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思想用八個字來概括的話，就是因材施教，有教無類。作為春秋末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教育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教育上，孔子倡導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倡導根據每個人特點的不同因材施教，同時也提倡嚴謹的治學態度。

孔子的管理思想理論，從尊重人出發，以人性假設為基礎，以道德自律為核心，以其方法論建立起了科學的管理模式，在當代管理中正在發揮著它的巨大的作用。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義禮智信”，“ 仁”是企業發展的保證，“義”是企業立足的根本，“禮”是企業生存的基礎，“智”是企業成功的關鍵，“信”是企業興旺的標誌。“仁義禮智信”不僅是倫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

孔子管理思想是儒家管理的根基。它已經具備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包含了最有價值的管理學基本原理和管理哲學範疇，也體現出了它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孔子則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點上來，提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辦法（《中庸章句》），用一套社會成本較低的中庸之道來達成持中致和。

所謂中庸，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禮記•仲尼燕居》載：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治中也。”禮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庸思想要求人們“無過無不及”地用中，而所守的中就是“禮”。中庸就是謹守禮制，無過無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經過這一番苦心的改造，使民眾易於信守。孔子在《論語•學而》中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古代聖賢所教導的“允執厥中”被孔子轉換成了比較簡單的禮、義、和等信條，用於教化萬民，達成社會的和諧。《論語•泰伯》記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出了孔子認為百姓可以使他們按指引的道路走，不可能使他們都知道為什麼要走這條路的本意。明確地宣示了孔子將古代流傳下來的“允執其中”的智慧改造成讓老百姓照著做的“中庸”信條的良苦用心。孔子的智慧是：老百姓掌握“執兩用中”實在太難，只好取其次，給老百姓“中庸”的信條，老百姓遵循“中庸”的哲理，依循“守禮”、“重義”的路走就得了，簡單易行。這比要求老百姓搞明白“執兩用中”的道理，而且學會應用的社會成本實在要低得多，也行得通——應該說，孔子找到了現實可行的一種治理方案，雖然不是沒有負面作用的最佳方案。

這樣，在經過孔子改造之後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裡的中道和執兩用中，重點也就不在於思維方法，而在於禮制、道德倫理和修養方法了。執中成了簡單的守中道、守禮制。在此變化的過程中，思維方法也就逐漸僵化了，從哲學方法向側重儒教信條的方向蛻化，也就逐漸喪失了活力。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以致到了末世的儒學大師朱熹手裡，道統就蛻化成“唯理是從”的死守信條的宗教式教義了。理學大師朱熹說：“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朱熹：《中庸章句集註》）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禮”，已經被泛化為守“平常之理”，執中也就被詮釋成了守“理”，遵守教條死理。中華哲學的活的靈魂也就滅失得一乾二淨了。曾經有過積極作用的儒家思想，從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殺人”，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腐儒，而終被五四開始的革命運動的大浪所淘汰。

孔子是中國的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他所提出的理論個人所感覺有利有弊，以上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孔子管理思想的二個要點:尚禮與尊義一、孔子“禮”之核心

幾千年的文化傳承，中國影響最大的是儒家，其文化核心至今對現代人冶國、學習、經商、交流等意義深遠。

熟悉孔子的人都知道，他其實經歷坎坷，仕途也波瀾起伏，可以說是位逆行者，他屬於堅守本性的人，絕不會為三鬥米折腰，是位有傲骨、有思想的大師。

“守成”，即是孔子心中至高的“禮”的核心。孔子思想中，禮決定政治秩序，無禮，則無敬畏天地，無尊卑，無親疏。若想天下安定，需要禮待天下，世人安其位。

子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是說身為管理人員，品行高尚，以身作則，當好榜樣。若自己行為不端，下屬也難於服從。或是陰奉陽違。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就是一種制約與相對平衡，管理者要把握這個尺度。得人心者得天下，制度層面要合理、公平、公正，一視同仁。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其中上好禮是為政者重仁義，禮冶天下；上好義是百姓以仁義規範自身，守身行事。

