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從趙匡胤開始，便特別重視對於軍權的控制，防止出現類似於“陳橋兵變”的事再發生，所以，管兵、調兵和用兵的權力分開，將帥與兵分開，文官掌兵權等，形成了積貧積弱的現象，而為了實現富國強軍，使百姓能安居樂業，宋朝的一些名臣是做出了辛勤的努力的，在這一根本目標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為了實現治國富民的理想，都有著振興宋朝、壯大國威的宏偉抱負。還有，就人品而言，司馬光和王安石總的來說，都是以君子之氣在進行權力之爭的，他們都屬於有坦蕩的胸襟和無私的情懷的想有大作為的傑出名臣，他們皆品德比較高，學識非常淵博，做事非常執著的人。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有不少的文人朋友和高官同僚，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舉薦和培養，又都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他們兩位不僅是高官權臣，而且也是宋代文壇的大師級人物，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寫過許多文章、詩詞，而且多是好文章，好詩詞，在《王文公文集》中可以欣賞到。司馬光也是文章大家，他著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而讓他名聞遐邇的是他的史學和謀略學鉅著《資治通鑑》，這是他忙完政務，在一段歇息的時間寫下來的鉅著，此書要比當時別人專門編寫的史書要強得多。《資治通鑑》成了後世帝王的治國權謀經典。
王安石比司馬光小兩歲，司馬光比王安石早兩年中進士，但是，年紀稍大的司馬光對比他年紀輕的王安石比較欽佩，他曾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說：“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矣!”（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熙寧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對王安石的才識評價是比較高的。而王安石也曾在《答司馬諫議書》中對司馬光說過:“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兩位雖為政敵，政見大相徑庭，而心經常是心相惜的，他們之間所爭的是治國方略的不同，是破舊革新和維護舊制的不同主張。
1067年年初，宋英宗駕崩，不滿20歲的血氣方剛的宋神宗趙頊繼位，年輕的宋神宗很有雄心，想幹一番大事業，他想學唐太宗李世民，採用新政策，清除積弊，力爭能富國強兵。可是，朝中資格老的重臣們對這位年輕皇帝並不那麼支援，當時的一些老臣、能臣，包括時任翰林學士的司馬光，皆極力勸諫趙頊皇帝應遵循祖宗舊制，不要幹出離譜的事來。
司馬光認為，宋王朝出現積貧積弱現象，是由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不能歸因於遵循舊制。
可是，繼位之後一直想有大作為的雄心壯氣的宋神宗當然不吃司馬光等大臣的這一套，他感到若是沿襲重用“先皇”的朝中老班底，一定是幹不成大事的，所以，此時神宗皇帝看中了充滿朝氣的王安石，王安石與神宗一樣，不滿舊體制，舊朝臣，他敢作敢為、銳意改革。
1068年，王安石推行改革的機會來了，他神宗被任命為翰林學士，與司馬光成同僚，官職也相同，可是，同為翰林學士，他們兩人的觀點卻大不相同，王安石主張推行“變法”，而司馬光卻極力想遵循舊制，兩人意見相異，爭論不休，即便是在神宗皇帝面前，也仍然是唇槍舌劍,互不相讓，非爭出個結果不可。比如，積貧積弱就得增加稅收，而王安石主張應透過開源理財來充盈國庫，而司馬光卻主張勤廉節流，省著用銀子。司馬光認為開源理財實為盤剝百姓，將導致大亂。
神宗皇帝是想幹大事的，所以，司馬光的主張和處事風格不為這位年輕皇帝所興趣，神宗更青睞於王安石所主張的“變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擁有實權；第二年，他又被升任為宰相，帶領朝中的權力班子主持變法，推行改革措施。
可是，銳意改革的王安石雖然有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援，但他推行“變法”的措施也太“銳”了，“變法”的策略是對的，但實施過程大大變味了，結果大不如想象的，下層社會變亂了。所以，王安石的“變法”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包括歐陽修、蘇軾、蘇轍等名臣也都不支援王安石。司馬光更是堅持他遵循舊制的觀點，他挺身而出，公開反對神宗皇帝所支援的“王安石變法”。
不過，司馬光的反對也只是在政策立場上的，而私下裡，他又以同僚、朋友的身份多次寫信勸王安石，提醒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他以真誠的勸告“以盡益友之忠”。
