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爺啊，你們對魏晉名士有多大的誤解啊！！！

魏晉名士可沒把生活過成詩，而是為了避免當時的激烈政治鬥爭而遭到殺身之禍，故意為之！！

先說嵇康。

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喜愛老莊學說。長大成人後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拜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

當時是政治形勢是，司馬家族權勢熏天，篡位之心昭然若揭，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當時的官員也紛紛站隊：識時務者站在司馬家一邊，不識時務的站在曹家一邊。

而嵇康是曹家的女婿，自然而戰站在曹家，即使他站到司馬家也得不到信任。所以司馬昭早已經視嵇康等曹黨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

為了避禍，嵇康隱居不仕，屢拒為官。

掌權的大將軍司馬昭欲禮聘他為幕府屬官，他不給面子，跑到河東郡躲避。

竹林七賢的山濤擔任尚書吏部郎，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憤怒的寫下了《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山濤絕交，堅決拒絕出仕。

當然，所謂詩意的生活，也和嵇康本人性格有關。

他幼年喪父，疏於管教，所以經常放縱自己，“縱逸來久，情意傲散”。

成年後，他沉迷在老莊思想，“重增其放，使榮進之心日頹”。

嵇康性格曠達狂放，自由懶散，“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養，不能沐也”，

因學富五車，所以嵇康年輕時傲世，對禮法之士不屑一顧。 鍾會陷害嵇康時，給他安上的眾多罪名中就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一條。

嵇康隱居時，愛好打鐵。鐵鋪子後有一個游泳池，打鐵累了，就跳進池子裡泡澡。人讚歎他“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就是誇他“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

其實，他在以打鐵來表示自己的“遠邁不群”和藐視世俗罷了。

顯赫後的鐘會再次造訪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繼續在家門口的大樹下“鍛鐵”，對鍾會時若不見。

鍾會覺得無趣，於是悻悻地離開。

嵇康開口問鍾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對此記恨在心。

後來嵇康因為朋友的一個案子，觸怒司馬昭，再加上鍾會的誣告，結果被處死，時年四十歲。

陶淵明就更好說了。

因為他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廣為流傳，成為後世人辭職的一個最高逼格的藉口。

陶淵明出身一個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擔任東晉大司馬，祖、父都當過郡守，都是東晉的臣子。

其實陶淵明在青年時，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響，很想有一番作為，曾寫詩：“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三十歲時陶淵明先後入了桓玄（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勤王大軍的的僚屬，後來回家。

桓玄篡晉後，陶淵明又加入了劉裕討伐桓玄的義軍幕府（公元404年）。

但劉裕也不是什麼忠臣孝子，只不過之打著勤王的旗號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實現自己的野心罷了。

桓玄造反最終敗死，使得陶淵明看到了亂臣賊子及其屬下的可怕下場，所以急流勇退，辭去彭澤令以避覆滅之禍以明哲保身，作《歸去來兮辭》

公元420年劉裕篡晉後，在貧困躬耕中隱居的陶淵明，感慨萬千，以隱喻手法寫下了《桃花源記》，表達了自己不願意在這亂世中生活，想尋求一個可以讓自己過上平靜生活的地方。

這哪裡是詩意的生活，這簡直是向吃一口安樂飯啊！！！

再說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一說321—379），字逸少，東晉時期書法家，有“書聖”之稱。王羲之出身於魏晉名門琅琊王氏，是王曠的第二個兒子。

有一個東床快婿的典故：東晉重臣郗鑑有個女兒，年長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郗鑑愛女故要為女擇婿，與丞相王導與情誼深厚，又同朝為官，聽說其家子弟甚多，個個都才貌俱佳。

一天早朝後，郗鑑就把自己擇婿的想法告訴了王丞相。王丞相說：“那好啊，我家裡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裡挑選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誰，我都同意。”

郗鑑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聽說郗太尉派人覓婿，都仔細打扮一番出來相見。但管家卻說少了一個人。結果郗鑑來到東跨院的書房裡，就見靠東牆的床上一個袒腹仰臥的青年人，對太尉覓婿一事，無動於衷。

郗鑑覺得此人既豁達又文雅，才貌雙全，當場下了聘禮，擇為快婿。

“東床快婿”一說就是這樣來的。

當時的東晉，雖然是司馬家當皇帝，當其實

東晉能維持偏安江東的局面，靠的是當時的世家大族門閥們的支援，尤其是王家。司馬睿十分感激王導，任他為宰相，執掌朝政，時人謂"王與馬，共天下"。

東晉時黃泉旁落，門閥政治鼎盛時期。歷史上有名的"東晉四大家族"指的是王、謝、桓、庾四家大門閥，先後主宰東晉的政局。

當時東晉門閥分為兩大類：

僑姓：永嘉之亂後，從北方南遷江南的少數士族，仍以中原名族自相標榜，號稱僑姓。僑姓中最顯赫者為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等。

