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次變法
無一例外增加百姓負擔
文丨楊津濤
中國古代歷次變法，基本上是以解決國家財政問題為中心的財政變法。換句話說，這些變法幾乎無一例外，是奔著“富國”而去，解決民生疾苦、實現稅負公平的口號雖然喊得很響，但並不是變法的核心動力。
試以較為著名的幾次古代變法，分別言之。
商鞅變法：貧民、弱民
在中國的“偉大改革家”序列裡，商鞅及與他同時代的李悝、吳起等人，是祖師級人物，曾被長期譽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先驅。
實際上，商鞅其人，不過是一個冷血的“國家主義”打手，是一箇中國曆史長河中從未消失過的恐怖幽靈。據《商君書》所載，其變法理念有三：
❶ 欲求國家強盛，須剷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
❷ 欲求國家穩定，須造就一套人人互相監視互相告密的社會機制。
❸ 欲求國家長久，須秉持並實踐“弱民”、“愚民”理念。
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三：
❶ 按軍功受爵；
❷ 強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斬；
❸ 百姓只許務農，從事其他職業者，及因懶惰而致貧困者，全家沒收為奴。
商鞅是一個“言行合一”的人。他所推行的三大變法內容，與他的三大變法理念，是一種高度對應的關係。
❶ 按軍功受爵，與剷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之間的關係，《商君書·靳令》裡有一段解釋：
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
這段話的大意是：無論國家是窮是富，都必須時刻處於對外戰爭狀態，如此國家才能強盛，才不會被“六蝨”侵害。“六蝨”是什麼呢？商鞅說了，指的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
❷ 人人告密的社會機制，與國家強盛之間的關係，《商君書·開塞》裡有一段解釋：
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
這段話的大意是：在民眾將要犯錯的時候懲罰他，就不會有大邪行出現，獎賞民眾當中那些告密之人，就不會有小過錯出現。民眾身在戰戰兢兢當中，大邪行沒了，小過錯也沒了，國家一定會大治，會強大。
❸ 民眾的貧困，與國家強盛之間的關係，《商君書·弱民》裡有詳細解釋：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這幾句話的大意是：百姓貧窮，就會有求富的動力；富有之後，就會“淫”（商鞅所謂的“淫”，指的是物質生產之外的東西，比如求智欲）；“淫”了之後，國家就會有“蝨”（何謂“蝨”，見前文），就不能強盛。所以，國家必須想辦法，不斷“合法”拿走百姓所創造的財富，讓他們再度回到貧困線上。如此，才能讓他們長期將精力放在物質生產上，他們為了生存和求富疲於奔命，就不會有有精力去求智，國家就不會有“蝨”，就可以強盛。而且，民眾自覺地位低下，就會在意從國家獲取爵位，民眾自覺力量弱小，就會服從國家任命的官吏；民眾自覺生活貧窮，就會渴望來自國家的分配賞賜。
商鞅的上述理念，對之後中國古代的歷次變法，有深遠影響。
圖：電視劇《大秦帝國》中的商鞅
漢武帝改革：瘋狂掠奪民財
漢武帝在公元前119年的改革，是一場對百姓財富的瘋狂掠奪。
這場掠奪，使用了至少三種“空手套白狼”手段。
第一種手段，是在現行流通的“半兩錢”之外，發行一種奇怪的新貨幣“白金三品”。
這種貨幣，並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銀和錫混合鑄造的，因為皇家的庫房裡銀和錫最多。“三品”，其實是三種大小與紋刻不同的錢，代表不同面值。一種上面刻著龍，一種上面刻著馬，再一種上面刻著龜。
“白金三品”不是真的白金，但武帝強行給它定出了一個比白金還離譜的面值。離譜到什麼程度呢？武帝規定：一個龍紋錢，值三千錢；一個馬紋錢，值五百錢；一個龜紋錢，值三百錢。漢代銀價賤，每兩不過五十錢。一個龍紋錢標準重量是八兩，用銀價換算，等於四百錢，龍紋錢中還摻雜了大量更廉價的錫，一個龍紋錢的實際價值，其實連一百錢也不到，貨幣面值是貨幣實際價值的30倍。武帝濫發鉅額虛幣，其性質相當於銀行濫發紙幣利用通貨膨脹斂財。
不過，武帝忽略了一點：這種“白金三品幣”仿造起來不難。老百姓不是傻子，政府造我也造，結果武帝斂財的目的沒達到，國家的貨幣體系反倒崩潰了。武帝不得不出臺嚴酷的法律，凡盜鑄者，不論情節輕重數額多寡，發現後一律處死。結果，“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慮皆鑄金錢矣。”（《史記·平準書》）
武帝時代的全華人口總數，大致在3000萬~4000萬之間。這意味著，為了打擊盜鑄之風，武帝不得不把天下至少1/30的人關進監獄，多少人因此而掉了腦袋，則未可知。
第二種手段，是向全國百姓徵收“財產稅”。
鑑於國家基層控制能力太弱，無法切實調查每戶人家的資產，武帝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算緡告緡”運動。