“禮”和“義”，是孔子儒家思想之核心，對從政者冶國平天下之根本。於企業而言，管理者禮義為準則冶理，則以公平公正合規之制度，讓屬下信服自願效力。

“管理”二字，“管”指通道，有從上而下遵循的法則、法理、規範；而“理”同“順”，指透過管後，一切變得順暢，從無序到有序，從雜亂到井然。

在《辭海》裡，對孔子的稱謂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不過，在一般人的眼裡，孔子可能只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至於政治家嘛，似乎就算不上了。其實，孔子確實是一位政治家，而且還幹得挺不錯的。孔子真正從事政治的時候，已經51歲了，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知天命之年”，先是被任命為中都宰，也就是中都這個地方的行政長官，因政績卓著，據說搞得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很快升為小司空，一年之內就升到了位列“六卿”之一的大司寇，也就是掌管魯國全國治安的官員，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長兼公安部長。升遷速度之快，實屬罕見。大司寇的本職是辦理案件、審判訴訟之類的，這可是孔子以前沒有辦過的，辦得怎麼樣，可以看看孔子的這段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意思是說，審判訴訟，我跟別人一樣，最好的還是讓訴訟化解。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的司法思想，那就是：司法的最終目的，就是消滅自己——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不起爭端，自然就不再需要司法部門的存在了。關於法制的作用，孔子還有一段論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思是，對於老百姓，用政法來引導，用刑罰來恐嚇，只能使他們免於罪過，卻沒有廉恥心。只有用道德來誘導，用禮法來整頓，才能培養他們的廉恥心和對君上的敬愛之心。從這裡可以看出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在他老人家那裡出現了。現在我們有些人一講德治就想到人治，一想到人治就想到專制。其實，法律的健全固然重要，但任何法律也離不開人的實施，就像現在法制異常完備的西方國家，他們也要靠宗教來彌補法律的不足。比如，在法院開庭時，證人必須手按《聖經》進行宣誓，在美鈔上都印有一段話：Only god we trust (我們只信仰上帝)，美國總統布什出訪外國時，每逢禮拜日，都要去當地的基督教堂做禮拜等等，這些，可以說就是發揮人的道德作用。孔子那個時候，宗教還沒有誕生，但他提出的德治與法治並施的思想，可以說至今仍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後來的秦始皇偏偏不信這個，一味強調法治，結果二世而亡，從側面證明了孔子的思想的重要性。動亂時期，批林批孔，抬高法家，批判儒家，結果是既不講法治，更不講德治，其造成的災難至今仍讓人心有餘悸。總之，孔子在魯國大司寇任上一干三年，史家評論是魯國大治。

孔子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留下許多經典句子，

一起來體會其中的智慧人生。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論語·子罕》

三軍中最重要的統帥是可以換人的，但是，一個普通人的志向卻不可以改變。

孔子說這話的目的是告訴學生，一個人應該堅定信念，矢志不渝。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衛靈公》

人沒有長遠的考慮，一定會有眼前的憂患。

人如果沒有長遠的謀劃，就會有即將到來的憂患。邏輯上是，人之所以有今日之憂，是因為以前沒有考慮得長遠。

道，不同，不相為謀。

——《論語·衛靈公》

走著不同道路的人，就不能在一起謀劃。志趣不同的人就無法共事。論語中最初指的是君子和小人之別。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論語·顏淵》

自己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

你要求別人做什麼時，首先自己本身也願意這樣做，或你本身也做到如別人這樣了，那麼你的要求才會心安理得；通俗理解就是，自己做不到，便不能要求別人去做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論語·述而》

多個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師。

人們常犯的一個毛病——就是往往看自己的優點，找他人的缺點，愛拿自己的長處與他人的短處相比。在與人相處中，要看到別人的優點，學習之，看到別人的缺點，要加以改進。

朝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里仁》

早上明白了仁義之道，晚上為它去死也可以。

“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反映了孔子一生對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的執著追求。孔子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修養，且高置於生死之上。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論語·子罕》

時間像流水一樣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復返，感慨人生世事變化之快，亦有惜時之意在其中。

這是孔子在考察宇宙，體觸萬物時生髮出的精粹思想，有更為普遍的意義，那就是要我們珍惜時光。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論語·為政》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樣才是真正的智慧。

後世被用來提醒人們用老實的態度對待知識問題，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要養成踏實認真的學習態度，實事求是的作風，避免魯莽虛榮的風氣。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論語·季民第十六》