吳姓：江南自東漢以來的當地名族，號稱吳姓，以吳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的吳郡朱氏、吳郡張氏、吳郡顧氏、吳郡陸氏（號稱“吳四姓”）為首。本來江南最具權威的是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號稱江東二豪，甚至有「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但後來周氏、沈氏與東晉朝廷關係交惡，涉入了政治風波，逐漸被吳四姓超過。

這些門閥之間為了權勢，明爭暗鬥不止，政壇烏煙瘴氣，永無寧日，統治階級內部經常傾軋，甚至公開叛亂，而底層人民也爆發了孫恩之亂，局勢動盪不安。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羲之稱病棄官。“攜子操之由無錫徙居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他和許詢、支遁等人，開始遍遊剡地山水。 大概在這時候，開始養鵝的。

表面上，王羲之辭官不做，但其實也跟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

王羲之因為不受重用，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所以辭官不做，飄然而去，寄情于山水之間。

魏晉名士好過的是士族階層。如東晉的王謝子弟之流，出身豪門，錦衣玉食，風流灑脫 。

司馬氏時期，何晏，王弼等人服藥談玄，都是上流社會的風度。即使這些人，也面臨司馬氏集團的高壓。

再說的竹林七賢，都是名士。一邊風流放誕，一邊提心吊膽，擔心一不小心被司馬氏政權做掉。如阮籍窮途末路大哭，嵇康打鐵，劉伶醉酒，哪一個心裡舒坦？嵇康最後還是被司馬氏殺了。

再後來，到東晉末的陶淵明已是寒素出身，做個卑微之官，後辭官歸田，種地維持生活，日子不好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大概是為了賣掉換錢，悠然自得的詩意，只是在個人的稟性所至。

晚明張宗子鉅富之家，其人好這好那，吃喝玩樂，奇花異卉，刻書付梓，養戲班子，花錢無算，名士風流，沒錢都辦不到。

所謂的名士，既讀離騷，又能飲酒，把日子過成詩，不容易，多是傳說。

魏晉朝代是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了。

據整個《三國志》的記載，在三國中就是打打殺殺，諸候和各種軍閥勢力之間互相混戰就沒消停過，魏國只是三國中的一個國家，曹氏家族是三國中最強的一個割據政權，曹氏家族後期在司馬懿的協助之下把蜀漢和東吳有能力的將領都熬死了。

到司馬懿兒子的時候不但熬死敵國有能力的領將，也把曹氏家族中有能力的將領熬死，整個權力集中到司馬氏手中。

到司馬懿孫子司馬炎時、司馬炎稱帝為晉朝，隨之又出現了"八王之亂"，出現了一個昏庸皇帝晉惠帝向大臣問為了填飽肚子吃觀音土，肚子被活活脹死的災民"為什麼不食肉糜"？

晉惠帝皇帝如此無知的腐朽政權中，民眾被殺死、餓死很多人。

還出現貴族大臣相互鬥富，石崇就是其中一個鉅富，把皇親國戚的財富都比了下去，晉武帝司馬炎還帶頭支援鬥富。

嵇康、陶淵明、王羲之，就出生在這麼一個混戰時代的背景中，這三人都可稱為大才子、有君子人品和行事風格、身處亂世報國無門、有才能無法施展才去過著鄉間隱士的苦難生活。

在詩人的眼中、只能以苦為樂，避開亂世紛爭融入到大自然中去、寫寫詩、寫寫字、作作畫，還好這嵇康留下了畫、陶淵明留下了詩、王羲之留下了字，這些都是當世頂尖作品，也是給後人留下的文化瑰寶！

對於這三位大伽用六個字"真名士、自風流"為最好的總結了。

嵇康打鐵陶淵明種地，王羲之愛鵝，魏晉名士為何能把生活過成詩？

因為我們現在看來，他們過的是詩意的生活，但在他們本人眼裡，打鐵、種地，書帖換鵝，在別人眼裡是種種“特立獨行”，但對於他們來說，這些就是平常的生活。

嵇康

嵇康，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與被司馬氏取而代之的曹氏淵源頗深。他對當朝的虛偽醜惡十分不滿，但在當時，這種虛偽醜惡才是主流。