“緡”，指的是老百姓財產中來自非農業收入的部分，“算緡”，就是對這部分收入徵收財產稅，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優惠比例3%。“告緡”，就是鼓勵老百姓舉報一切自己認識的人的資產。武帝規定：凡是能夠告發隱匿資產、呈報資產不實之人，被告的資產將被全部沒收，沒收資產的一半將獎勵給告發人。
“告緡令”傳達下去之後，一場持續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運動，就此啟動。
“算緡告緡”運動到底害了多少百姓？武帝到底從這場血腥運動中掠奪到了多少財富？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裡留下了答案：
“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這段話的大意是：商人、中產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了產，老百姓從此滿足於吃喝，得錢就花，不再有任何積累財富的慾望。政府的錢多得花不完。
第三種手段，是消滅民營商業，讓政府成為唯一的經商者，利出一孔。
最先啟動的是“鹽鐵官營”。
為了生存，老百姓必須吃鹽；為了有效率耕種，老百姓必須買鐵農具。政府壟斷鹽、鐵，實際上就等於向所有百姓變相徵稅。民間鹽鐵商並沒有因該政策受到太多損失，因為政府需要他們的能力和資源，收編了他們。真正遭受了巨大損失的是普通民眾，他們不但必須花高價才能購到鹽鐵，而且花了高價也只能買回劣質貨。武帝死後，來自基層的“賢良文學”曾如此控訴這一政策造成的惡果：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
大意是：鹽、鐵賣得那麼貴，質量又那麼差，走半天山路進城去買還經常碰上不營業。用不起鐵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頭農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上食鹽，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點鹹味的土和草梗。
但武帝對百姓的死活並無興趣。嚐到了“鹽鐵官營”的甜頭後，他又採納了桑弘羊的“均輸法”，將整個漢帝國變成了一架赤裸裸的商業機器。
所謂“均輸法”，簡單說來，就是政府包攬商品的購買與銷售。政府在甲地廉價買進當地土特產，然後由均輸官運輸到不出產該商品的乙地高價出售。整個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壟斷了國內的一切主要商業活動。老百姓想賣這些商品、想買這些商品，都只能去政府在各地開辦的收購點和銷售點。
以上種種掠奪民財的舉措，所造成的結果，是漢帝國百姓的大量破產與逃亡。司馬遷亦因此評價武帝“俯觀嬴政，幾欲齊衡”，可與暴君秦始皇相提並論。
圖：“白金三品”中的“龜紋錢”
孝文帝變法：與豪強搶奪百姓
商鞅和武帝所發明的財富掠奪模式過於暴烈，難以持久。真正具有深遠歷史影響力的變法，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這次改革所確立的國家征斂模式，長期被歷代襲用。
“均田制”的出現有特殊的歷史背景。
自魏晉以來，戰亂頻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現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強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或被控制）到了他們手裡。據《北史·李靈傳》記載，最極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於某一豪強，居住在方圓五、六十里的範圍之內。當時北魏舊的國家租稅徵收方式，是按戶計算。上千家百姓依附於一戶豪強，國家實際上只能徵收到一戶的租稅。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所設計的一套從豪強地主手裡搶奪百姓、搶奪賦稅的變法方案。
“均田制”的內容很簡單：
❶ 土地國有。
❷ 朝廷將這些國有土地按一定標準分配給農民耕種。
這樣簡單的內容，何以能夠從豪強地主手裡搶奪百姓，搶奪賦稅呢？
事情的關鍵在於國家掌握了大量的荒地。這些荒地的總量實在太大，以至於不光是人，每頭牛都可以從朝廷手裡按規定分配到三十畝耕地。
當時，普通民眾和豪強地主，都不缺土地。國家如果僅僅只分配土地，對普通民眾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時還制定了新的租稅徵收方式，不再按戶計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婦”計算，且額度比豪強地主向依附農戶徵收的私租要輕。這樣一來，依附農戶很自然地會傾向於選擇脫離豪強地主，投入國家的懷抱。
為避免豪強地主的抵制和反抗，朝廷還制定了“還授”政策。豪強地主的耕地，在名義上收歸國有，再由國家“還授”給他們，實際上等於沒有動。而且，國家還向豪強地主的私產“奴婢”分配土地，這形同增加了豪強地主的私產。
如此，國家與豪強地主之間，成功達成妥協，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百姓脫離豪強，看似減輕了租稅負擔，實則損失巨大，不但名下土地所有權“國有”，自己僅保留使用權，原子化的個體面對更巨大的國家機器，在政策層面的“議價能力”，也遠不如面對豪強之時。
圖：孝文帝出行圖
兩稅法：苛捐雜稅正規化
