更新、發展的關鍵時期。此時大師輩出，群星燦爛鑄造了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豐碑。如果說晚清的學術變革需要一批兼通中西.重在創新的思想家，那麼到30年代，時代需要一批受過現代正規學術訓練的專家，以搭建現代學術的主體構造。像當時許多著名專家一樣，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的西學經歷和國學素養，為他們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以致他們分別在古建築學、考古學以及後來的火箭發射等學科的建立中，作出了突出貢獻。

從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畢業後，梁思永於1931年春參加了河南安陽小屯和後岡的考古發掘工作。由董作賓主持的安陽殷墟第一次發掘的目標在於探求甲骨。在李濟主持第二、三次殷墟發掘時，他與董作賓樣持“殷墟淹沒說”，認為地下文化層是由洪水淤積而成。自梁思永參加殷墟第四次發掘後，由於改進了工作方法，田野考古的水平大大提高。他否定了“殷墟淹沒說”，並在錯綜複雜的地層堆積中，首次判斷出仰韶、龍山和商代文化的三個先後疊壓關係，這就是著名的“後岡三疊層”理論，而這一理論的建立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邁入成熟階段的重要標誌。

對於文化堆積的理論，一般人可能會感到陌生但並不難理解。在田野考古中人們發現，黑陶遺存是疊壓在彩陶遺存上面的，這是彩陶時代早而黑陶時代晚的證據。從此以後，中國考古學家得到了個重要的斷代標尺，那就是彩陶早而黑陶晚。又因為含有黑陶的龍山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歷史上的夏代，一些歷史學家便迫不及待地將兩者聯絡起來討論。在當時便有學者給出這樣的推理：古文獻記載夏人尚黑，大禹用黑色器具作祭器，而考古發現的龍山文化正是以黑陶為主的文化，所以龍山文化應是夏文化。這一推測給年輕的中國考古學者帶來了極大鼓舞，莫非夏文化已經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1931年秋季，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挖掘中發現了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牆事厚約10米的夯築城牆，但也給人們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城牆的年代。

回溯山東龍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還得提到兩城鎮遺址。1934年在山東日照發現一處規模很大的龍山文化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這便是著名的兩城鎮遺址。1936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尹達先生主持了這個遺址的發掘。由於城子崖主要是居住遺址，而兩城鎮是由50多座墓葬組成的一片集中的墓地，它的發掘正好彌補了城子崖的不足。

城子崖和兩城鎮，是中國考古學家最早認識龍山文化的兩把鑰匙，這兩把鑰匙不僅打開了探究龍山文化居民生活和死亡兩個世界的大門，也開擴了後來者探索中國早期文明形成過程的視野。

令人遺憾的是，龍山文化發現者吳金鼎先生在48歲時因胃癌而英年早逝，主持城子崖第二次發掘的梁思永先生也因病魔纏身，在50歲時去世。他們都沒有看到龍山文化更多更精彩的發現，也不知道他們的後繼者在龍山文化的研究中開拓的領域是多麼的廣闊。

正像一提到仰韶文化就會即刻想到彩陶，欲把握龍山文化，黑陶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至寶。當考古學家將一片片破碎的陶片拼接復原後，那段被佚失了4000多年的歷史也破土而出。如果說青銅器對解讀商周歷史隱秘有重要幫助，那麼陶器就是開啟被歲月塵封久遠的史前文明之門的鑰匙。陶器器形之發展、紋飾之演變、質地之改良、顏色之轉換，都透露出清晰的時代特徵。所以陶器型別學，就成了每一個史前考古學家必須掌握的基本功。

龍山黑陶的發現至今已70多年了，人們對它的瞭解和認識也越來越充分。龍山黑陶的用料多為黃河淤泥。陶土需要反覆淘洗，如製作蛋殼陶杯的陶土，是用多次淘洗的細泥，以達到其薄而勻的要求。陶工們還根據陶器的不同用途進行科學配製。如製作鼎等炊具的陶土，要適量攙些砂粒，以提高其耐燒烤的能力。

陶器的製造最先是手製，進而一步步過渡到使用陶輪。龍山文化時期已普遍使用快輪拉坯成形技術。利用陶輪機械的離心力雙手拉坯，使陶器形狀更加規整厚薄均勻，再裝配種類繁多的耳、鼻、釘、條、突、餅等附件，可顯示出黑陶典雅和諧之美。當然它還使製陶的效率大大提高。