嵇康心想：雖然我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可這個世界×××也別想改變我。

因為打鐵，還引出一個著名的典故，就是鍾會來拜會嵇康，嵇康厭惡他的文人，根本不搭理他，只有在他悻悻離去的時候有一句對答：

嵇康：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而去？

鍾會：聞所聞而來，聞所聞而去。

題主所說的把生活過成詩，應該是說的這兩句話。

陶淵明

陶淵明，大詩人，因不願阿諛權貴，為五斗米而折腰，辭官回鄉務農，他不介意向大地折腰。

是的，他不僅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悠閒。他還在南山下種豆，雜草茂盛豆苗稀少。一大早，天還沒亮，他就來到地裡清除雜草，直到月亮慢慢爬上來，他才扛著鋤頭回家。本來就是開闢的荒地，所以也沒有一個正經兒道，他走得狹窄的小路上草木叢生，露水把衣服都打溼了。

換成我們現代人，這樣的生活也過不了幾天就煩了吧，但陶淵明不但過得優哉遊哉，還寫了一首詩來描述：

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陶淵明能夠把生活過成詩，是因為他有一個淡泊卻強大的心靈。

王羲之

王羲之，具有大智慧的大書法、文學家，“東床快婿”說的就是他的故事。

別人去相親，都衣帽整齊，彬彬有禮，努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對方。他倒好，在光著膀子，露出肚皮在人家屋裡床上呼呼大睡。

在《蘭亭集序》裡，王羲之提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觀點，意思是說：生死等同的說法是不真實的，把長壽和短命等同起來的說法是妄造的。

王羲之喜歡鵝，是因為他從鵝的形態得到了書法的靈感，所以才有了書帖換鵝的故事：

魯迅先生說，晉朝人喜歡嗑藥，所以我們所崇拜的魏晉風度，其實有著難以啟齒的緣由。筆者就先從這個角度，來談談魏晉的名士風流。

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篇著名的文章（演講稿）裡，魯迅先生以其獨到的眼光和嚴謹的學術思路為我們研究魏晉文學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觀點。

首先，魏晉時期，在服飾上流行寬袍大袖，看起來衣袂翩然，好不仙氣。服飾審美是個輪迴，如今中國又開始流行這種大袖風了，不管是漢服還是常服，大袖都十分受人喜愛，許多人都覺得穿了大袖衫似乎就能感受到魏晉名士放浪不羈的瀟灑情懷，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瞭解，魏晉的寬袍大袖其實是嗑藥嗑出來的。

那時候名士何晏帶頭吃藥，魯迅先生稱他"是吃藥的祖師"。何晏是誰呢？讀過《世說新語》這本名士教科書的朋友相比都認識他，這就是那位偷香娶了公主的"小白臉"，是魏晉有名的風流名士之一。吃的是什麼藥呢？學名叫"五石散"，又有說叫"寒食散"的，總之有毒，是不能隨便吃的。但是畢竟何晏是名士，跟他一起吃的那幾個人也是名士，人都是喜歡跟風的，看有人吃，而且還是闊人吃，大家都想嚐嚐看，就像魯迅先生小說裡經常出現的"看人"的人，就比如我們在街上看熱鬧：看到有人圍著一圈，雖然不知道里面是啥，但總想湊上去瞧一瞧……魏晉名士嗑藥的風氣就是這麼慢慢來的。

但前面已經說了這藥有毒，就好像古人喜歡吃加了少量砒霜的所謂長生不老延年益壽丹藥一樣，一個弄不好是要死人的。寒食散可能沒這個那麼恐怖，但是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有的晉人在作品中也提及吃藥之苦，卻又難斷，實在是折磨。再說是藥三分毒，藥再好哪能一直嗑，總之晉朝人嗑藥帶來不少負面作用，比如痴狂、瘋癲。吃了藥還要散發，於是"行散"，因此"行散"也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休閒愜意，畢竟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基本不是令人高興的事。而且吃藥發熱，面板怕磨損，所以衣服必須得寬大，不然受不了，所以"寬袍大袖"，新衣服不如舊衣服舒服，所以有蝨子，所以名士們"捫蝨而談"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兒。再加上嗑藥有時候顧忌不到太多禮教形式，畢竟性命要緊，該吃得吃，於是又"居喪無禮"。除此之外，還有脾氣壞、發痴發狂，有時候甚至發瘋。

綜上可知，魏晉名士的放蕩不羈，並非一開始就有與黑暗社會幹到底的豪情壯志，實在是跟嗑藥關係很大，可見馬克思說得沒錯：聯絡是普遍的，我們必須要時刻用聯絡的、發展得眼光看問題。

《世說新語》中提到一則人物故事，說有個人白天提著燈籠在街上走，人們都覺得奇怪：這個人腦子是不是壞了？提燈人說：世道太黑了，我看不見啊！

這則故事是最適合用來反映黑暗的社會環境對於魏晉人物荒誕行為的促成作用的。

"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代所謂崇尚禮教，是用以自利……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魯迅先生的這番話，十分深刻地指出了魏晉名士放蕩外表下的正統心思。