不擔心貧窮，而擔心財富不均；不擔心人口少，而擔心不安定。由於財富均了，也就沒有所謂

孔子的管理思想體系，是建立在仇侮小人百姓，惡剝酷壓，奴役愚化廣大小人百姓的主張之上的。其中有:

1，孝道正政化的政治綱領(孝以事君，悌以事長)。2，剝削取財的財政大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3，遠離百姓的官僚作派(親君子遠小人)。4，剝奪百姓話語權的言論準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扼殺百姓大局意識的思維準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6，剝奪百姓知情權的行為準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7，剝奪百姓平等權的法禮準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8，彈壓民意的治國方略(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9，素服及身的行政方略(素富貴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10，反對開發民智的愚民政策(唯上智與下愚不移)。11，聽天由命，各安本份的中庸之道。

以上是孔夫子管理思想的基本內容。後世的封建統治者獨尊儒朮，正是看中了這些陰毒而又十分實用的方策。

這個太多了。只能舉例說明了。

1 . 為政以德。為政也就是作為管理者，以德服人，以德處事，自然人心順服，拱衛左右。

2 .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就是講敏銳的觀察力，觀察他的動機行動和態度，自然心如明鏡。任用他還是詢問他，還是審問，自然不會糊塗。

3. 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 。說話錯少，行動後悔少，自然就能當好官，自然長久。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下屬認為可以做的，就去做。下屬不認可的，那就要解釋了。

5.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那個位置，就不要去擔心去想那個位置的事。

6.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管理者如果身正，不用釋出命令，自然別人跟著做。如果身不正，哪怕釋出了命令，別人也不一定執行。

