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開放！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經濟最富庶、文人地位最高、人民最具幸福感的朝代。這麼好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條件，怎麼會不開放呢？

曾經有人問我，如果穿越你會去哪個朝代，我毫不猶豫選擇了宋。一方面是因為喜歡宋詞，另一方面，宋朝其實是與我們心理距離最接近的時代，為什麼這麼說，我講幾點剛好來回答問題。

一是人民自由

在宋代，人們其實是相對自由的，大家都說唐朝是很開放的，但他們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一般人其實很難遷徙，跟別說出去瞎玩。而宋代則不同，允許人口流動，並且還有言論自由以及結社自由。先說言論自由，你可以隨意諷刺甚至寫詩嘲笑皇帝和王公大臣，且不會有人處罰你。有宋一代，文人幾乎沒有被處死的。結社自由說白就是現在的開辦社團合法，在宋朝，人們根據個人喜好可以組建足球俱樂部，還有妓女組建詩社等，都是常見的，有沒有覺得跟現在很像。

二是女性問題

女性地位較高，注重男女平等，婦女並不全是男子的附庸，一個社會文明的開放程度很大程度上看女性地位就可以提現。舉個例子，有詩云，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形容的就是女子與丈夫在街上行走手拉手，這在很多朝代不能忍受的。

再就是青樓女子這個群體。在宋代去紅燈區是合法的，如果你去了宋，看到一些酒家門前的紅梔子登上蓋著燈罩，表明這家店有特殊服務。並且相對於唐朝，她們的命運和地位也是頗高的，至少不會被隨意殺害虐待，文化素質也較高，比如柳永的詞則都是透過妓女傳播，成為宋代第一網紅。

三是管理制度

需要說明的是，宋代經濟空前發展，有一套先進的管理體制，無論是城市運營，據統計，宋朝的城市化為20%，高於任何其他朝代。城市裡有完善排水系統，甚至還有消防隊滅火，這裡就要提到元宵節燈會，在辛棄疾和歐陽修的詩詞裡可以看到一些繁華的描述。全城放煙火，防火就必不可少。還有在打官司的時，也不是電視劇裡那樣的需要給官員下跪，而是平等訴訟，可見人權也有一定保障。

關於宋朝的趣事太多，推薦去看清明上河圖，很多有意思的畫面。舉個例子，有一細節，一對夫妻在賣花，小娘子把手擱在丈夫肩上，動作親暱，這時候兩頂轎子路過，前面的轎伕撇過頭看這對夫妻，結果把轎子抬歪了。

宋朝是中國封建王朝裡一個特有的里程碑式的王朝。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從國家軍事實力來講，宅是所有封建王朝裡最弱；以經濟實力和文化發展方面來講，確又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頂峰。

在以漢族為主的封建王朝裡有秦悍、漢猛、強唐、弱宋、硬明來概括各朝特點，宋朝確實是最弱的。由於古代中國國家的強弱主要以軍事實力來衡量，因此宋朝在對外關係上就不能夠強硬，就必須對外開放才能免遭欺辱、侵犯，所以在對北面的遼國、西北面的西夏採取的都是邊境集市貿易，用中原的物資、特產、錦絲、字畫古玩等大量進行貿易，賺取這兩國的錢財，就這樣進行的貿易開放政策長達百年，最終結果是宋朝的經濟富得流油，文化事業開明發達，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反映的就是這一時期的社會狀態；而另一面的遼和西夏由於把大量錢財用於購買中原物品，變得越來越窮，連最起碼的軍事裝備都無錢補充了，沒用多久，這兩國就很快被興起的金國俗滅了。

所以，宋朝是最為開放的一個封建朝代。

包拯噴仁宗一臉唾沫，取締宵禁夜生活很嗨，農民穿絲綢，宋太宗要修宮殿碰見釘子戶只能作罷，李清照把丈夫休了，宋徽宗與李師師宮廷愛情，足球強國大宋蹴鞠。天冷了朝廷給老百姓發柴火錢。大宋只有你想不到……

開放是一個相對來說的形容詞，通常情況下的詞性，是為了形容一種狀態。但如果沒有比較，自然無法得出宋朝風氣是否開放的結論。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我們去買菜，昨日蔬菜價格是1元1斤，而今日是5毛一斤，那麼透過相互比較，我們就可得出今日菜價比昨日更為便宜的結論。

所以要想弄清楚宋朝是否開放的問題，就得采用“對比參照法”，要先提出一個可供參照的朝代，我個人認為，可以將宋朝與明朝相對比，以此來得出宋朝是否開放的結論。

首先，以宋朝時的“城防”為例。

在網上，大家隨意點開一張《清明上河圖》的圖片，如果仔細觀察汴梁城的城門，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