魏晉是亂世，這是毋庸置疑的，此時期，國家政權頻繁更替，戰亂迭起，政治黑暗。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世家大族，哪怕懷著"致君堯舜上，但使風俗淳"的遠大理想，也註定難以在今生實現。而禮教又成了統治者利用的工具，一切珍視的東西似乎都變得那麼荒誕和可笑。

於是許多有社會關懷的文人士族看不下去了，他們早早看透了這個世界，不願去同流合汙，選擇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嵇康阮籍。他們行事不守規矩，只求心適。但同時，他們又難以完全擺脫社會的束縛，對社會的反抗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阮籍終究還是懼怕禍端，出仕做官，寫詩表達複雜難熬的心情，還必須得寫得隱晦，"口不臧否人物"，以免留下禍端。

而嵇康算得上是反抗最為徹底的人，連好朋友山公推薦他出仕，他也直接回了一封公開信——《與山巨源絕交書》，書中說自己"嫉惡如仇"，且有"七不堪"（不能忍受的事）和"而不可"（不能做的事），這些話一下子給自己招來了禍端，從此廣陵曲成絕響。但嵇康是不後悔的，他早就選好了自己的路，既然知道躲不過，也不必強迫自己去學會壓制自己的性情。

《世說新語·容止》載："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這說的是嵇康的長身玉立和風姿獨絕。但就是這麼一個有才有貌的大帥哥，竟然喜歡打鐵，這反差萌實在是讓人不得不傾注目光。那他真的是喜歡打鐵嗎？筆者覺得不管他之後是否喜歡，最初的時候應當並非因為熱愛，而是為了補貼家用。畢竟《晉書》裡說："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看來嵇康是個自給自足的勞動人民，養家餬口也不在話下。

但打鐵能打出風度，自然和嵇康本人脫不開關係，要是換了別人，就不一定能這麼出名了。這還是要回到嵇康的人生態度上來看。嵇康不拘泥繁文縟節，喜歡任情逞性，而心中又有明確的人生觀，就是把握生命，積極生活，在自然中開懷。

魏晉時期，戰亂導致百姓流離失所，政治的黑暗導致哪怕是名士，也時刻面臨生命終絕的威脅，就像懷揣著一個不定時炸彈，你不知道何時自己的生命就會走到盡頭。於是人們極度關注自我，盡力在有限的生命裡瀟灑。既然不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麼我們可以增大生命的容量，提高生活的質量。因此"白日放歌須縱酒"，劉伶愛酒，便終日喝得酩酊大醉，對人說："死便埋我！"於是王子猷大雪夜突然想起朋友戴安道，不管天氣阻礙，立刻動身，到了門口突然覺得已經玩兒夠了，便開開心心又回去了，還留下一句："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如此豪情實在其他時期少有，這都是對個體生命的珍視導致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而這種自我意識，不管是在魏晉還是在現代，都十分具有魅力，因此我們如今仍對那個時代的名士風度念念不忘。

雖說他們的生活和人生態度都是與自然關係密切，但嵇康，王羲之，陶淵明等人之間卻是有著差別的。

嵇康出場較早些，"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和阮籍提出的，意指超越儒家的各種倫理綱常束縛，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他們的這種人生態度，包含著對禮教的既愛又恨的感情，痛恨統治者的虛偽和社會的荒誕。王羲之要比嵇康晚一些出場，他是世家子弟，也受魏晉風度影響，很有些氣度，"東床快婿"指的就是王羲之。而王羲之愛鵝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書法。王羲之在鵝身上體悟書法的筆法與意境，這是一種藝術上的自然傾向。

但陶淵明和上述兩位不同，他算得上是真正的迴歸自然。《歸去來兮辭》序言中，他就說了自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他做官除了為家族考慮，也是為生活著想，由於家貧，不得已出仕為官，但終究數年官宦生活終於有一日使他再也無法忍受，他天性就在自然上面，完全無法委屈壓制。因此他終究是該"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所以說他是"迴歸自然"。當然，陶淵明也並非不關懷社會，他也有關注社會現實的作品，不過也明白這實現不了，況且他的確是真的願意過"農家樂"生活，不想去出仕做什麼無用功，本性不適合官場，回到自然是"迴歸"，而不是逃避。所以我們讀陶翁的詩，會有種"豪華落盡見真淳"的真切感，而不像別的詩人的田園詩，達不到那種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

結語：

魏晉是個特殊的時代，既是文學自覺的時代，也是個體意識蓬髮的時代，在外因上，還是社會環境動亂出人才的時代，也是佛道交融玄學興起的時代。這樣的巧合，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難以複製的。因此我們羨慕魏晉名士們的風流瀟灑，但卻難以在現實生活中模仿。不過終究能透過文字型悟到那種境界，對後世讀者而言也是幸運的。

參考文獻：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章培恆，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

劉明輝《魏晉士人政治心態型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