陶器的顏色一方面與選擇的陶土有關，同時也與窯內溫度及控制條件有關。如選用含鐵量高的陶土，燒製時在氧化焰氣氛中，陶器多顯紅色；燒製過程控制在還原焰中，陶器呈灰色或黑色。若原料中摻和一些有機物或在燒製後期用煙燻法進行滲碳，會使陶器的結構更為緻密，製出的黑陶會更光滑，堅實。

滲碳法的廣泛應用是龍山先民的一項創舉。陶器焙燒方式的演變非常漫長，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後來發展到爐灶式，最後形成陶窯。龍山先人已掌握了先進的封窯技術。製陶工匠根據長期實踐經驗，發現黑陶燒製到一定程度時，從窯頂往窯內慢慢加水，木炭熄滅後產生濃煙，而瀰漫在窯中的焦煙碳粒在合適的溫度下會滲入器體使其呈黑色。在濃煙中長時間進行滲碳，使燒製出來的陶器，不僅器表、器裡，甚至胎心都是黑色的。凡是兼具這“三黑”特色的，才能稱為標準的黑陶。

數百上千年的積累，龍山先民們已掌握了魔術般的製陶技藝。面對“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錚錚有聲”的蛋殼黑陶，人們會承認擁有這個文化的人民是極精巧的陶工。蛋殼陶杯是龍山文化獨有的產品，其刻花精細，造型優美，有極強的表現力，代表著龍山文化時期整個黃河流域製陶工藝的最高水平。直到今天，許多陶藝家借用現代工藝，使出渾身解數，仍未仿製出得到考古學家們認可的龍山蛋殼黑陶。

但從考古隊員發掘的陶窯看，其設計並不是很複雜。在山東聊城茌平教場鋪城址的中部居住區內有3座儲存完好的龍山文化陶窯。面對這簡陋的窯址，人們很難將精美絕倫的龍山黑陶與它聯絡在起，人們也猜測不出龍山陶工到底藉助了何種鬼斧神工。

1999年夏天，為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週年，山東省文物考古所組織力量對城子崖透址進行勘探，並於1990年春天至199年對該遺址進行了又一次大規模的發掘。

發掘工作由當時的山東省文物考古所所長張學海先生主持。此次發掘終於摸清城子崖遺址儲存有龍山文化、嶽石文化和周代文化3個歷史階段的城牆遺蹟。而1931年挖掘時發現的夯築城牆時代應屬嶽石文化時期（距今3900-3600年左右），在嶽石文化時期城牆下新發現有龍山文化時期堿牆，時間為距今4200年左右。

龍山文化時期城址東西寬430米左右，南北最長處530米左右，總面積約20萬平方米，相當於40個現代足球場大小。城牆建築方式是外挖內築。外挖指在城牆外側下挖形成壕溝，挖溝所取之土夯築在內側形成牆身，壕溝與牆身連成一體。此種建築方式既便於就地取土，較為省工；又利於形成絕對高度，構成有效的屏障。

幾百年之後的嶽石文化時期城址是在龍山文化時期城址基礎上內收修築的，平面形狀與龍山文化時期城址基本一致，面積相對縮小，約17萬平方米左右。目前，人們從西和南兩個方向看到高出地面3米左右的城垣主要是嶽石文化時期的城牆。此時牆體夯築方式較之龍山文化時期已有了很大進步，築城的方式，首先在預定的地段下挖一寬約12-15米深約1.2-1.5米的圓底基槽，然後用生黃土層層夯築。夯層厚12-15釐米，每層間有灰土隔層，以解決黃膠土粘夯的問題。以此種方式所築城牆非常堅固，許多遺址歷3000餘年依舊儲存完整，應該說是個奇蹟。而距此之後1000年修建的周代城牆，由於其位於最上層，所遭受的自然和人為破壞最重，至今已殘存無幾。

一般人也許並不瞭解這3個疊壓的城牆遺址的重要意義。但對考古學家來說，它們卻含義深長。城圈重疊的事實說明，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築城立國的理想之地；而修築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需要集中相當的人力和物力，這也預示著要有一個具有較高權威機構存在的事實。在龍山文化時期，城的出現到底意味著什麼？

此次發掘結束後，張學海先生在他的《城子崖和中國城》一文中分析道：龍山文化時代，人們已經在掠奪與反掠奪的過程中發明了城，也就是在村落的周圍築起城堡式的土牆。那時城的出現，表明中國在夏朝之前，還有一個燦爛的部落方國時代。從城的規模來判斷，它是那個時代比較強盛的方國，甚至有可能是那時某個部落方國聯盟中的盟主國，其人口當時應在3000人以上。