在汴梁城的城門上，竟沒有一兵一卒在把守，而城門下也沒有守城將士，有的只是一個無聊的男人，站在城樓上，扶著欄杆，俯瞰整座汴梁城的繁榮景象。

（注：汴梁，北宋都城，古稱“東京，汴京“）

（圖中紅框：張望城內景象的男人）

雖然這是很小的一個小細節，卻體現出了宋朝時的城市安保之開放，幾乎達到了“不設城防”的狀態。

這在其他朝代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事情，如唐朝，元朝，明朝，均在城門處設定城防重兵，如我們拿來做對比的“明朝”，在進城以前，要經過數道安檢：

第一道，要先經過城門外約二十米處的“柵欄”。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圖》圖中紅框：城外柵欄）

第二道，進入柵欄以後，再進一道城門，但城門與城市相連的地方，另有一座“甕城”，其中守有重兵，要檢驗每一位入城百姓的“文引”，若無入城文引，則立即被官兵扣押，擒拿送官，出城亦然。

《弘治會典》：凡軍民無文引，及內官、內使來歷不明、有藏匿寺廟者，必須擒拿送官。

《弘治會典》：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圖》圖中紅框：甕城）

第二段記載說的也是非常明確，要想出城遠行，不管是“軍”，還是“民”，均要出示“出城文引”，如若不能提供文引，則無法證明自身來歷，反之，外地百姓要進城，也需要出示“進城文引”，而這些文引，則要在出城或進城前幾天，到當地所在戶籍處找官員申請，官員開出文引，就相當於現在的“證明信”，證明你籍貫哪裡，外出何為，去往何地。

而在回到戶籍所在地以後，更要再找官員核銷文引，以證明確實外出後又返回原地。

《蒹葭堂雜著摘抄》：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

（注：長史司，全稱為“王府長史司”，為明朝官職名稱，掌管王府政令、路通文引，請名、請封、請婚等事，是府官，也是國官。如果是府官，則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戶籍科。）

以上內容，便是明朝“路引制”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試想這一系列的安保措施之繁瑣，打比方某位明朝百姓想去南京旅遊，得先去一趟官府申請文引，而且這文引還要經過數天時間才能批辦下來，批辦以後去到想去的城市，又得先過柵欄，再過甕城，經過兩道關卡盤問，又得再過甕城之後的城防安檢，而在去往南京的過程中，如果通城文引無意丟失，那可就會被扣押，接著就擒拿送官，要再有些頭腦糊塗嘴也笨的倒黴蛋，連自己的出身來歷也說不清楚，那就會被當成危險分子，分分鐘就會牢獄伺候。

由此可見，明朝時期的城防之森嚴，入城出城之繁瑣，當屬歷代最嚴密的城防之一，更為嚴密的，還有後來的清朝，尤其是清朝逐步衰落，天下叛亂四起的時期，比之明朝甚至更為嚴密。

言歸正傳，咱們再說回明朝城防體系的第三道日常安防：

第三道，過了甕城，迎面第一座建築，就是“城防單位”，不僅有重兵持刀把守，還在門前陳列有一排兵器，刀槍棍棒簡直一應俱全，俱是用來威懾心懷不軌者，警醒他們切勿動犯罪的邪念。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圖》圖中紅圈：城防機關）

過了如上所述的三道安保關卡以後，才算真正入得城池，而入得城池以後，也要帶好文引，不然在街上遇到守巡的官兵，會接受盤問，若無文引，則一樣會被擒拿至官府，同時如果是流浪人員，更不可無故躲入寺廟之中，否則便會交由司法嚴辦。

《明太祖實錄·卷八三》: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獲民無路引者，送法司論罪。

凡不應給路引之人而給引，若冒名告給引，及以所給引轉與他人者，並杖八十。

於此，便可透過明代時的城防之森嚴，對比看出宋朝城防之“不嚴”，甚至達到“疏不設防”的地步。

但如果就此確定宋朝就一定比明朝開放，似乎還欠缺一些嚴謹，那就讓我們來深挖宋朝時期這一不設城防的特徵背後，所蘊含的特殊含義，以及所體現出的時代特點。

其實仔細考究起來，為何宋朝時的都城汴梁會不設防，史學界普遍有兩種觀點，即“正反觀點”：

正面觀點認為，不設城防，體現出宋朝文化繁榮大背景下所兼具的城市開放性，另外由於當時的宋人平均文化水平很高，人均素質也很高，所以犯罪率相較而言也低，這從正面體現出宋朝崇尚自由的整體氛圍，也體現出了宋朝統治者的開明。而反方卻提出另一種有依據的假設，因為《清明上河圖》的成畫時間為北宋宋徽宗時期，當時崇文弱武，軍事實力比之前朝逐漸式弱，尤其是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以後，經濟文化雖繁榮，社會整體風氣雖開放，但軍事發展意識卻並不十分強烈，由此體現出薄弱的防範意識，而這種大局意識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畫中的“城樓不設防”。