與均田制配套的國家征斂模式，是“租庸調”。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勞役；調就是戶稅。這三種賦稅，繳納全部以實物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絹代替；調因地制宜繳納布、麻之類。
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楊炎變法，以“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
本次變法的初衷，同樣是赤裸裸地奔著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稱，此次變法的指導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打算向百姓征斂多少。
宣傳層面，唐朝政府的說法是：改收“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後，之前的“租庸雜徭”就全免了。但實際上呢，以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租庸調之外的那些無法律根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這些不在國家法律規定之內的苛捐雜稅，也全部併入了“兩稅”。所謂免去“租庸雜徭”，不過是把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取消掉，但實際征斂量一點都沒有減少。
對兩稅法的本質，王夫之的評價一針見血：
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意即：所謂的兩稅法，就是將那些以前缺乏正當性的苛捐雜稅（暫時法外之法），全部納入到“兩稅”這個大口袋之中，使之變成正規賦稅。
對民眾而言，更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調”用實物支付；新的“兩稅”卻必須用貨幣支付。在農業國家，讓民眾用錢繳納賦稅，等同於大幅加重民眾負擔——民眾必須把自己的農產品拿到市場上賣掉換成錢，這個過程農民是沒有議價能力的；官府在制定賦稅額度時，究竟參考何種物價，這個過程農民也沒有任何發言權。
兩稅法推行之後，唐代農產品和日用品的物價，即開始呈現暴跌之勢。一路跌得民眾心驚膽戰，家破人亡。試舉例而言：兩稅法實施前一兩年，一匹絹可以賣3000~4000文錢，到公元796年，只能賣1500多文，到公元805年，已跌到只賣800多文了；米價也是一樣，公元770年前後，正常年景的米價是1000或800文每鬥，到了公元785年前後，關中地區的糙米正常年景，已只能賣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賣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後，若遇豐收，米價甚至跌到2文錢一斗。
物價如此暴跌，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了兩稅法，要求民眾用錢繳納賦稅，導致市面上錢貴物賤。兩稅法的推行越得力，民眾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價格就越賤，所遭受的實際盤剝就越多。白居易、韓愈都是兩稅法的激烈反對者，但他們的反對並沒有用，因為國家喜歡兩稅法，它能夠讓國庫銅錢滿倉。唐亡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仍對兩稅法情有獨鍾，也是相同的原因。
圖：唐德宗像
王安石變法：雷厲風行增加國庫收入
北宋王安石變法，歷來爭議甚多。但變法本質，不在“均稅”，而旨在普遍增稅，是毫無疑問的。
北宋稅負不均——越窮越納稅，越富越不納稅——從開國的時候就很嚴重。范仲淹曾試圖變法，透過“方田均稅”（就是清查丈量每戶人家的實際耕地，按實際耕地數量徵稅）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朝廷只對增稅感興趣，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宋神宗時代的王安石變法，也高舉著“方田均稅”的旗幟。但旗幟歸旗幟，付諸實踐又是另一碼事。按理說，宋代對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遠超過此前歷代，清查土地的實際佔有狀況，並不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而且當時設計的“方田”辦法，即便在今天看來，也還算實用。但“方田均稅法”1072年頒佈，拖到1074年才開始實施，搞了一個月，又以天旱為由停了下來；此後幹一陣停一陣，到1085年，朝廷乾脆把“方田均稅法”取消了。折騰十餘年，可謂毫無成效。
“方田均稅”搞不起來，原因其實很簡單：朝廷對“稅負公平”這種問題並沒有興趣，其興趣在於透過變法為國庫征斂到更多的財富。這也是為什麼在“方田均稅法”之外，變法的其他內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卻被執行得異常堅決和徹底。 因為後者，全部都是可以增加國庫財富的新政。
如此，國家獲益，百姓受苦，就成了必然的結果。