但是，正像司馬光執著于堅持自己的觀點一樣，王安石也執著於他的“變法”主張，而且，在王安石身後有神宗皇帝在支援他，司馬光再多勸也沒有用，而要阻止又做不到，後來，他只好辭去朝中職務，離開京城，以虛職半隱狀態，居於洛陽，招集一些文人，用心編寫他的《資治通鑑》，此時，司馬光避開了朝中王安石搞得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專注于思考歷史上的成敗經驗，總結歷史，以資借鑑。
期間，曾有大臣勸司馬光上疏彈劾王安石，可是，司馬光立刻回絕，他覺得他與王安石的分歧皆不為任何私利，不必使出彈劾這樣的招數。司馬光曾說：“光與介甫，向雖殊，大歸則同。”這道出了司馬光的心聲，而王安石也曾表示，他與司馬光只是“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兩人政見相異，而心卻是相通的。君子之爭，所爭為政見不和，非為私利爭也。
世事難料，年輕的神宗皇帝沒有能長壽，不幸死去，哲宗即位，這回繼位的這位皇帝更年輕了，只有十歲，年幼不懂理政，朝廷的大權落在了高太后手裡，而高太后的立場一向與神宗不一樣，她反對“變法”，反對推行“新政”。這回朝局又大變了，正所謂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朝中權臣的交椅輪流坐，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援下剛把椅子坐熱，而神宗一死，高太后把反對王安石“變法”立場最堅決的司馬光召回京城，並讓他擔任宰相。
王安石“變法”很堅決，而司馬光反對“變法”更堅決，太后旨意一下，司馬光宰相任上一現身，立即下令廢除新法。
這一次輪到王安石歇息了，有高太后掌權，他變法不成了，因而選擇了回到老家金陵享受休閒生活了。而到了1086年5月，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去世了。噩耗傳至朝中，宰相司馬光感到十分悲憾。他為了防備朝中小人詆譭、報復王安石，於病中深情地寫信給當時的右相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朝廷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諡號“文”，正面肯定王安石的政績。
而後來司馬光去世後，高太后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為“太師”，封“溫國公”，號“文正”。兩位政敵，一生系知心朋友，輪流做宰相，逝世後，一人諡號“文”，一人諡號“文正”，宋王朝的兩位偉人，在後世都有非常大的影響，王安石在政治改革實踐方面影響更大，而司馬光透過他編著的《資治通鑑》，其在文化思想方面，影響更大。若要說他們的文與著，兩人的影響應該都非常大。
宋王朝從趙匡胤開始，便特別重視對於軍權的控制，防止出現類似於“陳橋兵變”的事再發生，所以，管兵、調兵和用兵的權力分開，將帥與兵分開，文官掌兵權等，形成了積貧積弱的現象，而為了實現富國強軍，使百姓能安居樂業，宋朝的一些名臣是做出了辛勤的努力的，在這一根本目標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為了實現治國富民的理想，都有著振興宋朝、壯大國威的宏偉抱負。還有，就人品而言，司馬光和王安石總的來說，都是以君子之氣在進行權力之爭的，他們都屬於有坦蕩的胸襟和無私的情懷的想有大作為的傑出名臣，他們皆品德比較高，學識非常淵博，做事非常執著的人。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有不少的文人朋友和高官同僚，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舉薦和培養，又都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他們兩位不僅是高官權臣，而且也是宋代文壇的大師級人物，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寫過許多文章、詩詞，而且多是好文章，好詩詞，在《王文公文集》中可以欣賞到。司馬光也是文章大家，他著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而讓他名聞遐邇的是他的史學和謀略學鉅著《資治通鑑》，這是他忙完政務，在一段歇息的時間寫下來的鉅著，此書要比當時別人專門編寫的史書要強得多。《資治通鑑》成了後世帝王的治國權謀經典。
王安石比司馬光小兩歲，司馬光比王安石早兩年中進士，但是，年紀稍大的司馬光對比他年紀輕的王安石比較欽佩，他曾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說：“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矣!”（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熙寧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對王安石的才識評價是比較高的。而王安石也曾在《答司馬諫議書》中對司馬光說過:“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兩位雖為政敵，政見大相徑庭，而心經常是心相惜的，他們之間所爭的是治國方略的不同，是破舊革新和維護舊制的不同主張。