7. 近者悅，遠者來。作為管理者，就要做到自己 手下人高興，外人羨慕，都想成為這個人的手下。

（一）主張德政，強調導德齊禮，啟發恥德在管理哲學上，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這句話的意思是，為政者如果能以道德人格來主持、治理政務，或管理社會，就會像北極星被眾星拱衛一樣而得到眾人的擁護。管理者不是以權勢、地位，而是以德養、人格，使人心悅誠服，為同僚、下屬所擁戴。實際上，每個部門、每個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如果自己行得正，身體力行，帶頭嚴守規範，以身作則，而且有毅力，有理想，有胸懷，能包容，這個單位就有凝聚力。這不是反對法規、反對制度。制度架構、法規的管理非常重要，然而制度、法規仍然是透過人來執行的。在現代社會，必須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孔子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句話是說，如果治政者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免於犯罪，但卻沒有羞恥之心。而如果治政者用道德來引導、用禮樂文化來教化老百姓，老百姓不但會懂得廉恥，而且會心悅誠服。在管理中僅靠政令與刑罰行不行呢？當然可以，但這隻能治標，不能治本，不能喚起民眾的羞恥之心。根本上宜以內在的道德加以誘導，要用成文或不成文的企事業單位的文化、規範、制度、行為方式來訓練、調節企業員工，使員工有羞恥感、有羞恥心，並心悅誠服地效力於事業，盡心盡力，敬業樂群。員工的內在自律、道德精神，企事業單位的道德氛圍、內部文化的養育，十分重要。這種以自我管理為中心，調動人的積極性，協調各種人際關係，形成團隊，構建文化精神的方略，有利於凝聚人才。（二）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較早的經典是《尚書·洪範》，記載周武王向殷遺臣箕子請教國政時，箕子所講的治國的九條大政方針。箕子說：政治要樹立大中至正的標準，這個標準稱為“皇極”。具體來說，標準的內容是：為政者不能結黨營私，不欺侮孤苦無依者，不懼怕顯赫的貴族，任用正直的人，不要有偏私、偏心，要遵守先王的正義。王道是寬廣、平坦、正直的。有了這樣一個標準，大家就會向這個方向去努力。三德以正直為主，守正不阿，有剛有柔，求得剛柔互濟的中正平和。孔子一貫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孔子以“正”來講“政”，強調平正。“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這句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是講為政的中正平直，不偏不倚；第二層是講主政者帶頭做到中正平直，不徇私情。孔子認為，治世者要“安民”“平正”“同仁”“無私”，在管理工作中做到公平、公正，反對惡惡、親親、貴貴，強調正身、正國、正天下，以愛心與德政來化解矛盾，誘導上下相親，慈愛和睦；又主張教育感化，德刑並舉，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善於區分並適度處置違法犯罪現象，使得政平而人和。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主政者、管理者的人格風範好比風，老百姓的風氣好比草，風往哪裡吹，草就向哪邊倒。風氣、氛圍、環境的培育很重要，這就是社會文化資本或文化能力。（三）強調名實、權責相符，以及管理的層次性與秩序性禮治不是單純的德治，也不是單純的法治。孔子強調正名。子路問孔子，假如衛君請您去當宰相，治國政，您最先做什麼呢？孔子說，首先要正名分。子路說：“老師，您太迂腐了，為什麼要先正名呢？”其實孔子說的並不迂腐，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意思是，管理者既負有責任，就一定獲得某種授權。而一定的名分就標誌著他獲得了相關職位的授權，因而有了一定的責任。一定的名分規定了其職責，規定了所管理事物或物件的範圍、界限與責任。權與責，名分與實務要一致。我們說話要恰如其分，這樣才能辦好事，才能振興禮樂文明，使刑罰公正合理適當，這樣老百姓就不至於手足無措了。官員要名實相符，言行一致，說話不能太隨意。人主、官吏必須“取信於民”，這是一條治國的原則，也是對從政者的要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論語·學而》），即治理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不太大的諸侯國，都要嚴肅認真，信實無欺。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孔子對齊景公說，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父要像個父，子要像個子。這也是正其名，使名與實匹配，權利與責任、義務相符合。景公同意這種說法，說如果不是這樣，秩序亂了，即使國庫裡有糧食，自己也是吃不到的。孔子在這裡就體現了有層次、秩序、原則、規範的管理思想，要求不越權，層次分明，分級管理。孔子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君臣關係，今天已經沒有了，但有上下級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單向度的要求，所謂“君惠臣忠”“君仁臣忠”，即彼此尊重、相互對等的要求。（四）主張分配公正，“舉賢才”，提拔、重用德才兼備的人士，使之德、位、祿、用相稱孔子注意到分配正義、社會公正問題，反對貧富過於懸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孔子主張“舉賢才”，從平民中提拔英才，知人善任，尤其強調：“舉直錯（措）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即把正直的人提拔出來，放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正直，也才能使百姓信服。子夏對樊遲解釋老師的這句話，說：“舜有了天下，從眾人中挑選、任用了皋陶；湯有了天下，從眾人中挑選、任用了伊尹，壞人都難以存在了。”孔子主張，人無棄人，才無棄才，對於人才，不要求全責備，可以“赦小過”，即不計較人家的小錯誤。他批評“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反對小肚雞腸，嫉賢妒能。儒家強調德、位、祿、用的相稱。荀子說：“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荀子·富國》）管理者對各種人才、各級員工，應使得人人的德、才、位、祿、用相稱，使之各遂其性，各顯其能，而不致有不平之感，亦是儒家治平天下的一條重要原則。這在現代社會與企業的管理中，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問題。（五）倡導五種美政，提升管理者的境界“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論語·子路》）“先之勞之”“無倦”，即服務大眾，忠於職守，公正廉潔，勤政愛民，勞而無怨。“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這裡把恭、寬、信、敏、惠五個方面，即莊敬自重、寬宏大度、誠實守信、勤勞敏捷、慈心施予，作為“仁”的內涵與官德。孔子講“仁”，主要是針對有祿位的諸侯、卿、大夫、士，用現在的話來說，主要是對管理層的要求。因此他說，君子不重則不威，要莊敬自重，才有威嚴，不會招致侮辱；君子寬厚寬容，有大氣度、有包容性，會得到大家的擁戴；君子誠信無欺，會得到任用；君子勤勞敏捷，辦事效率高，會貢獻大；君子施恩惠予人，才能用人。他還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順著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幸福的“利民”思想。從安民濟眾的根本出發，他強調以莊敬的態度尊重老百姓，愛護老百姓。“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禮記·大學》）一個是目的（德，服務社會），另一個是工具（財，聚集財富），不能本末顛倒。有仁德，會做大生意的人、大手筆的人，把財產作為發展自己及其事業的手段與基礎（這叫作以財發身）；反過來，沒有仁德、鼠目寸光的人，為發一點小財，結果把性命都給賭上了（這叫作以身發財）。孔子的主張是“以德服人”，而且不斷提升治政者的人生境界。