譬如青苗法，官方檔案說得很好聽，青黃不接時百姓可以向朝廷貸款“青苗錢”，這個貸款的利率比民間的高利貸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錢，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貸的盤剝。看起來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實際操作中，卻變成了“抑配”——挨家挨戶按資產多少進行攤派，無論缺或不缺糧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錢，越有錢的人家，必須“借”得越多。這實際上形同朝廷強行向民眾集體放高利貸；民間高利貸利率雖然高，但民眾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去借的，借民間高利貸的民眾，數量終究有限；青苗錢利率雖低，但受禍害的卻是全民。
再譬如市易法，其實就是漢武帝當年消滅民營商業的翻版。朝廷賤買貴賣，“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最後連水果之類的商品，都被朝廷的“市易司”給壟斷了。這類撈錢的“變法”，朝廷執行起來，一直是不遺餘力的。
圖：宋神宗
一條鞭法：民眾棄地而去
到明朝萬曆年間，又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這次變法的動機，仍然是國家的錢不夠用了。
錢為什麼不夠用呢？一是朝廷的開銷沒有節制，一年比一年大——看看那些瘋狂生兒子的皇室就不難理解，朝廷供養他們的費用按幾何級數遞增；二是民眾不堪賦稅越來越重的壓迫，不斷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夠徵稅的戶口基數越來越少，需要開支的費用越來越大，平均必須攤派到每戶百姓頭上的賦稅就越來越重，結果就成了惡性迴圈。
“一條鞭法”本該終止這種惡性迴圈。但結果卻恰恰相反。
明朝百姓的“稅負”，分為按田畝計算的“賦”和按人丁計算的“役”兩大部分。老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讓朝廷在“役”這個部分損失巨大。“一條鞭法”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將“賦”和“役”合併到一起，按田畝徵收，繳納銀鈔。
對朝廷來說，這當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
但對百姓而言則未必。“一條鞭法”本身以增加國家賦稅為目的，並不是一項“減稅”政策，故而，被合併成“一條鞭（編）”的，不僅僅是正規的“賦”和“役”，還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慣例的苛捐雜稅。這種合併，絲毫沒有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相反，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條鞭法”之外，再度出現，被施加在百姓們頭上——唐代兩稅法把不合法的苛捐雜稅併入“兩稅法”之後，新的苛捐雜稅，也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現。所以，清代的任源祥說得非常明白：
明之一條鞭，猶唐之兩稅。……兩稅行而租庸調併合，條鞭行而稅糧、銀力差役並徵，其義一也。
當然，民眾也有應對的“智慧”。他們會賣掉自己的田產，來擺脫朝廷的汲取。
“一條鞭法”將丁稅掛靠在田畝之上，有土地的人才需要納丁稅，沒土地是不用納的，換句話說，扔了田產去經商，去從事手工業，是可以免役的。比如，湖南湘鄉計程車紳洪懋德，當年就曾觀察到，“一條鞭法”推行後，他的家鄉發生了鉅變：
（民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且就荒焉。民無十世之族，而散於四方，皆自此起。
（民）視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於是而世業之田皆歸於無籍之豪民。
大意是：為了逃避負擔，民眾開始賣田，聽任土地荒蕪，選擇離開土地去外鄉謀生，聚族而居的風俗開始消失。土地被視為一種有害的東西，許多人將世代耕種的土地，賣給了那些擁有不必納稅特權的豪民。
洪懋德所見，並非個案。湘潭人李騰芳，在他的家鄉也觀察到了相似的情形，“一望數百里而盡棄之，素封大家化為逃亡”。亦有地方史料可以證實，萬曆四年，長沙府、茶陵州及攸縣推行一條鞭法後，“土地的易手較前頻繁，且多集中於志在規避賦役的豪強新地主的手裡。”（《梁方仲文集》，2004，第99頁）
清代所搞的“攤丁入畝”，官方也曾公開標榜其目的是為了實現“稅負公平”。其內容與“一條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徵收的“丁銀”合併到按田畝徵收的“田賦”當中。其結果亦與“一條鞭法”相似：各種不合法的苛捐雜稅被“攤丁入畝”正規化，然後，新的苛捐雜稅，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現。雍正自詡該政策是大德政，但結果是什麼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逃避賦稅的現象愈演愈烈。
圖：張居正像
綜上。簡言之，中國古代歷次變法，無一例外，增加了百姓負擔。