城址是文明社會形成的重要標誌，這一點已得到中外學者的普遍認同。城子崖龍山城的文化堆積遍佈全城，厚2米左右，反映出該城延續時間長，人口居住十分密集。遺址出土的文物相當豐富，有大量石、骨、角、蚌器，當然，數量多、製作精、形體大的則非陶器莫屬。遺址出土的陶罍、陶甕，陶罐等器物，均形體碩大，頗有王者風度。有一件陶罍通高79釐米，口徑36.5釐米，腹徑66釐米，是已發現的龍山文化同類器中最大的一件，應是祭祀時所用的禮器。

由此人們可以推測，城子崖龍山文化城不僅是個管理相當大範圍的權力中心，而且還是一個設施齊全的經濟中心，同時也是一個繁榮發達的文化中心。

“龍山文化“在其命名之初是泛指以黑陶為特徵的史前文化。但隨著許多以黑陶為特徵的遺存在全國不同省份被發現，相互之間又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絡，它們又基本屬於同一時代，因此都被稱為“龍山文化“，成為對於夏以前古史傳說中的堯舜時期的統稱。

到本世紀初，考古工作人員已經在山東、河南、內蒙古、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發現了幾十座龍山時期城址。城內的面積一般可以達到10萬平方米，大的則在100萬平方米以上。所有城址的外圍都有城牆，其寬度達10米左右，有的還在城牆外挖出一週護城壕。這樣的防禦設施是居住在城內的貴族為鞏固其權力而精心設定的，表明社會上已出現一定程度的對立局面。這些大大小小的城堡在歷史上的出現，也就表明了不同規模的政治、經濟中心的形成，它們也許就是一個個以部落聯盟為基礎的城邦。在對山東地區的4座城堡（城子崖、邊線王、丁公、桐林）所處的地理位置進行分析後發現，4座城堡的距離均在50裡左右，這表明4個城邦所統治的範圍不算大，是種小國寡民的狀態，而這可能正反映了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社會狀況。

北京大學嚴文明先生建議將河南、陝西、山西遼東，冀北等地與山東龍山文化區域相連，時代相同的考古學文化，統稱為“龍山時代”。這一建議得到了學術界的贊同。從此，以城子崖遺址所在地龍山鎮得名的“龍山時代”，就成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在中華文明史中佔據了600年之久的那段波瀾壯闊歷史的冠名。

龍山時代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社會？是原始社會還是奴隸制社會抑或介於兩者之間？但考古學家還是習慣用器物對這一文化進行認定，也即它到底屬於新石器時代還是青銅器時代抑或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銅石並用階段？畢竟考古學家所能看到的是具體的器物而非社會形態。

眾多的龍山文化遺蹟顯示出這樣的資訊：當時農業佔據主導地位，是人們生活的主要來源養殖業空前發展，改進了人們的食品結構，促進了人們體質的增強：採集、捕撈和狩獵在人們生活中還佔有重要地位：手工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陶器製作、銅器冶煉、玉石加工、建築業均發展到專業化生產的程度。這一切表明社會分工規模進一步擴大，商品交換活動日益活躍和發展。

其中冶金術的發明曾被許多學者看作是人類文明時代開始的一個重要標誌，當然不是唯一的標誌。以半個多世紀龍山文化考古所獲資料而論，龍山時代冶金術已較為成熟。中國史前銅器的發現多限於黃河流域，其它地區發現極少，而黃河流域早在仰韶時期就已有小件銅器出現。在山東龍山文化中也發現有一些小型銅工具，在稍晚一些的齊家文化中不少遺址都發現了銅器，器形主要有錐、刀、鑿、匕斧，鏡和指環等，以小型工具為多，還有個別大型銅矛，但基本沒有發現容器。

出土銅器經過鑑定，銅料既有自然銅，也有人工冶煉銅。先民製作銅器最初使用的是自然銅紅銅後來用單金屬礦冶煉出了純銅紅銅。從齊家文化發現紅銅的事實可以推斷，龍山文化也應該有紅銅的存在。中國的銅器文化並不是從商周青銅器的大量出現開始的，而是從紅銅時代便已孕育發展，這是世界古代文明發展的共同規律。

