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蟲書（Bird-and-Insect Script）亦稱“蟲書”、“鳥蟲篆”。屬於金文裡的一種特殊美術字體它是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盛行於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這種書體常以錯金形式出現，高貴而華麗，富有裝飾效果，變化莫測、辨識頗難。鳥書亦稱鳥篆，筆畫作鳥形，即文字與鳥形融為一體，或在字旁與字的上下附加鳥形作裝飾，如越王勾踐劍銘、越王州勾劍銘。多見於兵器，少數見於容器、璽印，至漢代禮器、漢印，乃至唐代碑額上仍可見。蟲書筆畫故作蜿蜒盤曲之狀，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長腳下垂，猶如蟲類身體之彎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銘，除少數幾個字近鳥書外，餘多當屬於蟲書。吳王子於戈銘亦是鳥書與蟲書。蟲書不僅見於容器，兵器，亦見於戰國古璽及兩漢銅器、印章、瓦當，其名在許慎《說文解字敘》中還被列為“秦書八體”之一，可見亦行於秦代。鳥書與蟲書都是以篆書為基礎演變而成的一種美術字體。郭沫若認為鳥蟲書是“於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周代彝銘進化觀》）。關於鳥蟲書的發展變化情況，可參見容庚《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1期）與馬承源《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第10輯)、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鳥蟲書主要見於一些青銅器之銘文，尤以兵器為多。這是一種變形的裝飾用文字，不應將其看成是另一種文字系統，且使用範圍很有侷限，簡書中就沒有此種文字。相比較而言，在文字方面，鳥蟲書應是最能體現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當然，它並不為吳、越 、楚所獨有，使用範圍包括了南半個中國。 二、鳥蟲書的發展與楚越吳國青銅器銘文 鳥蟲書的誕生與發展，以楚國為例。楚文字在其立國的八百年間，曾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各諸侯國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連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轍。這一點，楚國也不能例外。從考古所發現楚國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銘文上看，其文字風格全與周朝相同。但是，春秋中期之後，隨著周天子權利的日益削弱、列國的逐漸強大和地域徵文化特的形成，楚器銘文也已發生相應的變化。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字型多數為篆書。早期字型渾厚遒勁，晚期則趨於纖細俏麗。而王子午鼎和王孫誥戈的銘文為鳥書。”（趙世綱《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銅器銘文考索》）這裡的所謂早期當指鎛鍾一類青銅器，而王子午鼎則已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字型“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且出現了鳥書。這應當也是目前所見時間最早刻有鳥書的楚器銘文。 綜上所述，可見鳥蟲書大致肇端於春秋中後期，而至戰國大盛。在出土兵器數量上，以越國兵器為最。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和學者研究，鳥蟲書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影響波及中原一帶。以先秦國別而言，見於越、吳、蔡、楚、曾、宋、齊、徐等國；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應屬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為越王不光劍(越王不光即越王翳，公元前411—376年在位)，流行時間已接近二百年；促數量上統針，僅屬於越國器者，就多達70餘件。無論在時間上、空間上，還是數量上，都有較大突破。促材料看，對於江中下游鳥蟲書的起源，楚國和吳越地區都是處於重要地位的。 “雕蟲小技”的“蟲”指的就是鳥蟲書 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北史·李渾傳》
鳥蟲書（Bird-and-Insect Script）亦稱“蟲書”、“鳥蟲篆”。屬於金文裡的一種特殊美術字體它是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盛行於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這種書體常以錯金形式出現，高貴而華麗，富有裝飾效果，變化莫測、辨識頗難。鳥書亦稱鳥篆，筆畫作鳥形，即文字與鳥形融為一體，或在字旁與字的上下附加鳥形作裝飾，如越王勾踐劍銘、越王州勾劍銘。多見於兵器，少數見於容器、璽印，至漢代禮器、漢印，乃至唐代碑額上仍可見。蟲書筆畫故作蜿蜒盤曲之狀，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長腳下垂，猶如蟲類身體之彎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銘，除少數幾個字近鳥書外，餘多當屬於蟲書。吳王子於戈銘亦是鳥書與蟲書。蟲書不僅見於容器，兵器，亦見於戰國古璽及兩漢銅器、印章、瓦當，其名在許慎《說文解字敘》中還被列為“秦書八體”之一，可見亦行於秦代。鳥書與蟲書都是以篆書為基礎演變而成的一種美術字體。郭沫若認為鳥蟲書是“於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周代彝銘進化觀》）。關於鳥蟲書的發展變化情況，可參見容庚《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1期）與馬承源《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第10輯)、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鳥蟲書主要見於一些青銅器之銘文，尤以兵器為多。這是一種變形的裝飾用文字，不應將其看成是另一種文字系統，且使用範圍很有侷限，簡書中就沒有此種文字。相比較而言，在文字方面，鳥蟲書應是最能體現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當然，它並不為吳、越 、楚所獨有，使用範圍包括了南半個中國。 二、鳥蟲書的發展與楚越吳國青銅器銘文 鳥蟲書的誕生與發展，以楚國為例。楚文字在其立國的八百年間，曾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各諸侯國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連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轍。這一點，楚國也不能例外。從考古所發現楚國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銘文上看，其文字風格全與周朝相同。但是，春秋中期之後，隨著周天子權利的日益削弱、列國的逐漸強大和地域徵文化特的形成，楚器銘文也已發生相應的變化。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字型多數為篆書。早期字型渾厚遒勁，晚期則趨於纖細俏麗。而王子午鼎和王孫誥戈的銘文為鳥書。”（趙世綱《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銅器銘文考索》）這裡的所謂早期當指鎛鍾一類青銅器，而王子午鼎則已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字型“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且出現了鳥書。這應當也是目前所見時間最早刻有鳥書的楚器銘文。 綜上所述，可見鳥蟲書大致肇端於春秋中後期，而至戰國大盛。在出土兵器數量上，以越國兵器為最。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和學者研究，鳥蟲書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影響波及中原一帶。以先秦國別而言，見於越、吳、蔡、楚、曾、宋、齊、徐等國；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應屬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為越王不光劍(越王不光即越王翳，公元前411—376年在位)，流行時間已接近二百年；促數量上統針，僅屬於越國器者，就多達70餘件。無論在時間上、空間上，還是數量上，都有較大突破。促材料看，對於江中下游鳥蟲書的起源，楚國和吳越地區都是處於重要地位的。 “雕蟲小技”的“蟲”指的就是鳥蟲書 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北史·李渾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