中國古代歷次變法
無一例外增加百姓負擔
文丨楊津濤
中國古代歷次變法，基本上是以解決國家財政問題為中心的財政變法。換句話說，這些變法幾乎無一例外，是奔著“富國”而去，解決民生疾苦、實現稅負公平的口號雖然喊得很響，但並不是變法的核心動力。
試以較為著名的幾次古代變法，分別言之。
商鞅變法：貧民、弱民
在中國的“偉大改革家”序列裡，商鞅及與他同時代的李悝、吳起等人，是祖師級人物，曾被長期譽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先驅。
實際上，商鞅其人，不過是一個冷血的“國家主義”打手，是一箇中國曆史長河中從未消失過的恐怖幽靈。據《商君書》所載，其變法理念有三：
❶ 欲求國家強盛，須剷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
❷ 欲求國家穩定，須造就一套人人互相監視互相告密的社會機制。
❸ 欲求國家長久，須秉持並實踐“弱民”、“愚民”理念。
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三：
❶ 按軍功受爵；
❷ 強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斬；
❸ 百姓只許務農，從事其他職業者，及因懶惰而致貧困者，全家沒收為奴。
商鞅是一個“言行合一”的人。他所推行的三大變法內容，與他的三大變法理念，是一種高度對應的關係。
❶ 按軍功受爵，與剷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之間的關係，《商君書·靳令》裡有一段解釋：
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
這段話的大意是：無論國家是窮是富，都必須時刻處於對外戰爭狀態，如此國家才能強盛，才不會被“六蝨”侵害。“六蝨”是什麼呢？商鞅說了，指的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
❷ 人人告密的社會機制，與國家強盛之間的關係，《商君書·開塞》裡有一段解釋：
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
這段話的大意是：在民眾將要犯錯的時候懲罰他，就不會有大邪行出現，獎賞民眾當中那些告密之人，就不會有小過錯出現。民眾身在戰戰兢兢當中，大邪行沒了，小過錯也沒了，國家一定會大治，會強大。
❸ 民眾的貧困，與國家強盛之間的關係，《商君書·弱民》裡有詳細解釋：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這幾句話的大意是：百姓貧窮，就會有求富的動力；富有之後，就會“淫”（商鞅所謂的“淫”，指的是物質生產之外的東西，比如求智欲）；“淫”了之後，國家就會有“蝨”（何謂“蝨”，見前文），就不能強盛。所以，國家必須想辦法，不斷“合法”拿走百姓所創造的財富，讓他們再度回到貧困線上。如此，才能讓他們長期將精力放在物質生產上，他們為了生存和求富疲於奔命，就不會有有精力去求智，國家就不會有“蝨”，就可以強盛。而且，民眾自覺地位低下，就會在意從國家獲取爵位，民眾自覺力量弱小，就會服從國家任命的官吏；民眾自覺生活貧窮，就會渴望來自國家的分配賞賜。
商鞅的上述理念，對之後中國古代的歷次變法，有深遠影響。
圖：電視劇《大秦帝國》中的商鞅
漢武帝改革：瘋狂掠奪民財
漢武帝在公元前119年的改革，是一場對百姓財富的瘋狂掠奪。
這場掠奪，使用了至少三種“空手套白狼”手段。
第一種手段，是在現行流通的“半兩錢”之外，發行一種奇怪的新貨幣“白金三品”。
這種貨幣，並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銀和錫混合鑄造的，因為皇家的庫房裡銀和錫最多。“三品”，其實是三種大小與紋刻不同的錢，代表不同面值。一種上面刻著龍，一種上面刻著馬，再一種上面刻著龜。
“白金三品”不是真的白金，但武帝強行給它定出了一個比白金還離譜的面值。離譜到什麼程度呢？武帝規定：一個龍紋錢，值三千錢；一個馬紋錢，值五百錢；一個龜紋錢，值三百錢。漢代銀價賤，每兩不過五十錢。一個龍紋錢標準重量是八兩，用銀價換算，等於四百錢，龍紋錢中還摻雜了大量更廉價的錫，一個龍紋錢的實際價值，其實連一百錢也不到，貨幣面值是貨幣實際價值的30倍。武帝濫發鉅額虛幣，其性質相當於銀行濫發紙幣利用通貨膨脹斂財。
不過，武帝忽略了一點：這種“白金三品幣”仿造起來不難。老百姓不是傻子，政府造我也造，結果武帝斂財的目的沒達到，國家的貨幣體系反倒崩潰了。武帝不得不出臺嚴酷的法律，凡盜鑄者，不論情節輕重數額多寡，發現後一律處死。結果，“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慮皆鑄金錢矣。”（《史記·平準書》）
武帝時代的全華人口總數，大致在3000萬~4000萬之間。這意味著，為了打擊盜鑄之風，武帝不得不把天下至少1/30的人關進監獄，多少人因此而掉了腦袋，則未可知。
第二種手段，是向全國百姓徵收“財產稅”。
鑑於國家基層控制能力太弱，無法切實調查每戶人家的資產，武帝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算緡告緡”運動。
“緡”，指的是老百姓財產中來自非農業收入的部分，“算緡”，就是對這部分收入徵收財產稅，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優惠比例3%。“告緡”，就是鼓勵老百姓舉報一切自己認識的人的資產。武帝規定：凡是能夠告發隱匿資產、呈報資產不實之人，被告的資產將被全部沒收，沒收資產的一半將獎勵給告發人。