現在可以證明的是，龍山文化已屬紅銅時代。紅銅器比石器的優點多，它的出現突破了中國原始社會若干萬年的制石方法，是個創造性的新工藝，使生產力有了新的提高，帶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卻不及後來的青銅冶煉方便。

冶煉純銅的熔點為1084℃，在史前時代要達到這個溫度並非易事，故先民們開始嘗試利用多金屬共生礦冶煉銅合金，得到青銅、白銅和黃銅。青銅具有兩大明顯的優點：一是熔點較低，比紅銅更易於冶煉；二是硬度大，適宜製作生產工具和容器青銅冶鑄的成功，並且冶鑄技術得到一定的普及合金的配比方式漸趨合理，這就是商周青銅時代的開始。

儘管龍山紅銅時代距以後的青銅時代還有一定的距離，但紅銅的出現和運用，意義仍非同尋常，由於這些銅器資料的發現，考古學家正在考慮重新評價中國新石器時代兩大文化體系—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因為它們已不完全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新石器時代，至少仰韶晚期已進入銅石並用時代，而龍山時代整個黃河流域都有銅器實物出土，銅器的冶鑄與使用已經相當普遍，這已越出了新石器時代的範疇，說明它已跨進早期銅器時代了。

從龍山黑陶可以看出這一時代先民手工製造之精巧，但他們的心智水平透過什麼來衡量呢？只有文字，文字的發明被看作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標誌。自從商代的甲骨文被確認以後，人們知道那些刻在甲骨上的字元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備系統的字法和句法規則。據粗略統計，出土總數達16萬片的有字甲骨，單字字數已多達4500個左右，完全可以滿足當時的需要。據此人們很自然地想到甲骨文的出現並不是突發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長的發展過程。

研究者注意到很多新石器時代陶器上都有些刻劃符號，這些刻符簡練而醒目。20世紀90年代初，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中發現了1塊刻有11個字的陶器碎片，字跡較為工整用連筆刻寫。許多學者指出該組陶文為古文字無疑，有人甚至將它命名為“陶書”。但也有人認為這些陶文在寫法上與後世的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別，不是同一系統，稱之為“走入歧途的文字”或“已被人們淘汰了的古文字”。還有學者認為陶文是古彝文，它與甲骨文一樣是祭祀時的占卜之辭。

文字本就是一種符號，文字的產生與演進有定的規律可循。由文字產生的一般規律看，最早出現的應當是圖畫文字，以影象記錄和傳遞資訊。後來圖畫文字和某些圖案的表意成分轉變為約定符號乃至記詞字元，這時準文字就已經出現了。當然漢字的發明創造絕非一人一時之功，而是經歷了十分漫長的孕育過程。最完美的圖畫文字可能就是一套具有現代意義的簡略連環畫，考古學家們似乎還沒有找到讓我們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創作的圖畫文字我們還需耐心等待，等待具有決定意義的驚人發現。

對於80年來龍山文化的發現和研究，學者們無不給予高度的評價。張學海先生認為：80多年前城子崖遺址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該次發掘所發現的龍山文化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拂曉期”，證明了中國東方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

而目前正在進行的中華文明起源及其發展的研究也的確與龍山時代重合在一起。在1999年夏商周斷代工程臨近結項時，中國學者已將視野推及傳說中的將近1000年的“五帝”時代。，這一時代加上夏商周以及春秋戰國以後的歷史，正好構築起中華文明5000年的框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組組長、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學勤先生強調：夏代不是文明的起源已很清楚，中國文明的起源應向前推1000年，即公元前第3千紀比較合適，這與文獻的記載較為相符。但考慮到中華文明溯源工程難度較大，所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龍山時代晚期。以晉南豫西北為代表的中原中心地區，已被考古學家視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因為這裡不僅有數十年來連續考古發掘所取得的豐富而具有標識性的材料，同時也與夏商周斷代研究有良好的銜接性，而且文獻記載的內容也有許多是集中在這個區域範圍。

雖然完成中華文明溯源這一宏大工程尚需時曰但我們已清楚地知道：考古學家們由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入手，開始去認真解讀一個過去所不知曉的時代，即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出現的萬國林立的邦國時代，這就是龍山時代。

考古學家發現了龍山文化，他們發現的是中國古代文明晨曦初現的美麗光景：城堡出現了，冶金術出現了，刻符文字出現了，這是龍山時代已經確切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到了這個時刻，文明還會遙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