1067年年初，宋英宗駕崩，不滿20歲的血氣方剛的宋神宗趙頊繼位，年輕的宋神宗很有雄心，想幹一番大事業，他想學唐太宗李世民，採用新政策，清除積弊，力爭能富國強兵。可是，朝中資格老的重臣們對這位年輕皇帝並不那麼支援，當時的一些老臣、能臣，包括時任翰林學士的司馬光，皆極力勸諫趙頊皇帝應遵循祖宗舊制，不要幹出離譜的事來。
司馬光認為，宋王朝出現積貧積弱現象，是由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不能歸因於遵循舊制。
可是，繼位之後一直想有大作為的雄心壯氣的宋神宗當然不吃司馬光等大臣的這一套，他感到若是沿襲重用“先皇”的朝中老班底，一定是幹不成大事的，所以，此時神宗皇帝看中了充滿朝氣的王安石，王安石與神宗一樣，不滿舊體制，舊朝臣，他敢作敢為、銳意改革。
1068年，王安石推行改革的機會來了，他神宗被任命為翰林學士，與司馬光成同僚，官職也相同，可是，同為翰林學士，他們兩人的觀點卻大不相同，王安石主張推行“變法”，而司馬光卻極力想遵循舊制，兩人意見相異，爭論不休，即便是在神宗皇帝面前，也仍然是唇槍舌劍,互不相讓，非爭出個結果不可。比如，積貧積弱就得增加稅收，而王安石主張應透過開源理財來充盈國庫，而司馬光卻主張勤廉節流，省著用銀子。司馬光認為開源理財實為盤剝百姓，將導致大亂。
神宗皇帝是想幹大事的，所以，司馬光的主張和處事風格不為這位年輕皇帝所興趣，神宗更青睞於王安石所主張的“變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擁有實權；第二年，他又被升任為宰相，帶領朝中的權力班子主持變法，推行改革措施。
可是，銳意改革的王安石雖然有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援，但他推行“變法”的措施也太“銳”了，“變法”的策略是對的，但實施過程大大變味了，結果大不如想象的，下層社會變亂了。所以，王安石的“變法”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包括歐陽修、蘇軾、蘇轍等名臣也都不支援王安石。司馬光更是堅持他遵循舊制的觀點，他挺身而出，公開反對神宗皇帝所支援的“王安石變法”。
不過，司馬光的反對也只是在政策立場上的，而私下裡，他又以同僚、朋友的身份多次寫信勸王安石，提醒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他以真誠的勸告“以盡益友之忠”。
但是，正像司馬光執著于堅持自己的觀點一樣，王安石也執著於他的“變法”主張，而且，在王安石身後有神宗皇帝在支援他，司馬光再多勸也沒有用，而要阻止又做不到，後來，他只好辭去朝中職務，離開京城，以虛職半隱狀態，居於洛陽，招集一些文人，用心編寫他的《資治通鑑》，此時，司馬光避開了朝中王安石搞得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專注于思考歷史上的成敗經驗，總結歷史，以資借鑑。
期間，曾有大臣勸司馬光上疏彈劾王安石，可是，司馬光立刻回絕，他覺得他與王安石的分歧皆不為任何私利，不必使出彈劾這樣的招數。司馬光曾說：“光與介甫，向雖殊，大歸則同。”這道出了司馬光的心聲，而王安石也曾表示，他與司馬光只是“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兩人政見相異，而心卻是相通的。君子之爭，所爭為政見不和，非為私利爭也。
世事難料，年輕的神宗皇帝沒有能長壽，不幸死去，哲宗即位，這回繼位的這位皇帝更年輕了，只有十歲，年幼不懂理政，朝廷的大權落在了高太后手裡，而高太后的立場一向與神宗不一樣，她反對“變法”，反對推行“新政”。這回朝局又大變了，正所謂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朝中權臣的交椅輪流坐，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援下剛把椅子坐熱，而神宗一死，高太后把反對王安石“變法”立場最堅決的司馬光召回京城，並讓他擔任宰相。
王安石“變法”很堅決，而司馬光反對“變法”更堅決，太后旨意一下，司馬光宰相任上一現身，立即下令廢除新法。
這一次輪到王安石歇息了，有高太后掌權，他變法不成了，因而選擇了回到老家金陵享受休閒生活了。而到了1086年5月，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去世了。噩耗傳至朝中，宰相司馬光感到十分悲憾。他為了防備朝中小人詆譭、報復王安石，於病中深情地寫信給當時的右相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朝廷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諡號“文”，正面肯定王安石的政績。
而後來司馬光去世後，高太后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為“太師”，封“溫國公”，號“文正”。兩位政敵，一生系知心朋友，輪流做宰相，逝世後，一人諡號“文”，一人諡號“文正”，宋王朝的兩位偉人，在後世都有非常大的影響，王安石在政治改革實踐方面影響更大，而司馬光透過他編著的《資治通鑑》，其在文化思想方面，影響更大。若要說他們的文與著，兩人的影響應該都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