“告緡令”傳達下去之後，一場持續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運動，就此啟動。
“算緡告緡”運動到底害了多少百姓？武帝到底從這場血腥運動中掠奪到了多少財富？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裡留下了答案：
“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這段話的大意是：商人、中產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了產，老百姓從此滿足於吃喝，得錢就花，不再有任何積累財富的慾望。政府的錢多得花不完。
第三種手段，是消滅民營商業，讓政府成為唯一的經商者，利出一孔。
最先啟動的是“鹽鐵官營”。
為了生存，老百姓必須吃鹽；為了有效率耕種，老百姓必須買鐵農具。政府壟斷鹽、鐵，實際上就等於向所有百姓變相徵稅。民間鹽鐵商並沒有因該政策受到太多損失，因為政府需要他們的能力和資源，收編了他們。真正遭受了巨大損失的是普通民眾，他們不但必須花高價才能購到鹽鐵，而且花了高價也只能買回劣質貨。武帝死後，來自基層的“賢良文學”曾如此控訴這一政策造成的惡果：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
大意是：鹽、鐵賣得那麼貴，質量又那麼差，走半天山路進城去買還經常碰上不營業。用不起鐵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頭農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上食鹽，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點鹹味的土和草梗。
但武帝對百姓的死活並無興趣。嚐到了“鹽鐵官營”的甜頭後，他又採納了桑弘羊的“均輸法”，將整個漢帝國變成了一架赤裸裸的商業機器。
所謂“均輸法”，簡單說來，就是政府包攬商品的購買與銷售。政府在甲地廉價買進當地土特產，然後由均輸官運輸到不出產該商品的乙地高價出售。整個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壟斷了國內的一切主要商業活動。老百姓想賣這些商品、想買這些商品，都只能去政府在各地開辦的收購點和銷售點。
以上種種掠奪民財的舉措，所造成的結果，是漢帝國百姓的大量破產與逃亡。司馬遷亦因此評價武帝“俯觀嬴政，幾欲齊衡”，可與暴君秦始皇相提並論。
圖：“白金三品”中的“龜紋錢”
孝文帝變法：與豪強搶奪百姓
商鞅和武帝所發明的財富掠奪模式過於暴烈，難以持久。真正具有深遠歷史影響力的變法，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這次改革所確立的國家征斂模式，長期被歷代襲用。
“均田制”的出現有特殊的歷史背景。
自魏晉以來，戰亂頻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現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強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或被控制）到了他們手裡。據《北史·李靈傳》記載，最極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於某一豪強，居住在方圓五、六十里的範圍之內。當時北魏舊的國家租稅徵收方式，是按戶計算。上千家百姓依附於一戶豪強，國家實際上只能徵收到一戶的租稅。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所設計的一套從豪強地主手裡搶奪百姓、搶奪賦稅的變法方案。
“均田制”的內容很簡單：
❶ 土地國有。
❷ 朝廷將這些國有土地按一定標準分配給農民耕種。
這樣簡單的內容，何以能夠從豪強地主手裡搶奪百姓，搶奪賦稅呢？
事情的關鍵在於國家掌握了大量的荒地。這些荒地的總量實在太大，以至於不光是人，每頭牛都可以從朝廷手裡按規定分配到三十畝耕地。
當時，普通民眾和豪強地主，都不缺土地。國家如果僅僅只分配土地，對普通民眾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時還制定了新的租稅徵收方式，不再按戶計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婦”計算，且額度比豪強地主向依附農戶徵收的私租要輕。這樣一來，依附農戶很自然地會傾向於選擇脫離豪強地主，投入國家的懷抱。
為避免豪強地主的抵制和反抗，朝廷還制定了“還授”政策。豪強地主的耕地，在名義上收歸國有，再由國家“還授”給他們，實際上等於沒有動。而且，國家還向豪強地主的私產“奴婢”分配土地，這形同增加了豪強地主的私產。
如此，國家與豪強地主之間，成功達成妥協，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百姓脫離豪強，看似減輕了租稅負擔，實則損失巨大，不但名下土地所有權“國有”，自己僅保留使用權，原子化的個體面對更巨大的國家機器，在政策層面的“議價能力”，也遠不如面對豪強之時。
圖：孝文帝出行圖
兩稅法：苛捐雜稅正規化