（《清明上河圖》繁華街景）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第二種觀點，即反方觀點，因為汴梁不是別的地方，那可是宋朝都城，是重中之重的政治中心，幾乎全國最重要的機關總部皆在此處，人口密度大，流動也大，每日往來城中的各地百姓商賈何止千萬？

所以如此大的一座城市，又是國都，僅憑“維護城市安全”這一項來看，就非常有設立城防的必要性，檢查通關文引此類措施，一是能確保進出百姓的身份，二就是能將犯罪率降到最低，但宋朝時期的汴梁卻不設防，這不禁讓人感覺，整體的防範意識確實略顯薄弱。

（《清明上河圖》百姓往來絡繹）

但如果站在客觀的角度，同時看待這兩種觀點，互相比較下來，再加上宋朝統治者的開明與崇尚自由，對都城汴梁“不設城防”，倒也不失為一種帶有開放性質的積極之舉。

為何說不設城防，又能體現出北宋時期在城市管制方面的積極態度呢？

原因正是北宋前期，尤為重視商業發展與文化交流，城門不設防，可以更加方便百姓與外來商賈的進出，為朝廷省下很多手續以及事務的同時，還能提高辦事效率，縮短人們的出行時間與所要辦理文引之類手續的流程，如此來看，不設城防就會顯得順理成章許多。

總結來說，具體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方便百姓進出，節省辦事流程與時間，就能提高效率，更不用為了遠行而耗費時間去申請文引，這樣做的好處，除了方便百姓，更能為朝廷節省新設機關的維護費用，因為要批覆手續，就得靠官員，再多設立一種機關，肯定就要多支出，而天下之大，每座城都得設立相應機關，一年算下來，僅是全部官員的俸祿以及機關單位的維護管理費用，就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第二、朝中省去許多事務，如果第一點是節省支出，那麼對於龐大的國家機器本身而言，不設立城防，乃至不增加通行文引的辦理流程，就可以免去諸多麻煩，不會為行政體系增加過多的負擔，一方面是節省財力與人手，另一方面也能減輕行政機關的壓力，試想如果按照明朝的法子，守巡官兵查驗文引，一旦外地來者拿不出，這可就成了要送官審辦的嚴苛事件，一整套事件辦理下來，等到查明身份，中間又要勞費不少人力，百姓本身要辦的事兒因此耽擱不說，官府也要增加諸多事務，這就相當於設立一項舉措，同時也要考慮連帶的突發事件的應對，而設立更多舉措以及機構，以此才能維持整個體系的正常運作。

（示意圖：宋朝行政體系）

比如我們坐火車，光有賣票的不行，你還得有退票的地方，而有退票的地方，也得有人，你想退票，還得帶著身份證等相關證明檔案，雖然退票很快，但退完的票由於之前你買過了，不管是網上還是當地火車站，都是最後一張，那麼就會影響到也想坐這趟火車的人，同時還負責退票的工作人員還要再把訂票狀態從“無票”改成“有票”，這一過程，實際上就增加了人力成本與事件成本，且降低了辦事效率，把個人的這一行為，放大到整個國家層面來看，那就是非同小可的大問題了。

所以制定一種新的舉措，設立一種新的機關或者機構，所要考慮的方面不止一種，而是要將整個體系考慮在內，不然設立不當，極易給國家的正常運轉增添負擔。

從這個角度來說，“疏不設防”這一點，其實正反皆對，如此看來也不矛盾，因為本身這件事有利也有弊，利在於，方便百姓通行，節約修建城防，管理城防的所需費用，而弊端則是體現出北宋時期太過於崇尚自由的文化氛圍，以及對軍事實力的不重視，這種不重視千百年來爭論不休，以小見大，以點看面，大多數意見皆認為不重軍事，成了北宋後來滅亡的關鍵原因之一。

另外補充一點，宋朝汴京不設城防，沒有所謂的“路引制”，導致宋朝汴梁城內聚集大批乞丐，而尋常百姓過街，乞丐也會沿街乞討，致使魚龍混雜，經常會出現乞丐攔路乞討的情況，這也是由於經濟繁榮而導致貧富差距過大的體現，同時攔路行乞這種本該同情的行為，在描繪北宋繁榮氣象的《清明上河圖》中，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想，這或許也能成為證明宋朝社會風氣開放的一例佐證，畢竟如果大宋朝廷對城市人口嚴加管制，如效仿明朝初期嚴格的戶籍制度，那麼我們也就很難在《清明上河圖》中看到如此之多的乞丐了，基本上有傷風化的現象，都會被阻隔于都城之外。