與均田制配套的國家征斂模式，是“租庸調”。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勞役；調就是戶稅。這三種賦稅，繳納全部以實物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絹代替；調因地制宜繳納布、麻之類。
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楊炎變法，以“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
本次變法的初衷，同樣是赤裸裸地奔著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稱，此次變法的指導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打算向百姓征斂多少。
宣傳層面，唐朝政府的說法是：改收“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後，之前的“租庸雜徭”就全免了。但實際上呢，以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租庸調之外的那些無法律根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這些不在國家法律規定之內的苛捐雜稅，也全部併入了“兩稅”。所謂免去“租庸雜徭”，不過是把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取消掉，但實際征斂量一點都沒有減少。
對兩稅法的本質，王夫之的評價一針見血：
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意即：所謂的兩稅法，就是將那些以前缺乏正當性的苛捐雜稅（暫時法外之法），全部納入到“兩稅”這個大口袋之中，使之變成正規賦稅。
對民眾而言，更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調”用實物支付；新的“兩稅”卻必須用貨幣支付。在農業國家，讓民眾用錢繳納賦稅，等同於大幅加重民眾負擔——民眾必須把自己的農產品拿到市場上賣掉換成錢，這個過程農民是沒有議價能力的；官府在制定賦稅額度時，究竟參考何種物價，這個過程農民也沒有任何發言權。
兩稅法推行之後，唐代農產品和日用品的物價，即開始呈現暴跌之勢。一路跌得民眾心驚膽戰，家破人亡。試舉例而言：兩稅法實施前一兩年，一匹絹可以賣3000~4000文錢，到公元796年，只能賣1500多文，到公元805年，已跌到只賣800多文了；米價也是一樣，公元770年前後，正常年景的米價是1000或800文每鬥，到了公元785年前後，關中地區的糙米正常年景，已只能賣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賣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後，若遇豐收，米價甚至跌到2文錢一斗。
物價如此暴跌，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了兩稅法，要求民眾用錢繳納賦稅，導致市面上錢貴物賤。兩稅法的推行越得力，民眾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價格就越賤，所遭受的實際盤剝就越多。白居易、韓愈都是兩稅法的激烈反對者，但他們的反對並沒有用，因為國家喜歡兩稅法，它能夠讓國庫銅錢滿倉。唐亡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仍對兩稅法情有獨鍾，也是相同的原因。
圖：唐德宗像
王安石變法：雷厲風行增加國庫收入
北宋王安石變法，歷來爭議甚多。但變法本質，不在“均稅”，而旨在普遍增稅，是毫無疑問的。
北宋稅負不均——越窮越納稅，越富越不納稅——從開國的時候就很嚴重。范仲淹曾試圖變法，透過“方田均稅”（就是清查丈量每戶人家的實際耕地，按實際耕地數量徵稅）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朝廷只對增稅感興趣，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宋神宗時代的王安石變法，也高舉著“方田均稅”的旗幟。但旗幟歸旗幟，付諸實踐又是另一碼事。按理說，宋代對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遠超過此前歷代，清查土地的實際佔有狀況，並不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而且當時設計的“方田”辦法，即便在今天看來，也還算實用。但“方田均稅法”1072年頒佈，拖到1074年才開始實施，搞了一個月，又以天旱為由停了下來；此後幹一陣停一陣，到1085年，朝廷乾脆把“方田均稅法”取消了。折騰十餘年，可謂毫無成效。
“方田均稅”搞不起來，原因其實很簡單：朝廷對“稅負公平”這種問題並沒有興趣，其興趣在於透過變法為國庫征斂到更多的財富。這也是為什麼在“方田均稅法”之外，變法的其他內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卻被執行得異常堅決和徹底。 因為後者，全部都是可以增加國庫財富的新政。
如此，國家獲益，百姓受苦，就成了必然的結果。
譬如青苗法，官方檔案說得很好聽，青黃不接時百姓可以向朝廷貸款“青苗錢”，這個貸款的利率比民間的高利貸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錢，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貸的盤剝。看起來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實際操作中，卻變成了“抑配”——挨家挨戶按資產多少進行攤派，無論缺或不缺糧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錢，越有錢的人家，必須“借”得越多。這實際上形同朝廷強行向民眾集體放高利貸；民間高利貸利率雖然高，但民眾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去借的，借民間高利貸的民眾，數量終究有限；青苗錢利率雖低，但受禍害的卻是全民。
再譬如市易法，其實就是漢武帝當年消滅民營商業的翻版。朝廷賤買貴賣，“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最後連水果之類的商品，都被朝廷的“市易司”給壟斷了。這類撈錢的“變法”，朝廷執行起來，一直是不遺餘力的。
圖：宋神宗
一條鞭法：民眾棄地而去
到明朝萬曆年間，又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這次變法的動機，仍然是國家的錢不夠用了。
錢為什麼不夠用呢？一是朝廷的開銷沒有節制，一年比一年大——看看那些瘋狂生兒子的皇室就不難理解，朝廷供養他們的費用按幾何級數遞增；二是民眾不堪賦稅越來越重的壓迫，不斷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夠徵稅的戶口基數越來越少，需要開支的費用越來越大，平均必須攤派到每戶百姓頭上的賦稅就越來越重，結果就成了惡性迴圈。
“一條鞭法”本該終止這種惡性迴圈。但結果卻恰恰相反。
明朝百姓的“稅負”，分為按田畝計算的“賦”和按人丁計算的“役”兩大部分。老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讓朝廷在“役”這個部分損失巨大。“一條鞭法”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將“賦”和“役”合併到一起，按田畝徵收，繳納銀鈔。
對朝廷來說，這當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
但對百姓而言則未必。“一條鞭法”本身以增加國家賦稅為目的，並不是一項“減稅”政策，故而，被合併成“一條鞭（編）”的，不僅僅是正規的“賦”和“役”，還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慣例的苛捐雜稅。這種合併，絲毫沒有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相反，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條鞭法”之外，再度出現，被施加在百姓們頭上——唐代兩稅法把不合法的苛捐雜稅併入“兩稅法”之後，新的苛捐雜稅，也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現。所以，清代的任源祥說得非常明白：
明之一條鞭，猶唐之兩稅。……兩稅行而租庸調併合，條鞭行而稅糧、銀力差役並徵，其義一也。
當然，民眾也有應對的“智慧”。他們會賣掉自己的田產，來擺脫朝廷的汲取。
“一條鞭法”將丁稅掛靠在田畝之上，有土地的人才需要納丁稅，沒土地是不用納的，換句話說，扔了田產去經商，去從事手工業，是可以免役的。比如，湖南湘鄉計程車紳洪懋德，當年就曾觀察到，“一條鞭法”推行後，他的家鄉發生了鉅變：
（民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且就荒焉。民無十世之族，而散於四方，皆自此起。
（民）視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於是而世業之田皆歸於無籍之豪民。
大意是：為了逃避負擔，民眾開始賣田，聽任土地荒蕪，選擇離開土地去外鄉謀生，聚族而居的風俗開始消失。土地被視為一種有害的東西，許多人將世代耕種的土地，賣給了那些擁有不必納稅特權的豪民。
洪懋德所見，並非個案。湘潭人李騰芳，在他的家鄉也觀察到了相似的情形，“一望數百里而盡棄之，素封大家化為逃亡”。亦有地方史料可以證實，萬曆四年，長沙府、茶陵州及攸縣推行一條鞭法後，“土地的易手較前頻繁，且多集中於志在規避賦役的豪強新地主的手裡。”（《梁方仲文集》，2004，第99頁）
清代所搞的“攤丁入畝”，官方也曾公開標榜其目的是為了實現“稅負公平”。其內容與“一條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徵收的“丁銀”合併到按田畝徵收的“田賦”當中。其結果亦與“一條鞭法”相似：各種不合法的苛捐雜稅被“攤丁入畝”正規化，然後，新的苛捐雜稅，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現。雍正自詡該政策是大德政，但結果是什麼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逃避賦稅的現象愈演愈烈。
圖：張居正像
綜上。簡言之，中國古代歷次變法，無一例外，增加了百姓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