（紅框內：討錢乞丐）

總結來說，透過不設城防的一面，我們也能看出北宋時期對於整個城市安全管理的鬆弛，或者說是惠民，這一點從宋朝廢除宵禁，或者放鬆宵禁制度上就能看出。

由於北宋統治者著重發展經濟的大局意識，包括宋太祖本人在開國之初定下的基調，對於城市內部的安防，也是能放鬆就放鬆，從側面證明出這種意識並非對待軍事的薄弱，相反正是從大力發展經濟的角度來考量，才有意放開城市安全管制，從而也讓我們能透過這種實質性的舉措，從後人的角度，瞭解到宋朝時期的開放性。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七》：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太祖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

而翻開《東京夢梁錄》，更可看出，宋太祖取消了中國歷史上存在千年之久的宵禁後，的確有效促進了經濟發展：

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

可見當時的夜市之熱鬧，直到“三更”才盡，而不過兩個時辰，到了五更接著再開張，照樣與白天一樣熱鬧，“通曉不絕”，甚至就連冬天下大雪時，亦如此。

（《清明上河圖》繁華夜市燈牌）

所以我個人認為，要說北宋時期的當局狂妄自大，算是萬萬談不上，若說足夠自信，當然也是模稜兩可，但這種自信，是建立在使經濟繁榮的基礎上，為了經濟繁榮，北宋的皇帝們，選擇性的取消了一些在他們眼裡可能看似累贅的措施，從而惠及於民，使百姓得到實際的便利，倒也算是一種開明前衛的思想，並以此展現出大宋統治者的開放而又包容的治國理念，使我們後人能在解讀過往的歷史時，瞭解到宋朝獨一無二的開放性，在這一點上，我比較贊同上文所說的正方觀點。

然而還是那句老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從根本上放鬆城防，並將這種開放的理念過度舒張，乃至延伸到國家機器的方方面面，的確也體現出對待軍事力量的不重視，從而為後來的北宋早早滅亡埋下了隱患。

（宋徽、欽二帝被俘）

而這本身也是一個矛盾的問題，假如設立城防，每座城池又得多花費銀子來修築城防設施，以及設立各種城防機關與機構，增添各類城防人力，那麼對於北宋之初，尤其是剛剛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國家才剛剛完成南北統一，經濟剛剛開始逐步復甦的發展時期，更是為天下百姓增添了負擔，畢竟朝廷需要的各項經費，主要還是來源於賦稅。

而賦稅，自然是來之於民，正如當年勸誡宋仁宗不要修築大型城壕，以免勞民傷財的範祖禹所言：

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

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

在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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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明代的路引--《集郵博覽》2002年01期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圖》

《弘治會典》：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軍民無文引，及內官、內使來歷不明、有藏匿寺廟者，必須擒拿送官。

《蒹葭堂雜著摘抄》：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

《明太祖實錄·卷八三》: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獲民無路引者，送法司論罪。

凡不應給路引之人而給引，若冒名告給引，及以所給引轉與他人者，並杖八十。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七》：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太祖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

《東京夢華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

《名臣奏議·卷三一六》：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二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

官方記載開封府一府十六縣有戶二十六萬，人口四十四萬。不過這數字據考證不實，應為抽丁納糧的底賬，據估算城內男女老幼至少六七十萬。其中，煙花女子不少於一萬人，甚至能到二三萬，加上假母（老鴇）僕傭之類靠青樓樂籍為生人數，應在三五萬之間。可知這個產業巨大，其主要的客流就是來京應試學子。學子們來京後，一邊競取功名，一邊也販賣隨船攜帶各地物品，盈餘終是要風流一番。

開封府朱雀門外凡西瓦子門之南，舊曹門潘樓，泰山廟兩街，相國寺之東南及東北和蔡河北岸無不妓官林立。各酒肆旅館每至初夜必有濃妝豔抹者聽客呼召。妓館也分等級，上好的館內分為三四廳，內中曲檻迴廊，多種植花卉，也有假山盆景，先讓男賓以幽暢的心情接見女仙。房內也寬敞舒適，全部楠木桌椅，琉璃燈臺，又全部軟細茵褥，三面稜花床則是洞房花燭夜最後的出處了。

當時的文人墨客也好流連此中，婉約派大詞人柳永與相好的趙香香敘別時：“好夢狂隨飛絮，閒愁濃甚香醪，不成雨幕與雲朝，只是韶光過了”。最知名的青樓歌姬要屬李師師，是東京城內經營染房的王寅的女兒，天生一副美聲唱法的好嗓子，加上老鴇的耐心調教，悉心指點，不滿15歲的小孩，就已經是"人風流、歌婉轉"，在首都各教坊中獨領風騷，高樹豔幟。根據各種資料來看，和李師師有過交往的歷史名人中有北宋著名詞人張先、晏幾道、秦觀、周邦彥以及宋徽宗趙佶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